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不久，金州城里城外的地富反坏右几乎统统被打倒了。那年月，出身不好的人成了过街的老鼠，几乎没有能逃脱批斗游街的遭遇。但是，在那个大环境里，却没有人给戴着高帽子游街批斗的。在整个金州城，只有金先生一个戴着资本家帽子的人，没有人去碰他一根毫毛。
因为我喜欢写字，喜欢画画，金先生很喜欢我。我小的时候就得到过金先生的关爱，这关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关爱，他对我的关爱是一种精神，或者说是心灵上的关爱。我在他的面前从来也没听他说谁的一句不好的话，他总是那样和善，甚至从来也不大声说话。因为金先生排行老二，我称老人为二爷。再后来，我在书法和绘画上并没有得到过金先生的真传。但是，我得到的，远远比技艺上的东西要高远精深。那就是一种精神，一种魂灵。否则，我也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我曾经在辽宁日报上写过一篇金先生的文章，叫作《何故多情偏不语》，我心目中的金先生就是的株兰花，他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优雅，那样的清秀，那样的飘逸。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腥风血雨的岁月，那些几乎近于丧心病狂的人们也没有碰金先生一指头，金先生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有多么的神圣。
我敢说没有人得到过金先生的真传，那是为人修身养性的真传。而我得到了，虽然我不那么富有，我也不想那么富有，可是我的那个现实之外的世界又是谁能享受得到的呢？没有人象我这般幸福，因为通过老人的神思，我已经事先悟懂了世事，悟透了许多世人不解的迷。老先生虽然生活在那个世界，但是我与他交流的时候，我根本就没觉得金先生谢世了。金先生是九十六岁的高龄乘鹤仙逝，这是他老人家修来的正果。
除了金竹三先生，还有王克清先生。我曾经跟着王克清先生学习过书法，王先生非常本份守法，从来也不多说一句话。在文人众多的金州城，王克清的书法也是上乘。我和王先生的交往也始于文化大革命，年轻人过盛的精力无处渲泄。认识王先生，是通过金先生的引荐。开始的时候，我能从金先生那里看到几面碑贴。看过了之后，我便把碑贴还给金先生。过了几天，金先生再借给我几页。后来我才知道，真正借给我碑贴的人就是王克清先生。
王先生的日子过得就没有金先生那般潇洒，那样轻松。他和老伴两个人没有生活来源，他每天都要为生存而忙碌。我不会忘记我走进王先生家的情景……那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小院落，一道小石头砌成了矮墙，墙上面爬了蔷薇花。院子不大，收拾得干净利索。有土的地方栽种着花草，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甬路边上生长着一种名叫乔兰的花，关于这种花，王先生的老伴还给我讲了一段有意味的爱情故事……古时候，有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男女。他们天天在桥头约会见面。可这一天晚上，天突然下起了瓢泼的大雨，姑娘心里想，这么大的雨，小伙子也许不会到桥头去了？于是，她也就没有到桥头上去。她万万没有想到，小伙子没有怕雨水，而是去了桥头。他在苦苦地等待着姑娘的到来。桥下面的水渐渐地向上涨着，小伙子一点也没有察觉。洪水渐渐地淹没了桥头，小伙子被洪水冲走了。第二天，姑娘知道了这个消息，她哭泣着也跟随小伙子投进了河水里面。后来，就在桥头这个地方，生长出了这一种花。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个年轻人，就把这种花叫作“桥兰”。
这虽然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爱情故事，但是王先生和王奶奶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去王先生的家里，王奶奶她就戴着老花镜地细细地阅读《红楼梦》。这让我非常感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读这样的书，而且读者竟然是个老太太。
为了生存，王先生时常去赶海，去捡垃圾。我为了能帮助老人一点忙，我就把我每个月发下来的六斤工种粮票送给他们老夫妇。他们也很感动，常常这样感慨，老饭类喽，一口也不少吃。他们家里要是做了好吃的，一定把我请到他们的家里，与他们一起分享。
王先生的书法师从清代学者王文治，结构严谨，字迹飘逸、清秀而饱满。我那时在一个工厂上班，只要有空，我就到王先生的家里去。王先生也毫无保留地教我写字，给我指导。我小时候就喜欢书法，只是那时候并不懂得书法。写仿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把字贴放在仿本的下面，然后用毛笔一笔一划地描。我不愿意这样写，我把字贴放在眼前，用毛笔直接一笔一划地照着写。别的同学描出来的字老师给他们划两个圈。而我写出来的字，老师全部给我划三个圈。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是学校墙报组的成员，与高年级的同学一块写板报。
