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史官的使命
何为“太史公”？
在司马迁写了《史记》之后，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并不是司马迁之前的中国人不重视历史，或不知道历史是什么，而是司马迁从概念上对“历史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给出了新的答案，更写了一部庞大作品来亲自示范。因此，要深切地理解《史记》，就应该先了解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有些什么样的精神，而这些精神又源于何种生平经历。
了解司马迁的重要资料是《汉书·司马迁传》，但是班固在写《司马迁传》的时候真是偷懒，这篇传记几乎找不到班固自己写的内容，从头到尾就是抄两篇文章：前面抄的是《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史记》的最后一卷；后面抄的是一封信，即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在非常特别的情境下写给任安的信。班固没有再多加什么内容，但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司马迁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为什么写《史记》。
在《汉书》中写司马迁的这篇文章叫《司马迁传》，没有加“太史公”三个字。然而，要了解司马迁和《史记》，就不能不追究为什么司马迁叫“太史公”，以及“太史公”是怎么来的。
东汉的时候，卫宏有一本解释汉代朝廷制度的重要著作，叫作《汉仪注》，其中有一小段记录对后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书里说到，武帝时曾经立过一个叫作“太史公”的官职，高于丞相：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换句话说，各种朝廷资料的正本先要给太史公，副本才给丞相。然而这只是一个孤证，可能是卫宏搞错了。但这就涉及两个有趣的问题：一、卫宏为什么这样讲？二、如果没这个官，司马迁为何自称太史公？
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在武帝时期担任的都是太史令，再加上司马迁把这个官职看得非常重要，从而误导了卫宏，让他觉得武帝设置了一个了不起的官职，司马迁才会把它记录下来。
卫宏的错误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反而让我们能更精确地掌握司马迁的想法。其实中国本没有太史公这个官职，司马迁担任的是“太史令”。太史令最早掌管天文、仪式，后来慢慢开始负责记录，这就是为什么《汉仪注》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其实应该是“先上太史令”），他掌管的不过是一个资料保存中心，地位不可能比丞相高。这个职位既然位阶不高，又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司马迁要“自抬身价”，称自己为太史公呢？实际上司马迁并没有私心，他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官做到多大，父亲官做到多大。认真读一下《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我们就可以解开这个谜。从汉代官职的现实去看，太史令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官，但司马迁扩大了太史令所做的事，改写了自己的使命。他认定，太史令应该保存古往今来所有重要的史料。
本来太史令是一个普通工作，很多人都做过，但是司马迁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工作，以至把它变成一种vocation——这个词在英文里有一种宗教式的意涵——是一个calling，是更高、更神圣的声音召唤你去实现生命最大的意义。
在原本微不足道的太史令工作上，司马迁有近乎宗教式的自我提升，这个提升不在于别人怎么认定他，而在于他如何认定自己。这部分来自他对父亲的崇拜，如果进一步溯源，则还有历史、传统、家世所给予的一种命运让他不得不承担。所以，“太史公”三个字含有的宗教式情怀，在这个信仰面前，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也是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司马迁生命中的悲欢，以及种种决定。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性的坚持，司马迁不可能在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后还能坚持下去。
这个最大的打击，就是“李陵之祸”。在这个事件中，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他那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去死，要么接受宫刑。如果对汉代人最基本的尊严稍有理解，你就会知道司马迁几乎没有选择。选择接受宫刑，被养在宫中，那是比死还要痛苦的事。可是最终在考量之后，司马迁没有选择死，而是苟活下来，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事情。
所以，当他写《太史公自序》或者《报任安书》时，这些事情已经在脑海里折磨他很多年。司马迁是如此严肃地看待“太史公”这三个字，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即使付出最屈辱、最不堪的代价也非完成不可。
在《太史公自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解释这个命运如何落到自己身上：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他把太史公的传承一路往前推，推到黄帝的孙子颛顼的时代，即文明刚开始的时候。颛顼时有什么特殊官职，到了尧舜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官职，然后一步步到了夏商。
而司马家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周宣王的时候。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关键的一句话是“司马氏世典周史”，就是说，已经不知道多少代，姓司马的人的职责就是记录周代的历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司马氏分散各地，出了好多名人。他一代一代地开始讲这些留下名字的人，先讲了司马昌，司马昌之后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之后是司马喜，司马喜之后是司马谈。
到了这一段的结尾，他称司马谈为“太史公”。这是文章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司马迁想告诉我们，他父亲不仅继承了家族长久的历史渊源，而且是被正式任命为该官职的。这也意味着，司马谈已经用太史公的自我期许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了。
于是，一种清楚的、高贵的、昂扬的史家意识形成了。能够记录历史的人是光荣的，而且这个人是继承了责无旁贷的使命的。司马迁秉持着这种态度，不是为写书而写书，而是为了可能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家世传统，因此《史记》才会有这样令人惊讶的、突破性的创意和成就。
太史公的成长之路
司马迁，这位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人才，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对于自己的来历，他在《太史公自序》里面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的自豪首先来自家世。司马家原本就是一个史学世家，司马谈在武帝朝担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里完整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旨》，彰显了其学术和思想。
