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Journal of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14(3)： 125127， 2003 September。
杨宁荪著蓝俊文译
对我来说，我并不意外写这篇短文是如何的困难，尤其是要客观地描述谈家桢教授在个人或专业上的许多成就及典范。实际上，要将这些故事或经验完整地写成一篇短文是不可能的，大概需要像写一本书一样吧！仍然，我愿意去试试看。
谈老先生是位伟大的科学家、组织者、活动家，而他也充满了艺术气息与想象能力。虽然他不喜欢接受下面所提的称号，并认为他的一位老师对这头衔才适用，但在我们海内外生物科学界中，许多人同意并称他为“中国现代遗传学之父”。他常常认为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位活动家吧！”在哪些方面呢？就如我们下列所想到的：谈老广泛地在中国建立了遗传学的研究方案与制度，在分子遗传学、植物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与生物化学等生物领域，他持续性地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上，促成这些遗传相关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快速成长，并尝试立即“转译”这些研究成果以运用在药物、农业与民生等相关生物技术的发展上，甚至推广到一般民生问题上。此外，在研究计划与科学政策制定，总结经验与建立联系网络等关键性学术活动上，他的快速理解力、判断力与直觉能力，使他能有效地感动并鼓舞、启发他钟爱的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及广大的欧美华裔科学家。令人惊奇地是，他竟然能不屈不挠、实实在在并温文尔雅地持续性地从事这样的工作，将近70年之久。
在遗传学上的两位良师益友杜布赞斯基和摩尔根的合作及指导下，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在瓢虫之镶嵌图形的遗传与演化方面，他发表了多篇杰出的遗传学研究论文。吴仲义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多年前对此有如下之评论：事实上，在我们今日的很多研究中，我们目前正在使用先进的聚合酶连锁反应、重组脱氧核糖核酸与基因组等技术、方法来测试，而实验的问题及结果呢？我们往往只是用新方法重新证实了五六十年前谈老已观察到的遗传现象及理论是对的。这真是充分反映了谈老当初对遗传机制之创见、远见！
他的热诚、关心、鼓励及奉献，几乎涵盖了遗传生技界四个时代的中外年轻科学家们，遍及学生、系所、大学甚至整个中国、美国、欧洲及许多其他的地方。因此，我们尊称他“谈老”或者“老谈”。当然，有时当他用“老吴”或“老杨”来回应我们时，我们会感到很尴尬与不敢当，我们毕竟比他年经了四五十岁！他呢，就像我们年轻一代的人一样风趣，思想的开放与宽广也像我们，笑也一样大声，吃的跟我们一样多，也睡得好（不做噩梦！）。总之，他就像我们之中的一员：都是年轻人。他不是也“才”一百岁那样的年轻吗？
对于科学上的竞争者、对手或者是幼稚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他曾经多少次那样真诚地、不吝啬地表现体贴和宽容的态度。就好像他常常在重要的学术活动上，用心真挚提拔曾与他对立或者甚至攻击过他个人的一些年轻同事（如“文化大革命”时），而他提携的理由只需要“因为对方是聪颖的、有能力的”，而且视对方的“攻击”认知为“只是看起来有不同的观点嘛”。这种风骨，使遗传学界一代代的科学家们都能从他身上学到何谓“生物多样性与逆境耐受性”。我们中有许多人，因他这些优雅的风范及仁者远大的胸襟而无限感动，并广受身教。
在谈家桢教授的工作态度方面，有两件事情，就我的了解，带给他极大的挑战，也显然因此而造成他人生上一些重大的转变，尤其是如何为科学上的真理而斗争的学术性或实验上的问题。第一件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现代基因（遗传）学开始被了解到一些基础的生物物质“基因”（现在已知道是脱氧核糖核酸或是核糖核酸）是位于染色体上，而且可普遍地反映出各种细胞组织遗传下来的所具的各种特征，虽然许多的特征可能会受环境因素影响而改变。一般来说，基因的特征是一代一代遗传下来，而这就是“摩尔根基因遗传学的理论基础”。而同时在20世纪30到40年代间，前苏联科学家李森科显然地由于提倡社会主义利益的意识形态需求，也许也反映他对外在环境在对生物体发育之影响力的过分解读，他认为遗传因素事实上“对生物体之发育、发展只是第二顺位，甚至不那样关键性重要”，反而认为环境因子是决定生物表现型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这个学说在当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变成了社会上之宣传活动，并用来对抗摩尔根基因学家，而且也用来对追随李森科学说的科学家或团体进行说教。年轻杰出的摩尔根博士的学生，谈家桢博士，也就变成了李森科学说攻击的目标。往后数年，在国际会议或在中国大陆，他必须为坚决捍卫“遗传原理”而作出不懈努力。因在那段时日，“摩尔根基因学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般是被贴上坏标签的。在那个时期，谈教授本可轻易地待在美国去发挥他的个人所长，并在有兴趣的实验室做遗传学研究工作，可去当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学者，并进一步地研究复杂而生动的遗传机制与进化生物学。相反，他回到了自己贫困的祖国去面对政治上、学术上的挑战，而非他心爱的遗传学研究。简短地说，返国后他不但有毅力在极为艰困中求生存，而且他创造了近代及当代中国遗传学在新领域的多项奠基性之研究成果。
