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讨平北汉
太宗即位初期，在对内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使政局走上正规以后，就着手后周世宗时就开始的但还未全部完成的统一天下事业。如前所述，太宗是在太祖基本上征服了南方诸国后即位的。但当时南方还剩下两个割据政权，即地处浙江的吴越国与在福建泉州、漳州一带的陈洪进。在江南被灭亡后，这两个割据政权已经无法独立存在下去。结果，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陈洪进先到开封向宋朝献上了泉、漳二州地图。接着，吴越王钱俶也归顺了宋朝。宋朝不用一兵一卒，就把南方残留的两国的土地归入自己的版图。其中，吴越王钱俶并不是主动归顺的。他去开封入朝时，带了府库里很多金银财宝，作为贡物献给太宗，妄图以此讨得太宗的欢心，求得保全国家，顺利回国。到了开封后，钱俶又提出愿意献兵甲、去国号等，以此作为条件，请求太宗能同意他暂且回国，但都没有被太宗同意。钱俶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侍从崔仁冀对他说：“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有人不同意，崔仁冀声泪俱下地说：“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没有办法，钱俶最后终于下决心归顺，听到这一消息，一千余名随从皆失声痛哭不止。
这样，南方十国已被全部平定，只剩下北方的北汉和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地区。太宗从即位开始，就坚决表示要亲手夺取太原，在靠近北汉的边境，不断集结武器军粮，进行战争准备。但是，当一提出北征，朝廷上的意见就分为两派。枢密使曹彬赞成北伐，他说：“国家兵甲精锐，人心忻戴，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这更坚定了太宗的决心。只是以宰相薛居正为首的文臣对北征抱消极态度。薛居正列举以往周世宗和太祖失败的教训，劝告太宗说：“（太原）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愿陛下熟虑之。”但太宗与太祖不同，是个锐气十足的皇帝，根本不理会这种消极的论调，用“朕计决矣，卿等勿复言”的话，封住了薛居正等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的嘴，于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任命潘美为大将，率领军队出发北征。 同年二月，太宗离开都城开封，亲征太原。
北汉一受到宋朝攻击，北汉主刘继元像以往一样，立即请求契丹出兵援助。契丹派遣名将耶律沙率领援兵赶赴太原。但在太原北面数十公里的石岭关，受到预先埋伏在这里严阵以待的一支宋军的阻击，使契丹援军未能赶到太原。太宗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太原城下，亲自督战，几十万大军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太原城里“矢石交下如雨”，契丹援军又久盼不至，补给粮草的路也被封锁，刘继元的亲信家臣相继逃亡，昔日被北汉吹嘘为牢不可破的太原城，终于在这年的五月六日被攻陷，北汉主刘继元也只好投降了宋朝。
太宗解决了周世宗与太祖几次试图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得意非凡，即兴作了一首“平晋诗”，命令群臣一起唱和。接着，太宗又拆毁了太原旧城，把太原从州降为县，称作平晋县，而把州的治所移到别的县，改称为并州。还把这一地区的僧人、道士及富民迁到洛阳居住，而将太原城里的居民强行迁移到并州，放火烧毁了他们在太原的住处房屋。城中的居民遭到这突然袭击，争着出城逃避，老人孩子来不及逃出城，被大火活活烧死的不知其数。
二、高梁河之战
太宗攻下太原后只留驻半个月，就立即整顿部队，向东进军，去实现他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夙愿。但是，经过三四个月的太原攻坚战，将领和士兵们都已十分疲劳，而粮草也差不多已经用完。在这种情况下，将士们都产生了厌战情绪，不愿立即和契丹交战，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这时，却有人投太宗所好，上奏说：“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燕云十六州）甚易，时不可失也。”太宗大喜，征讨契丹的决心更加坚定。事实上，太宗在刚开始征讨北汉时，就有了一打下太原，立即继续北征契丹的打算，在亲征北汉的时候，已派遣张洎等出使高丽，要高丽和宋军一起攻打契丹。