这里有几个可能的用意。其一当然是司马迁作为儿子，不仅想留住父亲的名字，而且要把父亲的重要贡献借由自己的著作保留下来；其二，他想展示，司马谈这样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最大的本事是把过去几百年非常繁杂的现象化繁为简，同时不扭曲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同时冒出来互相竞争，各个流派出现了诸多人才、著作、思想，彼此错杂影响。这种情况贯串了三四百年。面对这一现象，如果没有史学家来整理，我们可能手足无措，很可能也无法将其收录在人类经验当中。这也是司马迁收录《论六家要旨》的重要用意之一。
六家指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司马谈对其都有非常简要的说明及统纳。他先从阴阳家开始说起：“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阴阳很繁杂，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使人感觉这个世界有很复杂的运作道理，在生活当中必须要和阴阳五行的各种元素配合。这是它的重点，同时也是它的问题。司马谈接下来说，“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有它的好处，就是让人感觉到天道流行中的模式，以及和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关系。
接下来讲儒。儒家的不足在于它有非常复杂的六艺，加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各样著作，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搞清楚，甚至父子两代都不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并没有一个简要的原理。但儒家的好处是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即“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将人伦规范清楚，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儒家绝不能被抹杀的功劳。
通篇看下来，我们会知道司马谈在六家当中有所选择，《论六家要旨》谈得最多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这些都是正面的。道家无为，但同时又无不为，正因为无为，所以才能无所不为。用语言把道家的道理讲清楚非常困难，可是如果落实在生活上面，道家却又是最简单的。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先是追溯了自己的家世，而后又彰显了父亲的教导和成就：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整合为六家，又厘清六家的要旨，交代其脉络渊源，让人一下子就能领会。能够用精到的文字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这也是史学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然后，司马迁终于说到了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受教于家世，还有经学。当时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司马迁学的是古文经这一派。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壮游。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若把这些地名全部在地图上铺陈开来，会发现他游历了很庞大的区域。此外，壮游意味着他不是去当观光客，而是抱着生命的生成这种想法的。显然，他的游历是要完成对历史的探索，所以他“上会稽，探禹穴”，是去探索传说当中大禹治水的痕迹；“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不只是为了看山东的山水、民风，更重要的是去凭吊孔子的遗迹。
壮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这是他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们都应该思考，壮游跟年轻人的成长可以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抱持这样的态度去游历世界，那么要如何才能成熟，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但不见得就有壮游的经验。壮游需要强大的自觉，不只是要看到一个广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被这个世界冲击，从而检讨、反省在离开家门之前的那个自己是多么有限，借此去追求更广、更大、更高的经历及思想。
等到司马迁回到长安，又有一件事情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父亲的死。父亲之死是因为汉武帝封禅。封禅是历史性的重要仪式，汉武帝没有带太史令去，司马谈、司马迁这两代显然都不能认同，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没有让负责记录历史事件的太史令同去。司马谈觉得自己的职责没有办法尽到，人也受到了侮辱，因而“发愤且卒”。
那时刚好司马迁回来，“见父于河洛之间”，在病榻临终之时，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哭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他有巨大的焦虑，即司马氏一路下来所做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到自己这一代难道就结束了吗？不可以这样！
因此，他交代司马迁说：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他留给司马迁继续完成的使命，就是要写出汉武帝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封禅这个事件从历史上又该如何看待。这里的两个目标，是后来成就《史记》的关键。其一，如果认定某件事是历史性的关键事件，一定要知道历史是什么。一定要有历史的模式我们才会知道在古今之变中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没那么重要；其二，要能够探索当下时代，尤其是司马谈、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这一朝。汉武帝到底做了什么，在汉武帝之后，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史家，如果没有完成这两件事，没有把历史从古到今的大模式探究出来，把当下这个时代放进历史长流中解释、彰显它的特色，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继《春秋》遗志
《史记》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其背后是司马迁和他的精神，他的人格从头到尾贯穿在书中，不了解司马迁，《史记》就只是硬邦邦的文章而已，不会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在理解《史记》时，不能忽略司马迁的大志向。他不是随随便便写一部著作，甚至不是用文人的态度来写的，他的野心和自觉最清楚地写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在讲完父亲临终遗命后，司马迁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从周公到孔子相隔五百年，从孔子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正好也是五百年。这样的排列彰显了司马迁巨大的自信和野心，即在周公之后有孔子，而在现在的时代，就像孔子继承周公一样，司马迁要继承孔子。接下来他讲得更明白，要写出延续经学、具有真理探索地位的文本。这里也可清楚地看出，虽然他很推崇父亲司马谈，也认为在作为史家的事情上司马谈的影响至关重要，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他和父亲的立场不同，事实上也影响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例如，他对儒家及儒家所继承的王官学的尊重就远胜父亲。
