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她，她在会议室里已经等了一会儿，站起身来，依旧是满面春风地跟我打招呼，载满笑意的额头、眼角、嘴畔像是轻泛着涟漪的湖，明净、柔和。她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没啥好吃的招待我，我应着，上次给的糖果还没吃完呢。想来，医院的孩子们一定都很喜欢这位古稀老人——这哪里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分明是平易近人的奶奶。
我在吴玥教授面前坐下，再整理了一遍她的资料和采访思路，抬头看见她手里的信纸，洋洋洒洒好多页，又圈圈点点，几经修改。摄影师在一旁摆弄着设备，试图找个最好的角度记录下她回忆人生时的情绪起落。
百行孝为先，万事以和家为兴
东北战乱的1934年，吴玥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吴玥的母亲毕业于浙江的师范学校，当过中、小学的老师、校长。作为五四年代的新女性，她珍重知识、注重教育，生活在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年代，更是觉得女性应该独立，只有依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于是对女儿的期盼尤其深切，即使是在由于战乱举家迁徙、自己又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这样万般艰难的条件下，她对女儿的教育也从不放松。对母亲，吴玥不仅有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无限的崇敬。讲起割肉疗亲的故事，吴玥老师哽咽了。
吴玥的外婆一次重病，危在旦夕。当时，医生摇着头，已然拒绝开药了，但看见母亲含泪恳求的目光，说“我有个方子，但要用人肉做药引，你们姑且试试吧”。母亲当真从手臂上割下肉来作为药引，侍候外婆服下。奇迹一般，外婆自那以后，病情好转，最终痊愈了。后来，割肉疗亲的佳话就在亲人邻里中传开了，但母亲自己从不对人提及此事，只有她左臂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默默地述说着她的孝行。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跋山涉水，辗转迁徙，母亲从未间断对老人的悉心关怀和照料。外婆没等到抗战胜利，就在重庆故世了，为实现她魂归故里的夙愿，母亲千里迢迢带回外婆的骨灰盒，安葬在故乡。母亲用自己的言行，让家人懂得什么是“百行孝为先”，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是朱子家训，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受母亲的影响，女婿、儿媳待母亲如亲生一般，姐夫、小舅子、大姑、弟媳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互爱护关心，一家八口在物质生活方面，即使在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一直幸福和谐地生活。对八口之家来说，按户分配的副食品比较匮乏，连户籍警都来关心，建议分成两个户口，这样供应品可以多分到一些。可是他们一家人从不计较这些，吴玥的母亲省吃俭用，总是存着糕饼票，叮嘱吴玥看望婆婆时要置些点心带去。当家人一起吃水果时，小外孙总是把最大的拿给外婆，若是外婆疼爱地推让，小外孙就会俏皮地说，“4岁的孔融都知道让梨，外婆您就拿着吧”。
懵懂年代，辗转于半壁江山
吴玥的父亲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出国，是中国第一批留学英美的冶金工程师。民国初年，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冶金工业。回国后的父亲致力于铸钢造铁，制造特种钢，在战事中艰难地筹建创办了我国钢铁事业、培养技术人才，繁荣了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钢铁厂。
由于战势动乱，汉冶萍公司所属厂矿设备需迁往抗日大后方重庆，建立新厂。作为钢铁事业的领航者，父亲临危受命，奔走于国内外，为新厂建立不断谈判、筹资，希望扩大发展我国的钢铁事业。吴玥一家追随父亲经上海、汉口、广州、香港、越南，一路辗转到达重庆。
当时越南是法属殖民地，首府河内和滨海的海防都是美丽的热带城市。遍地参天的椰树、翠绿的芭蕉、细腻的沙滩、蔚蓝的海水，法国人在当地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多数越南人民却像奴隶般苟延残喘。越南人喜欢嚼槟榔，吐出的槟榔渣就像鲜血一样。“我母亲以为那儿人们生活太苦，都患上了肺痨，很是恼我出去”，正是贪玩的吴玥，哪里听得进母亲的担忧与叮嘱，穿街过巷倒最是欢喜。
