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阳
从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以来，在短短的20多年里，遗传学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分子水平上弄清了遗传信息的传递途径；破解了基本适用于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提出了基因表达调控的基本模式。当今已被广为应用的基因工程技术也在这段时间里形成。
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遗传学研究一直与国际学术界处于不同程度的隔离状态。经过十年动乱，我国的遗传学研究更是困难重重：科研队伍明显落后，科研经费非常困难，科研资料、仪器设备、药品试剂极其匮乏。研究水平与国外拉开了一段相当大的距离。
结束十年动乱，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遗传学界前辈和领头人的谈家桢先生欣喜万分，全身心地投入了振兴中国遗传学的事业。除了广泛宣传遗传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介绍国外遗传学的快速发展形势、提出发展中国遗传学和遗传工程技术的建议外，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调整充实遗传所；推动成立中国遗传学会；筹建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等。发展中国遗传学，工作千头万绪，谈先生把培养人才放在首位。为了提高培养人才的起点，谈先生走出国门，凭借他过去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关系，访问老朋友、建立新联系，争取国际学术界的支持。作为启动培养中国遗传学人才的第一步，谈先生早有通过举办一个全国性的讨论班，邀请国际一流的分子遗传学专家来复旦讲学，传授分子遗传学重要实验技术的计划。尽管邀请外国知名专家来华讲学所需的费用较少，而受益面较大，可是在百业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要从国家申请到这样一笔资金也非常困难，这个计划迟迟不能落实。一个偶然的机遇，一位名叫刘汉林的有识之士愿意将“文革”后落实政策所得到的20万元人民币无偿捐赠给谈先生用于发展中国遗传学事业。谈先生毫不犹豫地决定用这笔来之不易的捐款来实施他办班的计划。这个班后来被称为复旦大学遗传所“分子遗传学讨论班”，在1979年10月举办。
我在1957年仰慕谈先生之名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但是，在第二年分配专业时，由于竞争太激烈，未能如愿进入遗传学专业。在多变的大学学习期间，我曾从植物生理专业开始，进入过动物生理专业和生物物理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被留校，师从当年刚从苏联进修回国的李君璎先生，参加放射微生物学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我又成为工业微生物专业的一名老师，参加工业微生物育种实验的教学工作，以及石油发酵柠檬酸和石油发酵蛋白酶的育种工作。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调整充实时，我和其他10位在微生物教研组工作的同事一起被调入遗传所微生物遗传学研究室，后来又成为新成立的遗传所遗传工程研究室的一员。这样，我终于顺势如愿进入了遗传学领域，有幸直接接受谈先生和盛祖嘉先生的教育与培养。
进入遗传所以后，尽管我也非常努力，但是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遗传学训练，总有一种入不了门的感觉。谈先生和盛先生不断给我鼓励，同时也给了我更多的学习机会，参加复旦大学遗传所“分子遗传学讨论班”就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次学习经历。
在谈先生的领导下，遗传所对这个讨论班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在讨论班中，谈先生邀请了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同窗好友邦纳教授主讲，与邦纳教授一起请来的还有吴仲蓉和汪黔生两位博士。邦纳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真核生物基因的表达调控机制，特别是在组蛋白和激素对植物基因表达调控机制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邦纳教授当时已年近古稀，但是凭借他在分子遗传学方面突出的科研成就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讲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吴仲蓉博士和汪黔生两位博士是在分子遗传学第一线工作的年轻华裔科学家，他们在实验研究方面操作熟练、经验丰富。他俩的华裔背景也为解决当时多数学员在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提供了方便。
讨论班面向全国各地，学员来自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37所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遗传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以及来自地方和产业部门的各种研究单位40余个）。此外，还有来自军事部门的大学和研究所。考虑到接待条件和实际效果，讨论班最后满足了250人的申请。
讨论班的内容包括讲课讨论和实验观摩两部分。讲课讨论是在工会礼堂进行，每个座位都编了号，学员进场后对号入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考虑到当时多数学员没有经过英语听力的训练，无法直接听懂用英语作的报告，在邦纳教授作报告的时候就由盛先生等老先生口译。每个听讲的人都非常认真地做笔记，只是在讨论的时候不够踊跃。这也是当时多数外籍专家报告会的普遍现象。实际上，许多学员都在课后相互讨论，努力加深对报告的理解。讨论班还有专人将报告整理成册，发给大家参考。
分子遗传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不了解实验技术就无法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甚至看不懂文献。为此讨论班也安排了部分学员参加实验观摩。观摩实验主要有3个：基因文库的构建（采用Charon4A噬菌体包装系统构建中国人基因组文库）、DNA 印迹分析和核酸分子的电子显微镜分析。这些都是当时分子遗传学最前沿的实验。观摩实验由吴仲蓉和汪黔生两位博士负责，柴建华、汪训明和我，以及中科院北京遗传学研究所的陈受宜和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协助两位博士参与了观摩实验的准备工作。有38位学员获得了观摩实验的机会。两位博士来华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为了尽可能做成实验，几乎带来了做实验所需的各种药品试剂、实验器材，包括培养大肠杆菌的培养基、做DNA吸印时所用的3M滤纸（一种质地比较厚的滤纸）以及实验室用的各种小工具，如微量吸管和吸液器等。虽然观摩实验由于准备的时间太短，有些结果不够理想，但是由于参加人员直接看到了实验工作的全过程，大大地增加了对这些主要分子遗传学实验的感性认识。事实上，柴建华在此后不久就初步构建了中国人的基因文库，并在国际会议上作了初报。汪训明后来利用电子显微镜对多种DNA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取得了不少成果。我在一年后到美国进修，也在研究工作中顺利地利用DNA印迹和分子杂交证明酵母质粒DNA在染色体DNA上的整合。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当时的观摩实验。
“分子遗传学讨论班”虽然只进行了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是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对中国遗传学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通过讨论班学员们不仅大开了眼界，在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和分子遗传学的实验方面接受了大量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讨论班学员们亲眼目睹谈先生和其他遗传学老前辈为发展中国遗传学所作的努力，激发了大家共同振兴中国遗传学的热情。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后来出了国，讨论班的经历无疑也为他们在国外的进修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讨论班已经过去近30年了，当年的学员现在多数也已退休，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中国已经在遗传学和遗传工程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当今，由他们培养的年轻人还在继续为振兴中国遗传学而努力奋斗，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与世界隔离，他们的目标已不再只是学习外国，而是自己也要踏上国际前沿。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