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接触刘美华医生前，就已听说她是一位很有品位的时髦老太太，热情、豪爽。采访是在医院的阅档室，当天刘医生刚刚结束上午的特需门诊，吃好中饭，结束中午的支部生活，就抓紧时间赶了过来，还比原先计划的时间提前了一刻钟。笔者还未做自我介绍，刘医生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这是让我惊喜而又感动的。她亲切的拉着我坐下，还没两句，就打开了话匣子。故事是从她手中的两张照片开始说起。
“我觉得没什么困难的”
第一张照片，风华正茂的刘美华医生站在两位黑人医护人员之间。照片的背景是1979年的多哥。刘美华医生作为上海市卫生局抽调的全市15名专家之一赴非洲多哥首都——洛美市立医院开展医疗支援活动，主要任务是帮助查房、看门诊，因为多哥靠近赤道，天气炎热，所以当时那里的孩童患皮肤病变等疾病众多。说起1974年的多哥（原为法国殖民地）比起我国同期还要落后30年左右，因此生活条件艰苦，但医疗队在他乡还是受到了最好的照顾，在这个支援队伍中有一位法语翻译，还派遣了一位厨师跟随医疗队，以克服医疗队的饮食问题，每到周末随队的医生会轮流帮厨，一来是打发时间，二来也增添了生活乐趣；除此之外，随队的每位医师都是单独一间宿舍，并配备了电风扇。这在当时的多哥已经是相当奢侈的物品了。每一位支援医生都会带教一名助理医生和一名助理护士。照片中，虽然连日来的医疗工作让刘美华医生面色憔悴，但其仍旧身姿挺拔、面带笑容，时髦的厚底皮鞋透露着刘医生身上那股老上海时髦女性的爱美风采。提到这时，刘医生还一个劲儿地不好意思掩嘴笑。问到刘医生，在多哥的两年最难熬的是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的”。刘医生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她说，当时能够被抽调到多哥参与支援觉得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而且当时正值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要在世界广交朋友，是作为政治任务出访，因此肩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将诸多的困难艰辛都抛诸脑后，在刘医生口中听到最多的就是组织的关心，以及爱人、婆婆等家人的全力支持和多哥人民的热情友好。
“很感动，很激动”
第二张照片，一位美国妇女怀抱一女童和刘美华医生在一起。仿佛时光倒回到1994年，说起这个故事，刘医生脸上难掩的兴奋和感动。至今仍旧记得那怀抱中的小孩名叫Flora。Flora是这对美国夫妇在上海福利院领养的小孩，因患黄疸进入我院外宾华侨病房，后来被诊断为婴儿肝炎综合征。经过1个多月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Flora康复出院，并顺利出境，跟随美国夫妇到美国生活。他们非常感动于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人性化的服务，以后每年都将孩子健康成长的照片寄来，一再感谢中国医生给他们生活带来的欢乐和幸福。多年后，美国夫妇再次来到上海，在儿童福利院又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并又特地来到儿科医院外宾华侨病房，此时的Flora已长得伶俐可爱。在谈笑风生间，相机记录了这其乐融融的美妙时刻。刘医生说，看到患儿能够健康出院是她最幸福最满足的事。
吃苦、不计得失、平易近人、尽心尽职，是这两个小故事所体现的刘医生的品质，采访继续进行着，而我恰似坐着时光机和刘医生一同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
刘美华医生出生于1935年，两年之后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随即打响。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期，社会萧条、战乱不断。刘美华医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有幸靠奖学金先后就读当时教会办的南京金陵中学及金陵大学。后迫于家庭生计只得提早肄业踏入社会。刘美华医生从初二到高中毕业都在南京市二女中就读。初二时，全国刚解放不久，满腔热血的刘美华医生一心想要参军，却因年龄问题被“拒之门外”。但年幼的刘美华医生仍旧对党有着崇高的敬意之情。很早就参加了共青团，还兼任校少先队辅导员。由于自己是女生，想当医生，再加上向往上海，于1954年高中毕业后报考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结果如愿以偿。在大学就读期间，刘美华医生时刻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并递交入党申请书，于大学二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刘美华医生感慨，时光的流逝，改变不了她对党、对工作的崇敬和热爱之情，那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沉淀越发的浓厚和深沉。刘美华医生谈到她有两点感悟：一是作为一名党员，哪里工作需要，就到哪里去，克服小我，服从大我；二是新工作、新挑战、有艰辛、有锻炼、亦有收获。
