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建院60周年，也是宁寿葆教授在儿科医院工作的第55个年头。在这一年，宁教授将“八十杖于朝”。
这位德医双馨、一生医治无数病患的儿科医生目睹了新中国建立后，儿童医学事业从无到有的每一次进步，也亲眼见证了儿科医院从床位仅80张、工作人员不过百人发展到如今占地面积160亩，核定床位600张的高水平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中心。
他的人生，印刻上了时代的印记；他的故事，也是对时代恰如其分的演绎。
宁寿葆教授在门诊诊治患儿
人间重晚晴
“每周六早晨7点到10点，徐家汇万体馆那儿有一个球场就留给我们了。7点钟我们一定准时到，5点多就起床了。零下几度也照样去，下雨也照样去。”
中华医学会副主任委员，12年。
中华医学会小儿心血管组长，12年。
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12年。
宁寿葆教授把他正当丰茂的年华献给了儿科医院和儿科事业。如今本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宁教授，仍旧没有离开儿科医院半步。从2000年延聘至2004年，从2004年又返聘至今，到2012年，正好又是一个12年。
目前，宁教授依旧保持“做五休二”的生活作息。每周五天去医院参与日常事务，三天在医院枫林路的办公室工作，两天到儿科医院闵行区新址上班。宁教授始终把给病人看病看作是医生首要任务。每星期他开两次专家门诊，一次教学查房，并参加疑难病例的讨论，这些都是宁教授日常的工作。
工作日余下时间，宁教授专注于儿科学学术期刊PEDIATRICS中文版的主编工作。
PEDIATRICS杂志是由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主办的专业儿科医学学术杂志，在儿科医学界公认为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儿科学期刊。它同时以五种不同的语言发行国际版，中文版就是在宁寿葆教授的主持下于2006年创刊。
为了更快地引进国际儿科领域最新的临床和科研进展，拓展中国医师的科研视野，进而参与更广阔的国际学术交流，当时在中华医学会负责对外交流工作的宁教授开始担任PEDIATRICS中文版的主编。
1989年4月1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加中儿童基金会与禇福棠教授交谈
“以中国临床医师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报道他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国际相关领域的动态”，宁教授在2006年10月的创刊词中写道。在他的带领下，国内儿科医学领域的很多专家和中坚力量参与到了中文版杂志的运作中。作为主编，每一期每一篇论文都经过宁教授审核。
双休日，宁教授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星期六上午是打网球时间，星期天的早上他会去游泳。体育锻炼成了他生活中无法或缺的部分。
“每周六早晨7点到10点，徐家汇万体馆那里一个有顶棚的球场就留给我们了。7点钟我们一定准时到，5点多就起床了。零下几度也照样去，下雨也照样去。”保持了几十年的日常运动的好习惯，让这位年岁已大的老前辈看起来依然硬朗健壮；谈吐自然，声音宏亮，中气十足。从他工作的环境和工作的状态中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快要80岁的老人。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宁教授依旧在努力工作。
青春从圣芳济起航
“在圣芳济，数理化课本多为英语，老师也多数是外国人。后来才知道，1949年以后，同班的好几个同学都到外交部去工作了。”
“语言上打下的基础，对我这一辈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宁寿葆教授出生于1932年，那一年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
宁教授9岁时，父亲身患结核病去世，留下母亲、他和7岁、5岁两个妹妹，撒手人寰。父亲早逝，让母亲辛苦操持家务照顾子女，宁教授深知母亲生活不容易，自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基本上都是自己决定”。在协进中小学上完初小和初中，他于1946年进入圣芳济中学。那时他也许不知道，在圣芳济的这段时光会给他以后的医学事业和整个人生带来很大影响。
圣芳济学院（Sain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是奠定“土山湾”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于1874年在法租界斗班路（今四川南路）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创办的一所天主教会学校。历史上，宋子文、马相伯、顾维钧等名流都曾为该校倾注全力。
1935年开设国语课程后，圣芳济学院成为上海最早的双语学校之一。“在圣芳济，数理化课本都是英语，老师也多数是外国人。”因此圣芳济毕业的学生外语能力较好，宁教授也是后来才知道，1949年以后，同班的好几个同学都到外交部去工作了。
