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当天，上海高温37℃，郑慕时教授颤颤巍巍地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冰红茶招呼我们。她自己从中拿了一瓶，用吸管慢慢地吮吸着，看见摄像机，有些惊讶，“还要摄影哦？哎哟我那么难看的不要摄影啦。”
今年78岁的郑慕时教授依然精神矍铄，让人羡慕。她小小的身体坐在写字台后面，台上已经铺着几张写满整整齐齐钢笔字的稿纸，那是她为了采访准备的详尽回答。
她的家庭
郑慕时现在还记得她六年级时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因为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他们父女的第一次见面来得太晚太晚。出身贫苦的父亲身为长子，15岁即去汉口做房地产公司的学徒，在外国人开的公司里，他不懂英文，就从头学起，到现在郑慕时想起来，都敬佩不已，“他真的很刻苦，很努力。”然而时局动荡，日本入侵，汉口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父亲最终只得返回上海，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当时的郑慕时已经念到小学六年级，在此之前，父亲在她的人生中始终缺位，她对出门在外长达10年的父亲全无印象。
之后的3年，因为兄弟姊妹皆在念书，全家只有父亲一人工作，郑慕时的家庭经济状况陷入危机。郑慕时记得有一天饭后，父亲一声不吭，坐在角落的凳子上默默地扇着扇子。父亲在想些什么，年幼的她全然不知，却依旧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平淡而忧愁的家庭场景。
郑慕时的母亲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传统妇女，她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走太远的路，连走楼梯都不太方便。“她太老实了，人家都放脚了，她也不敢放，就按照父母的意愿一直裹着脚。”因为母亲的传统与没文化，她对于郑慕时及其兄弟姊妹的关心也只限于生活方面，人文修养方面她一概不懂，“所以只能依靠自己。”郑慕时道。
家庭的窘境并未维持太久，她的父亲很快东山再起，在上海与武汉拥有了不少产业。可是，儿时的郑慕时并不知道自己家的底细，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很低调很朴实的人，教育子女勤俭节约，从不露富，所以一直就读贵族学校的郑慕时看着身边的富家小姐们，从未觉得自己有钱。然而，资本家背景在“文革”时期还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灾难。
当年被父亲派去房地产公司管理账目的大姐因为受不了工宣队的批斗迫害，从单位楼上一跃而下，自杀身亡。郑慕时回忆当时的心境，“家里忽然少了一个人，心里当然很难过，空落落的。但又觉得家里有人自杀是一个污点，所以马上向工宣队和造反派汇报。”
郑慕时的家被抄得很厉害，一天都不得安宁。“那些高干子弟，拿着石块扔我们家的玻璃窗。后来我们钉了木板在窗上，还是没有用。我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有时候抄家，郑慕时就被堵在家里不能出去工作。在医院里，虽然她既无股票，也无产业，无罪可定，但还是感觉到了同事对她的隔离与冷眼。“人么，总是这样子的。”郑慕时现在回想起来并没有很激烈的情绪，反而非常释怀，“我当时并没有收到行政上的处罚，最多是别人对我很冷淡。”自称“很识相”的她经常去向组织汇报工作与思想，号召“医务合一”的时期，她作为医生，也跟着那些护工一起拖地板。
那段学生岁月
郑慕时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第一句话便是“我当年在政治上是很要求上进的”。在云中女中，郑慕时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在政治上表现得很进步，入了团，几位政治老师都很看重她，培养她上团课，做党的宣传员。正因为如此，她对于政治老师极为崇拜。当时她还在一所义务学校教授政治课，学生都是一些年纪比她还大的走读的社会职业人群，她毫不避讳地坦承，当时教授的课其实“都是当年政治老师教我的翻版”。
除了热爱政治，郑慕时钟爱的还有钢琴，她当年最喜欢的曲目是《少女的祈祷》。在遥远的记忆里，她依旧清晰记得儿时弄堂里传出的那段悠扬旋律，“远远地听，就觉得很好听”，可是一直没有学会五线谱，到现在也是她的遗憾。好在，她的遗憾由她的女儿完成，当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她给女儿买了一架钢琴，常常让女儿给她弹奏《少女的祈祷》。到了第三代，外孙也学得一手好钢琴，“他说《少女的祈祷》太浅了，他已经学到了肖邦、莫扎特”，郑慕时不无惆怅地说。
