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相貌、性格如何？在明末清初就受到人们的关注，留下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记载，但明清官方都视李自成为“贼寇”，有的封建史家对他蓄意丑化贬损的记载也不少见。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便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李自成。
（一）
关于他的相貌，《甲申传信录》卷六《李闯始末》记，李自成初于秦晋问为“寇”时，“貌甚伟壮，而鼻纤齿黄，短发蓬松”。《鹿樵纪闻》也说他“伟躯”。《后鉴录》卷五等说，“白成为人不甚长”。《国寿录》附录说李自成“貌寝，颀不甚伟”。“颀不甚伟”是说他比较高大，但不是很魁梧。将各书的说法联系起来看，可知他的个头不很高，也是不低的。
《国寿录》所谓“貌寝”即貌丑。《明史·李自成传》也说他丑：“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曷（通蝎）鼻，声如豺。”《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城》条更说：“自成貌奇陋，眇一目。”
光绪《米脂县志》综合《明史》、《后鉴录》等书的说法，记其貌曰：“自成为人不甚长，高颧深鸲，鸱目蝎鼻，反膺巨肩，后发际如虿，声似豺，而语甚迟缓，望之如俗所画钟馗也。”
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五之四与光绪《米脂县志》所载相同，还说他“生而狞恶”。俗话说“月婴丑似驴”，无论谁出生也不会有多美，谭氏显然是对他极力丑化的。
《平寇志》卷六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有人向凤阳总督马士英献灭李自成之计说：“贼病将死也。辛巳（崇祯十四年）左目中镞，饮于颅，不可动。今春化为腐窟，浓血浸淫不止。赢瘠如柴。年逾三旬，形如老朽。度其死期不过期年。”
李自成第一次攻开封时，亲至城下视察，左目下被流矢所中，有书说是左目中箭致盲了。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容颜是有碍观瞻的，但事实未必如此。
李光壂《守汴日志》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十七日，“闯贼杂众贼中至城下窥视，陈（德）守备射之中左目下，深入二寸许”。《平寇志》卷四所载与此相同，还说“闯瞎子之名自此始”。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卷后附录载：
曹太守鼎言：围时身任西门右所总社，日则出城打仗，夜则守城。军中削竹为箭，其大如箸，略长一二寸，铁镞如锥，刻木为槽，安放于中。引弦激槽，其箭可射三百余步。闯围城时，满城放箭，遂中贼目，实用此箭。究不知为何人所射。陈总镇遂攘其子陈德功，以守备擢游击。
按此说，李自成所中的是一种大如筷子的小箭，中箭位置在左目下，而非左目中。李光壂、曹鼎当时都在城中参加守城，他们的说法应属来自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较为可信。“闯瞎子”之说恐系谣言。
上引《平寇志》卷六的说法未见他书有载，李自成箭创复发是可能的，但未必有那么严重。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前后一直在活动，还连打胜仗，更没有死。说“闯病将死”、“死期不过期年（一年）”，纯系唯恐他不死的人的妄语估计。所说荒谬如此，“赢瘠如柴”、“形如老朽”云云，也就难以让人相信了。
“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美化之，败者丑化之，这是中国历史早有的现象。《明史》等书把李自成说得比较丑陋，无疑有言过其实、丑化夸张之处。
客观地说，李自成成年之后，肩宽胸挺，身材较为高大伟壮。颧骨略高，眼眶稍深，目光敏锐。鼻子偏小，鼻音较重，牙齿有些发黄。喜留短发，后发际稍微上卷。左目下中箭后有伤痕，但不太难看。由于军政事务操劳和经常奔驰各地，身体不胖。总的看，虽不十分英俊，但也不太丑陋。对他的相貌作这样的描述，应该是比较近实的。
（二）
李自成的性格，在他所走过的道路中形成和发展，表现在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和方式上。探究他的性格，有必要追寻他的人生足迹。
他出生于穷荒边地，少年时家道衰落，仅读几年书即辍学，为过僧，给财主牧过羊，耕过地。青年时期当过驿卒，习武不辍，深受苦累，见识大长。生活无着，靠借贷度日使他倍受屈辱。因受逼债和官绅迫害，加之饥荒无所得食，他才揭竿起义。义军不断受到官军的追击，他起而败，败而起，百战经营，始得建国大顺，推翻明王朝，然而功亏一篑，终于失败。从放羊娃到大顺帝，经历了多种生活磨砺和血与火的战争锻炼。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多样、复杂的性格，而他的性格又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
李自成的性格有多种体现，有的可从史载李自成的一些事迹中可见，有的史料有明显记载，如说他“性好杀”、“性猜忍”、“性惨酷”、“性淡泊”等。
《绥寇纪略》卷九说：“自成性好杀，为众意所矫，强诈称仁义，以扇惑愚民。”《明史·李自成传》记：李自成“性猜忍，日杀人斫足剖心为戏。”《流寇志》卷七更说：“闯将性惨酷，嗜杀，断耳、剔目、截指、折足、剖心、锯体，日以为常，谈笑对之。”三书所说李自成“好杀”、“嗜杀”，甚至把杀人当作儿戏，绝不可信。农民起义军武装斗争不可能不杀人，一般地说，是无需李自成亲自动手的。史料所说如何杀人的他，应理解为他领导下的农民军。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李自成农民军是不滥杀妄杀的。
《甲申传信录》卷一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前，“拨箭去镞，向后军连发三矢，约曰：‘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自成发三矢射承天门，乃入宫。见袁妃、公主于地，叹曰：‘太上忍！’令扶还本宫调理”。崇祯帝不知农民军严禁妄杀淫掠，城破前先杀袁妃、公主。李自成见了未被杀死的这二人，指责崇祯太残忍，可见他不仅不妄杀，而且颇有仁慈之心。
《流寇志》卷五说，崇祯十四年九月，李自成击杀农民军叛将刘国能于叶县，刘“有子八岁，闯将收之，抱置膝”。李自成对无辜的孩子有怜悯心，不加妄杀。
