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敲门声，刘湘云教授热情地来到门口，为记者打开家中的防盗门。直到现在，许多事情刘教授还是亲力亲为。91个年头的沧桑，端坐在我们面前的她依旧精神矍铄。“现在就是眼睛不太好了，前几年还可以做些针线活的。”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刘教授这样描述。
2012年，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建院60周年。对于从建院以来便一直陪伴着医院成长的刘湘云教授来讲，一个甲子的变化，是当年的“仅80张床、工作人员不过百人”的一穷二白到如今三甲医院的跨越，更是老一辈医学工作者们几十年如一日忘我付出的结晶。
“人来这个世界一趟平均80多年，不能白来，一定要多做些对世界有用的事。”刘教授用九十二载的人生，对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刘湘云教授致力于儿童保健事业
和斜土路的缘分
刘教授现在的家在小木桥路；她工作了60年的儿科医院，在枫林路。这两条路在地图上紧邻在一起，中间连接它们的便是那条不斜不土的斜土路。
“我的一生都在斜土路，从出生时家就住那儿了，可以说是非常有缘。”刘湘云教授这样描述着她和斜土路的缘分。1920年冬至的前一天，红房子医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一名足月的女婴生了下来。女婴虽是足月的，但生下来时却比其他婴儿小了半圈，用刘教授自己的话讲，“估计现在就叫小样儿”。
由于家住斜土路，于是家人便让她在离家较近的陆家浜路上的清心女子中小学（现上海市第八中学，初名清心女塾）就读。1861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夫人玛丽·范约翰(Mary Farnham)创立，以“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清心)为校训。由于学校实行的是寄宿制，每月只准回家一次。从7岁开始，刘湘云便离开了家，独自在学校过着寄宿生活。只有到月末，她才能沿着斜土路坐车回家，与家人享受难得的团聚。从小学上学到初中毕业，9年时间，斜土路上留下了她稚嫩而坚定的足迹。
她父亲常说：你总归是要独立的，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现在的家长，也许会不理解刘教授的父亲，会如此“狠心”地让自己年仅7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学校独自生活。但正是父亲的“狠心”，深深地影响着她，改变了她的一生。
刘教授的父亲刘宝余，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刘湘云出生时，父亲正在德国考察工业，目睹了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感触极深，激发其引进科技兴办工业，以及迫切需要培养人才的思考。回国后他积极致力于教育事业，是家乡舟山中小学创办人之一。在刘教授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很细致的人，每天早上都要在小本子上用很小的字写下今天要做的事。直到现在，刘教授仍坚持着父亲的这个习惯。
“你总归是要独立的，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父亲常常对刘湘云说。这句话，从小便深深地烙在了她的骨子里。自力更生的寄宿生活，虽然辛苦，却也充满着快乐。至今，她还记得当时同学们私底下顽皮地给老师取的“老虎牙齿”、“黄豆芽”等绰号。
由于学校一年级就开始教英文，刘教授的英文底子较扎实。“后来学医，不少是用英文讲课，连病史都是英文写的，英文没有底子是不行的。那段时间给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女子学校看似紧张而快乐的日子，却因母亲的突然去世而添上了几分悲伤。那天，9岁的刘湘云正在课堂中上课，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她，她母亲过世了，要她赶快回家。母亲去世得很突然，刘湘云上一次回家见母亲还好好的，这次回家却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母亲患的是细菌性败血病，一种现在看来只要选用敏感的抗生素便可医治的疾病。但在当时连磺胺类药物都没有，父亲找了几位西医都无法医治。母亲的英年早逝使一家人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父亲每次放假带着刘湘云回家时，总不禁感叹“那时要是有一个好的医生、好的药品，你妈妈就能够抢救回来了。”父亲对她“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教诲，和母亲的因病去世，使得刘湘云那时起便决心要做一名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世界都有用的好医生。
1936年，刘湘云从清心女子中小学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预科班，开始了她梦想的医学之路。不过也是从那时起，刘湘云平静的学习时间被打破了。时值抗战，上海成为最早沦陷的几个城市之一，和那个时代的学子们一样，她开始了长达7~8年辗转逃难的求学生活。
学校内迁到了江西赣州，刘湘云也不得不与同学们一起，在沿途不断的空袭警报声中前行。刘教授和同学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途中火车遭到3架日机的轰炸，所有旅客都四散逃跑，她和同学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列车两旁留下了不少遇难受伤的同胞的遗体，看了又悲痛又愤怒。
在赣州念完高二后，由于父亲患病，刘湘云便从赣州辗转经广州、香港，最后回到上海。1939年考取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控制的上海，租界上不能再留。1942年夏，刘教授又随学校穿越了日占区封锁线奔向大后方重庆歌乐山继续学习，在那里度过了她求学生涯最宝贵的3年，也遇上了使她受益一生的恩师。
儿科医生精神的传承
在后方重庆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有时甚至要靠卖血来获得一些零用钱去买些必要的学习用品，但当时那一批医术高、业务精、教学严的老师，给了刘湘云莫大的鼓舞。谈起那3年的时光，刘教授印象最深的不是边跑警报边读书的危险，也不是半夜在煤油灯光源显微镜下找血片中疟原虫的辛酸，更不是她手抄了整整一本的英文《实习生手册》的劳苦，而是每天傍晚，沈克非、陈翠贞两位老师坐在半山腰的草屋前，利用夕阳的余晖为学生备课的身影。在他们的指导下，刘教授形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因学习成绩优秀，又热心为同学服务，她历年来被选任年级班长。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刘教授也顺利毕业了。1946年，她回到上海，受聘于上海中山医院儿科，跟随恩师陈翠贞教授从事儿科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1950年，陈翠贞等儿科前辈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儿科杂志》，陈老师任总编辑，并将“预防为主”的思想贯彻到办刊宗旨中，成为中华儿科的开拓者。从此，“预防为主”的思想也深入到刘湘云的医学事业中。