宁教授也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至今，言谈中还会蹦出一些英语单词，发音圆润好听。他说：“语言上打下的基础，对我这一辈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20世纪的教会学校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体育和艺术都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部分。圣芳济学院拥有卓越的体育传统，当时学校里盛行排球、篮球、垒球等体育项目，各运动队经常进行比赛。宁教授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正是在那时养成的。
学校还十分重视音乐教育，在高年级课程中开设了音乐课。在学校里演奏宗教音乐，同时还组建了西式的乐团。宁教授的同学中，有的在日后成为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宁教授对音乐的爱好也正是在那时培养的。他10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中学时代，他担任了上海青年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常去各地演出。
5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就要考大学了。宁教授填报了两所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作为第一志愿，同济大学建筑系是他的第二志愿。医学是他向往的事业，而建筑是当时的爱好。
“缘”定上医
但考取上医并非一件易事。上海医学院是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科大学，更是一流的医学院。高考前两个月，宁教授作为上海青年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受邀去上海医学院演出，坐在上医一号楼的大礼堂里，他怎么想得到，自己今后的一生会与这所学校、与医学结下不解之缘呢？
高考时，宁教授经高考组织安排是班上唯一一个在纺织工学院考场考试的学生，不巧的是，直到他跟随班上同学去了圣约翰大学，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考场。情急之中，他找到一辆三轮车，由于车不快，便自己推着三轮车赶了一阵才到了纺织工学院，那时，他已经迟到了20分钟。几番解释，想必监考老师也被眼前这个满头大汗、态度诚恳的学生打动了，便让他进了考场参加考试。一波三折，年轻的宁寿葆于1951年进入上海医学院医学系。
如今，人们常常说学医辛苦，但宁教授却并不这么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医学院仅有一幢教学楼（现一号楼）和一个工字楼作为寝室楼，住宿条件并不好。每到晚上，学生们都要围坐在食堂的八仙桌边一起复习功课、校对笔记。回想起当年求学的日子，宁教授坦言：“当年的学习方式已经和现在大不一样了。”他颇怀念当年求学的氛围和上医的老师们，更是特意提到当时的上海医学院由国务院聘任的一级教授有16位，仅次于清华大学，居全国第二这一事实，言谈中流露出对学校的敬重。
在上医求学的5年间，宁教授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医学知识，为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在上医，宁教授结识了如今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原主任的闻玉梅教授，并于1958年与她结为伉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宁寿葆和闻玉梅在上海医学院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宁教授与闻教授的相识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三那年分班，闻老师选择的是内科，而宁教授则选择了儿科，最终走到一起，缘于他们对音乐的共同爱好。宁教授喜欢小提琴，而闻教授则学习过钢琴，由于宁教授当时是学校的文艺部长，常常要组织活动，他便叫上闻老师一起排练节目，渐渐地，便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从而相知、相爱。如今，宁教授家中仍然收藏有不少古典音乐碟片，他们每年都会一起收视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偶尔一起去看郎朗或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演出，在欧洲旅行期间，还特地去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一睹音乐的圣殿。
仅有共同兴趣爱好并不足以让一段姻缘长久持续，医学事业上的相互扶持，生活上的相互照顾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生活中，宁教授和闻教授互相支持，很少有大的争吵，他们互不干涉彼此做出的决定，不会强迫对方，但会互相提出意见。家中分工明确，闻教授负责做饭，宁教授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有人不相信闻教授作为一个院士还会在家中亲自做饭，但她却认为，吃饭是与健康相关的事，必须由自己掌握。若遇到闻教授出差，她会提前做好饭；没时间做饭了，楼下的新亚大包就是他们家的“食堂”。而宁教授的卫生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朋友常夸他们家干净整洁。不仅家中如此，宁教授的办公室也同样如此：书橱中的书摆放整齐，角落里放着一盆植物，电脑显示器上特地盖上一块布防灰尘，办公桌上除了必要的文具收纳在了小盒子里，没有多余的杂物。