开始时，宋军顺利地从契丹手中夺回了易州、涿州、顺州和蓟州。接着，把契丹统治下的最大城市———南京幽州城包围了起来。守卫幽州的是契丹军中战斗力较弱的部队，一见宋军攻城，就仓皇地准备逃跑。但是，当宋军缩小包围圈后，契丹军队陷入无法突围的绝境，逼迫他们孤注一掷，拼命抵抗。太宗亲自督促各路大军，多次强行攻城，都没有攻破。这时，耶律休哥等率领的援军又到了，宋军受到城内外契丹军队的夹击，被迫撤去对幽州的包围，在城的西面高梁河与辽军进行决战。结果，宋军以惨败告终，战死者达一万多人。太宗趁着黑夜逃脱险境，甩开追兵好不容易才到达涿州，从那里乘驴车继续逃遁数百里。这次战役被称为高梁河之战，对宋朝来说，是一个屈辱事件。但是在宋代官方文件及有关史籍中，对这次战斗的前后经过，都未加记载。例如《长编》（卷二〇）只是说：“上（太宗）以幽州城逾旬不下，士卒疲顿，转输回远，复恐契丹来救，遂诏班师。车驾夕发，命诸将整军徐还。”根本没有提到在高梁河被辽军打得大败。对这件事的真相，是从记载契丹史事的《辽史》、《契丹国志》中了解到的。不过，在《宋史·太宗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秋七月癸未，帝（太宗）督诸军及契丹大战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根据推测，《宋史》的编修者，可能是参照契丹方面的记述而加以记载的。另外，在记述北宋史事的有关野史笔记中，也是载有这次败仗的。王铚的《默记》就是其中之一。根据《默记》（卷上）的记载：“大驾（太宗）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师以平晋不赏，又使之平幽，遂军变。太宗与所亲厚夜遁？ ？一夜达旦，大驾行三百里乃脱。”还说，就在这次战斗中，太宗腿上中了两箭，以后箭伤每年都要复发，疼痛不已。而且，太宗最后就是箭伤复发而死的。
高梁河之战的失利，对太宗精神上、肉体上都是沉重的打击。失败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还因为在北汉被平定以后，没有及时行赏，将士们心里都不愿继续前进，而太宗却驱使他们立即进攻幽州，军队中终于爆发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对此，太宗晚年也曾反省说，这是由于“方年少气锐”，急于收复燕云的缘故。但遗憾的是，后来撤兵回到都城后，仍旧没有对平定太原的胜利论功行赏，士兵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太祖之子德昭向太宗进言，请求及早封赏，但受到太宗的严厉训斥，结果悲观绝望、愤然自杀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年十月，总算对平定太原的有功之臣进行了一次封赏，可是，直到两年以后的太平兴国六年，还有人上疏，请求对平定北汉行赏。可见当时的赏赐很不彻底，最后不了了之。
高梁河之战以后，宋辽两国继续互相抗争，局部战争不断，双方或进或退，互有胜负。第二年十月到十一月，耶律休哥率大军入侵，攻破宋边境要塞瓦桥关，到达莫州。太宗为了救援，再次北征。半路上，契丹国主景宗听到宋朝派遣增援部队的消息，主动退守到幽州。太宗驻跸大名府，写诗说：“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表示要追击撤退的契丹军队，再次进攻幽州。但李昉等大臣建议待部队休整恢复以后，再对幽州出兵，太宗这才取消了原定计划，下令返回都城。这次战斗，史称瓦桥关之战。
三、夹击作战
瓦桥关之战以后的数年间，宋辽间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宋朝在养兵与加强战备的同时，太宗亲自写信给在契丹控制、压迫下的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要他们夹击契丹，定安国就是其中之一。定安国的前身名叫渤海国，唐代的时候，疆域大致从现在的中苏边界到朝鲜半岛北部一带，已经有两个以上世纪的历史，与日本亦有友好往来，并起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日本的媒介作用。９２７年，渤海国被契丹灭亡，契丹在其旧土上建立了东丹国，直接统治了这一地区。但渤海国的旧王族和大臣们为了反抗契丹的统治，建立了地方政权，在东丹国被废除后，这一地方政权逐渐扩大发展，被称为后渤海国。以后，另一支渤海国遗民的势力逐渐强大，在以旧渤海国的西京鸭绿府为中心的鸭绿江中游地区建立了新的政权，这就是定安国。宋开宝三年（９７０），定安国曾派使者向宋入贡过。不久，大约在太宗即位的初期，定安国的统治权由烈氏转到乌氏。关于这一国家，《宋史》只不过立了《定安国传》，寥寥几笔，有疑问的地方不少。