河内、海防的豪华别墅萦绕着浓郁的法国气息，花园中的小路铺满了美丽圆润的鹅卵石，踏上去咯吱咯吱地响。与这风景不搭的是，四周围墙上都装满了乌青色的电网，附近的孩子告诉吴玥，这些都是为防越南小偷而特设的。吴玥好奇地问母亲，为什么越南人会偷法国人的东西呢？母亲语重心长地回答：“为什么我们要跟爸爸到重庆去建钢铁厂呢？为什么日本要欺负中国，强占我们的东三省？中国富强了，小日本就不敢欺负我们了。越南不当殖民地，法国人也就不敢欺负他们了。”
母亲对吴玥的管教很严格，不许孩子看闲书（泛指武侠、言情小说），可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仅仅是应付科举的八股文教科书，哪里能禁得住吴玥心中好奇、求知而乱撞的小鹿。同学中有个地主家的孩子，家中有很大的花园，园中有一藏书楼。吴玥最是喜欢跟那同学到藏书楼中，偷偷地翻书来看，虽然大部分都是线装的古典文学，像四书、五经等，但也能找到讲述英雄好汉故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把神仙鬼怪刻画得传神入化的《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成为吴玥心中国式格林童话的《封神榜》，还有让她对祖国的美好江山无限憧憬的《徐霞客游记》。那时吴玥还很纳闷——古代人说话和现在怎么不一样，这是她对“文言文”的初步认识。
在重庆新建的钢铁厂地处嘉陵江北岸，傍山而立，由于日寇的疯狂轰炸，重钢经常在夜间开工。吴玥常跟着在重钢工作的表哥到车间去看高炉出铁，火红的钢水从炉口瀑布般奔流而出，照得整个工厂都通红透亮的。工人们汗流浃背地引导沸腾的钢水流入钢模，技术人员忙碌地检测、记录钢水的质量，耳濡目染，连当年少不更事的吴玥也知道钢水含硫太高是不合格的，没有钢铁就不能造枪炮、打小日本。年幼的吴玥跟着校中大哥哥、大姐姐上街宣传抗日救国，生长在抗日大后方的孩子，虽没有目睹沦陷区日寇屠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却也亲身经历了日寇整天的狂轰滥炸，亲友惨遭横死、邻居在防空洞被活活闷死、无数同胞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久久挥之不去。残酷的战争，让不谙世事的孩童成长为热血的爱国青年，永远铭记着日寇的侵华罪行。
现在人常说，要旅行才能见到未知的世界，吴玥也算是童年得了个契机，小小年纪就行过了万里路，绕过了祖国的半壁江山，对于孩提时代的她，世人眼中的颠沛流离也许就成了难能可贵的经历。
嘉陵之滨，维维我南开精神
物质生活的匮乏，丝毫没有影响吴玥对大自然的神秘与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她在重庆的家位于重钢附近的半山腰上，门前有六棵高大的梧桐，父亲因此把家命名为“六桐寄庐”。门前拉车的脚夫闲时喜欢给孩子们“摆龙门阵”，像古代的评书一样，称呼着少爷小姐，讲的不是四川帮会间的打打杀杀，就是深山老林中的妖魔鬼怪，真真假假，权当是糊弄孩子的把戏。吴玥倒真想一探究竟，看看后山到底有没有鬼魂、狐仙，夜深人静时是否真有僵尸搬运货物。淘气的她多次和玩伴们从篱笆围墙中钻出，爬上后山，到古坟墓地间，探索夜间“鬼火”的来源，也曾叫年幼的弟弟对着白骨骷髅撒尿，试试骷髅头会不会追着人跑。小孩子们是非常仗义的，早有两个身强力壮的玩伴，左右驾着弟弟，一旦情况不妙，就以最快速度逃离现场。母亲为她的淘气、大胆和求索精神既高兴又担心，她希望女儿有独立自强的精神，但又怕女儿离经叛道，离传统的“大家闺秀”太远。吴玥能考入南开中学、接受正统的教育成为母亲当时的最大心愿。
重庆南开大学由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建。1936年，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滨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重庆南开中学。中学设初、高中部，男女分校，风景优美，校舍优良，师资力量雄厚，承袭了当年英国教育的严谨作风，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培养和发展，被千百万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
吴玥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在“虎妈”的监督下，天天坐在书桌前温课迎考，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没有名落孙山。不满11周岁的吴玥被送进南开女中住读，母亲临别时嘱咐她：“要学会独立生活，一定要用功读书，你上课的受彤楼就是培养有教养的女子的地方。”至今吴玥在南开中学里学习、生活的情景仍犹在眼前。英语朗诵、数学测验，几乎天天都不落下。作文、周记、班级和学校的黑板报，在日常生活中亦锻炼了学生们的语文能力。初中部的学生还参加了国际童子军组织，每天在紧张的功课外，下午有一小时的文体活动。军事训练、露营等活动彰显了铁的纪律，不仅锻炼了学生们刻苦耐劳、独立自主的品格，也培养了他们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品质。
