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明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题称，“目击时事”，“政急当务”六件要事，其中之一是“灭奴先灭寇”，认为“寇（农民军）祸更速于奴（清军）”，“致滋蔓难图者，皆不战之罪”。举例道：
试观各塘报中，如所云“打活仗”、“卷旗答话”、“放声对哭”等语，古来有此军纪否？窃谓勇生于忠，而胆出于智，故必先有不二心之臣，而后有熊罴之士；有九天九地之成算，而后有七纵七擒之伟（功）。自有流寇以来，所互相观望，致滋蔓难图者，皆不战之罪，非战之罪。乃我自不肯杀贼，非贼之果不可杀！也是这年，陕西巡按钱守廉奏言：
贼本起于延安，官兵多其亲旧。每对阵时，拱手寒温，赠人事，寄家信，委以财物、牲畜、人口，斩级报功。故贼困于他省，必还陕西，为祸无已。
颜、钱所说情况，仅言“贼”、“寇”，从《流寇志》的记载看，李自成农民军必有。当然，其他农民军也会有这种情况。
所谓“和仗”，犹如下棋不分胜负。此意之“和”，陕北话的发音与“活”相同，“打活仗”其实就是“打和仗”。官兵畏惧农民军，而且厌战，“打和仗”并非真打，实际就是虚张声势，做做样子而已。
“卷旗答话”是卷旗息鼓，干脆不打，以打仗变为对话。“放声对哭”是对话的结果。农民军“甘衣美食”，一个骑兵有多匹战马，而官军经常缺饷，又缺乏战马，追击农民军苦不堪言。农民军言及于此，官兵岂不伤心痛哭，哪能有心作战？陕西官军中有农民军的很多亲朋故旧，他们相遇于战场，悲喜交加，互诉衷肠，不仅不兵刃相见，而且相对痛哭。这真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奇观。
这种情况的记载，见于崇祯九年前，这时农民军的力量还相对较弱。为避免损失，农民军利用官军的问题和“亲旧”关系，实施政治斗争，攻心战术，从而达到不战退兵的目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六）传唱歌谣
由李自成农民军编传的歌谣，《平寇志》卷八、《国榷》卷一百载有一首：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岩说自成行假仁假义》条载有二首：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此书说，这是由李岩所编，“使小儿”所歌的“童谣”。《明史·李自成传》亦说：“岩复造谣词曰：李自成‘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绥寇纪略》卷九载：“李岩教（自成）以据中原，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唱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教儿童传歌之，相鼓动。”可见，军中知识分子如李岩，是这些歌谣的编写者，军中儿童“孩儿兵”，是这些歌谣的主要“传歌”者。这些歌谣出于军中，当然会传向社会。
邹渏《明季遗闻》载：“自成既入洛，撰《九问九劝》诸伪词，号召群盗，勾引饥民，遂为闯王。”《平寇志》等书也有类似记载。《九问九劝》内容史书缺载，也应是歌谣体裁，且是一首，而非《九问》、《九劝》两首。
见于史籍记载，颂扬闯王李自成的民间歌谣，多于农民军自编的。着名者如《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所载：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这种民谣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易诵易记，易于传播，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农民军利用这些优点和民谣的形式，表达政治主张等内容，使之能够广为传诵，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宣传鼓动艺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少有的，即使在现代也是值得借鉴的。
（七）开展文娱和歌咏活动
对军旅生活单调枯燥的军人来说，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开展这些活动对调节和丰富将士的精神生活、鼓舞士气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大顺军的领导人对此显然有所认识，因此不仅重视对社会的政治宣传，也能在军中开展娱乐、歌咏等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
崇祯十四年七月，李自成与罗汝才在河南郑州合兵后，先东至唐县，在南下湖广枣阳、随州一带时，又与当地农民军首领陈金斗合兵。大军北至枣阳，南至德安，连营三百余里，准备进攻承天。在各处营地，农民军与当地百姓和睦相处，还“扮戏吃酒”，开展军民联欢活动。这也说明，李自成农民军的军民关系是良好的。
农民军初入北京，“先拿娼妇及孩童小唱数十人”，“又至深宫大殿，开筵演戏”，“内朝喧传，呼优人、扈人、官妓、唱童供奉”，“闯入京城后，即点裁缝、戏子”。这些事似有农民军腐化之嫌，封建史家也是以贬笔记述的。事实上，在京停留时间不长的农民军首领诸多事务十分繁忙，娱乐活动不会很多。京城多歌舞戏剧演艺人员，农民军取得攻克明都的巨大胜利，请这些人表演同乐，显然是庆贺胜利和丰富将士精神文化生活的娱乐活动。