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跟随文帝、景帝时期最流行的思想，以黄老道家为最先。但司马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要继承的是王官学、儒家、孔子，所以当司马迁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是怎样的野心和自信，那意味着他要继承经书，要在经书已经没落的五百年后，承担起这样的任务。
他担心这个想法表达得不够清楚，接下来引用了一段对话——我们甚至不确定这段对话究竟是真实发生过，还是他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虚构出来的。他提到一人，叫作“上大夫壶遂”。壶遂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要继承孔子，那我来问问你，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来彰显自己的信念：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对照《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差别。在《汉书》里，“贬天子”三个字不见了，只剩下“退诸侯，讨大夫”。在班固心里，“贬天子”这个话是不能讲的，皇帝处于真理的最高位置，不可能有什么高过他的权威。但是，按董仲舒当时说的，被司马迁引为历史的最重要职责的，其实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三件事情一起，才真正算是“以达王事而已”。
“以达王事而已”是司马迁探索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就是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式。司马迁要探索的是它究竟有没有一个最终的规范。什么叫作“王事”？“王事”是在政治、权力以及人的行为模式上的绝对道理，要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彰显。孔子之所以必须要去写《春秋》，是因为那时天子不像天子，诸侯不像诸侯，大夫不像大夫，三个重要的封建角色都没有按照应该的道理行事。这是那个时代碰到的大问题，例如鲁国的问题就是三家大夫僭越国君的权力，甚至把持了国政，所以要用《春秋》来“讨大夫”。
另外，“退诸侯”意味着诸侯也僭越自己的身份，侵夺天子的权力。春秋五霸兴起就是因为天子陵夷，整个封建秩序没有办法在天子的权力下维持，所以才会有齐桓公、晋文公这种霸者产生。可是霸者在身份和做法上也就等于“代理天子”，把天子应该做的事情抢过来做，去主持诸国会议，操控各种仪式。这些行为是绝对秩序或者绝对政治伦理之敌，因而《春秋》要用文辞来“退诸侯”。
但是，更关键的其实是“贬天子”。天子失责，他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个人，不能依照个人身份做事情，而是要上承天命。就算是天子，也必须按照最高的原理行事，尽到天命所交付的责任。这时，孔子所写的《春秋》也没客气，一一指出天子在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不像天子，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意味着《春秋》建立了一套更高的原则，所有人都必须服膺。这套原则的一个来源是封建规范，通过历史的记录和探索才有办法重建。
关于《春秋》的解释，太史公接下来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借由对历史的记录和探索，我们了解理想的政治之道、人间秩序。我们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把错误彰显出来，把是非的标准定下来，并且懂得如何彰显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对的、好的，另一个人做的事情是错的、坏的。我们要在所有人中看出人才，知道给人才什么样的地位，让他发挥。反之，我们也要看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无能的人，如何把他从不对的位置上排除。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智慧，也非常必要。可是，这些智慧要怎么取得呢？用孔子的说法，“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两种方法可以给我们这种智慧，一种是用抽象的语言讲，可是如果光讲抽象的道理，就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对它们运用自如。反之，历史是实际的、具体的，其中有事情所产生的各种因果，有人所作为的各种动机，这些都能更好地教给我们人间智慧。
司马迁告诉我们，他写《史记》就要写人物的动机、行为，事情的前因后果，但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教我们，人事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原则有一部分是分析性的，你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就在运用权力或者做人做事上如何做。另一部分则是伦理道德的，我们判断好人坏人、好事坏事时，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高度。太史公借由他的想象、引用跟壶遂之间的对话，清楚表现了《史记》继承《春秋》这一点。
我们读《史记》，不能光是读故事，应该在故事的背后领略司马迁的用心，他是要我们在具体的人的行为中问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用什么原理来统纳这些人的行为；第二，用什么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的好坏、对错。
报任安书：司马迁的理想告白（上）
前文提到，《汉书·司马迁传》基本上是前半部分抄《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抄《报任安书》。有趣的是，班固在《报任安书》之前写了几句话，虽然很短，但足以让我们了解《报任安书》是在什么情境下写成的。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司马迁遭李陵之难后接受宫刑，无法继续在外朝做官，被迫放弃了父亲留给他的太史令，进到内朝去当中书令——中书令最重要的工作是跟在皇帝的身边，帮皇帝抄写、记录。在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他之所以追溯先世，是因为内心怀着强烈的悲愤与羞辱。
司马迁进入内朝后很受赏识，经常跟在皇帝身边，“尊宠任职”。这个时候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了一封信给他，指责他现在在皇帝身边，拥有了很大权力，但没有好好利用。
《报任安书》一开头，司马迁为自己辩护说：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
他说，你过去给我写信，教我“慎于接物”，“推贤进士”，运用作为皇帝身边红人的身份推举贤士、照顾老朋友——后者才是任安的重点，他指责司马迁发达后忘记了老朋友。
任安的信写于两年前。司马迁在回信中讲到，信早已收到，但是两年来都没有回，因为它非常难回。我们看后面的内容就知道，为何司马迁在此时回信。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这是公元前91年，即征和二年发生的事情。该年发生了戾太子案。太子刘据被怀疑要叛乱，于是宰相发兵攻打太子，最后太子被迫自杀，谥号为“戾”，表明汉武帝对他的谴责。宰相发兵去对抗太子，背后自然是皇帝在做主。对于官员来说，这是一件尴尬而麻烦的大事：在皇帝和太子反目的宫廷斗争中，是选择站在宰相（背后是皇帝）一边，还是站在太子一边？就算你站在宰相那边而宰相又赢了，也未必能得到好处，甚至会摊上坏事，因为皇帝一旦追究太子之事，宰相自己都可能会倒霉，更何况是与宰相发兵攻打太子的这些人。