宁教授与夫人闻玉梅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家中合影
在工作上，闻玉梅教授十分支持宁教授的工作。1973年，中国派出10人代表团出席第23届世界卫生大会，由于1949年之后，该席位一直都被国民党占领，由于宁教授参加了之前翻译的资料工作，最后以顾问兼翻译的身份成为了10人代表团中的一员，代表团团长为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团员有黄家驷、林巧稚、陈海峰、杨铭鼎教授等，还有一位赤脚医生代表，每次介绍到赤脚医生时，外国人都会看看她的脚上是否穿了鞋。此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出席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后，卫生部和儿科医院联系欲派宁教授去WHO工作，但当时宁教授已响应“六。二六”号召，到江西上高县参加巡回医疗队了。到了80年代后期，卫生部又安排宁教授出席WHO组织的西太区各国卫生部部长会议，成为以陈敏章部长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意欲再派遣宁教授去WHO工作。如果去成，宁教授可能就会在WHO长期工作，家中的大小事务也都得让闻教授一个人来操心。面对这样任务，闻教授表态：“我们都是党员，还得服从党的领导，这就算是我对共产党的最后一个贡献，你去吧。”最后计划改变，没有成行，但闻教授对宁教授事业的支持可见一斑。
宁教授与闻教授育有一女，巧合的是，他们的女儿最终也考入了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同父母一样，她也在那里结识了她的同班同学，并最终与他结为夫妻。
值得一提的是，闻玉梅教授的父母均是医学博士。她的父亲闻亦传是闻一多的堂兄，于1918年考入清华大学，1922年留学美国芝加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在协和医学院任教授。闻教授的母亲桂质良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中学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1921年，她以全国第一的成绩通过清华大学出国留学生考试，赴美国威尔斯廉女子大学就读，1925年桂质良女士因成绩卓著，荣膺学校授予的象征“已经开启智慧大门”的纯金钥匙，并考入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2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家中6人，均从事着与医学相关的工作，这是一个医学世家，家中浓厚的医学氛围深深影响着宁教授，让他在医学的路上不断向前。
儿科医院的“外交家”
1956年，宁寿葆教授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进入儿科医院工作，从此开始他的从医生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24岁的他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接待周恩来总理的客人——巴西的Passor医生。Passor医生的父亲是巴西著名的病理学家，曾参加了国际调查组，证实美国在抗美援朝时期使用了细菌武器。回国时，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对周总理唯一的要求便是让自己的儿子到中国来接受教育。这一任务经由卫生部、上海市卫生局层层下达至儿科医院，考虑到是接待外宾，恰好宁教授在圣芳济学院早已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这一任务最终落在了他的肩上。
1957年至1958年间，宁教授始终与Passor这位和他同龄的进修医生共同生活、学习，儿科医院专门为他俩安排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工作时间里，他帮着Passor医生翻译病史、和他一起查病房；周末，他们一起看电影、游泳。Passor甚至不相信宁教授当时已经有女朋友这一事实，因为即使周末，他们俩也形影不离。
1958年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各地大炼钢铁、成立人民公社，热火朝天，但这些活动，宁教授都没有参与，而是24小时陪伴Passor医生。虽然Passor是巴西的地下共产党员，有不少进步思想，但他对中国并不了解，因而在进修结束时，他提出想去中国其他地方走走看看，更全面的了解中国。于是，整整一个月，宁教授陪着Passor医生去了北京、沈阳、武汉等城市，看到了大跃进高潮时期的中国，并与Passor医生一起，参加国庆活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宁教授在接待巴西医生时的表现让卫生部有了深刻印象。没过一年，他又接受了去印度尼西亚接侨的任务。
1960年随苏联柯西亚号客轮赴印度尼西亚接侨
1957年，印尼发生大规模反华行动，很多华侨学校被关闭，禁止出版华文刊物。到1959年，反华运动加剧，县级以下华侨零售商执照被吊销，华人商贩顿失生计，不断有华人被抢掠和遭袭击，奸劫和奸杀事件亦有所闻。为保护在印尼的华侨，中国政府决定接侨回国。由于当时挂着中国国旗在公海上行驶不安全，我国向苏联政府借了两艘万吨轮。船上需要医生，宁教授每次出航便成了往返于中印之间的唯一的驻船医生了。船上的水手、大副、船长都是苏联人，而其余的工作人员多是脱下军装的解放军，就连配备给宁教授的两个男护士都是解放军——当然，这是事后才得知的。中印关系紧张，印尼政府刁难中国政府，每次签证只能使用一次，因此当时中国政府准备了两批人轮流出去，有几位医生晕船不能继续在船上当大夫了，而宁教授从小就养成锻炼的习惯，身体较好，并没有晕船。就这样，宁教授在中印之间往返了近20次，在船上当了近1年半时间的大夫。直至1961年初，印尼的经济停滞不前，停止了反华活动，驻船大夫也宣告“退休”。
