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贝姆的演出是我学生时代最难忘的记忆之一，他的音乐我总是百听不厌。多年后，我和卡尔•贝姆相识，逐渐了解对方并相互欣赏。期间我们之间的友谊有时候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卡尔•贝姆最后的遗嘱里，他把一枚亚瑟-尼基什戒指遗赠给了我。其实亚瑟-尼基什戒指是一个女人的戒指，这枚戒指是一位杰出的德国指挥家的后代赠送给他的。卡尔•贝姆总是把这枚戒指当做护身符放在自己的背心口袋里，而我这样一个既粗心又健忘的人实在不敢把这么珍贵的礼物带在身边。但卡尔•贝姆把这个象征他卓越成就的戒指送给了我，我真的感到很自豪。
如果事情没有按照贝姆自己的方式进行，他就会变得非常生气，而我就曾经惹恼过他。我本来是要在维也纳歌剧院指挥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莎乐美》，这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总监鲁道夫早在首演时候就邀请我和贝姆及罗斯一起合作的一场演出。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却并不清楚贝姆由于不知道这个邀约而感到非常生气。得知这个情况后，鲁道夫不得不建议我不要接受这个邀请。他向我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这位老人家生气或是恼怒。很显然，我同意了鲁道夫的建议，因为我不想卷入这样的矛盾中去。最后，鲁道夫不得不告诉大家因为我突然生病了，所以不能指挥这场演出。他的解释让我处境很尴尬，因为当时我正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另一场音乐会。另一方面，我猜想鲁道夫应该不可能对观众说因为贝姆不高兴，所以他收回了对我的邀约。
后来，这件事情得到了和解。贝姆邀请我到维也纳著名的萨赫饭店共进午餐，并在席间向我解释了整个事情的始末。他告诉我拒绝让我指挥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是因为他对这部作品倾注了很多心血，只有他自己才能将这部作品想要传达的音乐理念很好地在现场演出中表达出来，所以贝姆想自己亲自指挥。我并没有反驳他的观点，因为我非常尊敬他的音乐成就。另外，贝姆还说了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件类似的事儿。弗朗茨•夏尔克，1918年到1929年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总监，他曾经也不允许一个青年指挥家来指挥他负责的音乐会，那个青年指挥家就是威廉•富特文格勒。当然，我并不介意在这件事情中我被贝姆比做富特文格勒。
当时，整个事件造成了相当大的骚动，也招来了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我并没有因而受到太大的困扰。我和卡尔•贝姆仍然像朋友一样彼此坦诚相待，而且每当他在萨尔斯堡的演出结束后我们就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开怀畅饮。无论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外出用餐都是各付各的账单。一次我甚至带着轻歌剧《蝙蝠》（Fledermaus）的乐谱，好好地和他研究了几个小时，他非常乐意地与我一起把这部歌剧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这样的际遇对于我这个青年指挥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从贝姆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前辈那儿获得的建议就如同是一本音乐指南，成为青年指挥家前进的动力。我想能和一位伟大且经验丰富的指挥大师一起研究乐谱，并得到他个人的建议是一件无可替代的珍贵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