任安当时是益州刺史，统领军队。收到宰相命令后，他显然是在观望，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兵。等到戾太子案结束后，汉武帝就开始算账，史书留有汉武帝骂他的话：“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武帝认为他只是作壁上观，看谁赢了再投靠过去。而且武帝自认平常待他很好，但是关键时刻任安却没有马上表态支持，还在那里观望，自然就被下狱了。到司马迁回信的时候，“涉旬月，迫季冬”，即已经确定死罪，过了秋天就要被处斩了。
司马迁知道这件事已经无从挽回，因此必须要回信了。两年多来，他一直觉得任安误会了他，但是他不想辩解，也很难辩解。可是此时再不辩解，任安就会抱着对他的误解死去，因此他才写了这封回信，“请略陈固陋”。
了解《报任安书》的背景之后，再来看司马迁要辩解的事情，才会受到真正的冲击。他要辩解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你觉得我现在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但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吗？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在皇帝身边，是因为受了腐刑。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这段话里面一直都是“其次、其次、其次”，即一层一层解释腐刑比任何事情都糟糕。最不严重的是“辱先”，即伤害到父母先人的名声；其次是侮辱到自己；其次是看人家的脸色，让别人当面侮辱你；其次是别人用言词羞辱你；其次是被打，在身体上受到屈辱；其次是在身份上受到屈辱；其次是受了刑罚；其次是受到留有痕迹的刑罚，像在身上刺青或是砍掉手脚。可是，这些都没有受腐刑严重。
他告诉任安，自己所受的是最深的屈辱，接着用很长的篇幅解释为何受到这样的屈辱——李陵之祸。他对任安沉痛地说，依照正常的观念，自己当然只能去死，但他却活了下来。难道这是为了去宫中服侍皇帝，获得权力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误会我了。之后，司马迁简单直接地讲明了原因——他必须要把《史记》写完。如果《史记》已写完，或者他没有承担这个使命，早就可以死了，毕竟顺理成章的死比苟活更好。
任安的指责逼出了司马迁具有历史性感染力的告白，告诉我们写作《史记》对他的意义多么重大。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虽然不自量力，但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要把过去从来没有被完整搜罗过的所有历史材料放在一起，进行详密的考究，借由它们探索成败兴坏之理。这就是司马迁的用意。
刚刚开始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我才会选择接受最可怕的屈辱也不后悔——只要把书写完，一切都可以不计较了。
最后，他很感慨地对任安说：“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是司马迁深刻的感慨，同时也在解释他为什么两年多没有回信。虽然任安是一个老友，而且已经做到益州刺史的高位，但这个人算得上智者吗？显然，司马迁也没有把握。两年多来，他没有讲这些心里话，因为他觉得任安未必能够理解。司马迁心里面蓄积了一直没有对人讲的情绪，现在想到任安要抱着这种误解死去，终于留下这封信，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感谢他这封信，我们借此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甚至人类文明上一件可贵的事情。还好司马迁有这样的抱负，还好他委屈自己活了下来，才有了这一百三十篇庞大、丰富的《史记》，成为我们共同的智慧与思考的来源。
李将军列传：国士之风
《史记》章节的安排
《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次序非常有意思，分成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类，而且各类的排列也有清楚的时间轴概念。时间越早，顺序就越靠前。可是，历史时间的顺序永远不可能如此整齐，早出生的人未必就早去世，有些事情又可能延续很长，所以总会有很多交错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非常用心地安排时间先后，让大家体会其中的细微意义。
举个例子，从大的结构上看，《史记》主要的两个大表，其中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列国主要的事迹和人物写在世家里，例如吴世家、越世家、鲁世家、三晋世家的韩赵魏等。可是，当涉及国与国之间彼此互动的时候，时间就很容易错乱，各国的事情会平行发生，又彼此关联。为了防止读者混淆世系和时间的互动，司马迁就用一个大的表，把主要列国发生的事情列下来，使其一目了然，例如说他写下晋文公和齐桓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之前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以此掌握时间的变化。另一个大表则是汉初，这时因为分封，也有了众多王国、侯国，很可能会错乱，所以要用表来整理。
此外，就算不是用表将事件按时间顺序严格排列，在世家、列传中，司马迁对人物的顺序也有讲究。而除此之外，列传还有其他分类，比如他会把活动领域相近的人放在一起。
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是汉武帝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不只是对外方面，甚至影响到整个朝廷的权力升降、资源分配乃至政治结构的变化。有三篇列传因为和匈奴有关系而被放在一起，构成一个群体，即《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里面还列了和征伐匈奴有关系的一些人，例如霍去病、公孙贺、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苏建、赵信、张骞等等。
如果只是很现实地讲成王败寇，在这些大臣和将军中，卫青、霍去病的成就最高。卫青因为是外戚，很受汉武帝重用，两度率大军进攻匈奴，得到的胜利和荣耀最多；他的外甥霍去病不只获得同样多的军功，还是一个传奇英雄。从十六岁开始，霍去病在短短几年内立下巨大功劳，其后又像彗星一般陨落，二十岁出头就去世了。所以，若单纯看汉武帝和匈奴之间的关系，理所当然要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中心。
《匈奴列传》这篇有更长的贯时性，包括匈奴何时开始与汉代有关联，匈奴做了什么事情，文帝、景帝朝发生了哪些事情，作为一个基本背景。当然，戏剧性最强、事件最多、变化最频繁的时候还是武帝朝。《匈奴列传》从匈奴的角度来看待两方在外交、军事上的互动，《卫将军骠骑列传》则是涉及匈奴的成功者的画像，写了汉武帝怎么打匈奴，谁建了军功、得了什么赏赐等。这两篇在《史记》中的安排不难理解，但随之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它们前面是《李将军列传》？
当然，李广比卫青、霍去病都早，但是把他的传记放在这里仍有两个问题。第一，与卫青、霍去病相比，李广并没有很大成就。进攻匈奴的过程中，李广不是位阶很高的将军，在几次与匈奴对阵中也并非战无不胜，非但不像霍去病那样英勇，而且有很多挫折和失败。第二，司马迁不只为李广单独作传，还把它放在《匈奴列传》前面，换句话说，要让《李将军列传》带出汉武帝朝与匈奴的种种关系。
司马迁如此设计，自然有他的深意。要解释为何如此安排，我们就必须回到他的生平，以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含义。想知道司马迁命运的巨大转折，就必须知道李陵发生了什么事，也就必须上溯到他的祖父李广，李家与汉代、匈奴之间的关系。司马迁被下狱受宫刑，主要就是因为替李陵辩解，不过司马迁有史学家的专业和节制，只写到了李陵，没有提到自己。
司马迁写李广，基于自己个人遭遇的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价值概念上的问题——司马迁首先要表达的就是李广的独特个性。虽然李广是一个失败者，但司马迁其实更看重他个性如何，如何面对匈奴，如何带兵，与兵士之间是何种关系，又是怎么失败的。通过《李将军列传》，我们不光是去认识一个与匈奴作战的将领，更是认识一个具体的人。司马迁要把李广与公孙贺、李息、公孙敖、赵信、张骞、赵破奴、路博德等汉代大将区隔开来，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在人格、个性上根本无法与李广相提并论。