周恩来总理以校友身份访问南开中学时，他和随同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的大学生们交谈热切；宋美龄也多次到南开中学视察，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南开中学对学生着装要求甚严，男女生一律短发，不能过耳，初中生统一穿着童子军服，高中女生一律蓝色士林布旗袍。宋美龄的旗袍因故引起了高中部女生的窃窃私议：“蒋夫人的旗袍开叉那么高，也符合新生活运动吗？”
虽经数十年岁月冲刷，吴玥对启蒙的南开中学仍充满无限思念与感恩，校歌、校训依然清晰可忆。“嘉陵之滨，维维我南开精神”，回忆校歌的歌词，吴玥扬起的手臂有些激动地颤抖着。“今日我以南开为荣，明天南开以我为荣”的南开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正直、严谨的南开人，它是每个南开学子不断前行的动力。
艰苦上医，漫漫无尽医学路
吴玥高中毕业时，曾被解放日报、文汇报录取为实习记者，也曾想当一名建筑工程师，但像许多出生在战争年代的孩子一样，对白衣战士有着无限的崇敬，最终她选择入学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医疗系，毅然走上了学医之路。刚入学时，操场上荒草丛生，很少有学生参加文体活动，高年级的学长们，常抱着厚厚的英文原版教科书，一大早就在图书馆门口排起了长队。学习人体解剖时，更是用功，常在晚餐后街灯都还没亮起，就到解剖室，借着尸体标本复习各种器官、组织结构，200多块大小骨骼，数不清的神经、血管，它们的位置、形态、功能样样都要熟记。1951年还在教学改革初期，五年制的本科课程，实际上还保留了六年、八年制的教学内容，教材像是“压缩饼干”一样。艰苦的学习之外，1951年入学的学生成为学校文体活动的骨干，不断发展起校园综合活动的气氛，操场、校园、学生会、共青团日益生气蓬勃。全国高校调整改革时，上医拥有最多的一级教授、优良的设备、声明卓越的教学医院。老师们严谨治学，为学生付出自己毕生心血，却都是两袖清风，一世清苦。学生们不仅没有对“压缩饼干”的课程叫苦不迭，反而是对基础部和临床的老师们都充满了崇敬与感激之情。
血液科吴玥教授在指导研究生
那时医学的知识都还是“进口”的，教科书很多都是英文、俄文的。当年入学的新生，根据入学考试英语成绩及入学后的英文测试，英语高分和低分者选修俄语，中等成绩者，继续读英语。俄文老师出身于沙皇时代的贵族，俄语讲得非常动听，还教过学生唱俄文歌曲。俄文班不但阅读巴甫洛夫的生理教材，还集体翻译幼儿肺炎等俄文医学专著，课余还沉湎于阅读《远离莫斯科地方》等苏联文学著作。吴玥吐出一串俄文来，自豪地讲起自己的语言天赋，小时四处奔波，各地方言学得快，粤语越南话重庆的调调，都还记得。
进入临床课程后，医学教科书及杂志都是英文原版的，外文阅读就以英语为主了。吴玥学医的路正好走在了动荡的年代，虽说是面临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冲击，但那也是见识多种多样学术知识和思想的好机会，如何融会贯通，如何创新突破，也就全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学生们只需付很低的学杂费，甚至还享受过免缴膳食费的待遇。他们大都热情、单纯，满怀感恩，一心回报社会，毕业后大都自愿到艰苦的边远地区工作。留在大城市的研究单位、进教学医院工作的，倒算是走了条平坦的路。
儿科医生，不悔当年无私心
自小顽皮的吴玥，很是喜欢孩子，医疗系毕业后决定做一名儿科医生，从学生科领取了自己的人事档案，到母校附属儿科医院报到。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吴玥，很幸运地被分到陈翠贞院长领导的临床儿科教研组。当时陈院长的孙女生病住院，吴玥正好是她的床位负责医生，那年代给小婴儿打头皮针还是新鲜事儿，当着院长的面给她孙女儿扎针，对刚工作的新手来说可真是个考验。陈院长注重对医院新人的培养，并不施以压力，而是慈祥地鼓励吴玥，让她安心打针，就离开了病房。
虽然在学校念了很多书，以为满腹经纶，一到医院见了病人少不了手忙脚乱，觉得什么都不会了一样，看到病人大出血就更慌了，理论跟实际难以接上轨，是老护士一点一滴教给吴玥怎样去做，医院里的长辈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都能给年轻的医生指导和经验的传授。