如果说前两次的涉外活动更多的是“机会青睐了有准备的人”，那么1979年去加拿大出国学习的机会，与时代的机遇是分不开的。经历了动荡的“文革”10年，中国在各方面都与西方产生了巨大差距。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出国留学的大门终于打开，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中国教育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之后正式开启了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新征途，出国留学很快从细流小溪演变成巨大洪流。
1979年底，国家教委决定派人去国外交流、考察，而选拔的标准之一便是通过全国性的考试，主要以语言为主。宁寿葆教授通过了考试。由于加拿大在小儿心血管病方面十分出色，尤其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该院曾在12500个病例的基础上编写了当时世界上篇幅最大的有关小儿心血管病的专著，宁教授便选择了去这家医院研修。这一去，便是两年，而他也成为了这家医院心脏科接收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在那儿，他被该院的医生称为“pioneer”（先驱者）。
198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儿童
医院研修期间在宿舍留影
出国之前，加拿大的科主任曾写信告诉宁寿葆教授，由于没有在加拿大的行医执照，在医院里，他只能做观察者（observer），不能行医。而当宁教授真正抵达加拿大开始工作后，科主任通过两个星期的观察，认为他的业务和语言都没有问题，同意为他写推荐信，参加考试，最终拿到了多伦多市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颁发的Education License，担任Cardiology Fellow的工作，包括住院医生、实习医生、负责科室之间的会诊等。在该院研修两年。
当时，宁寿葆教授在国内已是副主任医生了，因此在业务上并没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只是对计算机化的心导管和造影等设备不太熟悉，但通过与技术员的沟通及自己多次实践之后，也很快熟悉了科内的临床和实验室工作。
在加拿大的两年间，宁寿葆教授不仅提高了自身的业务水平，为回国后担任中华儿科学会心血管学组组长职务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儿科医院带回了许多国外的先进经验。在他回国后，于1992年和张善通教授一起，将胸心外科与心血管内科联合，建立了小儿心血管中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专业化程度，并在国内开创了先例。而这一制度正是宁教授在加拿大交流期间学习到的。
除此之外，国外医院对病人的诊治经验也让宁教授看到国内外服务理念的差距。他坦言：对西方的药品和设备都买得到，但是服务的理念却买不回来。国外对病人的随访工作相当重视，有些医院甚至六七十岁的病人也可以去儿童医院随访，能找到自己的病史资料。儿科医院的姐妹医院之一，美国费城儿童医院，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供病人家属查询与他们的孩子相似的病例。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关心照顾程度影响着宁教授，他也希望能将这些服务理念和方法运用到医疗实践中去。
为人民服务，为科研献身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选择当儿科医生。”这是宁寿葆教授对儿科事业的告白。妻子和女儿都喜欢实验室医学科研，而宁教授则喜欢儿科临床工作。儿科与成人科不同，儿科感染性疾病较常见，大多数儿科病人痊愈出院，而成人科多慢性疾患，多好转出院，痊愈出院少。没有两个人的病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世界上找不到相同的两片叶子。正由于每一种病在不同人的身上症状和体征有所不同，那就需要医生去仔细观察，用心诊断和处理每一个病人。宁教授特别喜欢孩子的天真，看到孩子从愁眉苦脸入院到开开心心出院，便有一种幸福感。宁教授常说：当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是别人需要的，就很满足。
在当今中国，由于医疗资源缺乏与人口众多的不平衡，医患关系紧张是目前社会的一大问题。面对这一客观事实，作为医生，宁教授首先从反省自身开始。他始终将全心全意看好病人作为自己的本职，“有时候，病不可能完全治好，我还有什么理由对他们态度不好呢？”据宁教授的观察，病人家属在门诊时常常会等得不耐烦，并对护士态度不好，但往往一进诊疗室态度就变好了，他们并不想为难医生。“作为医生，要体谅家属，耐心为病人服务。”
由于儿科医生服务的对象为孩子，儿科医生也就比其他医生更需要耐心。孩子不会表达，面对病痛时只会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医生需要猜测、观察和客观分析，而不能心烦。
