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次的行程得花一大笔钱，我不得不挨家挨户地推销我的音乐会以筹集所需的资金，除此之外，我还得游说任何一个我能想得到的人。我不得不求助印度驻英国伦敦的高级专员维贾亚拉克什米•潘迪克夫人（她是当时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妹妹）。她立即向政府提出要求，对我的美国之行提供援助。幸运的是，政府非常乐意为我提供往返的路费。我和潘迪克夫人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朋友关系。最让我感动的是，1984年我和南希出席英迪拉•甘地在新德里的葬礼时，她竟邀请我们俩坐在她身旁。
本来应该是斯托科夫斯基指挥费城音乐会以及纽约的夏季音乐会，但由于他身体不适，赫斯特问我是否能代替斯托科夫斯基指挥在路易斯逊体育馆举行的三场音乐会以及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夏季音乐会。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是欣喜若狂，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为我敞开了大门，上天开始眷顾我。
我相信赫斯特一定是费了苦心，我才有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指挥誉满全球的费城交响乐团和纽约交响乐团。我猜想赫斯特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音乐界的大师斯托科夫斯基来指挥这两个交响乐团，但由于他的身体情况，我这个名不见经传，来自奥地利的年轻印度指挥作为替补而跳进了他的眼帘。
1960年，我认识了费城夏季音乐会的一个赞助商弗雷德里克•曼恩。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很富有，对音乐也情有独钟。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和曼恩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我在以色列演出时，我俩时常碰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持不懈的朋友和赞助人，我想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的发展定会是举步维艰的，当然更不可能在特拉维夫拥有一座弗雷德里克•曼恩大礼堂来进行音乐会表演。
1960年夏天，我的事业发展欣欣向荣。在这个夏天，我见证了自己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有了如此非凡的经历，还认识了音乐界富有盛名的泰山北斗。我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然之间，我仿佛觉得整个世界为我敞开了怀抱。
和我一起到美国的妻儿现在已经回到了加拿大，准确地说应该是回到了我妻子的家乡萨斯卡通。我们打算在那年秋天回到维也纳，毕竟那里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而且我的下一个演出已经定在奥地利的北部城市林茨。
在维也纳的时候，我曾经向伦纳德•伯恩斯坦提过让我做他的助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工作，说不定这还有助于我将来的事业发展。著名的演奏家德米特里•米特罗波洛斯在维也纳举行音乐会的时候我被引荐认识了他，米特罗波洛斯对我想做伯恩斯坦助理的想法不以为然。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收到了伯恩斯坦的回复。当我在纽约指挥夏季音乐会时，我们见了一面，他答应让我做他的助理。众所周知，他总是有三个助理，而他是请我做他唯一的助理。米特罗波洛斯是这样告诫我的：无论和伯恩斯坦共事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但最好别做一位指挥家的助手。他的话让我对这件事举棋不定，我觉得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所以就没有立刻答复伯恩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