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居杂记
长年在外，很少回去，一去就待了六日。
放下行囊后，第一件事我就想四周转转，看看一年中村里又多了点什么，又少了哪些人。
我出生的那间老屋已经拆掉了，只留下几只石墩几片瓦砾。至今我还记得，老屋里有两个“天井”，住过八代人。每逢冬天，经常有人把狗用绳子勒到门前树上，吊死，用生姜辣椒炖狗肉吃。乌龟常常仰起头，看着从天井射进的光。看够后，又一骨碌钻进石缝内，一动不动。到了涨大水的季节，突然一夜间，水就涨到了家门口，家里便搭起了一个接一个的跳板。门口的柳树浸泡在水里，挣扎着露出头，在夜空中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神经兮兮的女人，常常让人胆战心惊。移民建镇后，村口人家都往村后移，秩序打乱了，是抓阄择地，先前熟识的邻里人家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不说是我，就连村上的人都弄不清楚。先前拜年，一个房族一个房族地拜。因为搬散了，今年干脆不拜了，自行走走，免得生人熟人尴尬。
村背后的坟山是我每年都要去看的地方，那里住着生我养我的父亲。天长日久，很多坟都瘪了，而父亲的坟却日渐见长。娘胸前吊着一把钥匙，走过来说，你爹那块地好，当时就挖出了两个蛋。大年三十祭祖那天，下雨，路难走，又冷，许多坟都没有去，唯独我父亲坟头的纸钱烧得最多。不知哪个侄儿祭祖时还放了一只大苹果在我父亲坟头，算是“加劲”的意思。我站在父亲坟头，仿佛听到了他生前的咳嗽声。父亲辛苦一生，积劳成疾，最后命终在肺气肿上，当时崩天裂地的感觉一直印在心里。直到今天我一听到有人咳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
在我印象中，村上的人气极旺，满地跑的都是小孩。男孩子、女孩子、摇篮里哭着的孩子、鼻涕邋遢的孩子，一会儿冲进来，一会儿又扯起脚丫跑开了。见到我回来后先是好奇地看着，不知道叫我什么好，直到他的父母说，叫什么叫什么，他们就叫了，而且叫个不停。孩子的世界生机勃勃，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点上一只爆竹，往别人面前一丢，炸得你冷不防朝后缩。鞍前马后跟我跑的是我堂侄的儿子，村里人叫他“拉兹”。说他脑筋灵活，转身一下，就把你的东西掏走，然后埋在草堆里，人家找出来对质，方不说话。又有一次，他悄悄把他妈妈一百块钱要来，跑到附近小镇上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回来后非常神气，简直换了一个人，不仅穿了一件红红绿绿的球衣，还专门用染发剂，把一头黑发给染黄了，像个洋娃回村，结果挨了一顿恶打，躲在后山的草堆里过了两夜。这孩子家里天天为他犯愁，而他跟着我，从不动我的东西。村里人说，你是当干部的，他是你的贴身保镖呢。说得不好意思时，小“拉兹”咧着嘴，笑了。
村里大年三十那天最重要的事便是家家讨账户户还债。平时，村上人做各种买卖交易作兴赊账。就是当时不付钱，到了一年中最后一天便是讨账的日子。这一天，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不是还钱的，就是讨账的。有理发的工钱，裁缝的工钱，做篾的工钱，炸豆条的工钱，一个个都找上门要。讨账的方式也因每个人的性格不同而各不相同。有的三下五除二，一下结清。有的大喊大叫，有的甚至动手打人。大多数都要争上几句，才挤牙膏似的加上一点。有的几百块钱，讨了十几年还在讨。要是那欠债人见到我，总不太好意思，怕在生人面前失了面子和落个“赖账”的名分。总之，不好的事，怄气的事，拍桌子打板凳的事，都在这天了结。
与大年三十迥然不同的是初一这一天。乡下人一夜间换了个样，变得非常阔气大方起来，他们仿佛要把一年中的积蓄都用到这一天。早晨“出日”，各家各户用肩扛着一面米筐大的几万响的爆竹，到村口去打，我们家里人叫“摆脸”。一字排开，差不多排到一里路长。由第一个小伙子点着，后面山呼海啸般跟着响起，把村口变成了“海湾战争”，“噼噼啪啪”的声音持续足有几十分钟，这时天被烟雾团团罩住，地下是一色炸开的爆竹屑，让人想起这个村庄的“混沌初开”。打完炮仗拜天拜地拜祖宗拜神灵，开口“新年好”，闭口“发大财”，一片喜气。这时家家都把最好的烟伸到每个前来拜年的人手上，把最好的米糖送到你嘴里。然后完成最后一个节目——“上谱”。要是哪家生了一个红丁（男孩），那爆竹要打很长一阵。过去女孩不上谱，如今改革了，女孩也上。村里人也跟趟说，男女都一样嘛。上谱则是由村上最有文化的长者主持，每家派一个人参加。由长者把谱打开，放到神龛前供一下，再取过来，这时人人都来请我帮他家的孩子取个好名字，而我对各家情况不知，名字很难取，便说，你们先说一个吧。我再帮着判断一下，就算了事了，于是鞭炮响起，两个鸡蛋，一碗酒糟，一包烟，分发到每个前来上谱的人手中。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元宵日上，村里人便按亲戚疏近辈分高低往来密切程度，走亲访友的不断，吹吹打打迎亲嫁娶的不断，到镇上买东西的不断，路上尽是人。只要见到人不分彼此，先敬上一支烟，你再不抽也要接到手上，要不别人会说你看不起他呢。