确实，这两点感悟始终贯穿着整个采访过程。刘美华医生说起她的故事，她可能是我院目前为止支援下乡最多的医生。
江西宜春开门办学——“没什么苦，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让我有了锻炼和提高”
1976年，“文革”后期，刘美华医生继马伴吟医生后，参加上医大开门办学——在江西宜春为老区培养医学生——三年制大专班。在此期间，刘美华医生不仅一人承担儿科学全部大课，还同时参与宜春地区医院儿科教学查房，带教实习医生等。“文革”后期的生活艰苦和工作艰辛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问及吃了哪些苦，刘美华医生摆摆手，说道：“没有什么苦，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让自己有了锻炼及提高”。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让我读出了刘美华医生的淡泊和坦然。在那期间，她的二儿子得了急性肝炎住在传染病房，此时的孩子不过6、7岁，远在千里之外的刘美华医生焦急如焚，恨不得马上飞到儿子身边照料。有幸，在吴实医生等同事们的悉心照料下，儿子得以顺利出院。这也使刘美华医生心生感恩，组织的关怀、家人的支持、同事的帮助，让她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温馨和感动。
支援金山医院人在心在——“我和大家都一样”
在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上海特大型工矿企业——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当时职工4.5万人）与在医、教、研方面具有雄厚实力的上海医科大学，实行厂校联合办学办院，将上海石化职工医院，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附属金山医院（2000年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更名为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当时华山医院外科张延龄教授任院长，刘美华医生随同第一批医护人员于1984年12月被派支援金山医院任儿科主任。在工作中，刘美华医生力求在医疗水平、教学能力及科室管理等方面，逐渐向三级儿科医院努力、靠近。经过自己及全科的努力，两年半后，在1987年儿科是该院第一批通过上海市卫生局初步评审为三级医院科室或专业组之一（还有眼科、心内、神内专业组）。在金山医院的日子，只能逢周末才能回家一趟，刘美华医生和所有的妻子、母亲一样，会思念家、惦念丈夫、挂念儿子。但即使在周末有时也会为了业务需要，不得不挤时间去医院图书馆看书，写临床资料总结等，然后又匆匆地在周日晚踏上去金山医院的路途。
回院两年后，1989年再次受上医大委派任金山医院副院长，分管医、教、研等业务工作。将原来只承担中专卫校的实习任务逐渐提升为承担上医大法医学系的医院党政领导，在各职能科室及各临床医技科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与虚心，工作3年半后她于1993年顺利完成任务归来。在任职期间，正逢上海市重点实事工程——“三十万吨乙烯”，医院上下全力以赴，尤其对保证在生产第一线职工医疗保健、外伤、工伤、急诊救治等方面更为重视，为完成该任务，金山医院起了保驾护航作用，刘美华亦获得了上海市重点实事工程金山赛区立功竞赛个人三等奖奖牌。
筹建“外宾华侨病房”——“工作艰辛，责任重大”
返回儿科医院后，应上海市卫生局要求，在宁寿葆院长主持下，由刘美华医生与邬惊雷医生、崔玉洁护士长筹备3个月，上海市公立医院中第一个涉外儿科诊疗部在1993年10月正式开诊，主要服务对象为外籍人士和港、澳、台胞及华侨。服务宗旨是“病人至上，质量第一”。门急诊实行挂号、诊病、化验、摄片、付款、取药一站式完成。病房为单人间或双人间，配备电视、空调、电话和独立的卫浴设备，可以由家长陪护，并有专门的厨房为病儿和家长提供膳食。同时还接受出诊、预防接种、健康体检和电话咨询等。大大方便了病人，深受大家欢迎。
1993年在儿科医院外宾病房接受家属捐赠
