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们的到来，这位戴着眼镜的医生含着笑走了出来，一身白大褂甚是干净，堪堪往前一站，神清气爽。
他便是曾纪骅教授，如果不是事先了解过资料，很难让人相信，这位雅人深致的长者，竟是位年逾花甲的老人。
“我不是名医，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可以写的，我一生都平平淡淡，医院里有很多比我知名的医生和教授，他们为儿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才是了不起的，我平凡而普通”谈起自己，曾教授平淡的说道。
缘起
曾纪骅教授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家庭，祖父是一名牧师，父亲从业于海关，而慈母，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全职太太，在父亲的影响下，家中学习氛围很是浓厚，而对于职业的选择，却开明得很，只要学习好，喜欢什么职业任由孩子们自己选择。兄弟姐妹们也没辜负自己父母的期望，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下，都慢慢地成长起来，一个个都非常有出息，成了各自领域中出色的人才。
对曾教授学医之路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舅舅。曾教授的舅舅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医学院求学，可以说是名准医生。未曾想到在一年放假回国的时候，因其母，也就是曾教授的外婆担心自己的大儿子，不想让他在外漂泊。于是便心出一计，扣儿子护照于自己手上，曾教授的舅舅亲情难为，无法抵抗，无奈之余，只能遵从母命，竟从此没有再踏上美国一步。美国既不能归，那大学亦不能完成学业，医生梦想，创业未半而中途陨落。
曾教授从小便与舅舅很是亲近，而舅舅身边的医学书籍更是常常在他的眼前出现。那个年代，医学书籍比起其他类别的书，除了块头大了许多外，那包装更是别致而又精美，有甚者在书外用帆布套子包裹，可以随手拎着走。医学书籍的内容有些是对疾病的认知与介绍，有些则是对自身架构的解剖，有的还配有精细的插图。那个年代仅有的精致包装且内容丰富的书籍，深深吸引着曾教授翻阅，并在曾教授心中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迹，而他学医的种子，更是在此时被播种于这片书海之中。
曾教授儿时有一同班同学，其父时任瑞金医院小儿科主任，时为名医。曾教授因与其同学相知有数，便时常去他家串门，当看到他家书柜里摆满了许多儿科医学方面的书籍时，从小爱好看书的曾教授便对这些书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时不时就问他同学的父亲借几本翻阅。那时的曾教授觉得做一名医生真了不起，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像他同学父亲一样替小孩看病，真是无比光荣。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曾教授的想法都没有改变过。医生是高尚的职业，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不是要别人来感谢你什么，而是作为一名医生的你要把病人看好，那是件非常高兴的事，这从小滴滴点点的影响为曾教授以后成为一名儿科医生更增加了砝码。
梦圆
曾教授性格好静，在市西中学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能力、特点和爱好分析之后，便立志要做一名医生。与父母谈起此，便得到双亲的赞同与鼓励。自小成绩优良的他，很顺利地就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完成了家里人对他的期望，亦圆了舅舅昔年没有实现的梦想。时年，1961年。
大学毕业前夕在校留影
在得知曾教授考取了医学院后，舅舅非常高兴，远在香港的他，专程寄来了两件物品给这位心爱的外甥：一个代表医生职业的BD听诊器，一本由香港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心盼这位下辈以后能成为一名学识丰富的好医生。20世纪60年代之时，革命斗争正如火如荼，从香港寄来的东西，那时是件很大的事情，这份今天来看只是朝发夕至的邮寄，在当时是要通过医院保卫科才领取到的。曾教授在得知舅舅送来这两样东西之后，喜上眉梢，开心至极，心中更是对自己的这份理想充满了憧憬。“可惜舅舅没能亲眼看到这天，在我未完成学业时，这位与自己心心相惜，关爱着自己的舅舅就病逝了，真有些许遗憾，”思及舅舅，曾教授感伤地说道。
在上医求学，曾教授无论读书还是学习，一直刻苦用功，因为用功，所以学的也非常顺利，几乎没遇到任何困难。在今天谈起说来诸多课程之中，曾教授最喜欢的是病理和解剖，而当时的课堂笔记曾教授全是用英语写就，很得老师的喜欢。老上医的最后一任校长姚泰在当时是曾教授的辅导员，他曾这样评价曾教授：“曾纪骅那时非常用功，书读得很好，成绩非常优秀”。
课余之时，曾教授常常向教授老师们虚心请教学习之方法，提出自己在学习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病理解剖教研组的金惠铭老师，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教会了曾教授如何分类整理做文献卡，方便自己去查阅。“他们一点点影响着我，后来读书的时候，我都是按照他们教授我的方法学习的，做医生，做学者，做学问，亦是如此”，谈起上医的求学生涯，曾教授满含深情，无不感激地说道。
遇劫
曾教授作为实习医生在临床学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这场浩劫荒废了许多人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人的坚持和努力。尽管当时存在多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在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曾教授还是圆满完成了临床各学科的实习轮转，为以后从事临床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在儿科实习阶段，儿科医院老教授们严谨认真的治学，对患儿亲切和蔼的态度，让身在其中的曾教授感触颇深。大学之师，教授学习之法，儿科之师，教授医生之法。这些教授者，都成了曾教授一生努力的榜样。