李广是一个真性情的人，面对所有的生命困境，他不去计较利害得失。司马迁要凸显李广的这种精神，也借此替自己辩解。他之所以出面为李陵辩护，是因为与这家人很接近——不是私交上的亲近，而是认同李家人那种真诚地看待生命的态度。
最后，他要借此建立一种历史的评断——历史不应该那么现实，只记录成功者，忘掉失败者。一个失败者如果有好的失败理由，反倒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
太平世里的战争奇才
李广是陇西成纪人，先祖叫李信，是秦国的将军。荆轲刺秦后，秦王政大为震怒，派大军灭燕国抓燕太子丹的人就是李信。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进军萧关，汉代需要更多人从军以对抗匈奴，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登上了历史舞台。汉代士兵基本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力役之征”，即服徭役。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每年必须奉献一段时间给朝廷。这是临时征调的性质，这些人不太能够打仗，因为到边境要花很长时间，走到服役的地方役期可能也快结束了。而且，一年当中通常农闲时才服役，等到生产的季节还要回去耕种，不可能长期备边。另一个来源则是奴隶和罪人，他们是边防的主力，前者为了摆脱奴的身份宁可去从军，后者则是抵罪受罚而去守边。
李广是“良家子”，这个背景非常重要，他来自一个军事世家。主动从军后，他的表现非常好，很快升到中郎的位置，而且有机会保护孝文帝出行，给孝文帝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孝文帝对他的评价是：“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汉高祖时是一个乱世，借由军功可以获得各种好处，享受荣华富贵。以李广的身世、身手、武勇，万户侯都不在话下。可惜到了文帝的时候，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天下太平，武勇军士的用处下降，只能对付匈奴。七国之乱时，李广虽然也曾跟随周亚夫去攻打吴军，可这是内乱，即使有战功，也得不到太多好处。
后来，李广被任命为上谷太守。上谷位于农业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交界点上，几乎每一天都会与匈奴势力发生冲突。李广非常自信且高傲，动不动就要出去与匈奴战斗。典属国公孙昆邪很害怕，就跑到皇帝面前告状：“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首先害怕他会惹事，其次害怕这样有才能的人可能会在小冲突中丧生，因此景帝又把李广改封为稍微靠南边的上郡太守。但是李广的个性不会改变。据《史记》记载，他先后当过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的太守，不管到哪里，“皆以力战为名”，换句话说，他既不怯战，在战场上又很有能力。
匈奴与汉朝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皇帝又给了李广一个重要的工作：教中贵人带兵打匈奴。这个中贵人带着几十骑兵马，看到三个匈奴人，仗着人多势众，想欺负人家。但是这三个人很厉害，“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逃回来找李广，李广说：“是必射雕者也。”别人其实是出来打猎的，根本没有侵犯汉人的意思，结果你们反而去挑衅，惹了这样的祸。从这里也看得出来，李广很清楚匈奴的情况。
中贵人惹了这样的祸，李广也不能不处理，便带了大概一百人去追。三个匈奴人丢了马，只好步行，并没有走远。李广叫自己的部队从左右翼先布战，可是并没有用他们对付这三个人——这就是李广的骄傲之处——他自己过去杀了两人，抓回一人，一问之下，果然就是匈奴的射雕者。
人家只是出来打猎，没有挑衅，却无故被杀，这其实已经破坏了双方应有的默契，匈奴自然也有他们的对待方式。匈奴大军出动，但只看到了李广带着少数人，怀疑李广在这里是作为诱饵，便退到山上列阵，不敢妄动。匈奴有数千骑，李广只有一百骑，军营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不可能去救他。双方实力相差太悬殊，同去的人都想逃跑，但李广对他们说，我们现在离自己的大军已经有几十里远，而且只有百骑，现在一逃，匈奴就会知道我们的实力，如此一来我们谁也活不了。留在这里，匈奴反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生还。李广带着百骑，非但不逃，反而前进到离匈奴大军大概只有二里远的地方，下马解鞍。换句话说，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绝对没办法立刻上马逃跑。同去的人吓得不得了，李广却说，匈奴预计我们一定会逃，我现在就解鞍，让他们更加疑虑，不敢攻打我们。
李广的策略是对的。几千骑匈奴大军布阵在旁边，不敢攻击李广的军队。这时匈奴阵前出现一匹白马，上面坐的显然是匈奴大将，正在巡查他的阵容。李广看到以后立刻上马，可能连鞍都没有放上去，就带了十余骑一直往前冲，到了射程内，一箭射中白马将，然后立刻冲回自己阵中，叫所有人下马躺在那里。匈奴当然被这样的做法吓坏了，完全不知道这群汉兵究竟在干什么，所以一直到天黑都按兵不动。最后，他们认定旁边一定有埋伏，在黑暗中越想越不对，竟然就退兵了。于是李广带着他的百骑，挨到天亮才回到军营。
因为中贵人闯的祸，李广带着军队经历了一次如此戏剧性的转折与变化。如果李广不是这样镇定的将领，他们早就全军覆没了。
这是《李将军列传》的重要开场，司马迁借此告诉我们，李广作为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特质是善于用头脑带兵，而不是单纯用武勇。
天下无双的“飞将军”
汉武帝即位时，李广的名声已经非常大，很快有人向朝廷推荐，将他从上郡太守提拔为未央卫尉。
当时另一位名将程不识担任长乐卫尉，也是因在边境防守匈奴有功而获得升官机会，不过他的带兵方式跟李广完全不同。李广带的部队非常松散自在，他不会严格要求怎样布阵，也不会预先规划好走到哪里，晚上休息的时候，不会设各种严格的守卫、规定如何守夜、用什么样的方式警示。不只如此，李广也不看重文书，能省就省。虽然用这种松散的方式带兵，可是很少遇到奇袭或者大规模的进攻。
程不识则刚刚相反，他治军非常严格，军队去哪里、怎么走、走哪条路、几点钟必须休息、谁负责守夜、谁负责警报，一切都必须清清楚楚。而且，谁担任什么职位、留下什么样的资料，在程不识的部队里面都非常明确。不过，程不识有自己的认知：李广的带兵非常简约，手下兵士都很快乐自在，乐意为他效死，匈奴自然不敢侵犯；他自己带兵虽然非常严格，但是匈奴知道他随时有准备，也不敢轻易来犯。
后来，李广升任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这时，汉朝想用马邑城来诱惑匈奴单于，把大军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里。这个计谋并没有成功，单于还没有进入山谷就发现情况不对，立刻退兵了。
四年之后，李广以卫尉身份作为将军，出雁门进攻匈奴。匈奴的军队远比李广的多，让他吃了带兵以来第一次重要的败仗。李广喜欢身先士卒，又有伤病，这次甚至连自己都被匈奴俘虏了。单于知道李广很有能力，特别下令只能活捉。于是，匈奴人让两匹马拉一个布毯，把李广放在上面。走了十几里，李广装死，让匈奴人放松警惕，以为只是载着一具尸体。李广注意到旁边的匈奴少年骑了一匹好马，在所有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跳到少年的马上，顺手夺过他身上的弓箭，鞭马南驰，一下子跑了几十里。几百骑追捕者跟在后面，有时几乎快要追到了，但是每当此时，李广就拿抢来的弓箭回头射箭，阻挡住后面的追击，最终回营。
李广虽然逃了回来，但终归是败将，还是要被审讯。这是汉代将军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打了胜仗当然可以得到赏赐、升官晋爵，但打了败仗也一定会有惩罚。他们审后认为，李广折损了很多军队，还被匈奴抓获，论罪当斩。不过好在汉代有二十爵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并可以借各种机会不断提升爵位，李广爵位很高，就用来赎罪，逃过一死，成为庶人。