刘美华医生担任了首任病房主任。为树立医院信誉，扩大影响，在“华侨、外宾病房”成立之初，刘美华医生除主任查房外，还每天看门诊、亲自出诊（包括休息日、节假日），遇重危病人，随叫随到，用刘美华医生的话“工作艰辛，责任重大”。通过大家努力，门诊病房逐步走上轨道，每年门诊人数均呈30%递增，住院病人也逐年增加，波及五大洲。刘美华医生1999年离岗后，现“外宾华侨病房”更名为“第一诊疗部”，明确分成了独立的三个区域：特需门诊，特需病房和特需预防接种部。那些日子是艰苦的，但是值得的，在刘美华医生的带领下，医院提高了社会信誉及知名度，提高了经济效益，也为以后科室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老天很公平，天下事有得必有失，有失也有得”
除了上述指派的任务外，刘美华医生还参与过1960年的安徽救灾、“文革”期间三次下乡防治血吸虫病及巡回医疗等。前前后后8次，时间长达11年，离家“援外”，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刘美华医生又是如何权衡工作和家庭的呢？刘美华医生感叹，如果说不想家，不想孩子那是不可能的，每个母亲都希望亲自经历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自己长期以来对家庭及孩子的关心照顾都很不够，那时正处于孩子读中学、大学期间，最需要关心及引导，每当想到此，的确有些歉疚感，但想到自己是一位医生、一位教师，能为缺医少药教育滞后的老区培养医学生，能直接为工矿基层、农村第一线服务，为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救治病人贡献一点力量时，觉得那是应该的，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教师应尽的责任。两者何去何从，当然是“舍小家、为大家”，刘美华医生很欣然地接受每一次的指派。
刘美华医生1999年退休后仍旧没有放弃自己的职业，依旧在儿科医院兢兢业业的工作着、忙碌着。从医50多年来，救治过数以万计病人，工作艰辛，亦有自豪与喜悦。作为医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当年自己手中的小病人可以健康成长。有时隔20多年后，一急性白血病患儿已成家立业，并育有一子，于2009年回院来探望刘美华医生的；有1995年治愈出院，现已是大三学生，向刘医生报喜的……这些，都是刘美华医生最珍贵的财富，是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最大的收获。
说到退休后的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除每周看二次专家门诊外，刘美华医生一直参加院督导小组、督导专家委员会，以及教学督导组的工作。她说能有机会发挥点余热，老有所为，感到很欣慰。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看看书报和电视，做些家务，每天的日子过得亦很快。
采访的最后，刘美华医生深切的提到两点希望：“希望培养我成长的儿科医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知足常乐。”
最后用2002年4月刘美华医生代表医院参加上海市卫生系统退休职工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演讲比赛的题目作为此篇采访稿的题目——“人生有夕阳，事业无黄昏”。这是刘美华医生的真实写照，把医生作为一辈子的事业并义无反顾地从事着、发扬着。
赵桂芳，教授，女，1925年7月出生，山东省青岛胶县人。小儿传染病学专家，硕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副主任、传中支部党支部书记、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儿科学学组秘书等职务。
1948年6月，赵桂芳教授毕业于山东济南医科专科学院，1949年1月起参加工作，先后曾在青岛电业局保健站、青岛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担任医师和主治医师工作。1959年1月由青岛大学医学院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工作。
她擅长小儿细菌性痢疾的诊治，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入开展小儿细菌性痢疾的早期诊治的研究，她指导研究生开展《应用玻片协同凝集试验对细菌性痢疾的早期诊断》新技术，并获1983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她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参加《辞海》、《内科学》、《系统儿科学》、《传染病学》等重要专著有关小儿传染病章节的编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