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宰相的最早的记载大概要数商汤时的伊尹的事迹。
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到汤的孙子太甲做皇帝的时候，伊尹成了朝中元老，威望很高。太甲暴虐无德，不得人心，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宫。直到三年后，太甲悔改了，伊尹才把太甲迎回国都，还政于他。
《史记殷本纪》曾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可见太甲经过这次放逐，悔过自新，使得诸侯咸来归附，百姓也得以安宁。后人把此功劳归于伊尹的贤能的辅佐，认为伊尹是后世宰辅的典范。不过《竹书纪年》却不这么认为，它认为：“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按此说，伊尹是个逆臣，篡了太甲的政权，自己做起了皇帝。这与传统的观点大不相同。
姑且不讨论伊尹是奸是忠的问题，但看伊尹放逐帝王的权力，已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伊尹这个王臣却放逐了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说明了宰相在帝国中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一旦膨胀的话足以给一个帝国沉重的打击。
那么，宰相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说得简单一点，宰相就是辅助帝王处理军国政务的大臣，是整个国家和朝廷的中枢机构，向上直接对皇帝负责，向下施政颁令统御百官，是运转帝国事物的关键所在。
关于宰相的历史非常悠久。宰相并不是沿袭一致的称呼，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称谓和定义。既然是研究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就要对宰相的来龙去脉作一个清晰的了解。
宰相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的职位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称为相国。秦朝时，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汉承秦制，不过相国的地位较秦时要高。汉武帝时，政务中心则转到了内廷，宰相的职权逐渐转移到了尚书台长官的手中。汉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则由司徒、司空、太尉共同执政。汉献帝时，复置丞相。魏晋南北朝时，丞相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为了一种篡位夺权的手段。南北朝制度多变，皇帝所与议论政事或委以机密者，即是宰相，官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或将军，其位最尊、权最大者则为录尚书事。隋朝定三省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唐朝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纳言为侍中。唐高宗后，只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宰相。宋朝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宋太祖时宰相地位大降。元丰改制，设宰相二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南宋建炎间，再改宰相官名为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为左右丞相。明朝初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后皇帝以不胜庶务之繁，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内阁渐重，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居首者为首辅。清沿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内阁成为闲曹，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由此可见，宰相的称谓一直在变，甚至洪武时曾一度废除宰相，但宰相的实际作用对于帝国来说却不可或缺。宰相的废置与否都不能改变宰相作为帝国中枢的这一实际作用和本质的延续和沿袭。
宰相作为一个官职，对于帝国来说举足轻重，汉朝名相陈平论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朝廷内外的大事小情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言形容宰相毫不为虚。
宰相的所作所为关乎帝国的兴衰。小则影响其当政时的内外决策利益得失，大则影响帝国的历史命运兴衰荣辱，甚至一朝为相，却影响深巨，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和前进方向，如商鞅为秦国丞相时实行变法，不仅强盛了秦国，而且其所创立的制度规范，还为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提供了雏形，后世所沿袭的很多制度都是商鞅首创的。
宰相的地位如此重要，对它的评价也应该是中肯和客观的。评价宰相其人其事，不能单独论以忠奸，宜综合考量宰相所处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其悲剧的发生往往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时代的局限性，政治制度的弊病，以及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矛盾，都是促使宰相非正常死亡的诱因。当然，自作孽，不可活。对于因丧失人格，违背良心，想利用宰相的权限谋一己之私的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应属大快人心之列，即使这样，事件本身也不仅仅是罪有应得那么简单，它也存在不可违逆的必然性，个人因素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中国拥有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最鲜明的一条斗争线索是围绕君权和相权而展开的。两千年的浩瀚岁月中，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息，有时甚至愈演愈烈，达到白炽化的境地。作为皇帝，离不开宰相辅佐他处理政事，但是却担心赋予宰相的权力过大会危胁自身的统治，因此要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各式各样的限制和削弱，例如分割相权、虚化相权等等。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到底皇帝还是不能没有宰相的辅助，通俗地讲，帝国的事物繁复巨大，只凭皇帝一人的才干和勤于政务，恐怕浑身是铁也吃不消。于是，皇帝和宰相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皇帝赋予宰相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宰相权力过大危及君权的时候，皇帝就把宰相拉下马，再起炉灶。
皇帝和宰相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争斗轮回。互有强弱，但大多的时候还是宰相处于下风的。到了大明帝国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怪圈的作用力达到了顶峰。朱元璋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权力，在“胡惟庸案”发生后，废除了延续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设立司礼太监，借以抵消内阁的权力，互为掣肘。
但不要以为君权和相权之间矛盾就此得到了解决，恐怕天不遂朱元璋所愿。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就像牛皮癣这样的顽疾一样，附着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皮肤上，无法治愈。只要君主独裁专制的制度依据尚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会一再活跃，有所不同的就是过去叫宰相，之后换作诸如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称谓的替代品。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是导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宰相个人的人格特质和做事方式是导致其死亡的其他因素。人有大忠大奸。宰相既有心怀社稷致君尧舜的，也有以权谋私夺国篡政的；既有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也有藐视帝王无所顾忌的；既有生不逢时无可奈何的，也有一步青云祸国殃民的。不一而足。不过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两个有趣的现象，导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是“当今的”皇帝不好，二是如果“当今的”皇帝是好的，那么皇帝的父亲一定不好。这不是什么真知灼见的规律，而是表明，宰相的非正常死亡，皇帝自身的喜好爱憎难脱干系。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宰相的非正常死亡不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诉说，而是应该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故事，放到今天的秤盘上去检验去衡量。古人也有“今天”，今人也有今天，两个今天同样很重要。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诚如斯言，宰相的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勾勒宰相的心路历程，不如说是笔者自身的一次心灵的回归和重新认知。苟能给读者带来同样的感受，笔者甚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