1952年，上海医学院3所附属医院（中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红房子医院）的儿科合并，成立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学院，陈翠贞教授任首任院长，后改为儿科医院，刘教授在医院任主治医生。作为院长，陈翠贞教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医生写的病史，查房时她都要亲自查看，并仔细检查病人。
陈院长对待病人，却非常温和，每次查房，她都要事先用热水袋把手弄暖和了再去检查病人。如果孩子睡着了，她从不打扰，而是一直等到孩子醒来再做检查。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比起其他医生，更需要的是陈院长般的细心和爱心。孩子不会讲话，医生观察便非常重要，除了要从家长那里观察、倾听，还需要医生有自己思考分辨的能力。只有与孩子和家长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才可以真正了解孩子。很多孩子的家长，孩子一直长大到四五十岁，都依然与刘教授等老医生们保持着联系。他们还会带着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孙女，来刘教授这儿看病。
“对孩子要友好，和孩子讲话时要蹲下来，眼睛对着眼睛的讲。”像恩师给自己的教诲一样，刘教授向学生传达着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所需的精神。刘教授带过的医学生、进修医生、研究生不少，在她看来，不仅仅是学生的学业，学生的健康、家庭、情感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老师关心，最重要的是教学生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好医生”。曾有一名博士生，当时英语水平不好，刘教授常常晚上到他实验室里督促他收听英文广播。
1958~1978年20年儿科医院艰难地“护航”和“发展”
刘湘云教授在图书馆查阅英文文献
“58年到78年做副院长的这些年，我实在是勉为其难，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把医院发展好”，回忆起那最艰难的20年，刘教授充满了辛酸。
1958年，陈翠贞院长去世。此时，刘教授已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分管医务的领导。受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医院许多医务人员被派往重庆建设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医院的发展受到很大挑战。不过，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刘教授带领的团队在临床上、学术上依然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
深入临床实践，从传染病魔爪下拯救儿童。20世纪50~60年代我国麻疹、乙型脑炎、脊髓灰质炎、中毒性菌痢等传染病连年流行，夺去众多儿童生命。刘教授为了抢救每一个小生命，使他们早日康复，不辞辛劳，日夜忙碌在门急诊、病房第一线，组织会诊抢救。她亲自守护昏迷病儿，搬运冰块置于病床下降温（当时没有空调），指导青年医师、医学生。她为救治高热惊厥不止的病儿实施“冬眠”疗法，为抢救乙型脑炎病人做出了贡献。麻疹流行时，全市发病儿童达50余万，医院里走廊上都住了病儿，病死率高达10%。刘湘云教授还带领医护人员深入街道社区送医送药，把预防工作从社区家庭做起。她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建立病毒实验室，与顾庆祺教授合编《麻疹》专著。为了在儿童中主动防治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她还敦促并协助各地生物制品研究所制备减毒活疫苗并获得成功，在全国推广应用后取得显著效果。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几种常见小儿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在一些大城市中几近绝迹。1964年，在印尼召开的第二届亚非儿科学术会议上，刘湘云教授发表的有关中国自力更生成功研制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并取得极佳免疫效果的论文，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赞赏。我国当时正处于被封锁隔离状态，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制造出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能制造的减毒活疫苗实在不易。
针对婴幼儿的常见病秋季腹泻，引起肠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尚不清楚，她和病毒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自1980年起连续8年对婴幼儿秋季腹泻的主要病原——轮状病毒的检测、快速诊断方法、分子流行病学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在实验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与儿童保健科一起，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协作，首先在国内开展法国制备的轮状病毒WC3疫苗抗原性及反应性研究，并对其效果进行实验室及流行病学现场观察。研究结果“WC3轮状病毒疫苗预防中国小儿轮状病毒腹泻效果的观察”论文曾于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轮状病毒疫苗研讨会上介绍，并获得好评。近20余年来轮状病毒疫苗进展迅速，20几年报告疫苗接种使轮状病毒肠炎的发病率大大下降。
可是，随后到来的“文革”，却使得整个医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文革’那段历史，就不用再提它了！”刘教授不忍再去回忆那段惨痛的历史。那个疯狂的年代，医院刚刚起步的各项专科被取消，如小儿心血管科等被撤销，一些高年专家医生也不准给病人看病，强迫劳动，要求去做护工。医院凡科长、处长等领导，都被批斗为走资派。在当时还没有任何领导职位牵绊的宁寿葆教授曾亲眼目睹，刘教授站在凳子上，颈上挂着牌子被造反派批斗。刘教授家里的东西也都被抄走，工资减到了每月15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36元，家中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正因为没东西吃，所以每当过年，刘教授都不得不让家里的老保姆把两位年纪稍小的孩子带到乡下去过年，身边只留大女儿陪着。
