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90年代的显著标志就是“启蒙”思想本身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伴随着“启蒙”被冠以“神话”的过程，一些在“启蒙”时代被批评或冷落的思潮和语汇重新浮出水面，甚至身价百倍，例如“保守主义”与“国学”。这里仅以“国学”为例子略加分析。
特定的历史情景决定了五四启蒙运动必须以新文化的弱小的力量抗衡占绝对优势的旧文化，这便给中国最具影响的启蒙文化思潮烙上了“反传统”“反保守”甚至反对民族文化中一切旧有学问的印象，以至于新文化在事实上深刻地延续了中国文化精神、新文化运动者长期致力传统文化整理与研究这样的基本事实都一再被后人忽略。到了1980年代，为了冲破长期的自我封闭，也为了在体制格局基本稳定的状态中完成一系列制度性的修正，新的启蒙者努力将体制问题阐述为“文化问题”，于是，新的启蒙运动再一次地借助于对“封建旧传统”的批判实现自己的社会变革理想，启蒙文化又一次被引人注目地置放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
在这样的语境中，传统文化以及作为传统文化阐释的“国学”至少在公开的逻辑上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而在1990年代，当启蒙文化思潮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消退的时候，这些“被压抑”的文化便顺势抬头，浮出水面了。
这难道就是文化压抑/反压抑的正常逻辑吗？
问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有着自身相当复杂的情形，也有着超出一般逻辑关系之外的“非逻辑”的联接关系。因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文化与“国学”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从属的是一种“公开的逻辑”，而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公开的逻辑”常常只能决定社会历史的若干表象，其潜在的逻辑关系可能更重要，从五四“反传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破四日”直到新时期的继续“反封建”，这样逻辑的显/隐关系可谓是一直持续不断。比如，今天的历史考察已经充分证明，五四“反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从精神到语言的自觉承袭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所谓五四“打倒孔家店”更是历史阐述的深刻误会；在文化大革命与后来的新时期，以“破四旧”“反封建”为旗帜的中国从来没有突破过传统固有的政治格局，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逻辑依然得以有力地生长，其中的某些“国学”无须提倡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心领神会的内容。这些依赖心领神会而存在的内容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都一再表明了“传统”在今天的强大生命力量，也证明了“潜在逻辑”之于我们生存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传统文化加以阐述的“国学”的顽强生存力量，那么就不难发现1990年代借助“传统文化”复兴之势而声名鹊起的“国学”有颇多诡异或者至少是耐人寻味之处。在与当年的启蒙思潮同样声势浩大的浪潮中，我们读到了其他社会力量努力介入的诉求，更读到了继续存在的属于中国历史文化“潜在逻辑”的若干因素。
比如，从近代中国“国学”之出现来看，它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于传统文化的关怀，不过这样的关怀同时又包含了他们从现代世界文明当中所获得的思路与眼光，更不时体现了现代的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精神担当意识。正如第一个开办国学讲习会、倡导国学的章太炎先生所意识到的那样：“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在这里，章太炎对“国学”的重视和他对世界形势与时代特征的把握同样的重要。正因为如此，当年太炎先生的国学弟子中赫然屹立着新文化运动的几员大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后来邵力子也说：“国学讲演会的听众，据我所知，许多人是积极地主张白话文的。做白话与研究国学决不相仿……”在这里，维护传统文化的国学与面向世界的新文化都找到了共同的忧患与追求。
然而，在当代特殊政治格局中诞生的“国学”复兴之声则毫不掩饰地显示了它们之于国家政治意图的密切联系，而且当这样的“学问”在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对准引导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启蒙思潮，并且拒绝将现代中国的学术走向纳入到“国学”的范畴之中，这便显示出了这一“学问”之于近现代“国学”的悖谬诡异之处！
当“国学”不再成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体现，当“国学”不再能够将现代中国人的遭遇和选择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系统，它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前些日子，有某直辖市“私塾”被教育部门“取缔”而引发了种种争论，这本来是一个相当有深意的现象，但是论争双方的主要焦点却集中于“西化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各自利弊，在我们看来，这种司空见惯的传统/西方二元对立模式恰恰是最大程度地模糊了问题的真正本质：人们对教育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它如何“西化”，而是这种国家主义的应试教育严重阻碍了孩子独立自由的发展，这根本不是一个或“西方”或“传统”的问题，抑或“西学”与“国学”的优劣比较问题，所有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人的生存发展的权利与方式。那种动不动就以“国学”为招牌掩饰我们对现实的真切感受与关怀，甚至对抗文化的开放，不仅是对广大“国人”的愚弄，而且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某种愚弄。
在当今，由唐装、汉服、少儿读经、拜孔、名人解说传统经典所构成的“国学热”之中，我们不禁要追问：这“国学”究竟属于谁？是过去的帝王将相、圣贤先师，是今天的名人雅士，还是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用香案、祭坛拱卫的历史传说与神圣话语，分明令我们常常联想到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和圣贤先师；而由饱读诗书、学贯古今的名人雅士高台传授的国学心得，依然一再证明着“身份”的重要：讲授者是“先知”，而听众是“群氓”。而当这些高台传授的学问又恰巧与国家政策的若干基本思想不谋而合的时候，名人雅士就更像是“高深”又“高等”的国家意志的代言人，而接受再教育的老百姓就更像是爱国主义知识的虔诚听受者了。国学，从立场到形式，都有简化为一种“国家之学”的嫌疑。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