他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去南山打猎，夜里与朋友在田间喝酒，回去时经过霸陵亭。守霸陵亭的人也喝醉了，不让他们通过。朋友报出李广的名号，但霸陵尉依旧狂妄地说，现任的将军我都不让通过，何况是以前的李将军。不久，匈奴大举入侵辽西，守卫辽西的韩将军大败，退守右北平。汉武帝召见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是有仇必报的刚直个性，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带上霸陵尉，刚到军中就把他杀掉了。
李广到右北平后，匈奴人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好几年都不敢进入这个区域。有一次李广出去打猎，看到草里面好像有老虎，感觉已经逼得很近，立刻引弓射箭。后来才发现那并不是老虎，而是一块石头，但是箭竟然没入石头之中。这让我们知道，在危急状况下，人的潜力会被激发出来，同时又暗示出了李广射箭的劲道与技术是如何厉害。李广很有趣，后来再试着用同样的方法看能不能把箭射到石头里，都没有成功。李广从来不害怕危险，他知道自己住的这个地方附近有老虎，但并不躲避，还专门去猎杀。
李广非常廉洁，得到任何赏赐都会分给手下，也没有架子，吃喝都与士兵一样，所以虽然四十多年都领高薪，却家无余财，不过他对如何积财也毫不在意。李广个子很高，手臂非常长，天生就具备射箭的好条件。包括子孙在内，很多人也都想跟他学射箭，但是没人可以与他匹敌。他不太会讲话，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别人在聊天、喝酒，他最喜欢的是拿竹竿在地上画如何布阵。他绝对不用苛刻的方式对待部下。带兵到没有水的地方，找到水时，如果士兵没有都喝饱，他不靠近水；大家吃饭时，士兵没有都吃饱，他也不会去吃。此外，因为射术出众，他宁可冒着离敌人太近的危险也不随便发箭，一旦发了箭，基本上就会有敌人倒地。因为这种性格，他杀了很多敌人，但也经常陷入危险境地。
评断一位将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司马迁显然不觉得战功和荣耀是唯一的标准，甚至不是最好的标准。一个人如何对待身边的人，有时比他如何成就自己更加重要。一个真诚的人懂得如何真诚地对待别人，一方面因为真诚成就了事功，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真诚付出代价。李广性格的典范之处就在于，他如此郑重地看待自己的真诚，对他来说，真诚地对待部将比这些部将最后可以帮他杀多少敌人、建立多少战功更重要。
此外，他还坚守自己的个性与原则——关于怎么打仗、怎么对待人，不会因为时局、现实而有所改变。这就是李广，两千年后，我们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如何待人的基本智慧。
报任安书：司马迁的理想告白（下）
司马迁之所以忍受这么多痛苦和折磨，一定要完成《史记》，最重要的理由都写在了《报任安书》里面。《报任安书》没有写仔细的，也明显可以在《李将军列传》中看到，他让我们知道李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这种精神如何影响到李陵。
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交并不深，可是在李陵出事时，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说话，给自己引来祸害。
他说，李陵这个人有“孝亲”的特性，和别人交往时讲信用，不贪求眼前的金钱财货，该给什么该拿什么，都是按规矩来，也不摆架子欺压底下的人。这些特点都是李广身上已经显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公家事务上面也传袭了祖父的特性：
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司马迁给了李陵四个字的赞许，叫作“国士之风”。“国士”这个词很难定义，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可以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国家多一点这样的人，可以变得更好。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一个人在私人与公益、一家的幸福与国家的事务中，会选择公家、选择公益，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对待和遭遇呢？司马迁非常感慨，从李广到李广的儿子李敢，再到李陵，一家三代一直在战争前线对付匈奴，但在战场上面，尤其是面对匈奴这样的强敌，仗打得越多就越可能遭遇战败。从《李将军列传》中也可看到，李广一家不拘小节，做事时不太顾及自己的安全，更不会想得到什么利益。可越是这样奋不顾身，就越可能陷于危难之中。李陵在战场上打了这么多仗，有一次没有打胜，被匈奴围困，战斗到最后没有办法就投降了。这不过是众多战役中的一次失败，结果那些从来没有到战场、也从来不会冒险让家里承受损失的大臣就东讲西讲地毁谤他。
司马迁的感触是“仆诚私心痛之”，这句话是真性情，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对比。他钦佩的李广一家为了家国大义而活，他们是人格的典范，可以影响周遭的人、影响社会。正因为他们愿意为公家奉献，不小心跌了一跤，后方的小人们非但不愿意为他说话，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刻意去说他多么糟糕（“媒孽其短”）。这让司马迁心痛不已：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这是现实中的另一个对比。李陵率军深入匈奴后方，大家都紧张地期待着。那时李陵一路打胜仗，虽然带的兵那么少，但能够深入匈奴阵中有所收获，于是后方这些人喝着酒，向皇帝表示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战败，消息传来，汉武帝非常生气，甚至到了“食不甘味，听朝不怡”的地步。所有人都看着皇帝的脸色，为之忧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司马迁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听说李陵战败投降，皇帝心情很不好，他“不自料其卑贱”，想安慰皇帝不要因李陵的事情难过，还讲了几个理由：
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意思是说，李陵并没有在政治权力上得到多好的待遇，却能够用这种方式效死，丝毫不比古代的名将差。虽然他打败仗，可是根据一路传回来的讯息，包括他后来投降，心里想的显然都是损失了多少军队，又能从匈奴那里讨回什么。你可以体会到他的心，就算他投降，也没有真正离开汉朝，没有减少对皇帝的效忠。现在这个事已经无可奈何，而且公平地说，李陵率军在匈奴阵中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又有什么丢脸的呢？天下人都觉得这是很大的功劳，已经足矣。
他心里面早已经这样想，恰好皇帝问他，于是就说了这些话安慰皇帝。然而，结果不是他可以想象的。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皇帝没能体会司马迁的忠心耿耿，反而觉得他是在贬低李广利，替降将罪人游说。于是大怒，司马迁就被下狱了。
这是他最悲哀的时候。“诬上”就是得罪了皇帝，这是一种再宽泛不过的罪名，只要惹皇帝不高兴，都可以叫作“诬上”。既然得罪的是最高权力者，不难想象其他人会用什么方式对待他：为了讨好皇帝，断狱的人一定给很严重的惩罚，有交情的人也不敢求情，最后只有靠拿钱或爵位来换取性命。但司马迁既没有足够的钱，爵位也不够高，这些路都走不通，最后他面前只剩下两种可能：要么死，要么接受宫刑。如果司马迁选择离开人世，虽然争得了尊严，但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写完《史记》了，因而他选择接受宫刑，进宫任职。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卑微屈辱地得到了几年的时间，把《史记》写完，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史记》是以这种方式、决心和精神完成的，因此司马迁绝不会以一部简单的著作来看待这本书，对于《史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写，他不可能没有一个清楚的想法。理解了他这个想法，阅读《史记》时才可以体会到其中最深刻的历史智慧。
