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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调到这所乡村中学，担任初一（2）班的语文老师，按照老规则，自然也是班主任。他姓程，和我算是本家，辈分应在叔叔辈上，因为他的名字和我父亲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他到我们班上任教之前，就是当地有名的人物。他有一辆崭新的绿色自行车。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民间，尤其是乡下，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何况是一辆名牌“飞鸽”加重型自行车呢！车体上金色的“中国邮政”四个字，以其强烈的官方色彩，令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敬佩得要死。他是乡邮员，却一直不肯骑车，而是背着邮袋一溜小跑地赶路。每逢雨天，他就用塑料布将邮袋遮好，光着两片脚丫子走在泥泞的路上。
常年坚持跑步送邮件，使他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有一次禾场上放露天电影，加映了几张幻灯片。幻灯片是由县“革委会”制作的。银幕上出现了他手拿“红宝书”、身背绿邮袋的动人镜头，解说词说他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分子。我很为他高兴了一阵子，因为他是我叔叔辈的本家。自古程姓就不像赵钱孙李那样显赫，除了程咬金这个传说中的莽汉外，没出过太多露脸的人物。
他到我们班上任教不久，有一天我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我爷爷和这位老者在一起喝酒，奶奶拿出了珍藏的咸鱼干，煎得金黄，还有一碗油炒豌豆下酒。爷爷和这位客人以“兄弟”相称，很是亲切。爷爷是地主，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那天的气色却极好。爷爷介绍说，这位是程老师的父亲，应该叫“爷爷”。我一听，溜下板凳就跑了。程老师的父亲是“贫农”，怎么会和“地主”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呢？
他刚到班上上课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极深：他很黑、很瘦也很矮，一点也不像一个“积极分子”应有的样子。不过，我注意到他的脚很大、腿显得长，这大概跟他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奔跑有关。
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免去了我的学习委员之职。无疑，这对我是一件大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曾在我的祖国担任过任何职务。
知道他是一位诗人，那是不久以后的事。大概因为嗓子有点沙哑，他讲课很干脆，寥寥几句，十几分钟便过去了，接下来便命我们做作业。他呢，则在黑板上沙沙地写起旧体诗来。他擅长的似乎是五绝。粉笔诗刚登出来，旋即又被擦掉，不留一点痕迹，仿佛压根儿不是为了让学生们欣赏赞叹，而仅仅是为了消遣，或是练习粉笔字。这种怪异举动无疑增强了我们对他的神秘感，也诱发了我们的好奇心。有一次他破天荒叫我们抬起头来，一起朗读他刚刚发表在黑板上的一首五绝，开头一句便是“父母乞街头”。朗诵已毕，他便哑着嗓子给我们逐句讲解。老师在诗中表示，父母还沦落街头，乞讨为生，除非台湾解放，他誓不吃肉，终身不娶。我私下里想，老师的父亲明明在家里种田，还和我爷爷喝过酒，怎能说是“乞讨街头”呢？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叫“艺术虚构”。
稍晚以后，才知道老师还是一位歌唱家。也是在布置完作业后，一时又没有新作可发表在黑板上，他便轻声地唱歌。他沙哑的嗓音自然不算优美，但唱得动情、真诚。每次他都唱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唱到激动处，他极想引吭高歌，无奈嗓音太哑，最后只得将几个音符咽下肚去。
有一次他正在黑板上抄他的诗，正好校长从教室外经过，探头朝窗内张望了好一会儿。又一次，他正在唱那首《红梅赞》，校长又从教室门口经过，探头朝教室内又张望了一阵。他对此并不理睬，只管抄他的诗或唱他的歌。
有一次我交上了一篇作文，写的大概是《家乡巨变》之类的题目。这个题目，我爸爸读初中时就写过，现在当地的孩子还常写。文章的优劣倒在其次，老师给我的朱笔批语，却着实伤害了我小小的自尊心。他在作文后面的批语是：“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不要继承地主阶级的衣钵。”
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反感、最怕听到的话。然而，这是那个时代的套话、流行语。我原本指望这位本家叔叔辈的老师，在学校能暗中给我一点荫庇，看来，小小人儿的小算盘，彻底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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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老师就到当地镇上一所师范学校深造去了，一个学期后才回来。回校后，他便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讲的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阐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靠榨取“剩余价值”致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这是我中学时代唯一经历过的一次学术活动，听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从此老师便不再写诗了，潜心研究起政治经济学来。那时候，全国正在批判小商品生产者，老师埋头乡间，面壁钻研浩浩巨著，又一次成为当地议论的人物。