知行合一，宁寿葆教授将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落实在了行动上。能帮到病人的，他总是尽力去做。尤其是从农村来的病人他更加关心，因为他一直牢记在下乡期间所见到的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他注重细节，平时上下电梯，他一定会让病人先走。2010年，一个骨肉瘤患儿的家属找到宁教授，希望他能治好孩子的病。之所以找到小儿心血管中心的宁教授，还是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文革”中的一个病人。“文革”时期，儿科医院曾取消小儿心血管病房，宁教授分管肿瘤病房，曾有一位骨肉瘤患者手术成功后至今仍健在，而这位昔日的病人正是那位骨肉瘤患儿的亲戚。宁教授把孩子介绍给了骨科主任，最终手术成功出院。宁教授对病人及其家属的照顾，家属们也很感激。孩子的母亲为表心意，特地带了两盒家乡土产送到医院。宁教授几十年来从未收过红包，他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与孩子的母亲僵持了十多分钟，最终将一盒礼品送给了门诊部员工，另一盒则让孩子的母亲带了回去。几十年来，还有很多以前的患者与宁教授保持着联系，他们会邀请他参加孩子的生日，甚至有些已经大学毕业的孩子，他们的父亲依然惦记着宁教授。
宁教授对病人及其家属的照顾，是因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宁教授与病人及其家属的交往中，更是体现在他的教学与科研中，他将儿科的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
对于教学，宁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即使他自己已有50多年的临床、教学及科研经验，也掌握了大量的专业英语词汇，但他还是经常备课，保证自己弄懂自己的教学内容，以便更好地教学生。宁教授重视细节，甚至会考虑到多媒体课件的简洁性和讲课时站立的位置，保证不挡住任何人的视线。他牢记着顾庆祺老师曾说过的话：“教学讲课的效果是否好，不是同学们觉得你讲的很有条理就是好，而是两年、三年之后，同学们还记得讲课的内容，那才是真的好。”正因为追求高质量的教学，宁寿葆教授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他的学生桂永浩、黄国英等曾前往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研修，当时有人说，他们去得久了，不会再回国了，但宁教授一直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深信他们会回来的。几年后，他们先后都回国致力于我国的儿科事业，并表示：“不回来，对不起医院，对不起院长！”
宁教授多次组织全国小儿心血管专业学习班，请到过多名国外著名小儿心血管病教授来华讲课，并与其他医院的同行分享经验。
随着西方人来上海的增多，儿科医院的外籍患儿也日益增多。宁教授顺应社会需要，在儿科医院率先开展了英语查房，曾担任儿科医院研究生和特需病房英语口语班的老师，他让学生们学着写英语病史，并用英语汇报，提倡说英语的氛围，从而提高了医生和护士们的英语水平。
此外，宁教授十分注重摄取最新的知识，将国外有关研究的进展介绍给国内更多的同行。自1996年在中华医学会负责对外交流工作起，他已担任美国PEDIATRICS杂志中文版主编近5年了。现年79岁的他，每周三天做杂志，与顾静安教授一起，确定选题、将文章发给全国各地的编委、审核、修改各类稿件等……目前，杂志月发行8000册，几乎可与英文版同步出版了，杂志的认可率也达到了98%，有这样的成就，与宁教授为杂志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也许他所做的这一切，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切皆出自于他对儿科事业的热爱，出自于他的责任感，出自于他心中“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郭履赒，女，教授，1933年8月11日生，浙江镇海人，擅长小儿免疫发育、免疫低下性疾病和免疫相关性疾病的诊断、治疗。1955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从事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
1979～1987年多次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等附属儿童医院和免疫研究所进修和工作，共计约3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点进行了小儿免疫发育、免疫低下性疾病和免疫相关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发病机制研究。已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和参编《儿科学》、《内科学》及《临床免疫》等方面的专著10余本。曾担任中华儿科学会临床免疫学组副组长、中华儿科学会上海分会临床免疫组组长、《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编委等职务，现担任《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及临床儿科杂志顾问。其研究成果“抗人IgM（μ链）血清制备研究”获1984年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影响小儿免疫的因素研究——小儿免疫系统发育与生长激素等影响因素的研究”获1995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