《史记》的态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史记》的内容和写作方式，与司马迁的个性、写作态度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能好好认知并感受到司马迁就像我们身边的人，就很难深切地理解《史记》。在这一点上，《汉书·司马迁传》中占很大篇幅的《报任安书》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封信里，司马迁是一个非常之人，有他的非常之志。
感人的是，他的非常之志不是空想、空言。他自命为太史公，认为在孔子之后五百年，自己有书写历史的使命，而且真正用生命完成了《史记》。在《报任安书》里面，他透露了自己写历史最重要的精神，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相对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原则。司马谈是道家，但司马迁却是不折不扣的儒家，这一点在《太史公自序》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清楚。他的儒家精神坚持“天人之际”，不讲怪力乱神的东西，也不是借由历史说明存在于上天的神秘力量能够介入我们的人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理解司马迁讲的“天人之际”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秦的兴起。
战国时期，秦只是一个边远的小国，东边这些正统的国家将其比之戎狄，视为西陲的野蛮之邦。然而到了秦献公之后，秦竟然能够经常打赢这些中原诸侯。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如果用道德与正义做标准，秦国守道德的人连鲁、卫最没有德义的人都比不上；讲兵力，秦孝公时也没有韩、赵、魏强大。秦能统一六国，好像上天有什么神秘力量在帮助它。有人用类似风水的概念解释秦的兴起，事物会从东南方开始，但是最后在西北收成。秦占据了正确的位置，所以能够得到好的结果。这段话有意思的地方是“天”的用法，在整部《史记》中非常典型。司马迁什么时候会讲“天”？如果穷尽人事的道理仍然无法解释，那就叫“天”。
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不只是用“天”来形容秦，也用来形容汉：“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他这样写是有深意的，里面有一种评断。秦并不是一个好的国家，从任何标准看都不应该取得这么大的权力，但它毕竟最后统一了天下；汉高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贤，一生中有太多的理由失败，但是他竟然也没有失败。如果单纯以人事作为研究和记录的对象，这个时候司马迁恐怕要双手一摊说，这个事情在我能力范围以外，我没办法单纯从人事上解释秦为何能统一天下，也不知道刘邦为何能成功。这里面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东西，所以“岂非天哉”事实上是一种评断，认为单纯从人事的道理看这些事本不应该发生。
这种态度在《伯夷列传》里则更直接：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伯夷、叔齐是坚持原则的人，反对周武王伐商。换句话说，他们在善的原则上面坚持得如此决绝，连以暴易暴都无法接受。这种人肯定是善人吧，可是为什么最后却活活饿死？不只是伯夷、叔齐，孔子的弟子颜渊也是善人，也有特别高贵的素质，但是颜渊的一生，一箪食一瓢饮，随时在贫穷的状况下，而且三十九岁就早早去世了。
司马迁在质疑天，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善人。这样还不够，他还要进一步对照：“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
作为史学家，他在历史资料里看到了许多人，而且认真整理了这些人做了什么事，得到什么待遇，由此看到的是——天不可能公平。人能决定的是要不要做好人，可是，做好人就能保证一定能得到好结果吗？颜渊就会摆脱贫穷，伯夷、叔齐就能不饿死，而盗跖就会得到报应吗？这些其实与人无关，人不能够决定一切。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到本原上，了解人事上的是与非。之所以要“究天人之际”，是因为只有把天的部分和人的部分彻底隔开，我们在人事上的判断才不会受到干扰。很多时候，我们做人事上的判断时会看到偶然的东西——有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也没怎样，如果相信这些偶然，就不会相信原则，就看不到人事的教训，也不会相信人事的道理。所以司马迁清楚地告诉我们，写历史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天，什么是人。
第二个原则是“通古今之变”。从古到今有种种的变化，其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这不是历史的主要任务。历史不只是告诉我们朝代的兴废、皇权的更迭，以及战争、饥荒、婚丧嫁娶……这些都是古今之变，可以无穷无尽地记录下来，但并不是历史的真正核心。我们要超越表面的变化，探究历史背后的通则——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依照什么样的信念，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才叫作“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史记》是司马迁在很清楚的自主意识下创作的，与后世的史书写法很不一样，他并不是简单地把手上的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在司马迁眼里，历史没有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是，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写进一本书里，不可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除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能“成一家之言”。
在两千年前，他已经在清醒地思考史家与历史的关系。一个称职的史家写出来的东西并非就是历史，史家写出来的历史也不会都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司马迁更落后，或者更天真，常常以为历史可以有定论，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应该都一样。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清楚的个人理念，如何能够写出像样的历史呢？写历史的人背后必然有一种精神和价值观灌注到他的历史里。相当不幸的是，“成一家之言”这简单的几个字，在中国后来整个史学里面反而成了最难理解的一件事。
在这一点上，《史记》有着巨大的吊诡之处。司马迁从一开始就要写一家之言，换句话说，他的写作不是历史的定论，更不是标准答案——历史没有标准答案，不一样的人看历史会有不一样的评断。对于史书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写下来的历史不能更动，而是在历史记录与探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挖掘出一些智慧，让读者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加以吸收。这个智慧比“历史究竟是什么”更加重要。正是在铺陈这种智慧的时候，才需要“成一家之言”。
然而，用这种精神写成的《史记》，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竟然变成了“正史”的起源——二十四史之首就是《史记》。事实上，《史记》变成正史的起源，大部分是来自它在体例上面的贡献。接下来，每个朝代就只有一部，顶多有两部（如《新唐书》《旧唐书》）正史。再后来，中国传统史学认为正史里写的东西都是真相，都是事实，都是标准答案。