太宗在亲笔信上要求定安国“尽出族帐，佐予兵锋，俟其（契丹）翦灭”，“朔漠之外，悉以相与”。 不断受到契丹的侵略，对契丹深恶痛绝的定安国王乌玄明，接到这封亲笔信后，大喜过望，决心协助宋军攻打契丹，以报仇雪恨。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冬，刚巧女真派使者向宋朝入贡，定安国王就托女真使者上表给太宗，表示要“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表上最后具名：“元兴六年十月，定安国王臣玄明，表上圣皇帝前。”同年十一月，太宗托女真使者给定安国寄去答书，要求定安国及早出兵攻打契丹。但是，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太宗对定安国已不像先前那样抱有很大的期望，这是因为定安国距离宋朝太远，使者往返很不方便的缘故。
太宗期望最大的是代替新罗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统一国家的高丽。太平兴国四年，宋朝征讨北汉时，太宗曾事先把出兵的事通知高丽。雍熙三年（９８６）再次北征之前，太宗又给高丽国王景宗送去亲笔信，要求高丽出兵配合，但高丽都没有作出反应。太宗用传统的“以夷制夷”的策略，企图让高丽举兵以分散契丹的力量。然而，民族意识很强的高丽已经对宋朝不再唯命是从，特别是当时高丽与处在东北偏远地区的女真族关系紧张，对契丹的态度有了转变，不愿与之公开对抗，以免顾此失彼，被女真乘虚而入。同时，这也说明，时代在变迁，像唐朝那样，用笼络手段操纵近邻各国，建立一个大帝国的策略已经不再适用。
在契丹方面，景宗于９８２年去世后，长子隆绪继承了皇位，这就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代名君辽圣宗。当时，圣宗才十二岁，由生母承天太后总摄军国政事。瓦桥关之战后，契丹对宋朝采取加强边防的积极防范措施，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到征服东方各国。９８３年，出征女真，９８５年，又派兵讨伐定安国，目的是阻止这些国家通好来往、联合一起对付自己。
四、岐沟关之战
自从高梁河之战以后，太宗的心头一直燃烧着要向契丹报仇雪耻的怒火，而边境知雄州贺令图等又相继上言：
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
于是，太宗乘契丹主力转向东方的时机，在雍熙三年（９８６）正月，再次向契丹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宋军的这次北征，兵分三路。东路由曹彬、米信率领主力从雄州出发，进攻涿州；中路由田重进率领，直扑飞狐口；西路由潘美率领的左翼军队，出雁门关进攻山西的应州、云州。准备三路大军会合后，一齐进攻幽州。按照作战计划，潘美的军队先攻占山西地方州县，曹彬的部队应该慢慢北上。但是，曹彬率领的宋军主力却乘胜迅速前进，捷报一个接一个地传到朝廷，太宗对这过分快的速度十分纳闷，命令他们持重缓行，但是没有收到效果。因为曹彬部下的将领不断听到潘美的西路军取胜的消息，觉得自己作为主力部队，却没有取得大的战果，显得十分着急不安，出现了争功邀赏、急于求胜的过激情绪，连曹彬也无法制止。于是，东路军更加快速出击，刻不容缓地占领了涿州。可是，军粮却无法补给，耶律休哥率领的少量契丹军队却巧妙地采取声东击西的骚扰战术，使宋军疲于奔命。不久，辽圣宗与萧太后率领的援军到达涿州，宋军被迫撤退，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岐沟关被辽军打得大败。征服江南的大功臣、名将曹彬以“违诏失律”的罪名被降职。这次战役，历史上称为岐沟关之战。接着，同年十二月，瀛州守军受到契丹的攻击，与契丹军队战于君子馆，宋朝军队全军覆灭，数万宋军全部战死。
五、和平趋势
由于在一年之中，宋朝军队接连两次惨遭大败，使守卫北方边境的将士全都丧失了斗志。加上守卫部队大多由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农民组成，缺乏战斗力，无法抵御契丹军队。契丹军队乘势在第二年正月，长驱直入，攻占了深、祁、易等州，杀死宋朝官吏，掳掠当地居民。对那些无法攻下的州郡，就俘获附近乡村里的青年男女，放火焚烧、大肆掠夺后才离开。魏博以北，都深受其害。
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很多大臣觉得和契丹作战已很难取胜，对收复燕云十六州也失去了信心，大臣中主和的意见逐渐占上风。宰相李昉上疏要太宗“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 张洎也认为：“审睹天下之形势，忧患未定，唯与之契丹通好，或可解纷。”