“对了，你知道么，现在有时候我打电话给强生公司叫计程车，语音提醒我等待的那一段音乐就是《少女的祈祷》。”到现在，年逾七十的郑教授提起少女时代的最爱，依旧兴奋不减。然而，也许是阴差阳错，热爱政治与音乐的郑慕时，最后却选择了从医这一条道路，并且将终身都奉献给了儿科医学事业。
高中毕业后，郑慕时决定考医学院，这个决定受到了当时父亲的大力支持。从此，郑慕时开始了起早摸黑的读书历程。因为当时她们一家人都睡在一间房间里，所以为了避免打扰家人休息，郑慕时从早上四五点起床，就到家里的浴室里看书，直至晚上十二点，除非家人要上洗手间，否则她一直呆在里面不出来。考试结束，她录取了。当年在新华影院买了一份报纸，细细搜寻自己名字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在长长的名单中，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兴奋地立即一蹦三尺高，飞一般地奔回家，用力地拍门，想快些将喜讯告诉家人。平时忙于事业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开心，当即写了一张条子，让保姆送到楼上，要请她吃饭。父亲是很节约的人，当时他邀他疼爱的小女儿去弄堂口的摊子吃排骨年糕。这顿和父亲一起吃的排骨年糕的味道她终身难忘，这是她与父亲较少的亲密独处的一次，也是她医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同医学结缘
在大学，郑慕时开始了医学生涯。她坦言当时很不喜欢基础课程，“生物、化学、解剖，差一点都不及格”，但是她的临床课成绩却很好。后来的她有些后悔，应该更努力刻苦一些，这样在之后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候会好一些。
于是她被分进了儿科。“儿科，大家都不喜欢。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她笑道，“但是我其实是很喜欢的，因为小孩子很单纯，不会掩盖什么，有什么病症就体现什么病症，很好判断。”
在大三大四这两年，郑慕时和其他医学院的学生一样被分派去各家医院做实习医生，实习是轮回制度，在一个科室做半个月，再被调去另外一个科室。在那段实习生涯中，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在血液科轮转实习的一件事。当时她小姐姐的婆婆来医院看病，资历尚浅的她竟然一眼看出了她的淋巴肉瘤，当小姐姐的婆婆转去专家门诊看病时，专家医生诧异道，“这是谁看出来的？”当获悉是仅仅大学三年级的郑慕时诊断出来的时候，专家大为赞叹，“你妹妹轮转实习的时候就能看出来，真是了不得啊。”
当时极少数人可以读到研究生，郑慕时就是其中之一。郑慕时回忆道，当年儿科医院的教授都不喜欢女同志早早地生小孩，而她当时结了婚但还未生育，便成为研究生的最佳人选。大学毕业后去儿科医院工作的郑慕时成为了金汉珍医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回忆起金汉珍医生，郑慕时反复说到，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为人善良真诚，性格老实，最重要的是她对自己很宽容，年轻时候的她想尝试各个领域多种发展方向，金汉珍医生都同意，并不加以阻拦将她局限在某个课题范围里。于是研究生的前两年，郑慕时到了国家科学院去学习高级生化，拿了一大堆资料，“但最后其实也没什么用，对我研究的领域确实没有针对性。”事过境迁，郑慕时不好意思地总结当时年轻的行为。
之后，她回到医院和金汉珍医生一起进行“小儿腹泻的电解质观察”课题研究。事隔数年，郑慕时还能讲出当时的每一个细节，“每个小孩到病房，我先称体重，根据体重的增减估计是轻度脱水、中度脱水还是重度脱水。轻度脱水的话，体重会减少原先的5%以内，中度是5%~10%，重度是10%以上，其实是一个回顾性的诊断。”
1979年之前，郑慕时因为条件未够格而还未升到副教授，那时她主要为大家申请课题项目，在为别人申请的众多项目中，她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0~6岁儿童智能发育的筛查量表”课题项目。当时郑慕时带着她的研究生华建一起做这个课题，耗时两年，为了尽可能达到适用全国范围的目的，所以选取了南宁、上海、太原等有代表性的全国多个地域，在各地开点培训当地医护人员，经过考察得到合格认证之后就代表郑慕时团队去当地做量表数据采集，再将表格寄回上海。统计数据阶段，郑慕时请了卫生教研所做统计，统计出来之后她做出了可以比对分数的常模。这个筛查量表意义重大，符合本国国情，实用性强，直到今日郑慕时教授向学生授课，别人还对她讲，我们现在用的量表就是你们当时制作的量表。
难忘那一次误诊
数十年的临床经历与丰富的诊疗经验，使得郑慕时对于儿科病症有着准确而敏锐的判断。她介绍，儿童挂门诊的病因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容易诊断。先听肺部有没有啰音，没有啰音的话，再看如果喉咙红了，就代表扁桃体充血化脓，判断为扁桃体炎。如果肺部有啰音或干啰音，往往会让他们先去做胸透，如果是肺炎则需要住院治疗，如果病情稍轻就配一些抗生素让他们回家服用。