50年代中期，传染病尚未完全控制，当陈院长看见吴玥在忙碌地抢救呼吸衰竭的乙脑患儿时，曾问过她想不想从事传染病专业？吴玥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以后传染病被消灭、控制了，我不是要改行了吗？”陈院长听了，哑然失笑说：“你眼光很远大啊！”那时，院长一口北方口音，吴玥觉得好听的很，并没有理解院长话中的幽默感。
当年儿科医院实行住院医生24小时负责制，即住院医生需24小时留在医院，对自己分管床位的新、老病人病情变化作出及时的处理。因儿科病人周转率较快、病情变化较急、危重病例又多，白天常会传来广播呼叫“×××医师请回×病房”，若是碰着晚上，病房工人就会到宿舍，喊来住院医生回病房处理事务。住院医生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中受过严格训练，三级查房制度，井然有序。
住院医生被要求定期翻译原版医学期刊上的重要文章，交教研组审批。最怕的是教研组秘书悄悄告知：“你交的文章，主任看时皱着眉头，像是不满意。”儿科医院的老师们非常重视对年轻医师医疗、教学、科研的全面培养。吴玥回忆，当年还曾参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O111出血性肠炎、重症感染休克的动物实验等等；学会了抓实验动物犬、兔、小白鼠，还会熟练地从鼠尾静脉注射内毒素、药物；也参与了医院麻疹、乙脑、儿科新进展等医学专著的集体编写；担任过儿科教学、七年制英文班教学等；轮转重症流脑、乙脑、爆发性菌痢病房时，多次成功抢救了休克、脑水肿、呼吸暂停、应用人工呼吸的重危患儿。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年轻人致力于“抓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纷纷下马挨批时，吴玥已从住院医师晋升为主治医生、讲师，成为“促生产”的骨干力量，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儿科人，挑起了医院业务的重担。当年推行医、护、工一条龙，护士、工人都可以当医生，于是外科医生可以和工人一起上手术台，内科老师和工人一起值夜班、抢救重危病人，儿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文革”中一天也没有当过逍遥派。
孩子是很容易感染周围人的一个群体，他们可以毫不遮掩得开心，毫无顾忌得难过，有了父母的嘱托和期盼，医生们更觉得责任重大。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儿科病人无法准确描述病情，所以儿科又被称为哑科。儿科医生要用自己的感情去体会孩子的喜怒哀乐，“儿科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因为孩子身上承受着最大最重的希望”。
“我一天也没有懊悔过选择这样的人生，尽管收入很低，尽管一生忙碌，但儿科医生是献爱心的，我的日子因此一直都过得很开心。”吴玥作为儿科医生度过了她的大半生，没有一分一秒后悔过当初选择了这份“苦差事”。
1956年吴玥入儿科医院的时候，医院正式建立才刚4年，各种科室设置、仪器配备和住院医师的分配都不够成熟，走到今日700余张床位的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是在一代代医师的见证下成长起来的。从1951年考进上医，毕业后进入儿科医院，整整一甲子，吴玥把自己的青春和辛勤的劳动，贡献给了热爱的儿科事业。儿科医院就像吴玥的另一个家，那儿有她的热血青春，有她和丈夫张善通毕生的回忆，有谆谆教导他们的老师、学长，有并肩战斗在研究前线的战友，有她希望永远能看到笑容的孩子们。在儿科医院闵行区的新院址，楼房、办公室和各种设备都是全新的，对于吴玥这样老一辈的医生，也许并不是想象中令人激动的事。吴玥抹下一把泪来，以前日日夜夜奋斗的老医院要拆掉，实在是万分的不舍。但是儿科医院新颜换旧貌，先进的设备和装配预示着现今与未来儿科事业的迅猛发展，想到这儿，吴玥环视四周洁白的墙壁、崭新的木纹桌、透亮的玻璃窗，又欣慰地笑了。
毕生奉献，自谦称贡献不伟
虽然她已年逾古稀，但心中永不忘怀当年高热不退、抽筋不止、呼吸暂停的重症乙脑孩子康复出院后，成长为身强力壮的远洋大队长，历尽艰辛治疗的急淋白血病和急非淋白血病患儿，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探望医生时的无比喜悦。病愈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家长们的殷切嘱托，敦促她老骥伏枥，学无止境，探索不止。