1968年，刚刚毕业不久的曾教授被分配到了外地，在那个没有电，点煤油灯，连名字都不愿谈起的山沟沟里，曾教授上山下乡做的是涂红药水的工作。在那黑暗的年代，曾教授没有放弃自己，仍然坚持着做两件事情：一是坚持听当时的对外英语广播，“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不然你就是在偷听敌台。不得了，这可是要被当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的”，曾教授在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心有余悸；而另外坚持的，便是每天坚持不懈的自我学习，在那盏煤油灯下，曾教授把自己带来的书如老牛般的反刍，数年如一日，直至冬去春来。
机遇
在1977年末，1978年初，曾教授商调至南通肿瘤医院工作，那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在当时是各方面比较完善的大型医院，曾教授从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开始了救死扶伤的行医之路。工作后不久，曾教授遇到了多年后又一次可以提升自己的机会，“文革”后高考制度开始恢复，曾教授报考了第二届研究生（华山医院内科）考试，初试成绩名列前茅，可免于复试。然而世事多艰，由于各种干扰，曾教授在种种原因下，与自己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失之交臂。考研对当时的曾教授来说是次很大很好的机会，能让曾教授有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来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机会出现了，曾教授也努力把握了，可有些事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事与愿违，这次与机会的相擦而过，对曾教授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然而曾教授并没有气馁，上天关上这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3年后，峰回路转又一春，曾教授又被调回了上海母校附属的儿科医院，重回自己起点的曾教授倍感珍惜，更加勤奋的努力，从一名主治医生到一名副教授到一名教授，非常顺利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时候，这亦是曾教授一直以来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
行医
曾教授在儿科经手的第一位病人，是在1982年。
是年，他刚刚被调回儿科医院。工作伊始，年轻的曾教授就遇到了一位让他记忆犹新的患儿，在一个他值中班的晚上，一位焦急的家长带着一脸痛苦的患儿来到了曾教授面前，患儿发热、食欲不振、恶心呕吐，来儿科医院之前已在其他医院就诊几天，使用药物后没明显好转，故辗转来此就诊，当时年轻的曾教授在询问小儿病情，听完家长诉说后，对小儿进行查体，在触诊时发现，小儿是阑尾炎的可能性极高，而且发病至今已经耽搁了好多天，遂即交外科，手术后明确阑尾炎，说到此，曾教授对这件能及时诊断，而未耽搁病情的刚工作就遇到的病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核医学是运用核技术诊断与治疗疾病的特种医学。儿科医院于1978年建立全国儿童医院第一个核医学科室（时称同位素室），从事小儿核医学临床与科研工作。1983年曾教授在刘湘云老院长的关心与支持下调入核医学科，并全面负责科室工作。曾教授刚到核医学科时，儿科核医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沈惟堂医师与徐以绥技师为创始人的老一辈努力下，虽有一点基础，但依旧很是薄弱。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曾教授对儿科核医学倾泻了自己的黄金年华，在他的带领下，核医学室在国内首先开展99mTcMAA肺灌注显像评价小儿先心病肺高压及应用直接放射性核素膀胱显像，诊断膀胱输尿管反流均受临床重视及认可。此外，RIA室承担全院绝大部分标记免疫分析测定，该技术已成为临床疾病诊治及科研工作的重要手段。
“应该说我们的核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儿科当中是相当好的，虽然我们当时的仪器设备不是十分先进，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且非常出色，在很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文章，而且当时有很多研究生到我们这里来做课题，我们给予了他们很多帮助”，说到此时的曾教授激动不已，过去的经历又仿佛出现在他面前，一时百感交集：“确实，现在我们儿科的核医学在全国是很有影响力的”。确实，从刚刚起步时薄弱的基础，至逐渐发展成长，到现在与世界水平接近的强大，曾教授付出更多的是对自己所热爱事业的执着追求与无私奉献，“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只负责指导”，曾教授谦逊地补充说道，“我们现在儿科医院核医学检查项目都是在我那时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可以这么说，现在国外能做的，我们都能做，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做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很前沿的”。说到此曾教授满面笑容，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求学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教授因缘际会，远赴重洋，至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学习。在美期间，给曾教授的印象是，去国外进修学习，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学习方法的问题，“要学习别人的方法，别人的思路，学人家走的路，与美国专家交流而并不是一定要去学别人什么东西，很多同样的东西，在我们自己国内也能学得到”教授在谈及此时，语重心长。