回村几天，几乎没有在家吃过几餐饭，一家一家都排得很紧，有时是人陪我，有时是我陪人。村里有个人的外甥是县委副书记，听说他初三要来拜年。那家便郑重其事找到我，要我帮他陪客。他说，不是要吃个什么，要我一个面子，就说我赵家也有能人，也不比你差。逢到这种情况，你要是不去，那就真会得罪人，我也只好破例参加。客人走后，他千恩万谢，真难为你给了我回面子。他说，你虽然在外面做事，但泰山不能压北斗，该赏的脸还是要赏。
闹腾几天后，我要回城了。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睁着眼，听村外的声音，尽是狗叫。喧嚣一天的村民再无话可说，土地和人都乏了。此时狗声大作，声音在夜空飘来荡去，将远近的村庄连在一起。快天亮时，鸡又山鸣谷应啼个不停。我思前想后，该回城了，那里的妻子和女儿还在盼着我回岳父母家团聚呢。
第二天一大早，侄子帮我挑着一大摞东西上车。我和弟弟、弟媳、侄儿、侄女道别后就动身了。这时，娘堵到我面前，崽呀，你写个字条给我。我知道，留个电话号码。她怕一旦有事找不到人，好让别人打电话给我。我撕下一张纸，写上了我的手机号码。这时，娘便说，崽，要娘今年不死，下半年还回来……上路后，最小侄儿的女儿追上来了，要送我到镇上。我越走越远，快看不见村口了。回头一望，发现娘拄着拐杖，站在路口，歪着身子，还在送我，我一下忍不住掉了眼泪。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娘把我看作她风烛残年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靠山和支撑，而我也把娘当作是我连接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唯一一根纽带。只要娘在，这根纽带就不会断。
第一次出远门
当我从纷乱的人流中，磕磕碰碰，挑着一只与自己个头几乎同高的祖传的篾箱下船时，一颗十五岁的心是何等激动而惶恐！出了检票口，人像开了闸的水，几乎挪不动一步。直到现在，我都想象不出当时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将篾箱拖出从船上到江边码头那段长长栈道的。就在我再次摸出临出门时，父亲稳稳交给我的那张折皱了的入学通知书去寻找九江师范的地址时，一条横幅标语在码头出现了：“欢迎你，九师新校友。”没等我站定，我的那副沉重得有些受不住的担子，就被几位素不相识的九师同学抢挑走了。
好像是一个黄昏，从都昌过来的船本身晚了点。当我跟着他们经过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西门口时，车灯人仿佛一齐冲着我碾压过来，我一步也不敢乱动。我不知道要让多久才能把所有的车子和人流让开再走过去。就在我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时，又是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一把拽住我，牵着我顺利通过了西门口。晚上好像什么也没吃，只是把被子随便抖开了一下就倒床想家。那时交通非常不便，从一个一百多公里的水乡折腾进九江，足足用了我三天三晚的时间。从接到通知后的躁动，到爸爸妈妈喘着粗气忙进忙出为我准备行囊和筹备上学的钱。在我的记忆中，那次远行的具体实施办法真不亚于去年接待联合国专家来山考察那样复杂。先得把我的行装绑上一只独轮车，将我送到一个离家乡三十多里靠车站最近的一个姑父家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姑父家又全家出动，用独轮车把我送到车站，在那里等一辆从景德镇开往都昌的班车。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父亲的黄烟丝已不知抽完了多少袋，才看到那个奇迹的出现。车子一到，父亲大步跨上去，亲戚朋友帮我把担子送进窗口，在父亲长一声短一声的“崽，到学校后，就写信来”的“呵呵”声中，我的眼睛模糊成了一片雾。车子卷起一股厚厚的灰尘，带着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呼”的一下开动了。一路上我又在想，到了都昌以后怎么走。在车上问了许多人才打听到有几个到九江的。我几乎亦步亦趋跟着他们到了县城的水码头准备搭“洋船”走。在候船室里，几只软弱无力的灯照不清朦胧疲乏的脸。我紧紧抱着全部的行装（那可是我第一次离家后的全部家当啊），在那里做了第一个远行的梦。第三天，朦朦胧胧的晨光中，有人摇醒我：“到九江的快上船呐。”我又挑着那只篾箱急急上了船。在船上，我又在想，到了九江怎么找学校。那时我一点也不会普通话，每到一处问路，就像中国人在伦敦街头用中国话问路一样吃力，且得不到任何回答。实在纠缠不清，就只好写在手心上。总之，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睡稳过，一直在琢磨在当时看来比什么都重要的任何一步的任何一个细节。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我也许至今仍在鄱阳湖畔的一个港汊里摸爬滚打，干着父辈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伟大事业。