记得我儿子出世的后，我忙碌得也连续几天没有到王先生家里去。媳妇坐月子，我要照顾她，还要上班。可是，有一天，王先生突然走进了我的家门。我没有想到王先生会在我媳妇坐月子的时候到我家来。他手里拎着一袋小米，让我给媳妇熬小米粥喝。先生对我象他的亲人，看我脚上没穿袜子，他甚至给我买过尼龙袜子。有了孩子以后，我去先生家里的次数渐渐地少了，甚至十天半月也难得去一趟。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一天，突然有人告诉我，王先生他去世了。当我赶到先生家的时候，先生他已经走了，永远地走了……王奶奶拉着我手，她告诉我，她也没想到王先生会走得这么突然。因为在他临死之前，一点死的征兆也没有，先生手里拿着一支小大由之的毛笔，蹲在炕角上练习写字呢。到了吃饭的时候，奶奶喊先生吃饭，一喊他没有答应，二喊他还是没有答应。奶奶走到跟前，只见先生的手里还握毛笔，她想把先生手里的毛笔取下来，可是，取了几下，居然没能取动。她一直认为先生睡了，没有死，因为先生的手里还握着毛笔。可先生他死了……
我难过极了，我心中的悲痛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成家以后，有了孩子，我去先生家的次数少了许多。要不然，我不会在他弥留之际，没能与先生见上一面。
王奶奶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你大爷他不是那种讨人嫌的人。你媳妇坐月子生小孩的时候，他到你们家去过，你记得这事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先生是去给我媳妇送小米的。
坐月子的产房是不许别人进去的，可是，你大爷有一个心愿，他非要去你们家。他告诉我，清贫的老头进产房，日后造就状元郎。
我哭了，我再也忍不住，我失声地痛哭起来。我的先生，我的爷爷，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王先生给我写过许多字，我都把它当作珍贵的藏品保存了起来。先生已经谢世二十多年了，有人找到王先生的后人，想找王先生的作品，为他出一本书法集。先生的后人没有保存好他的作品，他们找到了我，他们在我这儿找到了先生的作品。至今，我仍然精心地保存着先生的作品，我将永远保存这些最最珍贵的作品。如果让我给王先生做一个评价，我用菊花来比喻先生的一生，他没有活过八十岁，他的一生充满了霜雪寒苦。
我接触的第三位金州老人，就是刘占鳖先生。刘先生在我的记忆当中，是挑大粪的农村人。其实不是，刘先生是金州城里非常有辈份的艺术家，他早年毕业于长春艺术学院，是唯一的科班出身的书画家。建国以后，他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下放到了金州三里村，挑起了大粪。
也许是一种天性或者说是本性，我从来也不岐视刘先生这样挑大粪的人。有一次，我手里拿着王先生送我一本王文治的小册子，刘先生看到了以后，大加赞赏，他说，王文治的东西好啊，好好学吧，够你一辈子学的。
刘先生很早就对我有了印象，而且是非常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挑了三十年大粪的刘先生再也不挑大粪了。三十年来，他从来也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先生的篆刻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九二四年，中华书局就为先生出版过《承远芦印谱》。领导人到新加坡出访，用的都是先生为李光耀镌刻的图章作为礼物。
先生后来中风，右手已经不能执刀。先生一直想为我刻一方印，我一直没有答应，我知道，治印是需要用力的，我不忍心让先生为我出力。先生为我画了画，也写过字。应我的邀请，他还为金石滩写过诗文。
刘先生是一百零二岁才仙世的，直到谢世时，先生的头脑也非常的清醒。在他生前，我曾经与他有过许多次谈话，他虽然是位百岁老人，但他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苍老之感。他能说得出许多让我感到震惊的话，他也非常善解人意。我从事写作以后，并没有疏远书画。只要我与他见面，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当年康有为到金州来的时候，住在金州城里的老爷庙。他召见的人当中，有南金书院的大学长孙宝田，当年的孙先生只有十几岁，而刘占鳖才九岁。康有为的风采，康有为的学问，以及他为金州名胜的题诗作画，在刘占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刘先生就是一棵不老的青松。活着的人们不是愿意寻访活神仙吗？刘先生这样的人就是活着的神仙。非常遗憾，我没有师从于刘先生，学习篆刻，学习绘画。但是我学到了刘先生的品质，他就是我的人生榜样。我喜欢孩子，我更喜欢老人，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未来我们的归宿。
什么是人生？这就是人生。什么是修成正果？这就是人生的正果。金钱财富，名利地位，我认为活着就是人生的胜利。你拥有再多的财富，你能当上再大的官，但是，你死了，人家却活着，而且能活到一百岁，甚至更长……
道若苦道便无道，行当难行亦不行。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们走的应该是一条捷径，而不是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人生的道路确实有捷径，是我们自己把它设计得复杂了。在我的朋友们当中，好多人都喜欢喊累。喊累的人一是他们喜欢做作；二是他们真的愚蠢透顶。
在写作《最后一个战犯》这部书的时候，我从书中这个主人公的身上也感觉到了，这个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依然活着，而且活得如此健康。与他相比，太多太多的人不是想不到，而是做不到。尽管他们家族的人都不太喜欢这个长辈，但我却喜欢。他不管做过什么，都好象是在做游戏。其实我们不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