当时学校有30亩水田，供学生“勤工俭学”之用。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劳动便成了“上学”的代名词。老师从师范学校回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嗓子更哑了，脸上多了副眼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公开反对学校安排学生过多地参加劳动。他在课堂上不满地说：“农村孩子，放学后回家要喂猪砍柴，星期天和假期要挣工分，什么时候脱离过体力劳动？”有一天，他领我们去疏通一条根本不再使用的水渠，同学们胡乱挖了几锹后，便在草地上一躺。他坐在同学们中间，给大家“嘎嘎”地讲故事，声音听起来像一只公鸡在叫。我至今还记得，那次他讲的是抗日将领吉鸿昌被枪毙的故事，他慷慨激昂背诵吉鸿昌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我想，我大概会终生不忘了。
不久，该他上课时他没有来，教导主任进来宣布：他已不在这里任教了。
后来听说他是因为声音沙哑，而被调到了几公里外的一所小学，担任打铃、扫地等庶务，闲暇时还锲而不舍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论文寄到高校的学报。老师的论文，自然从来没有发表过。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四川一家报社，当了记者和编辑。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封从家乡寄来的挂号信。信竟是老师写来的。他在信中说，他正准备徒步考察全世界，也就是说，只身做一次环球旅行—他用括号对此作了解释，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当地群众对此有非议，各级领导也不支持，自己也似乎很缺经费。在信的末尾，他特意用一个独立的自然段，回忆他接手初一（2）班的情景—他记得他曾提拔我当了学习委员。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我能在报纸上发一则消息，帮助他完成这一壮举。在信中，他对自己十余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一字未提。
我没有给他回信，我担心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伤害他的自尊心。我没有想到，连信都不回，才是对他自尊心的最大伤害。此后近10年，我便再也没有听到老师的任何消息。
3
1997年春节，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因为第二年，我就要带着妻子、儿子举家移民美国了。在此之前，我已经到美国闯荡过两年，多少也算见过点世面。
我刚回到老家，就有人告诉我，老师“周游世界”后，已经回来了。老师有一户亲戚，就住在我们村，于是，我托这位村民捎话给老师，希望能请他到家里一叙。
老师很高兴地来了，脸上甚至有一种受宠若惊的表情，令我十分难受。多年未见，老师已经小了一圈，比以前更瘦、更黑，也更矮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对襟布袄，脸显得干瘦而狭小，背也有点驼，眼睛黯然无神，与村里的任何一位农民，完全没有区别，再也看不出来他曾是当地的一位闻人、一名“学者”、一位上过幻灯片的风云人物。
我在家里摆好了一桌酒菜，恭请老师上座。老师千推万托，横竖不肯坐在八仙桌的“上上位”。在吾乡农村，酒席上面向大门、背靠中堂的一侧座位为尊，其中最右边的座位为主宾座位，即“上上位”。推搡了半天，我们师生只好并排坐了侧座的长凳。酒过三巡，老师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算命先生了。我算命、打卦、掐八字、望风水，在这周围的村子里，也算有了点名气。种田之外，靠这些旁门左道、雕虫小技糊口，也还不至于饿肚子呢！”说完，老师低头喝了一口酒，便找我要生辰八字，说是要好好地给我算一卦，看我这次去美国的运程如何，如有不顺，也好早点想办法禳解。
我说：“我不知自己的生辰八字，也不太相信算命。无论运，还是命，天意固然不可排除，人谋却更为紧要。”老师说：“是啊。我如果不是走错了路，现在还不是好端端地当着老师，何至于落到替人算命的田地呢？”
老师在席间简单地讲述了自己“周游世界”的经历：就在他给我写信的那一年，他筹集了一两百元人民币，带了点干粮，混火车到了云南，在中缅边境附近游逛了几天，就向边境那边的森林深处，漫无目的地走去。他的理想是亲自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考察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用来验证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原本打算去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隔得太远了，实在渡海无门，他便就近选择了足力可达的缅甸。他想，缅甸虽然小，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窥一斑而知全豹”，良有以也。他哪里知道，军人当政的这个邻邦，是比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老师在亚热带的丛林里走了一天，也不知走了多远。第二天中午时分，他走到一棵大树前，从树后闪出几个士兵，拿枪喝住了他，要他举起手来。他一惊，发现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熟悉的中国边防武警，他这才明白：自己已经“出国”了。
他被投进了缅甸的一座监狱，睡在森林深处的木棚监房里，等待甄别。他面临着两项指控：“间谍罪”和“偷越国境罪”。据他说，在监狱里，他吃的是真正的“猪狗食”，干的是真正的“牛马活”—这是老师以前在课堂上描绘万恶的旧社会的套话。
三年后，他被缅甸官方认定并非间谍，于是将他遣返。
家乡的公安局，派人到云南，将他押到武汉，又审问了几天后，予以释放，给他买了汽车票，让他回家，并勒令他每隔一段时间，到当地派出所报到，报告自己的近期所作所为。不去按时“点卯”，轻者罚款，重者收监。
老师说：“我们同一批被遣返的，有好几百人，被送到昆明后，政府安排我们洗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干净的新衣服，吃饭时，桌上是三菜一汤，还有肉。天啊，整整三年，连肉是什么味道都忘光了！”
我赶紧夹了一大块粉蒸肥肉，放在老师的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