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志隆
1944—1948年，我在前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学习期间，选习了遗传学，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科学领域，它给我的是新奇有趣的感受。毕业后，在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工作了两个月光景。在一次与刚留美回国的同事闲谈中，得知一位名叫C。C。Tan的中国学者，由于他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及有关果蝇染色体方面的遗传研究而蜚声国际，为中国争了光，他就是谈家桢教授。我为中国人骄傲，也为我们浙江人骄傲，由此，也加深了我对遗传学的情结。
1949年4月，我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参加了解放绍兴及接管工作，并被派到浙江省行政干部学校一部学习，由此开始了从政的新生活。但进入高校，继续研习生命科学，特别是遗传学的愿望，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1950年5月，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执教的堂兄来信告知，时任该校理学院院长的就是我景仰已久的谈家桢教授。当年10月，我欣喜地接到浙江大学的入学通知，并得到组织上的同意，我将从此结束我的从政生涯，踏上从教之路。这份通知圆了我的心愿，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走进理学院院长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导师、成就卓著的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那一瞬间，我难抑心中的激动，我惊奇于谈先生是那样的年轻、亲切、和蔼和睿智。临近而立之年的我，顿有渺小之感。我庆幸能有一位这样的导师，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幸运和缘分。
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的年代，是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疯狂盛行的年代。结合当时情况，谈先生指导我做一项遗传学的基础研究：番茄有性杂交与无性杂交的比较研究，从研究材料到方法作了简要说明，还联系了实验园地。在此，我该提到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又为政权建设与巩固做了近两年的工作。谈先生如此具体地指导我的研究，这是对一些战争年代负笈外地的青年学子和参加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干部们，在学科知识方面欠缺和荒芜的谅解和支持，也是无声的期待和鼓励。至今想起，心存感激。
为了及时了解生命科学动态，活跃学术气氛，老浙大生物系有一个传统，即每隔数周举行书报讨论，由教师轮流主讲，研究生也在主讲之列。谈先生指定我对植物细胞质遗传作一综述。虽经努力，但限于外文水平、对资料有数处理解不透，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对此，谈先生说过，一个人光有学术兴趣还远远不够，没有付出努力的人，即便再聪明也无法取得大的成就。兴趣加上勤奋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让“天道酬勤”这句古训成为鞭策你不断努力向上的动力。谈师的教诲，令我一生受用，得益匪浅。
谈先生的一生历经坎坷，但始终坚持科学真理，不畏权势，从不动摇。1950年与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就所谓“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犀利交锋，至今犹在我国遗传学者中间流传。我虽无缘亲历其会，但入学后听与会者道来，努日金对一连串提问，张口结舌无以辩解的那副狼狈样，如同亲睹，真是大快人心。在那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岁月里，谈先生能如此坚定地面对，实非易事，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2006年9月，我和朱、徐两位同事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谈师，并庆贺他97岁华诞。谈先生神情矍铄，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和蔼亲切。问及我的年龄及家事，对同行者亦多垂询，显示长者风范。只是因为年迈失聪，我等回话必须借助粉笔书写以资沟通。谈先生爱生如子，我有亲身感受。而那次探望使我深受这种温情感染的是对一位遭受迫害的学生——也是我敬重的同事的关怀。谈先生高度赞赏这位学生在遗传学方面的才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对努日金那场针锋相对辩论中的表现。同一些受害者一样，这位学生也遭受了家庭离异的悲剧，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谈先生竟以年迈之身，以红娘之心，四处奔走，为之做媒，直到事有所成，却遭峻拒。究其缘由，源于这位学生在1957年那场灾难中对谈先生由来已久的误会，虽经多次解释，但难以冰释。对此，谈先生凄然叹道：“这是我一生唯一的遗憾。”那一刻，我看到晶莹的泪珠在97岁高龄的老人眼眶中闪动。我也深受感染，为之恻然。
谈先生是我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主要的拓展者，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接见，又是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可以想见，萦绕着多少荣誉的光环。正是由于谈先生对工作的无私奉献、在荣誉面前的淡泊、对学生的细致关怀以及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让我感动于细微处，我将之奉为圭臬，成为我一生工作的动力。
岁月易逝，我已是耄耋老人，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我非常庆幸能遇到谈先生这样的良师。深感羞愧的是，我没能做出突出的成绩来告慰先生。但我一直是真诚地面对老师，努力过来的。我能有今日的一点成就，全仗老师的教诲。能做谈教授的学生是我一生之幸。
衷心祝愿谈师健康长寿！
(作者为原杭州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