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学术文化史的研究中，有意无意间会陷入协调向虚与坐实关系的困局，尤其是人文上的物事。用概念勾联历史与重现历史以把握概念，便是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取法。前者的联系是由人为认定，抽去时空关联，直面文本，强作解人，将二千年集于一线，名词虽然相同，意涵及其所指能指全凭作者的心中之是；后者则尽可能以事实联系为凭借，一方面是不同时期概念之间的关联，更重要则是在具体时空关系下前后左右重现相关史事以把握同一词汇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傅斯年谈及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的困难，主要是区分物质与人文。深一步追究，关于人文的物事即使是同时的概念而无古今新旧的分别，也有从言人人殊到约定俗成的复杂过程。“共和”与“汉奸”，便是或古已有之其实主要应用于晚近、虽有实指却各不相同的典型案例。二者前人论述已多，却是令各路高手也备感头痛的棘手难题。因为理不清头绪，甚至愈治愈纷，触及者大都只能束之高阁。尤其是前者，已经长期多人反复论证，可是其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始终无法破解，典型之一，就是关于国体政体的讨论。后来源自理论的权威定义，并非由梳理历史事实而来，无法厘清历史上各说各话的本意，无法解读历史上的言人人殊。以定义条理之前的文本观念史事，无异于削足适履，强人就我，势必捉襟见肘，以时代意见强求历史意见，反而无论如何弄不清楚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若是按照今日的国体政体分别来考察清季民元的国体政体及其论争，将所有相关问题的论述一概用“共和”来认定并据以讨论，显然与之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各说各话不相吻合，也就很难理解前人为何而争，所争何意，因而始终不得要领。革保论战同样还有不少未尽之意，如孙中山关于民主政治形式的经典表述不是共和而是民权立宪政体，就一直被忽视。后人用以认识的架构与当日人们所具有的观念格格不入或形同实异，是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不愿耐心倾听历史的原声，也是后人自以为是的表现。
相比之下，康梁等人的声音更被忽视。当年民主共和乃至自由，远没有今日一些人所以为的具有所谓普世价值，严复翻译“自由”一词，不得不用不同的汉字区分固有之自由与外来之自由。梁启超、孙中山都曾说中国的自由太多太滥，前者因此而梦俄罗斯，一步退到开明专制；后者则主张由军政、训政到宪政。康有为还坚持必须帝制，不行也要虚君。或以为应该回到康有为，而不知当时其虚君共和的主张遭到中外各方批评，连梁启超也觉得没有可行性。民初政局的乱象让康有为既幸灾乐祸又痛心疾首，《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所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大难题，不无重新思考的价值，但是回到辛亥民元，恐怕还是会被弃如敝屣。倾听这些曾经的失语者当时究竟如何说法，对于认识近代历史乃至把握未来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汉奸的问题同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以为汉奸的指称是古已有之，直到近十几年，认真分别他指和后认，系统梳理材料，才大体了解来龙去脉。即便如此，可以进一步检讨的史事仍然所在多有，已有的汉奸史叙述中，还存在不少误读错解。而汉奸的概念层层递进，深入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进程，目前所知仍然表浅。清季民元的汉奸指称及其作用，在近代汉奸史上虽然别具一格，却具有汉奸概念进入汉——中华民族意识的指标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探寻汉奸的渊源固然重要，但把握汉奸的流变同样值得重视。即使理解了辛亥时期的因人而异的汉奸概念，也不能用以解读后来汉奸的所指能指。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战前）的汉奸，在沦陷区、游击区及大后方乃至国共双方，既有各地坊间民众的泛称，并无可以一概而论的观念和人事，又有国民政府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认定。在这方面，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制订了不少法规政令，刊行了数量繁多的宣传品，惟有系统搜集和梳理所有材料，将相关历史按照本来的时空联系详细呈现，才有可能通过历史来把握概念，否则，任何先行定义的做法，都无法涵盖所有文本和人事，难免陷入见仁见智而徒劳无功。关于抗日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另以专书详细探究。
鉴于今日汉奸指称的滥用，或以为要想恰当理解近代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应当首先明确定义，以免各自任意，莫衷一是。实际上，好从定义出发研究概念认定事实，而不是还原历史以把握概念的所指能指，正是混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典型表现。须知集合概念往往后出，而且经过约定俗成的演化。研究抗战时期的汉奸，并非指认今日的汉奸，后来的定义虽有助于当下避免滥用（包括现时和历史两方面），却无论如何不可能涵盖历史上所有的文本和事实。即使当时的概念，有此一说也不见得均如此说，除非详细论证，否则以偏概全的认定非但无助于解读材料史事，而且会妨碍准确地重现历史。没有现成框架就不知如何解读史料，没有先入为主的定义就无法认识事实，岂非本末倒置？遗憾的是，这样的本末倒置恐怕正是时下相当普遍的现实。长此以往，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之间势必越来越隔膜。如果不加分辨地将历史认识当作历史事实，将是非常危险的事。
倾听历史的原声，方知原来自以为熟悉的声音很可能经过变声处理，回到真实自然的音响世界便显得很不协调。而选取一些异调拼合而成故意立异的所谓新说，弄不好也是妄人妄语。历史的原声，并没有那么多尘封已久的秘辛和匪夷所思的离奇，也并非都是精心设计的阴谋论和不可告人的见光死。凡此种种，反映了持论者的少见多怪。抛去那些稀奇古怪的翻案钩沉，刻板呆滞的说理套话，历史势将更加丰富多彩。无数的好材料，都是由于厨艺不佳而索然无味。品尝者与其因此而丢掉食材，不如舍去以为增加含金量实则蹩脚拙劣的加工，直接品尝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学人和读者应当共勉。
本书的取材，得到门下在读的博士生赵建民、邓华莹（现为中山大学副研究员）等人的帮助，核对引文则主要由余露（现为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承担。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