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一文，借汉阳马口的一个乡宦马少卿的口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这是对传统的重农经商观念的挑战。
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民被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终日劳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大的希望是家中出一个“读书种子”，考取功名，封妻荫后。经商，一向被视为卑贱的职业。韩非曾指责商人积聚奢侈的财货，囤积居奇，是国家的蠹虫，君主必须把他们铲除掉。可是，到了明朝，情况不同了。商人手里有了钱，不再被人瞧不起。《二刻》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就写到一个徽州人程宰，他本来“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可是，他抛弃了仕途，去干向来被认为是“庸俗”的经商勾当。士大夫们口里嚷着“清高”，不言“阿堵物”（指钱），似乎金钱是无比污秽的东西。可是，在明代人眼中，“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程宰精通做生意的业务，虽然暂时时运不济，耗折了资本，但还能给人请去“专掌账目”，当二朝奉。作者特意写他受到女海神的恩宠，干了四五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寿至九九”“他日必登仙路”。
《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中，写一位以“商贾营生”的孀妇杨氏，教育侄儿王生，使他“商贾事体，是件伶俐”，王生长成，杨氏便命他出外经商，说：“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营运。待遇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也欣然说：“这个正是我们本等。”后来王生行商被劫，杨氏又劝慰他：“且安心在家两日，再凑些本钱出去，务要趁出前番的来便是。”王生再次遭劫，杨氏又说：“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果然，自此以后，出去营运，遭遭顺利，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
“三言”“二拍”中不少故事，热情歌颂白手兴家的商人。只要有决心、有能力，努力奋斗，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向世人展示了这个道理。商人们否定封建社会中固有的等级观念和道德标准，不靠吹牛拍马谋取功名，也不靠意外的时来运转，他们一心一意以合法的手段发财致富，建立市民阶层独特的以贫富论尊卑的社会秩序：“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首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我们联想起《史记·陈涉世家》中的一段话：“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项羽本纪》中又有一段写项羽看到秦始皇出行时的情景，说：“彼可取而代也！”陈涉和项羽的声言，只不过是表达了下层民众对权位富贵的欲望而已，他们尽管有着想当皇帝的大志，但并不打算改变专制制度。试把陈涉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王员外的话：“贫富哪个是骨里带来的？”相比较一下，便可知道“三言”“二拍”中有关商人发迹的故事，给我们标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