我们也应看到，李自成未免有冤杀、误杀、杀人较多，用刑较重的情况，如他所杀的一些内部人员，表现了他性格上的某些弱点。《明史·李自成传》说：“自成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顾独忌（罗）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贺一龙，缚之，晨以二十骑斩汝才于帐中，悉兼其众。”在记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杀了李岩后又说：“及岩死，又屡败，复强很（狠）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铜铡，官吏坐赇，即铡斩。民盗一鸡者死。西人大惧。”
《明史》说李自成“性猜忍”，所指当包括这些事。有人认为他杀罗汝才、李岩等将是疾贤的表现。其实并非如此，李自成礼贤下士，求贤爱才的事例很多，如他禁杀“贤令”，得韩霖，爱其才，用为谋主。李自成杀他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农民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明史》所谓“有专制心”，也可以在他的性格上找到原因。
李自成“每有谋划，集众计之”，颇有“民主”作风，而在杀李岩这一重大问题上却偏听偏信了牛金星的谗言。在准备赴山海关进攻吴三桂时，牛金星、宋献策竭力劝阻，他仍要执意孤行，这让人看到他也有些刚愎自用。张怡《设闻续笔》卷一说：“贼欲追桂，金星争之曰：‘不可。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励，偏师往击，未晚也。’贼军师宋献策者，……亦语贼曰：‘数不战，战则当连败二十余阵。从金星言，可无虑。’贼不从。”
他常能败不气馁，坚强崛起，可是《明史·李自成传》也记：崇祯十二年夏天后，“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其他史料也有他被困时欲自杀的记载，这又表现了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
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农民军在取得中原会战五胜官军主力的巨大胜利后进入关中，明将纷纷来降，“陈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巅不敢下，自成折箭为誓，招之乃降”。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容人和宽宏大度。但他对长期与己合作，为他的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并无大过的李岩、罗汝才等将领还是不能容忍，甚至置之于死地。由上不难看到他性格上存在的一些矛盾性。
李自成负面性格影响下所做的一些事，给农民军造成了严重后果。如杀罗汝才、贺一龙后，罗汝才的一些部将杨承祖、外甥王龙等降了官军；李自成屡召马守应，而他疑惧不至，最终投靠了张献忠。杀李岩，《明史·李自成传》说“贼众俱解体”自然言过其实，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将士离心”是必然的。李自成的最终失败，从他的性格上也可找到一定原因。
李自成的有些品性值得称道。史载，他“性淡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婢仆”，“衣帽不异人”，“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即使进入北京，身居皇宫，他仍保持着俭朴的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英雄本色。他出身农家，具有农民勤劳善良、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思想感情最贴近农民，所以他能“救民水火”、“除暴恤民”、“问民疾苦”，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提出“均田免粮”等许多“爱民”、“抚民”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能取得推翻明朝的胜利，与他的优秀性格是分不开的。
李自成久经沙场历练，形成了军人通常有的豪爽、粗犷、机智、勇敢、坚毅、刚强、沉稳等性格，而勇敢、倔强表现得最为突出。
《謏闻续笔》卷一记：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在北京时，“牛金星为贼划策，以五月郊天，十七僭位。先十日演礼于别殿，贼拜起急遽，毫无威仪。鸿胪告曰：‘故事，拜起听引礼者为节，请习之。’每唱一字，引声蔓延约两刻许。贼大怒，褫衣脱冕，戟手而言曰：‘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径去”。《甲申传信录》卷六说：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内官进冕旒，窄不可戴，更之复宽。至三易，始冠之”。李自成对此也是不胜其烦，说“射箭去！”由此可见他的豪爽、粗犷和易于急躁。他占领区没有巩固，便进攻北京，推翻明朝，等于为清朝除了入关障碍，而使自己很快成了清的大敌，终败其手。急于求成反不成，急躁的性格对他欲成大事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可小视。
《明史·李自成传》说：“（崇祯）十二年夏，献忠反谷城，自成大喜，出收众，众复大集。陕西总督郑崇俭发兵围之，往依献忠。献忠欲图之，觉，遁去。”能以计取胜，又能遇险脱身，表现了他的机智。他的足智多谋，《平寇志》卷六也有记载。
陕西地方志说，李自成“猛勇有胆略”。临阵，他常常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他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以致多次受箭伤，险遭不测，可见他的骁勇敢战。
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前李自成的军事斗争历程中，小败不计其数，大败几近全军覆没，但他不畏强敌，不失斗志，总能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重整队伍，东山再起。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到十三年冬，在官军的追剿下，农民军首领有的投降，有的徘徊观望。李自成这期间遭遇了很大挫折，实力很小，困难很大，但唯有他“始终不投降”。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后，“杨嗣昌督师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谩语”。《绥寇纪略》卷九也说：“阁部在彝陵，闻而以檄谕之。自成出谩语，倔强。”难怪彭孙贻在他所着的《流寇志》卷二评曰：“贼莫狡于张献忠，莫崛（倔）强于闯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