谈教授遭遇的第二个生命中挑战性强的事情似乎与李森科学说也有关，这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一位农艺育种学工作人员当年对谈老作了一项“新发现突破”的“实验证据”的陈述，并“阐明”了他们创出了一种新的蓝色棉花植物，在不需要有亲代的遗传特征下，就能“从无到有地”培育产生（此地请不要与今日遗传工程技术所创造的“基因修饰的”植物等同或产生混淆）。再一次，在面对这种非遗传性控制下而产生的“新突变种”，谈老感到非常的担心。不只是为了要保护像婴儿般艰辛成长的中国遗传科学的基本建设，另外还要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后，解决与相关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科研上的牵连。最后，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创造出彩色棉花的农夫及政府，内容是：因为我目前仍然没有能力有效掌握一些必要的技术来有效进行这样的实验，因此，我认为我没有能力可对这种植物改良突破性的育种成果作出很好的判断！科学而包容的谈老，用幽默、智慧与关怀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我们认为，他这种丰富想象力，以及不得以之情况下对“政治/政策性”的挑战，却以“科学语言”得以解决的风范，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70多岁时至美国、欧洲、印度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并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同学们（如：James Bonner， J。 Crow， E。 Davidson等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新一代的华人生物学杰出教授（如： Sunney Chan，吴瑞等）或在分子生物学、人类遗传与生物科技领域的一代较年轻科学家（如：孔宪铎、廖英华、吴仲义和杨宁荪等）亲切交谈及展望未来的现代分子遗传学。在接下来的10至15年，他对新想法、新研究领域与突破性的生物技术等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使自己像个新生儿，重新快速发育，成长为崭新的分子遗传学家、生技学家，并参与了重组DNA、遗传工程研究、基因治疗与基因体研究等新生遗传学的革命性发展过程，他对中国政府立法者、研究策略主事者、同事与学生们解说、提倡，以至大力呼吁并拥护这一遗传新纪元的到来。他就是如此“兴奋、乐观与狂热地”到处奔波，好似原谅与忘记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遭受的一切身心痛苦与他心爱的第一任妻子逝世的锥心之痛。在1990年一个晴朗的冬天，他私底下谦虚而感性地告诉我，说他“只是”一位活动家……而且“可说”是一个“少数的有特权分子”（a few privileged ones）。他说此句话其实是借用“文革”时别人用来辱骂他的话，以表达他内心之感恩及仍不断自我省思之心照。我们许多人相信过去30年来，谈老的雄心、勤奋与才智建立的科学家之间的联系网络(networking)与行动，对华人科学界与中国大陆近年来迅速恢复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多项研发计划做出了关键性的重大贡献。
因为是卓越的遗传学者与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开发者，谈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在他的许多的演说、专题演讲与学术会议的致词中，或当他参观大学、研究机构及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时的讲话，他的魅力、优雅与远见是动人的，也是鼓舞性的，广为老的或者新的生物学者、学子们所共赏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常是我们这群年轻人、后进者最好的朋友。
时间总流逝，但知识却不断累积。亲爱的谈老，您对遗传学界与年轻学者的领导、各式各样的启发、帮助与奉献，已经成长、开花，并造就出各式新鲜的果实与种子。以一位人类学者的心中之语，您或许也知道，您真的许多事已做到近乎完美的境界，您不认为吗？我们无限地钦佩您，而且在智慧、热诚与奉献学术、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工作上，我们是多么希望能跟随您的脚步。谈老，我们祝您百岁生日快乐！！
(作者为台北“中央”研究院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