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武
2008年，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年届百岁，在他的事业和人生中，最富传奇色彩、被世人传为口碑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的世纪情缘。
谈家桢与毛泽东的相知相交，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时，这位中国遗传科学的代表人物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低谷阶段。
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当风华正茂的谈家桢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大洋彼岸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学院，师从遗传学泰斗摩尔根，成为号称“蝇室”的摩尔根实验室的一员。从那时起，他为创设现代化综合进化理论做出重大贡献，他关于遗传基因的一系列具有前卫意义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遗传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7年，谈家桢学成归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他以全部精力投身于教学和科研事业，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成为中国遗传学界的一代宗师，享有“中国的摩尔根”之美誉。
1950年初，前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鼓吹所谓“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压制打击摩尔根学派，前后共作了76次演讲，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者达10万多人。
努日金到达上海后，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出乎意料的是，当谈家桢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后，他跟那位早就知根究底的李森科的得力干将之间进行的对话却让对方碰了一鼻子灰。
在强权面前，谈家桢表现出为真理而无私无畏的精神，这正是他性格中至为感人的一面！
重压之下，难有完卵。被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政治标签的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一次次地受到批判。摩尔根学派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下被予以取缔；那些原来持有摩尔根学术观点的学者们，一个个地成了被批判、改造的对象。作为摩尔根“入室弟子”的谈家桢自是首当其冲，一次次地接受批判、一次次地被责令检查，甚至被剥夺了讲授遗传学的权利。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著名的“双百”方针，而从50年代起，由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粗暴无理干涉、压制摩尔根学派，并在我国国内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的这一事实，便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发轫之一。
1956年2月，在毛泽东居所祈年堂开会时，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坦陈了自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
“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跟我谈话，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补写了）。我对遗传学是外行，但已看出他的门户之见了。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哲学认为，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摩尔根学派分析细胞、特别是染色体的内涵物质，找出脱氧核糖核酸（DNA），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不是唯心主义。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多。”
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百家争鸣的问题。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第七次会议上作了“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以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
“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这就是后来经常为人们提到的、著名的“双百方针”。
毛泽东又讲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反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反面例子。
5月26日，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讲话，特别指出，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1956年8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根据他提出的“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精神，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历时15天的遗传学座谈会，有116位专家教授和有关领导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提出，是酝酿积累于长期，发轫于他所知所闻的遗传学问题种种。于是，“双百”方针的付诸实施，也便从青岛的遗传学座谈会开始。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就是一次贯彻“双百”方针的会议，也是一次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会议，谈家桢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指定为会议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这次座谈会的开幕式上，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作了令人为之振奋的发言。
于光远指出，“不赞成把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承认“有遗传物质不是什么唯心论，不是形而上学”。
谈及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观点时，于光远明确指出，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不能“随便给人扣唯心主义的帽子，更不允许你给人扣政治帽子”，“不讲科学态度，有成见，就会变成宗派”。
于光远的发言，直接传达了来自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对遗传学研究的正确支持，对当时已是如履薄冰、面临夭折的遗传学研究，无疑送来了福音。
激动，兴奋，喜出望外，令谈家桢和许多科学家打消了顾虑，把多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儿倒了出来。谈家桢在会上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的性状表现”和“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真是痛快淋漓，兴奋异常。会议结束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开怀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后来，他将之自喻为“翻身后的喜悦”。
有人气不过了，跑到陆定一那里去告了一状，陆定一看了一眼来人，对他的“义愤”表示惊讶：
“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们几句？”
消息传到谈家桢那里，他的气更顺了。
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陆定一在对毛泽东进行汇报时，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谈家桢。
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前苏联老大哥李森科说“不”的遗传学家，这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
谈家桢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竟因他而引出了一起“双龙抢珠”的插曲。
在这次会议前，中国科学院的选种馆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扩大改建成一个趋于完善的遗传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已考虑请谈家桢来担任，而当时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则执意不肯放走谈家桢。
于是，在宣传会议期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出，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主持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工作。不料，素以作风务实、坚持原则著称的杨秀峰，更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一时间，二老各执一词，旗鼓相当。有趣的是，这二老的听力均属不佳，耳聋之人，总怕别人听不清自己说话，愈是如此，愈是提高嗓门，再加上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尤其是在激动状态之中，那辩论之声更现抑扬顿挫，动情之至，效果自是进入极佳境界。于是，满堂之中，虽屏息静听，却无不睹其状而发噱，无不闻其言而动容，无不为二老为国家进步、科学教育事业之发展急争人才之精神而感喟不已。时人有感于此，将之戏称为“二龙（聋）抢珠”。
