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京伦
1955年，我有幸成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一名本科学生，当时谈先生任生物系系主任。谈先生以科学思想、科学道德为第一，在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积极发挥楷模作用。谈先生注重教学质量，亲自为学生开设了覆盖面宽、充满坚实基础理论和科学思想的“生物学引论”，并为学生开设实验，亲临教学现场，热情认真地为学生解答每一个难题，为建国初期中国生物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及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6年8月，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生物学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李森科和摩尔根两派遗传学家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科学问题，以谈先生为代表的摩尔根学派从此走上了中国科技舞台。会上，谈先生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和性状表现”、“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1957年，借青岛会议的东风，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与谈先生的积极努力下，复旦大学组建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届招收了12名本科生，我作为其中一分子，见证了摩尔根遗传学在新中国的崛起、发展和中国遗传学的腾飞！
谈先生的遗传学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亚洲瓢虫为材料进行的经典进化遗传学研究、以果蝇为材料进行的染色体结构及遗传图研究、以猕猴为实验材料进行的辐射细胞遗传学研究。辐射细胞遗传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主要目标是探讨人体不同组织、器官和细胞对辐射的敏感性以及辐射对人体的损伤效应。此前，人类对辐射敏感性资料多来自于突发辐射事件的受害者或生殖腺癌变后经辐射治疗的睾丸标本，其结果无法精确反映人类经辐射胁迫的真实遗传效应。当时通常是将以啮齿类为主的实验动物数据外推到人类。由于物种差异的原因，这些结论误差大、可信度不足。利用猕猴进行辐射遗传学效应的研究，其结果能更真实反映人类的情形。谈先生认为该领域研究密切关系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应该列入我国科学研究规划的日程并为此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前驱工作。
我作为遗传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谈先生，利用猕猴进行了辐射细胞遗传学实验工作。我们通过组织学的方法，开展了γ射线对猕猴精子发生过程的影响研究，如精原细胞、精母细胞、精细胞形成和发育过程中的形态结构改变，同时以细胞遗传学手段观察猕猴外周血中期细胞的染色体结构畸变。1964年，谈先生挂帅，帮助学生们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目为“Radiation Genetics of the Rhesus Monkey， Macaca mulatta。 I。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osages of γradiation on the chromosome aberrations in the spermatogenesis of Macaca mulatta”的论文。这是我遗传生涯中第一篇科学论文，对我以后几十年的遗传学研究工作的奠基、鼓舞和鞭策作用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
1961年夏，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谈先生任所长。我也从东北调回复旦大学。谈先生领导的研究集体，从建所到“文革”开始，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医学遗传学领域，当时已与国际水平并驾齐驱。遗传所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遗传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他们在“文革”后，对我国科技腾飞、人才培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由于辐射遗传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与延伸，中国的工作与成就引起了国际关注。20世纪７０年代末，谈先生率领我们，不放过任何机会，跟踪和分析国外相关工作动态，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环境化合物的遗传毒理监测和环境诱变剂的研究，先后两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我国有关这方面研究进展的综述。为了拓宽本领域研究，1979年，谈先生推荐我到美国Rosewell Park Memorial Institute(RPMI)实验生物学系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在遗传毒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深造。1982年， 在谈先生牵头下，成立了中国遗传学会环境诱变剂委员会，有效沟通了国内外有关环境致突、致畸、致癌的信息渠道。现在回头看，当年这些工作，对于我国环境监测与保护、肿瘤预防、人口遗传素质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和科学价值。1983年，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CEMS）正式成立，谈先生亲自任理事长，为学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功能掌舵护航。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在致突变、致畸变、致癌和风险评估等专业方向出现长足的发展，并创办了《癌变、畸变、突变》全国性学术刊物，为中国的遗传学发展，尤其遗传环境健康的关系研究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90年，在谈先生栽培和举荐下，我被遴选为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当了家，更深刻体会到先生无比深厚的学术底蕴、在科学工作中显示出的高风亮节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高度责任感。
1972年，美国医生Martin Cline与德国医生合作，直接用兔子野生型乳头瘤病毒对两名高精氨酸血症患者进行治疗，虽然两位患者的精氨酸水平下降了，但被科学界评价为一次不负责任的科学实验。谈先生从这例事件中，看到了遗传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伦理学问题，同时也极为前瞻地看到未来医学遗传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领域——基因治疗。他鼓励我们不断关注国际发展动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启动中国的基因治疗。此后，我们在理论上、技术上、人才培养上做了十多年的储备。1987年，在国家“863”计划资助下，我们终于系统开展了人类血友病B基因治疗基础和临床试验研究。该研究获得我国第一个卫生部颁发的“新生物制品人体观察”批件，在国际上首次对血友病B进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成功地完成了4例血友病B患者的临床基因治疗，达到安全有效的预期目的，这是我国首例系统、成功的遗传病基因治疗的范例，荣获1997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和简化治疗手段，我们继续对该病种基因治疗的载体和基因做了进一步探索和改造，2003年再次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组AAV2/人凝血因子Ⅸ注射液”临床研究批件，使血友病B基因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入新的境界。为了提高基因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我们加强了基础理论工作。2004 年，我又承担了“973”计划“基因治疗的应用基础研究” 项目子课题——定点整合、原位修复技术及机理研究的研究任务，为基因治疗的新一轮崛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转眼间，我在医学遗传学教学与科研中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然而，自己的每一个进步、每一个成功都烙印着谈先生的高风亮节、高尚师德和渊博学问。谈先生对科学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为我的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科学思想、科学道德和团队精神基础，是中国“基因治疗”发展到今天，取得辉煌成就不可缺少的精神底蕴。
谈先生是我永远的师长，也是我永远的朋友。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