我是个出了名的胆小鬼。
我的胆小是与生俱来的。母亲怀着我9个月时，有一天过一道板桥。板桥突然断裂。掉下河里时是一个人，捞上来时已是两个人了。
我将我的胆小归结到这个原因。
我长大了，在大学新闻系毕业，到了一家县级小报当记者。我依然万分胆小。
只要有三个人一起开会，让我发言，我就会害怕得发抖；倘若要向副股级干部请示，就紧张得腿发软。
但有时天意弄人，偏偏就要我去见一位大官。
那是一次什么周年庆典，县长出席了并讲了话。那条新闻稿是我写的。
总编在审完稿后说，县长讲话的内容一定要让县长本人审读并签名才能发，于是责成我去见县长。
我立时被吓得脸无人色，“死不见阎王，生不见官。”我们村里的大人常这样说。我甚至产生过辞职的一闪念，但好工作难找，我终于还是选择了“见官”。
县府办的一位秘书将我带到了县长办公室。县长办公室是分成里外间的。里间是县长办公的地方，外间是一间布置得很豪华而又不失庄严的会客厅。
秘书小声吩咐我坐在会客厅等，然后进里间去通报，秘书说话的声音很轻，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但我听见县长在发火，意思是这么小的事怎么也要惊动他。然后是秘书的一番我听不清的解释，估计是说手续上必须要这么做之类。之后再也没听见县长发火。秘书轻手轻脚退出来，交待我等着，然后就走了，我像一个死囚等着宣判一样，心跳得站在一尺外的人都能听见。我的手脚发冷，不停地抖，背上流着虚汗。
“宣判”的时刻始终等不到。我来的时候是上午9点05分，现在已是11点过15分。只听见县长的电话不停地响，他对着电话不断发脾气，其余的时间可能在翻阅文件。偶尔很威严地咳一声。总之给我的感觉是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很烦躁。
11点30分了，县长打完了一个电话，使劲地将听筒摔回机身，然后夹起公文包往外走。走到会客厅时望了我一眼，好像想起一件事。我本应趁这个机会立即站起来，叫声县长，然后将稿子交他过目。但我已慌得四肢发软，无力完成这一系列我预先设计过多次的动作。待我再次振作时，县长的背影已经消失。
再次单独见县长，是在5年之后，那天报社领导安排我到市监狱去采访一名贪污犯。
通过很严格的手续，我进入了监区会见室，按指定的位置坐下。过了约莫10分钟，靠里间一扇铁门打开了，进来了一名穿着囚衣的人。
他面无表情地慢慢走过来，走到应该是留给他的位置边，垂手站着，但不敢坐下。
我抬头看他，认出了他就是县长。他的头发理得很短，脸有点虚胖，脸上有了几条粗粝的皱纹。
这时一名狱警很严肃地向他发出指令：坐下。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坐下来，仍然垂手低头。
说实在的，尽管他现在已是阶下囚了，但他过去的威严依然存在我脑海里。我依然感到很紧张。我说话的声音依然有点抖。
我按照事先拟好的采访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他。他诚惶诚恐地回答着。有时对自己讲出的某一句话感到不妥，还立刻进行更正。
当讲到上对不起82岁老母亲，下对不起还在读大学的女儿时，他已泣不成声，热泪纵横，哭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在这一瞬间，我感觉到坐在我对面的他，是一个如我一样的、真真实实的人。唯一不同的，是我采访完后可以回到自由的空间，而他不能。不知不觉中，我已消除了畏惧感。
那天晚上，我辗转不能入眠。我开始对我的胆小属“与生俱来”产生怀疑。我开始思考，我的胆小是因为自己的不良意识使然。
我们每个人，许多时候其实是自己吓唬自己。
（原载安徽省《阜阳广播电视》2006年8月3日；在2009年度浙江省“廉政故事·小小说大赛”中，被选作宁波市鄞州区纪委参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