就在当天晚上，毛泽东接见谈家桢等人。当谈家桢等人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早就迎候在那里的毛泽东满面春风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这时，谈家桢的心情十分激动，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手来，微笑着，同他紧紧握手。这时，站在一边的陆定一连忙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更加兴奋起来，用力地、不住摇撼着谈家桢的手，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对谈家桢说：
“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对于谈家桢来说，毛泽东这简短的一句话语，已令他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毛泽东请客人们坐下，谈话开始了。他询问着各方面的情况，倾听着大家的意见。接着，他把身子转向谈家桢，关切地问起谈家桢，对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有些什么意见？
从青岛会议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谈家桢的心里亮堂了不少，思想也解放了不少，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更令生来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顾虑全消，于是，他侃侃陈述着，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他兴奋地介绍着，在那次会议以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显得十分高兴。显然，毛泽东十分重视谈家桢的介绍，十分中意谈家桢的性格和为人，而后，毛泽东讲话了：
“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沉思了片刻，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
“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毛泽东这一席话，使谈家桢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增强了把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谈家桢接受了《中华英才》杂志社的采访。回首往事，谈家桢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主席（第一次接见谈家桢时）的这段话，不仅使我国的遗传学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而且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彻底解除了我思想上的负担。我在复旦也重新开了课，并大胆地开展研究。”
他又说：
“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1957年的一天，谈家桢接到通知，让他到南京西路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去开会。毛泽东在那里要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
谈家桢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那天，毛泽东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谈家桢，亲切地跟他打着招呼：
“老朋友啦，谈先生！”
而后，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风趣口吻，向着谈家桢，也向着身边的陪同人员，似乎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当时的谈家桢，听了那句话，立刻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正是身为中国领袖的毛泽东，在风云突变的1957年，举手投足之间、轻描淡写间的一句话语，却是一言千钧，救出了一个谈家桢！
1958年1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专机把谈家桢和周谷城、赵超构接到杭州西湖刘庄，进行了那次为世人乐道的“座机夜半虚前席、先问苍生后鬼神”的西湖夜谈。
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院，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凡人之所不及，进而引发了三位学者的无所顾虑，畅所欲言。
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亲切地问谈家桢：
“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的关切的询问下，谈家桢感动了，郁积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
“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他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时，谈家桢第四次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他的下榻地接见谈家桢的。
一见面，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谈家桢：
“你对搞遗传学研究还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爽快地答道。他又补充说：
“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对着谈家桢说：
“我支持你！”
这时，负责上海科教工作的同志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大搞特搞起来。”
当毛泽东得知上海准备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立遗传学研究所时，愈发高兴起来，连连点头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又一次地，当着谈家桢的面，也当着上海党政负责人的面，公开表了态——
他支持谈家桢，支持谈家桢搞遗传学研究。
历史地看，40多年前，因遗传学而引发的那场大是非，几乎令中国刚刚起步的这一学科夭折于襁褓之中。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出面表态和公开支持，才使其时如履薄冰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渐而蔚成40年后中国生命科学的辉煌大观局面；正是有了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扶持和引领，才有今日中国生命科学为世人瞩目的成就。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对谈家桢的几次接见和亲切勉励，新中国遗传学迎头赶上的态势已经形成。
1961年，谈家桢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为陈望道。
这一年夏天，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这是国内高等院校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谈家桢亲任所长。
遗传学研究所成立以后，便开始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植物遗传和进化遗传、微生物遗传及生物化学遗传等方面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研究。担任遗传学研究所所长的谈家桢，坚持“教而不包”，着重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工作能力。在他的引导下，一批又一批中青年遗传学工作者成长起来了。短短几年里，在上述领域中，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1966年文革前夕，由谈家桢领导的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和讨论集16部。复旦大学自1957年开始招收遗传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至1964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遗传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而今，这些复旦人已成为中国工、农、医、林、牧、渔等各个领域和高等院校科研和教学的骨干力量。正如外国友人所说的：“新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正在急起直追！”
1966年，“文革”开始，谈家桢在劫难逃。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遭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厄运，痛不欲生。可即便在那样的时刻，他仍一直记着毛泽东对自己的知遇之情。
1968年的一天，谈家桢去农田里锄草。十分意外地，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旁，俯身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你就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
一时间，谈家桢激动万分。这是他等了多少天的一句话。他完全明白，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着多大的分量，意味着他从此将获得自由！
此时的谈家桢，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他下意识地跪坐在田边，面向东方，任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
