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奏完《亡儿之歌》后，我们接着演奏了马勒的第一交响曲。演出结束时，柏林的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感谢我们的精彩表演。他们的热情给我和乐团其他音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到音乐会这么受欢迎我们也很高兴。台下的观众一直长时间热烈地鼓着掌，毫无离开之意，于是我们准备再演奏一曲。和乐团商量后，我立即决定演奏大部分柏林观众都没有听过的以色列国歌《希望之歌》。我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在我看来，这样一首饱含民族情感的歌曲最适合作为一种和解方式来结束音乐会。不过，我也确实感受到了这场音乐会让柏林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友谊更进了一步。同样，1994年我带领以色列爱乐乐团第一次去我的家乡印度演出，也极大地增进了以色列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
第一次的德国音乐之行，我和乐团还去了波恩演出。乔纳斯•沃默斯（JohannesWasmuth），一个音乐界的传奇人物，在波恩给了我和乐团一行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沃默斯不仅是一个细心得洞察秋毫的剧院经理，而且有着高超的音乐水平。他把当时西德的首都波恩市外的罗德塞克火车站改造成了室内音乐家的聚集圣地。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在德国波恩演出过数场音乐会，沃默斯待人真诚的品质得到了我们大家的高度赞扬。
同年，以色列爱乐乐团第一次被邀请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参加节日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开启了一系列我们和众多优秀的独奏者长期合作表演的开始。我们在萨尔斯堡的第一场音乐会上，皮恩卡斯•祖克曼指挥了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我们和伊扎克•帕尔曼、毛里齐奥•波利尼（MaurizioPollini）以及马克西姆•文格洛夫（MaximVengerow）这些伟大的音乐家都有过精彩的合作。
就像在洛杉矶和纽约工作时一样，我也会尽量在以色列爱乐乐团的表演曲目上加入很多当代的音乐，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熟悉较新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是我的主要目的之一。至于我从大量音乐中辛辛苦苦选出来的演奏曲子究竟能否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真的很难说，最早也要等到下一代人对此才有发言权。20世纪70年代，我试图通过一个名为“音乐万岁”的系列音乐会，来促进当代音乐的发展，做起来不易，而且由于反响不佳以及资金短缺，这一系列的音乐会不得不在几年后停止举办。尽管如此，我仍然会在平时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本土音乐家的处女作，至少一首当代音乐作品，因为毕竟大家很难在音乐大厅以外的其他地方听到这些新音乐。在我看来，我们作为指挥家有责任不仅仅为观众演奏那些他们在家里播放CD就能听到的经典名著，还要为观众演奏他们在家里欣赏不到的新音乐。这也是我们指挥家身上所担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