太宗本人在岐沟关之战后，也胆怯起来。他曾对臣下说：“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极力为自己辩解，同时又对当年平定北汉后立即进攻幽州的莽撞举动表示反省。他告诫守卫边境的部队，尽量避免与契丹挑起争端，以免刺激对方。淳化二年（９９１），当女真受到契丹的压迫，请求宋朝救援时，太宗只是“降诏抚谕”，并不出兵救助。为此，女真只好归顺了契丹。淳化五年，高丽受到契丹侵略，特地派使者到宋朝求救。太宗则认为：“夷狄相攻，盖常事，而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对高丽的使者只是给予热情的款待，对他的请求却置之不理。从此以后，高丽不再向宋朝朝贡。曾几何时，宋朝主动提出要这些国家协同作战，共同对付契丹，但是，经过岐沟关之战，宋朝已经完全丧失了进攻契丹的力量和魄力。不仅如此，宋朝还不断派遣使者向契丹求和。早在高梁河之战结束后的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宋朝就向辽派去了讲和的使者，但契丹以没有携带太宗的亲笔信为理由拒绝了宋朝的这一要求。据《辽史》记载，太宗晚年，淳化四年（９９３）八月和九月，也曾两次派使者向辽乞和，结果均遭到契丹拒绝。不过，在宋朝的官方文书和史籍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宋辽之间这种和平对峙局面一直延续到真宗朝。接着，双方缔结了有名的澶州之盟，从此，宋朝的北部边境总算安宁下来。追根溯源，被后世非议的宋代软弱屈辱的外交政策，正是从太宗时候开始的。
六、党项族的兴起
太宗到了晚年以后，希望不再和契丹挑起争端，求得和平相处的另一原因，是勃起于西北边境的党项族也经常入侵骚扰，使他大伤脑筋，不得不集中精力，认真对付。
最早的时候，党项族分散居住在青海一带的山谷中，唐初，在唐太宗的优抚政策下，归顺了唐朝。以后，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族也占据了青海一带，并统治了党项族。公元八世纪后半叶开始，党项族中的一部由于不愿继续受吐蕃的控制，放弃了青海的故地向东北方向迁徙，来到了从甘肃、陕西北部一直到长城以北的沙漠地带，分散居住在这一广阔地区。其中，在夏州东部居住着党项族的平夏部落。九世纪后半叶，其首领拓跋思恭因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朝授予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以后，这一部落就改姓李氏，代代世袭了定难节度使，归附了中国。五代时期平夏部虽然也经常入寇中原，但没有和中原各王朝断绝关系。后周世宗就曾说：
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
这说明当时中原与平夏部落有着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
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自平夏部族拓跋思恭的第八代首领李继筠去世后，围绕着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平夏部族内部发生了矛盾。结果，李继捧当了第九代首领并承袭了节度使的职务。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把自己管辖下的夏州等四个州献给了宋朝，并率领部族人员迁到宋朝都城开封居住。可是他的弟弟李继迁不愿归顺宋朝，留在夏州进行反抗。由于李氏家族在党项族中世代享有很高的声望，李继迁对宋朝公开举起反旗后，立即得到党项族中其他部落的响应。李继迁激励各部落的豪族们说：
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
李继迁纠合了其他部族后，势力大增，杀死了宋朝派遣的官吏，转辗游移于沙漠之间，使驻守在镇定的宋军十分恼火。但后来，由于受到宋军的征讨，党项族各部落陷入大混乱，在进退维谷之中，李继迁向契丹请求救援。雍熙三年（９８６）宋辽岐沟关之战前，契丹正伺机向西方扩张势力，李继迁之请正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于是，立即接受了李继迁的请求，极力拉拢党项族的其他各部，还将宗族的女儿嫁给李继迁，以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