1981年，吴玥赴美在罗契斯特大学和哈佛大学儿童医学中心进修血液和遗传，回国后致力于国内医疗研究发展。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吴玥等人在全国范围内普查小儿贫血指标，经过28个省市从孕妇到12岁儿童的有关血液数据收集，累积了数百人铁缺乏流行病资料，建立起了系列微量铁营养实验诊断指标，相关防治措施的制定明显降低了贫血发病率，纸片法测定血红蛋白、血铅含量等曾列入上海新技术成果展览，先后发表近20篇论文，1986年、1992年先后两次获上海市科技奖。1986年，全国11省市新生儿苯丙酮尿症（PKU）筛查成果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PKU是新生儿常见的细胞遗传水平氨基酸代谢问题，若能早期诊断并给予特殊饮食干预，即能保证幼儿正常代谢水平和生理发育。像PKU这样可以早期诊断并干预的疾病，其快速筛查对优生优育意义重大，苯丙酮尿症快速试纸的研制及应用在1979年即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面对诸多的成果和奖项，吴玥说：“这是建立在很多人辛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卫生部提出了我们的防治措施，没有谁是为了得奖，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少些病痛。这些都谈不上是伟大贡献，做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退休后的吴玥也从未停下为医学奋斗的脚步，除了作为资深的医生、教授参加国内国际的学术研讨会议，整理修改早期资料等工作，吴玥最喜欢与实习的学生交流。从基础延伸到临床，从前辈那里学习到各种经验，在一群热血奋斗的青年中启发自己的兴趣和热情，只有热爱这个专业才会觉得应该付出。每个医生都是苦过来的，“可我一点都不曾懊悔过，虽然平凡，但我是扎实的，不是生搬硬套，在掌握书本上病理的基本表征后，临床上会学到更多因个体不同而产生的特异性，我希望把自己的经验都教给学生们，我有责任把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把我认为能够提高他们学习兴趣的、能够联系基础知识和临床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希望他们尽早能独立做出正确的诊断和确切的治疗方案”。回想着自己的成长历程，现在学生也正经历着理论与实践接轨的窘境，吴玥迫不及待希望学生能多接触临床，掌握更多的经验，就像当年她刚踏上这条路一样，也是在儿科医院众多前辈、老师的教导下不断前行、不断坚持，才有她今日“回首往日，不觉虚度光阴”。
“我不能说是伟大的，为医学，我做了应该做的，奉献了我的青春，我的一生，但从来不曾懊悔过。”
张善通，男，教授，1932年10月26日出生，浙江慈溪人，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副院长、外科副主任、心血管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会员、上海市心胸外科学会委员、《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编委等职务。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张善通教授是全国小儿心胸外科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儿科医院心胸外科专业的奠基人，儿科医院心血管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曾赴加拿大、美国、日本、香港进修访问和学术交流。培养博士研究生5名，硕士研究生2名。在科研工作中，主要研究小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和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的防治。
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科学基金和卫生部科学基金资助。其中“小儿先心病病因、超声诊断及手术治疗的研究”获国家科技成果三等奖；“小儿体外循环无左心引流的临床研究”获中国“八五”科技成果奖；“肺表面活性物质与体外循环的关系及其保护作用和策略”获上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内皮素在先天性心脏病肺高压的发病学意义的研究、体外循环红细胞脂质过氧化损伤及维生素Ｅ保护作用”、“小儿先心病手术所见对术前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诊断的评价”分获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参加编写《实用儿科学》、《实用外科学》、《小儿心脏外科学》、《小儿外科手术学》等著作。发表论文3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