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祖嘉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在贵州省遵义县和湄潭县的办学旧址，现在已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生物系所在的唐家祠堂应该也挂上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了。一座不起眼的小小祠堂挂上这牌子，那么抗战八年中这里面经历的一些事，虽然并非惊天动地或者可歌可泣，难道不值得追记？其意义恐怕还不限于个人怀旧。
瓢虫与果蝇
瓢虫是谈家桢先生在燕京大学师从李汝祺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所用的研究对象，果蝇是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杜布赞斯基攻读博士学位所用的研究对象。那时，唐家祠堂里既养着瓢虫又养着果蝇。
瓢虫靠吃蚜虫生活，湄潭多的是田，蚜虫的来源不难解决。果蝇的食料是配制的，原料并不难得到。果蝇对温度很敏感，冬天怕冷，夏天则在29℃以上便不能生育。所以，夏天得让它在地窖里生活。冬天虽有温箱，可是没有电则没法用。那时，浙江大学农学院也在湄潭，农学院植保系的一位教授陈鸿逵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炭磨成粉，把炭粉做成长条，放在温箱里点燃一端，让它慢慢地燃向另一端。不过这方法有时失效，温度突然上升，果蝇便免不了绝种。
谈先生曾说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在最艰苦的环境中——那便是瓢虫鞘翅的镶嵌显性遗传现象的发现。抗日战争胜利后谈先生去美国报告这一发现时，深得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麦克林托克的赞许。有人曾问我，谈先生是否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否”。麦克林托克40年中一个人单干，除了在冷泉港实验室的年报上披露研究成果外都很少在杂志上发表论文。获得诺贝尔奖是光荣的，可并不是谁都能在冷板凳上坐上10年、40年。
我那时忙着捉果蝇、弄果蝇，在野外捉来的果蝇一般很少具有突变形态。可是，从我包伙吃饭的小店捉到的果蝇与众不同：往往或是具有突变的形态，然后它们的后代却是正常的（那是拟表型）；或是正常的，然而后代中却出现具有各种突变形态的个体（那是基因突变）。这一未见报道的现象令我配饲料、做记录，手忙脚乱。可是夏天地窖里温度有时超过29℃，冬天温箱里的温度也免不了突然上升，实验就此半途而废。那年代里谈先生的研究生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的研究成果都在国际性的杂志上发表，我只在《果蝇研究通讯》上写了一篇通讯。
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一种可能是那里有一个铀矿之类的辐射源，另一种可能是那里的果蝇群体里存在着像麦克林托克所发现的那类不稳定遗传因子。我多么希望看到有人再去捉果蝇，我将告诉他：西门外，城墙边，那里马利沃特曾经开着一爿小店（店主人曾是浙江大学德籍教师马利沃特的厨师）。
煤油灯
在那年代里教师宿舍晚上都用油盏，那是一种陶制的高脚碟子，里面盛着桐油和几根灯草，点燃露出在碟子外面的灯草就可以得到摇曳的灯光。那时只有施履吉享有拥有灯罩以保持灯光不摇曳的煤油灯的特权，因为他要在高倍的油镜下观察蝗虫染色体的着丝粒结构。着丝粒是施履吉终生从事的或断或续的研究对象，从20世纪40年代初的形态结构观察到20世纪末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着丝粒组装的研究。那时，他看显微镜常直至深夜。
他的研究工作可以用“心灵手巧”这四个字来概括。在进行显微镜观察之前先要制片，制片不是很复杂的事，可是那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制片，然而结果总不如他。难怪当年沪江大学教授刘廷尉来访时，看了施履吉制备的染色体标本连呼Beauty不止。
施履吉制备染色体标本并不是谈先生所教，完全是“自学成才”的。1947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有一段时间他热衷于超微量分析，包括超微量天平、超微量呼吸测量仪器，都是他自行设计制作或仿制的。他在实验室的门上用极为微小的字写着ULTRAMICROLAB字样，在它旁边挂着一个放大镜。难怪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他的导师巴斯教授在为他写的推荐信上曾说：“他是我碰到过的能熟练地掌握如此之多的实验技能的唯一的一个。”而这许多技能也不是巴斯所教的。
据我所知，他唯一要求别人教的实验技能是吹玻璃。那是他在暑期中手提两瓶高档酒作为晋见礼，在海滨实验室里向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学的手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唐家祠堂半夜里的一点灯光，岂不象征着使新中国避免在科技领域中出现断层的火种？
小茶壶
李约瑟在中国因他的划时代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按江晓原的意见应译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而为许多人所知道。其实在专门从事写作以前他是勤于动手的实验胚胎学家。施履吉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中用来测定青蛙胚胎纵向、横向各个部分的呼吸强度的微量呼吸测量仪器，便是李约瑟首创的。李约瑟还著有《化学胚胎学》四巨册。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中他作为中英文化交流使者访问湄潭浙江大学时，特别感兴趣的是唐家祠堂中的事物，而且尤其是贝时璋教授的助教姚錱所从事的水螅再生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感于在战时闭塞艰苦的条件下看到当时属于学科前沿的研究工作，他不禁感叹：东方的剑桥。后来姚錱被推荐去英国深造。
研究工作需要设备、经费，不过这些未必是最重要的，否则何来瓢虫的镶嵌显性遗传现象的发现，何来蝗虫染色体的着丝粒结构的描绘，更何来von Frisch的关于蜜蜂的感觉和语言的研究，许多工作也出自战时。
宽松的气氛、宽容的环境，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不下于经费。唐家祠堂里不乏这种气氛。那时每周有一次小型的书报讨论会，由生物系全系教师和研究生轮流作学术报告，展开讨论。报告的内容都已忘却，不能忘的只有那气氛。那时的一条不成文法则是由主讲人请客。吃的无非花生、葵瓜子，茶风却很盛。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人都手拿一把小茶壶边听边喝、边谈边吃，很是轻松愉快。
更不能忘的是一件小小趣事。那时谈先生的研究生除了来自生物系和农学院以外，还有一个来自香港，另一个来自印度——名叫Kahn。由于书报讨论中用到的术语常用英语，所以日子久了以后，Kahn在书报讨论中也能大致听懂。那时有一个名叫应幼梅的研究生，人很聪明也很调皮。有一次不记得什么原因他和Kahn闹别扭，于是他在书报讨论会上自始至终不说一个英文术语，弄得半天下来Kahn摸不着头脑。大家心照不宣，笑在肚里。
很遗憾，李约瑟没有机会参加唐家祠堂里的书报讨论。我猜想即使他像Kahn一样只能听懂个大概，喝杯茶，吃颗葵瓜子，感受一下那气氛，也会使他感到愉快的。
唐家祠堂太小了，在地图上没法标出。幸亏现在挂上一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不让它在人们记忆中消失。希望我的这篇短文对此有所帮助。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