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晨，前往山海关东征吴三桂的大顺军，从北京长安街列队“长歌而出”。所唱歌词史料缺记。唱于整队出征之时，应是鼓舞士气，反映军队生活，适于行进中唱的队列歌曲，而不会是其他歌曲。“窥一斑而知全貌”。大顺军既有歌，就不会自此日始，也不会仅唱一首，平时是必有歌咏活动的。
七、后勤保障
任何军队都不可缺少头绪繁多的后勤保障，保障有力与否，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大顺军适应战争的要求建设后勤，筹措物资，保障了各种军需。
（一）建设后勤部队和设置老营
大顺军的后勤人员是很多的。《明史·李自成传》载：“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载：“每一精兵，则蓄役人二十余。”《流寇志》卷七也说：“虏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为养子，为厮役……。每精兵一，则蓄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不下二十人。”这些服务保障精兵的杂役人员都是后勤兵。因随从精兵行动，也可称为随从兵。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有技术特长的专业人员，组成各种专业队，从事制造等工作。《平寇志》卷六说：大顺军对“僧道医卜，有技术者，皆不杀。所掳之人，愿从者皆不杀，裁缝则入裁缝队，银匠则人银匠队，吹手则入吹手队，无手业者入打粮队，粗蠢者入打马草队，善战有力者给马匹弓刀，不善战者任其自卤（掳）自食，亦不轻杀。”
大顺军实有的专业队远不止记载提到的这些。如制造兵器需要铁工，制造船只、云梯需要木工，铸印、铸钱币需要冶金工，如此等等，所需人员也是很多的。这些专业队伍应有工厂或作坊，设于距大军不远不近、便于保障供给和隐蔽的地方，实为农民军的后勤基地。一般与老营在一起。
李自成农民军同其他农民军一样，有所谓“老营”。
《明季北略》卷二十四《流寇大略》说：“流寇始于秦……秦地连饥，民穷赋重，遂从寇者日繁。”《绥寇纪略》卷一在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下记：“米脂人从贼者十之七，邑几空。”史籍还载：“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每股虽号数万，妇女老弱半焉。”
大量陕西年轻男子参加义军，也将家属亲戚随带营中，以免遭受官府的杀害，这就使每支农民军都有为数不少的妇女老弱人员。
农民军特设老营，安置随军家属和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并在老营储备作战器械、旗帜、粮食等军需物资。这些家属在老营也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年轻能干的李自成之“妻”邢氏就负责管理老营。《流寇长编》卷六说：农民军“得妇女作军装，乘马以从。”这些孤儿被农民军将士收为养子，长大后就当后勤兵或作战兵，经受战争锻炼，有的成了能征善战的将领。如李自成有养子张鼐，李过有养子李来亨。从事后勤工作的男孩儿，有时也组织起来参加作战，如攻取北京城时，这些“孩儿兵”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老营既有农民军妻孥，又有重要军需物资，因此就成了官军的袭击目标，老营的安全也就受到农民军的格外重视。义军相对稳定地在一个地区作战，就将老营安顿在离战地较远的地方。明户部主事张缙彦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奏疏中就说：“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远。”农民军老营虽远避战场，有时官军侦知也遭到袭击。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大顺军与孙传庭所率官军交战于郏县、汝州一带，安置在唐县的大顺军老营就被官军袭击，“辎重俱尽，妻子细口被杀”，大顺军将士闻知，“一营皆哭”。
农民军若转移战地远走，则护卫老营同行。《烈皇小识》卷四记，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高迎祥等部由秦入豫，大队东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平寇志》卷六说：“‘流寇’以马为家，……转营时，唯以妻子牵之。衣服、妇女、器械等项，各载以驴，团聚同行，名曰老营。”这说的是转移时的老营。其他农民军和大顺军老营都是如此。
大顺军放弃某地远撤他处时，家属也是随军同行。如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放弃西安，经商州，“走武关，以入襄阳，妇女细弱……甚众”。
《流寇长编》卷十六记载，崇祯十六年秋，大顺军至南阳，与孙传庭督率的官军交战，置阵五重，“老营家口居中”。农民军铁骑驰逐，步兵四合，还用“白棒遮击”。官军“头盔俱碎，遂大败”。以白棒为武器的应是老营人员，可见受到保护的老营人员，在需要时也参加战斗。
（二）多种举措保障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