李继迁交结上契丹以后，很快恢复了势力，对夏州发起了进攻。太宗采纳了赵普的建议，让居住在开封的李继迁之兄李继捧回归夏州，要他去招抚李继迁。李继迁自恃有契丹做靠山，一边拦截各部族向宋朝进贡的骆驼货队，一边包围了夏州，气焰十分嚣张。太宗被迫再次派遣大批军队救援夏州，李继迁见势不妙，通过其兄李继捧表示愿意归顺宋朝。太宗大喜，授予他银州观察使之职，赐名赵保吉。但是，李继迁的归顺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在此同时，他对契丹仍然采取十分恭敬的态度。９９１年，李继迁在跟随其兄李继捧归顺宋朝不久，就又转而投靠了契丹。
七、青白盐问题
对于李继迁的这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态度，契丹和宋朝方面都感到十分恼怒。为此，契丹派使者指责他不守信用，而宋朝则采取经济制裁的措施，禁止青白盐输入。
平夏部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的沙漠地带。那里，有被称为北方盐州的乌白池，出产优质的青白盐。长期以来，党项族把这些盐运到内地，换回粮食、布匹等物资。当时，在宋朝，盐是实行专卖的，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按照规定，陕西地方必须食用山西解州出产的解州盐。但由于青白盐比解州盐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所以实际上，当地居民都是食用党项族输入进来的青白盐。宋朝采取禁止青白盐输入的措施，有两个目的：首先当然是对党项族的经济制裁，其次是扩大解州盐的销售，增加财政收入，确保讨伐李继迁所需要的军事开支。
太宗严禁青白盐输入，给平夏部族的生活造成极大威胁，而且也影响到党项族的其他部族。居住在长城以内横山山脉中的党项族横山部，在李继迁反叛宋朝后，一直采取中立态度。他们居住的地区不产盐但能种植粮食。往常，他们用一些谷物和平夏部换取食盐，再把这些食盐贩运到内地牟利。宋朝禁止青白盐输入后，立刻使横山部的生活陷入困境，由于不满宋朝的这一措施，横山部的态度明显地倒向李继迁一边。结果，太宗的这一经济制裁措施，反而为党项族各部落之间的联合统一创造了条件。不准青白盐输入的禁令一直实施到淳化三年（９９２），由于发生了党项族各部联合一起的大骚动，加上朝廷上反对这项措施的意见也十分强烈，第二年年初，太宗被迫解除了这一禁令。
以后，李继迁的骚扰活动越来越频繁，使宋军无法守住夏州，只好把它毁坏后放弃了，居民们被迫迁移到长城以内的绥州、银州居住。李继迁乘势袭击了宋朝在西北边境的最前线据点灵州，切断了内地通往灵州的沙漠中的道路，掠夺宋朝运往灵州的粮食物资。这在宋朝朝廷上引起巨大反响，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人甚至主张把灵州一带也放弃掉，太宗一时也倾向这种意见，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至道二年（９９６），宋军兵分五路，大举讨伐李继迁。可惜各路兵马没有很好联络，只有一路军队与敌人交上战。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双方一进一退，互有胜负，直到最后，宋军也没有能征服李继迁。于是，宋朝再次下令禁止青白盐输入，以后，整个宋代都没有解除这一禁令。
八、西夏国的独立
在宋朝出兵讨伐李继迁的第二年，至道三年（９９７），太宗就去世了，由真宗继承了帝位，而李继迁则继续不停地侵扰宋朝边境。咸平五年（１００２），李继迁攻陷灵州，并把它改名为西平府，从而巩固了他的势力，打下了独立的基础。以后，随着宋与契丹之间订立了澶渊之盟，达成了和议，党项族和宋朝也和睦相处，还对宋行臣下之礼。此后大约有二十年，双方的关系一直比较稳定。党项族则全力以赴，专心致力于称霸河西地区，打败了吐蕃族系统的西蕃族和回鹘族。到了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的时候，势力达到玉门关以东的河西地区。于是，１０３８年，李元昊自称皇帝，立国号为大夏，以灵州北边的兴庆府作为都城，完全脱离宋朝的控制，建立了一个拥有十多个州的独立王国，在宋时被称为西夏。西夏独立以后，对宋朝的侵掠越来越频繁，使宋朝的西北边境一直不得安宁，不得不驻守重兵，着力防范，以致对宋朝的内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太宗基本上完成了后周世宗以来的统一天下的大业，建立了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宋代及以后的明清所继承和发展。与内政方面所取得的这些光辉业绩相反，在对外关系方面，不但没有能夺回燕云故地，而且在每次对外的重大战争中都打了败仗，只能对契丹采取守势。加之对西北边境勃兴的党项族的招抚政策未能成功，只好允许其独立，以至长期边患不断，一直不得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