然而，最令刘教授痛心的并不是那些被破坏了的财物、历史遗产、管理制度，而是“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精神损失。“东西破了可以再补回来，但这种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损失是多少年甚至是一百年都补不回来的！”刘教授痛心疾首地说道。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当时整个国民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道德观念也曾深入人心。但“文革”中，国家面目全非，那些传统美德全都被当作封建的糟粕除掉了。
踏出国门奋起直追
1972年，刘教授被派往广西南宁参加会诊，之后工作才慢慢得到恢复。1974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组团赴南美阿根廷参加已经缺席了好几届的国际儿科学术大会，刘教授同其他3位代表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踏上了一次充满困难的征途。
“那次去参加的其实是一次政治斗争。”刘教授这样评价那次会议。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和美国建交，合法的会员席位也被剥夺，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许多会员国都对中国心存警惕。而那次去的主要目的便是恢复中国的会员国席位。在刘教授等人的积极斡旋下，中国国际儿科学术大会会员国席位在那次会议上终于得到恢复。刘教授也凭借着出色的智慧和个人魅力，同许多国外学者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其中包括著名的儿科学家尼尔森（John D。 Nelson）等，为日后派遣学者到国外学习奠定了基础。
“文革”10年的与世隔绝，使中国很多方面都与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差距。1975年刘教授又有机会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考察团，走出国门访问了英、法、加10余个城市的各类著名大学。目睹中国与发达国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刘教授心急如焚，也深深激发了她迎头赶上的决心。尤其是在法国马赛，当时已经开始采用最先进的CT技术，而国内对此却还是一片空白。“当时我们有个很好的医生，突然颅内出血，可就是没办法诊断。拖了两个星期，最后还是去世了。如果当时能给他做CT，就很有可能抢救过来了。”刘教授摇了摇头，觉得非常惋惜。
自1975年起刘湘云教授担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委员20余年。在她的努力下，儿科医院和国际间的交流日益发展，知名度不断扩大。回国后，她不失时机地到各地儿童医院、学术机构传达所见所闻，期望引起儿科同道们的关注，团结一致，将我国儿童的医疗保健质量加速提高。
1979年刘教授担任院长后不久，即在医院内成立儿科研究所，并在人力十分紧缺的情况下选送3位高年资业务骨干赴加拿大，在小儿心血管病、传染病和免疫性疾病方面各进修两年。他们回国后都成为儿科医院重要骨干力量，为儿科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80~90年代，儿科医院不少专业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当时中国落后的不仅仅是技术，观念上的落后更加严重。1982年刘教授作为中美交流学者前往美国观察交流学习了3个月，不仅参加了哈佛大学儿科教授带教医学生的讲课和示教讨论，还和当地医院的刘教授在枫林路儿科医院做保教工作护士一起做小儿自闭症的家庭访视。而当时国内对儿童心理健康的认识却还是一片空白。回国后，刘教授便立马组织人员，关注并研究儿童心理问题，重视培育儿童身心健康，普及科学育儿理念，并于1986年出版了科普小册子《怎样和你0~3岁的孩子玩》，告诉家长如何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健康心理。
即使到现在，刘教授依然坚持着每天做半小时操、写楷书100字和睡觉前看报纸的习惯，晚上12点才睡觉。对于最近流传的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刘教授觉得：“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孩子成长。”曾经参加过多少本杂志的编辑，刘教授自己也数不清了。现在退休在家，她还是欢迎出版社把儿科杂志和育儿科普杂志寄过来给她看看，里边有什么问题她都要指出来，努力做到老有所学，有所为，有所乐。如果健康状况允许，她还会联系和拜访一些当年的老朋友，共话同乐，过好这剩余的岁月。
“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大家都会经历的，问题是怎样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些对世界有用的事。”采访中，刘教授反复强调着。
金汉珍，女，1920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口市，祖籍浙江绍兴，九三学社社员，教授。194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学系，之后一直留校附属医院任医、教、研工作。1946~1952年在华山医院任内科和儿科医师，1952年转入儿科医院，曾任全国中华儿科学会常务委员兼新生儿学组组长、全国中华围产医学会副主任委员。20世纪60年代主要研究婴儿腹泻，获国家科技委员会表彰。1953年始从事新生儿专业。1981~1983年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研究新生儿疾病流行病学。1983~1990年由我院牵头研究卫生部重点科研题“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成功地从猪肺中提取到该物质，有一定疗效，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曾主编《实用新生儿学》、《儿科疾病处方》和《母婴血型不合新生儿溶血病》等书籍。参与编写书籍共12本，发表论文近百篇。曾参与《辞海》中关于儿科部分的编写。曾获上海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妇女建设积代会代表和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59~1994年为上海市历届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