这刚好与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相反。不管是什么人，甚至不管是什么委员会或者集体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它就代表真实发生过的事吗？如果我们不能有“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去质疑历史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探索各种人物与事件的关系，那还学历史做什么？“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说这本书是有作者的，更重要的是在提醒读者，读这本书要有谨慎、恐惧和自我准备的精神，不能完全被动地接收它，而应该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思考，司马迁到底想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在读《史记》时，我们应该跨越两千年的时空，与伟大的司马迁进行一种历史式的心灵对话。
《史记》涉及的重要体例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是从三皇五帝讲起，基本上是以政治统治者作为单位。这一部分在历史叙述上的功能，按司马迁的说法，叫“陈其科条”，即以统治者为线，将重要大事列于书的最前头。因此，我们看到从夏、商、周一路下来，哪些人当了皇帝，又做了什么大事。本纪是大纲，其他重要的事情则被分散在世家或列传中进一步介绍。
不过，这个体例里有一些有趣甚至怪异的安排。例如，《史记》是在最强调大汉光荣的汉武帝时代写就的，然而司马迁在本纪里放进了一篇“项羽本纪”。按照原则，只有皇帝或者统治者才能被列在本纪里，那为什么会出现项羽？
汉朝是靠打败项羽而建立的。在五行安排上，汉代认定自己是土德，也就是直接接在秦后面，中间没有项羽。换句话说，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承认项羽。但是太史公写《史记》时，写的不是“项羽世家”或者“项羽列传”，而是“项羽本纪”。在此，他有一个不同于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家之言”，他认为灭亡秦的是楚而不是汉，是项羽而不是刘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此外，按照刚刚讲的基本体例，应该是一个一个皇帝接续下来，高祖之后应该是汉惠帝，但是《史记》中又有很明显的“一家之言”的破例——我们找不到《惠帝本纪》，接在《高祖本纪》后面的是《吕太后本纪》。换句话说，《吕太后本纪》取代了《惠帝本纪》。
在汉兴的历史上，对比《史记》与《汉书》会看到非常清楚的差异。《汉书》里有《惠帝本纪》，同时前面有一篇《高后本纪》，这是《汉书》所排列出来的正统。依照原来的体例，既然惠帝当了皇帝，就不能没有本纪，可是《汉书》又继承了《史记》（甚至有一些部分是直接抄《史记》的），觉得必须要把吕后放在这里。班固的评断与司马迁不一样，他把这篇称作《高后本纪》，“高后”指的是“高祖皇帝的皇后”，即依随刘邦而来的身份，这是一个正统的概念。但是司马迁的价值判断不一样，从头到尾称她为“吕后”，标题也叫作“吕太后本纪”，这就意味着，在司马迁眼中，吕后与项羽基本上是同样的。吕后要建立吕姓王朝，而且实质上已经把刘家天下改造成吕家天下了，只不过最后刘氏势力重新集结，她终归失败，吕家天下又变回了刘家天下。对司马迁来说，这个不应该忽略，他要借此彰显出“成一家之言”的重大评断。
世家里有更多有趣的“例外”。依照体例，世家本来讲的是封王的贵族，这是因应西周封建体制而特别设计的。在封建的历史架构下，贵族是与平民百姓彻底分开的，为了反映这一历史现实，太史公没有把贵族与平民放在同一范畴下。因此，如果是西周封建中的重要诸侯国，就有相应的介绍，例如《吴世家》《晋世家》；有过封王身份的人也一定要写进世家里，如果没有，或者是汉代之后这个身份失去了以前的意义，就把这些人归在列传里。世家与列传就以封建身份区隔。
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一个奇怪的特例——孔子。孔子没有王位，在封建秩序里也没有正式的贵族地位，却被司马迁写进世家。对司马迁来说，没有人比孔子更加重要。本来应该将孔子放到列传中，但为了凸显他的重要性，同时追随自己所学的董仲舒的春秋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司马迁没有把孔子当作一般平民写在列传下，而是给予了世家地位。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陈胜。陈胜被列在世家里，就像项羽被列在本纪中一样。司马迁所看到的历史，从人事上看，在历史的关键点上，陈胜、吴广是秦朝最早起义的人。项羽很重要，因为他是真正灭秦的人；陈胜、吴广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最早有勇气揭竿而起。所以，虽然陈胜、吴广的王位是自封的，但是司马迁愿意承认他们的历史重要性。
借由《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司马迁是在告诉我们，如果单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他们的平民身份，甚至超过贵族的身份。他们有更高的身份，那就是在历史转折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萧何、张良等人是协助高祖建立庞大王朝的功臣，有些并没有真正封王，可是为了凸显他们的巨大贡献与特殊角色，也都被列入世家之中。
本纪基本上是把政治事件逐条列出来，世家与列传则把这些大事相关的人和事做更详细的说明。此外，司马迁还奠定了“表”这个体例，这也是“成一家之言”的精彩表现。在周的封建时代和汉代早期有许多王国，各国都有自己的纪年，因此时间序列非常混乱。这时只好用表让读者一目了然。表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有些人在历史上比较重要，但其事迹没有丰富到列入传记，就可以在表中留下位置。
“成一家之言”最特别的贡献是书。本纪、世家、列传、表基本上都是以人为主，但书以事件为主，它把一个事件，甚至是跨越时代的重要制度聚拢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学体例的发明。《史记》所写的八书，尤其是《封禅书》，里面的内容有更多历史的评断。《封禅书》一开始说：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表面上看，司马迁是讲所有帝王都要到泰山去封禅，但这段话讲完之后，他开始仔细说哪个帝王与封禅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看接下来的文字就会发现，前面的表面说法与细节铺陈有些不太对得上。他罗列出过去帝王与封禅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其实在秦始皇之前，所有封禅的故事都不太可信。那封禅到底怎么来的呢？依照《封禅书》的说法，最初的来源是秦时鄜畤的祭祀，是秦立国之后受到西戎习俗影响而来的。司马迁把这一来历写得清清楚楚，中间还加上了明白的评断。换句话说，封禅是在华夏礼乐倾颓、周的封建秩序变坏以后，秦受到外族影响才产生的一套东西。
到了秦始皇的时候，这套东西又加上了另外一个系统。秦始皇到了东方，遇到齐鲁的方士，他们在那里帮封禅附加上神话的光环。司马迁要处理的是非常敏感的内容，所以《封禅书》有一些文字是湮没的，不过倒也不至于看不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他就是想告诉我们：第一，封禅是晚近才产生的，尧、舜、禹、汤没有这样的东西；第二，封禅是两个巨大的迷信系统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一个来自秦和西戎，另一个来自齐鲁方士的幻想，是秦始皇完成了封禅这个制度。接下来司马迁又写了秦始皇封禅时的种种荒谬内容。他铺陈封禅的背景与来源，最重要的是要显现他对于另外一个经常被与秦始皇相提并论的皇帝的评断，也就是随时有权力杀他的汉武帝。《封禅书》之所以那么有意义，那么重要，是因为司马迁在里面表达了他对于操有生杀大权的汉武帝的历史评断。
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了解司马迁的精神有多么伟大。“成一家之言”，意味着他在写史书时一定要提出自己真正相信的、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的评断，不受别的人、群体或者权力的影响。他大可以不必评论汉武帝，但如果不评论，在他的标准里，这本书就不能够真正称为“成一家之言”，所以他要表达对汉武帝的是非评断，要把汉武帝相关的行为与历史收纳在《封禅书》这篇奇特的文章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