后来，谈家桢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他那惯常的口吻，似是不经意地，却又是字字落地有声地说了那样一句话：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要解放8位教授，这8位教授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谈家桢、周谷城、苏步青和刘大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被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又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伟人，邓小平的名字与这个时代紧紧相连，他被公认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倡导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石破天惊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之后，又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同志的话语，小平同志的思想，对于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是春天，是及时雨，是旱天雷，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艳阳天的发端！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科学家经过严冬之后，欣喜地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作为中国老一辈的科学家，中国生命科学的领军人物，谈家桢已行年七十，垂垂老矣。昔日的师长与同窗均已陆续离世。谈家桢庆幸自己得睹科学盛世的到来，虽古稀之年，仍不觉老之已至，他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为科学、为遗传学事业，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谈家桢以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身份，频繁活跃于国际国内学术和政治舞台上。
从1978年到1991年的14年间，谈家桢肩负振兴中国遗传学事业的重大使命，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声望，频繁出访，足迹遍布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80个城市，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和国际世界的交流和合作，加速了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入室弟子，这位与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有过多次不同寻常交往的科学家，在步入晚年之际，又一次谱写了他的科学生涯中多姿多彩、极富戏剧性的高潮情节。
1992年6月，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批杰出科学家的代表，谈家桢抵达台湾访问，开始了他的宝岛之行。在台期间，谈家桢会故交，结新知，积极宣传“一国两制”政策，为和平统一中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1993年8月，国际遗传学大会在英国伯明翰举行。这是第17届，5年一届。第16届在加拿大多伦多，第15届在印度新德里。下一届，第18届，谁执东道主牛耳？南美的智利？澳大利亚的悉尼？还是在上一届便属众望所归的中国北京？这是大会会场内外，人们关注和议论的一个焦点。
中国代表团团长谈家桢抓住时机，及时约见了《遗传信使报》的主编。在谈及申办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一事时，谈家桢指出，申办国际遗传学大会的问题，我们在上一届（第16届）大会时就提出过，但是，会长弗兰克尔爵士（英裔澳大利亚人）有偏袒倾向，在发言中甚至说出“中国能举办这样的会议吗？”“英语行吗？”“是否所有的国家都参加由中国举办的会议？”之类倾向十分明显的话来，致使中国仅以一票之差落选。当时，中国代表团为顾全大局，照顾弗兰克尔先生的面子，加以第18届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提议事实上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因此，中国代表团在各方面都十分地克制。
“但是——”
谈家桢话锋一转，
“我们在此也不妨作一个回顾。自1983年以来，第15届在新德里、第16届在多伦多、第17届在伯明翰，如果第18届大会再放到悉尼去开的话，我很担心，会使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我们所举行的不是国际遗传学大会，而是英联邦的会议了。”
谈家桢的话，不偏不倚，正好击中问题的要害，赢得了公众和舆论的支持。
一位公正的英国人士指出，弗兰克尔（Frankel）先生在上一届会议上对中国的做法似乎很不公道。
《遗传信使报》也旋即发表了题为“Next Stop — Where？”（下一站在哪里？）的署名文章，表示了对谈家桢的观点的支持，也就是对在北京举办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支持。
世界之大，正道直行，强权难久，人心所向。
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对第18届会议东道主的表决揭晓：
中国北京以优势得票获得了这一资格！
作为人民的科学家，在许多历史场合，常常需要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一种特殊的使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时时有着一种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十分深重的责任感。谈家桢就是其中的一位。当他和他的前辈及同行们一起，亲手开启中国遗传科学大门的那一日起，当他向人民领袖毛泽东郑重承诺“要把中国的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自己的一生跟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谈家桢深知，由于欠账过多、差距太大，对于世界各先进国家而言，我们在科学上还是处在跟的阶段，殊少创新的东西。创新需要基础研究，“根深始能叶茂”这个道理是人尽皆知的。基础研究要花大力气，关键是人才的投入。科学技术是要靠人去搞的，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跟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应该说，从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的这20年，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一个大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远远不适应于当前发展的需要。未来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管理要知识化，生产要知识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教育体制急需改革，科技体制也急需改革。
1995年10月，谈家桢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书中共中央。谈家桢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例如高等教育。21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如何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需要的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教育部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高等教育要将大学和专科学校分开，大学要进行通才教育，加强基础训练，培养复合型人才，进入研究生院后才讲“专”。基础教育要加强素质教育。对于学生来讲，要提倡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知识经济不同于过去的工业经济，是靠人的脑力。因此，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关键在教育、在引导。
谈家桢还提出，高新技术产品，首先要有高新技术。高新技术的形成，则在于高新技术理论。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天的理论，明天的技术，后天的产品。”产品总是感觉不足的，于是就需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外部条件、外部环境是第二位的。你的基础研究上不去，你的高新技术产品就出不来。
谈家桢的真知灼见以及他的高度爱国热忱，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注。
随着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基因资源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中国人口多、民族多、家系多，疾病种类也多，是世界上少有的“基因大国”。这一事实，自一段时间以来，已引起部分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当然，由此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人类基因资源的严重流失。毋庸讳言，这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基因争夺战”。
有鉴于此，谈家桢忧心如焚，他再度提起笔来上书中央。这封饱含着爱国热情和强国心愿的信，表达了一个老科学家渴望祖国尽快强盛起来的热切意愿。
1997年7月22日，这封中办批号为“第1026号”的来信已经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的办公桌上。江泽民同志当天就仔细阅读了谈家桢的来信，并当即批示：
岚清、宋健、佩云同志：
我仔细读了这份来信，我认为谈家桢同志的意见是十分恳切的。建议你们召开一次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提出解决的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
江泽民
七月二十二日
李岚清、宋健、彭佩云也很快作了重要批示。这表明，谈家桢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已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保护祖国人类基因资源的问题也已被政府有关部门列入议事日程，并正在提出解决的办法。
假如把谈家桢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把谈家桢走过的路看作是较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的话，我们从中似乎不难看出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而谈家桢本人，则在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历经对比，清醒地看到，只有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教兴国、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才能走上强国复兴之路。这位百岁科学老人，仍意气风发，老当益壮，风采不减当年，如他本人所愿，生命不息，奉献不已。
（作者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