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气得不行，我说，我不敢说我对别人了如指掌，对你，郭子信，你这个学药铺生意的老乡，我了解你都了解到了骨子里。别看你当了县长，但你在我的眼里，仍然象从前一样，你读书是个落第的草包，你当县长也是个臭县长。你没有什么才能，但你也从来没有服气过我。你敢不敢跟我斗一斗。咱们就回到老家狼窝去，在那个地方，咱们俩单打独斗也行，拉起队伍打游击也行。你敢不敢吧？
我这可是自己找死，居然要跟共产党拉起队伍打游击。没等我回到家里，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就把我给抓了起来。
我刚要申辩，我犯了什么法？你们为什么抓我……一条麻绳紧紧地勒住了我的嘴，我只能喘气而说不出话来。
从此以后，我告别了老家，告别了亲人，走进了那黑色的大铁门。那一年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那一年，大连地区已经解放四年了。那一年，我四十二岁。从那一年起，我便与世隔绝，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当时给你定的是什么罪名？
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一顶这样的帽子就能把人给压死，我戴上的却是两顶帽子。杀人犯是刑事犯罪最重的罪，反革命却是当时最可怕的政治犯。我被关进了第九监区的第四十九号监室。进了号里之后，管教打开了我的手铐，却并没有把我的脚镣卸下来。因为我是重刑犯，必须要戴着刑具蹲号。因为我没有一点做囚徒的经验，就在走向监号这短短的距离，沉重的镣铐已经磨破了我的皮肉，血水也渗透了出来，洇湿了我的裤脚。属于人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没有比自由更宝贵的东西。就在他们用绳索捆住了我的手脚那一瞬间，我立刻感觉到，我失去了自由。
三十年，几乎就是半个人生。三十年的囚犯，三十年的监狱生涯，刘允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不仅有了副健康的身体，而且思想感情也如此青春年少，真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与他同时代的人可以说全部上天堂下地狱去了，而只有这个从死牢里爬出来的人依然活在世上。
我说，老爷爷，你在监狱里三十年，你有那样好的学识，你应该利用坐牢的时间，写一本你的人生经历的书。
刘允说，我能不写吗？我也写过好几次，但是，都没能写成。第四十九监号，可以说关的都是重刑犯，除了让你写坦白待材料，别的什么也不让你写。管教一天能来检查好几次，在号里那一方小天地里，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他们的眼睛。后来，我也尝试着创造一种只有我自己能读懂的文字。就象速记那样，用简单的笔画。我精通日语，我将日语的片甲名也掺杂其中。管教开始并没有阻止我，我用自己创造的文字写自己的书已经有几年时间了。突然有一天，他们将我写在各种各样纸上的文字全部抄走了。也许他们把我写下的东西拿到技术鉴定部门去检验去了，也许他们把我写的东西焚之一炬。反正有文字记载的东西什么也没能保留下来，没有丢失的东西都记在我的脑子里。几十年了，我一直坚持着用脑子记忆。我现在把脑子打开，里面装的全是历史档案。
能给我讲一讲你坐牢这三十年的故事吗？
要讲这三十年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进了监狱，你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别的罪犯到了规定的时间，家里的亲人还会到监狱里探监。可我在监狱里这三十年，整整砖三十年，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我……这是我绺由自取，这是我罪有应得。第四十九监号，里面关的都是什么人？那个比我年长的人叫周天，他的罪名也是历史反革命。解放以后，他在日本关东高等法院的行刑队当差。有人检举他，在日伪统治旅大地区，日本法院处死的人，都是周天亲手行刑把他们给杀害的。周天到案以后，他不否认参加过行刑。但是，他只是一件工具。在给日本当差的那几年当中，他处死过杀人犯。难道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不应该受到惩罚吗？不管是共产党的天下，还国民党的统治，算上日本人，刑事犯罪都要受到法律的惩治。不能说你在日伪时期做过杀人越货，强男霸女的坏事，到了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你就是个英雄。咋一看上去，周天也是个普通人。他的身材不镖悍，面目也不狰狞。但你从他的眼睛里，却时时能发现一缕阴幽的寒光。只要你的目光与这股寒光接触，就好象有一股寒流从头顶灌入你的脚心，让你有不寒而栗之感。与我同号的另一个罪犯名叫关向民，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他是个教师，老家也在金州。姓关的是个挺有钱的地主，土地改革时也吃尽了穷光蛋的苦头。有一天，驻在他们老家的那支土改工作队的四男二女全部命丧黄泉。杀害他们最大的嫌疑犯就是关向民，因为在几天前，分地主土地财产已经分红了眼睛的农民们把手也伸向了地主家的女眷。关向民的年轻妻子也让同村的农民给强奸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进驻村里的这支土改工作小分队被人全部杀害了。关向民被抓起来以后，公安部门把能用上的办法全部用上了，可就是没能从一个文弱书生的口中得到他们想得到了口供。从表面上看，关向民文质彬彬，哪里象一个杀人犯。也许是公安局弄错了，怀疑并不等于事实。在真正的罪犯没有落网之前，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说明关向民不是杀人犯之前，他只能呆在重案号里。剩下的那个名叫毕无虎的人和我同年，据说也是历史反革命。他究竟犯的什么案子，他从来也不跟我们说起。估计也是替日本人当差，结下了仇人，让仇人惦记着。改朝换代之时，自然要被人送进监狱。别人不说的事情，我们也不打听。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监号里，关押着我们四个罪犯。那墙壁是钢筋水泥墙，那门和窗子都是厚厚的钢铁焊成的。门上挂着一把大号的铁锁，那把铁锁足有二斤多重……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走进监狱里的第一幕……周天看也没有看我；关向民也只瞅了我一眼，便低下了头。只有毕无虎迎了上来，并扶着我坐了下来。他说，你呀，一看就知道是个新来的，脚上戴着镣子，不能这样走路。