而国外给曾教授的另一印象是学术上的平等，“他们学术的气氛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开会讨论时，不管谁在做报告，无论你多大年纪，什么身份，你都可以随时参与讨论”，那种宽松的学习氛围甚是令曾教授怀念。对于现今的学术异同，曾教授也有自己的看法：“学风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这在教育方面更是明显，但现在学科越来越好了，以前都是很死板的，如今越来越开放，学习也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科学了”。
当时，国外医学的发展水平与国内还是有明显差别的：设备仪器的差别，医疗水平的差别，研究领域的差别。特别是研究领域的差别，国外因为总是在学科研究的最前沿，故几乎所有从国外学习回来的人，都能很快有所成就，这就是研究领域的差别。国外总是在科学的最前面，总能接触到科学最新发展与进展的知识，而这恰恰正是国内最缺的，但现在这差距正在逐渐地缩小。而对于现在的儿科核医学和国外最大的差距，曾教授认为还是在设备仪器上，从专业上来讲，教授们的工作量，因为人口关系，还是相当大的，能排到世界儿科医院的前三位，但有些工作受到了仪器设备的影响不能开展。曾教授在美国的时候，国外的机器和国内的机器，是运转速度、分辨率上的差别，但尚能解决问题，而现在有的仪器却是功能上的差别了，这让人十分痛心和担忧，如果有条件的话，需要国家和医院更多的投入，来支持儿科核医学事业的发展。
美国的经历让曾教授分外感慨的是国内外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与国外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待遇差距非常非常大，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医学的发展，现在很多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待遇问题而出现的。曾教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在香港，作为一名医生，是很高尚的职业，是值得患者尊敬的，而我们现在的医生被外人理解成拿红包的医生，医患关系愈发紧张。这中间种种，未尝不值得我们去反思。
心得
曾教授行医40余年，他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具备的是医德。医生的医德反应在医生的态度上，患者是有困难来找医生，作为医生的你就一定要好好地帮助患者解决问题，而且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职业中。要换位思考，以患者的角度，易地而处，为其设想，用最小的代价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用听诊器能听出的就不用仪器，做一项检查能判断出的就不再做其他检查项目，一定要用最必要的检查和药物达到最佳的治疗目的，这亦是曾教授行医的执念。
学无止境、永不满足，医生和其他的职业不同，曾教授认为如果要做一名好医生，就要一辈子不断地学习。曾教授一直都和年轻的医生说：“你们要继续好好地学习，虽然医生都一样上班，但你要比其他人好，你就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学习最前沿的知识。别人知道的东西，你要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你也要知道。”
而作为儿科医生，尤其重要的是态度要认真。“要给患儿家属以信任感，这非常非常重要。唯有给予家属信任感，家属才会相信医生所说的话。而一位医生说出来的话，要让家属理解，觉得你所说的是对的，要尽量在患儿家属问你问题前，把他所需要了解的情况，和他解释清楚，让患儿家属对治疗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希望，到了家属没什么问题再想问的时候，你的工作才算是很好地完成了。”行医数年，曾教授一如既往。
“医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能看好病，能解决病人的痛苦，是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谈及此时的曾教授，神情很是满足。他拿出了块“老派”人才用的手帕，细细的擦拭了自己的眼镜，那双藏在眼镜之后的眼眸，充满着对自己职业和信仰的坚定。
顾静安，男，1936年7月14日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省常州市。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系，先后任儿内科住院医师、助教，主治医师、讲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和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过儿内科副主任，病理科主任等职务。毕业后一直从事儿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年侧重儿科遗传学的临床工作；曾赴德国从事儿科多媒体教件的制作。
曾参与编写：《儿科学》、《临床遗传学》、《现代临床遗传学》、《遗传性泌尿生殖疾病》、《遗传性心血管疾病》、《儿科临床手册》、《儿科处方手册》、《实用内科学》、《综合征字典》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