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我够沉得住气了。
1981年，我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发表处女作《卖驴》和《“狐仙”择偶记》。那时，我的不少同龄人在文坛上已是纵横驰骋，如雷贯耳了。
并非我不想尽早跻身作家的行列。相反，十三岁时，我就开始做作家的梦了。这梦断断续续做了二十年。前十年，因为醉心于考大学，后又醉心于“文化大革命”，作家之梦显得遥远而飘忽。后十年，从1971年参加工作开始，这梦才做得认真起来。并由黑夜梦变成白日梦，一天到晚老想着当作家的事。记得我曾偷偷地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过：“我想写小说了!”奇怪的是，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示惊讶或反对，几乎都用相同的话鼓励我：“写吧!你应当写!”我也居然大言不惭，并不觉得是在吹牛皮。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问我：“写了没有?”很急。其实，我比他们还急。可我知道我还不行。功力不到，徒费笔墨。想写和会写是两回事。我并没有急于动笔。在此后十年的准备过程中，我仅写过两个短篇、一部中篇，共计七万字左右。我不认为一直不停地写是个好办法。我只是扎扎实实从生活和读书两方面做准备。
但我毕竟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学的，文学的真谛和生活的哲理，只能靠自己去玩味和领悟。这虽然养成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却也延长了步入文坛的路途。但我心里很踏实，也很自信。因为一路走来，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没有虚浮和任何投机取巧的成分。我希望自己像北方寒冷地方的树种，虽然长得慢些，但要实在一点，不要空心。我第一次计划，三十岁以前出作品，但没有成功。实在说，我有点沮丧。也在心里埋怨自己太笨。于是又计划，三十五岁以前出作品。如果三十五岁以前再不出作品，就不要再做作家的梦了。这计划很有点悲壮。我竭力捺住急切的心情，不断告诉自己：沉住气，再沉住气！
终于，三十三岁发表了处女作《卖驴》。当朋友们前来祝贺时，我却流泪了。激动是可想而知的。
由是，我步入了文坛。由一个文学的看客，加入了文学的跑道。现在，我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跑了六年，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长篇、中篇、短篇，乃至微型小说，都作了尝试。其间甘苦是一言难尽的。
是的，这是一条跑道，一条拥挤而热闹的跑道。在这条跑道上，拥挤着老少五代作家和成千上万的业余作者。大家都想跑在前头，寻找自己跑动的最佳方式，不断调整和变换着招数。这阵容和气势都是极令人振奋的。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每个阶段，都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或者说，在每一个百米线上，都有人破纪录。作家们是勤奋而严肃的，大家没有陶醉于已有的成就，几乎是呼啸着前进，实现一次又一次超越。并逐渐由集团军式的挺进，转向单兵作战，使作家和作品渐趋个性化。这是一次飞跃。是作家走向成熟的表现。
于是探索、变化，寻找自己的位置，成为近年来作家们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有所变化，也时时为评论家们和读者所关注。
变化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了一个作家创作的活力。是否可以说，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而不断突破固有的模式和层面，从形式和内容上拓宽创作路子，深化思考内容，则是一个作家走向大家的开始。
探索、变化既然如此诱人，作家们追求变化就是极其自然的了。于是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尝试。在小说形式上，从结构方法，到叙述方式，乃至语法修辞，都有许多新鲜的东西出现。过去那种单一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表现形式，在作家的笔下已经少见。小说样式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在内容上，从表层的人物、故事，到人的深层意识和情感，从现世的社会人生，到对历史的“寻根”和对未来的思考，内容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考古学、未来学，乃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等等等，都在日益渗透文学的领域，成为作家们的翅膀。
在这样一个探索、变化的时尚中，我也想寻些变化，竭力跟上朋友们的步伐。那眼花缭乱的景象实在有点诱人，但也叫人心惊胆战——许多作品变得读不懂了。
这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作家在这上头下功夫不值得。起码我不想这么干。这样的作品，和那些始看浅显，愈读愈觉奥妙无穷的作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变，是一定要变的。没有哪一个有追求的作家会墨守成规。问题是怎么变。为变而变就失去了变化的意义。变，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变化。犹如百米赛跑，假使因为落后不能引人注目，而突然掏出一条蛇来耍，大约终不能得冠军的。西方文学、拉美文学都有许多新的技术和形式，但我们要借鉴的须是活鲜的、让人感到愉悦的东西。而且形式的变化，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红白喜丧都穿花裙子，会导致另一种千篇一律。
在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上，我更看重内容。内容的变化可以包括横向的题材领域的拓展，以及同类题材纵向内蕴的掘进。我很愿意在这上头下些功夫。当然，这很不容易。六年多来，陆续发表了两部长篇和几十个中短篇小说，真正令人满意的作品并不多。起码我不满意。其实，《卖驴》发表不久，我就不满意了。那篇小说构思很精巧，但它所表现的到底是浅层生活，至多是一个时期的社会心理。故事也带有偶然性。于是第二篇写了《“狐仙”择偶记》。这篇作品曾引起不大不小的一场争论，读者尽可见仁见智，可在我看来，这个变化是一种进步。因为我写了日常细琐的生活。之后几年，我又有几次变化。尽管变得不明显，也很慢。直到去年四月以来，几乎一年停笔未写。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苦恼于在一个水平线上波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我都面临着一次挣脱。我要重新想一想。从鲁迅文学院毕业了，我却停笔了。直至今年三月，我才写了《涸辙》。这是一个六万字的中篇。也是一次探索。成功与否，我恭候读者的评判。
我在缓慢而痛苦地变化着，一如蝉蜕，文坛上眼花缭乱的景象已不能诱惑我。我很想离开那条跑道，独自跑向荒野。累了，就歇一歇，卧在草丛上躺一会儿；想跑了，就再跑。我真怕那么多人的呼啸和高下之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我的心理秉性而言，更适宜孤独和散淡。我毕竟是一个村夫。那就一个人在荒野晃荡，慢慢道来吧。
1987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