我落到这步田地，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走路？
毕无虎把我身上的破衣褴衫撕成了布条，用布条将那镣子缠了起来。他又用布条搓了一根绳子，拴在镣铐的链子上。他说，戴着镣子的，你必须用手提着镣子走路。镣子上必须缠上布。这都是从旧监狱里传过来的老式镣子，一付镣子有二十多斤重。走不上二十步，那镣子就会磨透你的皮肉，磨到你的骨头。一看你老兄就是没有犯过事的人，一点坐牢的经验也没有。
我能说什么？我留过学，读过大学，当过县长，甚至当过国民学党的少将师长。我现在与罪犯同是天涯沦落人，我有什么可说的。
负责我们重犯号的那个管教名叫孙福来，是从部队转业转到公安部门来的。是河南人，扁脸，大嘴，小眼睛。据说参加过解放战争，没有多少文化。进了四十九号的第二天，孙管教就来提审我，要我交待我从前犯下的罪行。
我从来也没收有认为我犯过罪，虽然我身陷囹圄，成了重案犯，我也没有认同他们的说法。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苦孩子，我求学，我留洋，我为的是将来能成为才。往大了说，我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往小里说，我也要光宗耀祖，要让我的家人为我扬眉吐气。虽然我当了伪县长，可是，在那个环境下，哪个人不想当这个县长？我当了这个县长以后，在我的胸中也确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改变我们民族，我们民众的精神风貌，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我的同胞们的文化科学素养。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我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要金州人讲卫生，守纪律，要有礼貌，说话要文明，穿衣戴帽要讲仪表。我每个星期要带着人下到街道和乡下去检查卫生，检查有没有生了病的猪羊和鸡鸭鹅狗。发现了生了病情的动物，就把它们统统打死烧掉。如果把这些生病的动物留下来，会传染给人的。于是，尽管老百姓骂我们，我们也要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
孙管教打断了我的话，照你这么说，你不仅不是反革命，你还是为中国人民做出贡献的功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你就是他们忠实的走狗。你不仅不认罪，反倒把自己说成是功臣。你用心何在？
我无言以对，可是，我心里也不服气。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日本人是对东西，但在那个当时，在他们]统治的铁蹄之下，象我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县长，我不会迫害我的同胞，我只能尽我的所能，来为我的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让一些无品德、无人性的汉奸当了县长，那他们可是为虎作伥，金州人可就遭殃了。
孙福来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就说说吧，你为人民做过哪些好事？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我不但请求政府为你减刑，我还要向上级替你申诉，说你是人民的功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说吧，把牛皮吹破了才好。
那当时，我真想把拯救郭子信的事情说出来。现在看来，郭子信他是共产党，在日本人铁蹄统治下，他就参加了地下党。他不是倒卖药品走私药品，他参与药品事件，就是与共产党的抗日战争有关。如果不是我的鼎力相救，郭子信也就彻底毁掉了。那时，我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在我的心里，我也有个主意。现在的郭子信摇身一变，当上了县长。我相信郭子信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救他出日本宪兵队的这件事。郭子信的心里如果还装着我，他会出面来替我说句公道话的。我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远远不及郭子信主动到监狱里来把我释放出去有份量。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直过了半年，也没见郭子信他到监狱里来看看我。这时我想说出帮助郭子信，帮助地下党组织筹集药品的事情，没有人会相信，连郭子信也不会承认。
孙管教嘲笑我，他说，你呀，不愧是留过洋的人。你也真是聪明过人，你能把统治压迫中国人的罪行说成是改变中国人的素质，提高我们的民族素养。你这种人，就应该判你个死刑。是郭县长一再坚持，说你没有人命案，才判给了你个无期徒刑，保住了你的这条狗命。
我说，无期徒刑还不如死刑呢。
孙管教说，别价，好死不如赖活着。告诉你，无期并不意味着遥遥无期。只要你有立功表现，你就能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