郑教授与时任的刘湘云院长合影
但是，儿科误诊的病例却不在少数。最容易误诊的是中毒性菌痢，因为最初症状很不明显，只有抽筋、高热、脸色难看，大便未出现脓血。郑慕时回忆道：“这个中毒性菌痢误诊率很高，当时如果出现这个病例，全医院要敲钟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误诊过1例。”她多年来的心得是一定要结合季节，例如夏天吃腐烂的番茄就极易引起此病。
其次容易误诊的是肠套叠，儿童表现是腹痛，没有大便。儿科医生都很害怕肠套叠，郑慕时也承认自己也很害怕遇到肠套叠的病患，“我当时很仔细，横摸竖摸，问家属有没有出血症状，因为格外警惕，所以也从未误诊过1例。肠套叠的病情急，如果症状都出现了再去灌肠就已经晚了。”
而她唯一一次误诊经历是发生在一个患阑尾炎的小男孩身上。郑慕时还记得当时病人非常多，全部在一号门诊拥挤着，郑慕时顾及其他焦急等待的病人，没有给这个腹痛却讲不出所以然的小男孩太多的诊疗时间，匆匆摸了一下就放过了。第二次，小男孩再次就诊，因为已经穿孔，腹部有了脓液，脓包破掉反而压痛不明显，所以郑慕时又一次错误判断了。她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后悔，“我其实一度怀疑过是阑尾炎，但最后还是诊断成了腹膜炎。”后来这个病人并没有死亡，家属也并未指责郑慕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但是她还是觉得很愧疚，多次去病房看望小男孩。
家人一直是坚强的后盾
在大学，郑慕时曾结识了初恋男友，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他很年轻，也是脑筋很活络的男孩子，长得也好。但不太专心于我，脚踏五六条船，现在想起来可能觉得他并不喜欢我。后来他和一个护士结婚了，我觉得他的选择是蛮傻的，你看我后来做了教授，他却还和一个护士结婚。可能那个护士长得好看，打扮时髦……他是喜欢那种人。”谈起多年前的感情，郑慕时似乎还有一些少女式的愤愤不平。这段初恋的结束，对于郑慕时来讲并非坏事，因为她很快遇到了一位清华毕业的工科青年，他后来成为她的终身伴侣，在她未来的人生中一路扶持，成为她最坚强而温暖的后盾。
提起爱人，郑慕时一脸幸福，赞不绝口，“他是很老实巴交的人，对家庭、对女儿、对外孙都很负责。”作为清华大学汽车系的高材生，郑慕时的爱人做过研究生导师，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汽车专业创始人之一，创造了汽车维修与检验专业班。在事业上有卓越成就的爱人，对家庭也是极为负责照顾，为了全力支持妻子的工作，丈夫担负起了郑慕时的家庭责任，“我经常睡在办公室里连夜写标书，因为我的工作效率其实不太高，做事很慢，”郑慕时不好意思地笑着回忆，“所以他从来不上夜班，每天准时回家，照顾孩子，打理家务。”
爱人对于女儿的疼爱也让郑慕时感觉到温暖。“经济困难的时候，他自己买一瓶橘子水给女儿吃，就在旁边看着，等女儿吃完了就把瓶子拿去还掉，有什么东西吃他都说不饿，全省给女儿吃。”这段朴实的家庭场景在物质极度贫乏的艰难岁月里格外温暖，至今依旧深深地保留在她心底最珍贵的地方。爱人退休之后，曾经五六次前往美国探望女儿。郑慕时的女儿也非常争气，在美国念了生物学与药剂学双学位，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她的事业。而其中一个外孙也决定考医学，一种奇妙的家庭传承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
当被问到用一句话概括占据生命大半的医学生涯时，郑慕时教授道：“那么就是忙忙碌碌了吧。”总说自己基础课程学的不好、工作效率不高，但是误诊率却极低的郑教授，就将一生最美好的大部分献给了忙忙碌碌的医学事业。
盛芳芸，女，1933年出生，原籍浙江宁波，教授，硕士生导师，1957年湖南医学院毕业，1983年5月加入农工民主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医疗作风严谨、细致，有广泛扎实的临床知识和医疗技术，对肾脏病造诣颇深。如难治性肾病、狼疮性肾炎、小儿血尿、尿路感染等的诊治经验丰富，对小儿结缔组织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皮肌炎等亦颇有经验。工作期间为小儿血尿的病因、发病机制和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的临床、病理观察的研究课题组成员。“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的临床病理及发病机制的研究”曾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血尿的研究”曾获得上海医科大学科技进步奖。主要论文有婴幼儿肾病、狼疮性肾炎、紫癜性肾炎、小儿慢性肾功能衰竭、小儿肾血性高血压、99m TCDMSA肾静态显像对上尿路感染的诊断和小儿神经精神性狼疮。发表论文10余篇，参编著作7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