直到过了一些日子，同学们慢慢熟了，才渐渐知道，到九师读书的大都是一些家庭景况不太好，又偏偏生出一些求知若渴勤奋的青年。这些人在家时都吃过很多苦，特别珍惜来九江的这段光阴，因此显得出奇地认真。记得那时，星期天只开两顿饭，饿了，就用几两“米灰”（粮票）在街上换一只烤熟了的红薯吃，然后又接着去学校隔壁的一家图书馆泡到关门为止。那时不作兴饭票，学校给每个人发一张蜡纸刻印的表，上面标出“早中晚”和一个月30日的空格，每用过一餐，厨房的工友就用筷子头点上一个红点，表示吃过，哪像现在只要将磁卡往里一放就万事大吉呢。洗衣服对我们学生来说很不情愿也很简单。在一口爬满青苔的古井边，我们把衣服用肥皂从里到外打过一遍后，便用脚胡乱在上面踩几下，再把领子、袖口等关键处用力揉搓即可。那时九师很注重社会活动。每个同学每个学期都要到九师三里街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平时还要去江洲捡棉花，去瑞昌实习，所有行程都没有车，靠两只脚硬走。吃的大多是黄豆，吃多了作气，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自自然然响起“噼噼啪啪”此起彼伏的声音。九师的晚自习是出奇的安静，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响声。一位同学忍不住放了一个屁，引来轰堂大笑，班长立即站起来制止，说有屁的同学请自觉到外面去放。军训是九师最隆重的日子，由市人武部派出英俊的军官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地对空”训练、刺杀训练、防空表演训练，至今我还依稀记得班长领着全班几十号人正步通过主席台接受校领导检阅的壮观场面。校场上杀声震天，一场军训下来，一个个都成了非洲黑。那时师生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亲和力。那素质极好风韵动人的美术、音乐女教师和身材修长的体育女老师，给学生所造成的美感至今不能忘怀。特别是蔡君岑老师的讲课风趣之至。一次讲到什么叫分水岭，蔡老言简意明：分水岭，就好比我们男同学站在山顶上屙尿，撒向两边，说得一些女同学都脸红了。还有一次讲地理，他把教室桌椅围圈而排，挑选班上三个身高不同的同学叫出来，高的当太阳，中等的当地球，小的当月亮，他指挥这个“太阳系”慢慢走动，显现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同时自转时的各种位置关系，又逐渐移动“月亮”，最后“地球”自转时幅度过大，把“月亮”撞倒了，引起哄堂大笑。那时老师和学生之间距离不是太大，有什么事只要找到老师，他都会为你尽力解决。我还清楚地记得入校时班主任的话：“同学们，现在你们糊里糊涂，以后到了社会上，就会知道。”当时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而现在知道了立世的艰难再去领悟老师那句话，就有些后悔不迭的感觉。我记得那时虽然大家都不富足，同学们时不时在一起相互交换一下从家里带来的舍不得吃的“米泡”之类的零食。一些边远山区的同学穿的还是从旁边开口的裤子，想必是临走时母亲从身上脱下来交给儿子的。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很上进很乐观。我记得一位语文老师在“文革”中几经颠沛流离第一次获释时，他不是去会亲人，而是借一根扁担和绳索，把放在别人家的几十本书挑回家里。
这些都是许久以前的事，在今天却依然光鲜照人。也许生命就是这样，在每一种时刻里都会有一种埋伏，都要等待几十年之后，才能够得到答案。要在不经意的回顾里才会恍然，恍然于生命中种种曲折的路途，种种美丽的牵绊。
那年那月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被一车一车送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按照营、连、排的军事建制，组成一支支浩浩荡荡的叫“五七大军”的队伍。
我就是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队伍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那年我19岁，准确的时间是1968年10月15日。第二天揉揉眼睛，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然被取消城市户口，站在武宁县箬溪公社棠厦大队一个叫八里棚的冷浆田中。面对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面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呆了老半天才开始动起来。没有住地，我们用干打垒筑起了土巴房。一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常常连夜打着电筒挨家挨户一路喊叫。每天早晨最早起来，一个女知青拿着用铁皮做成的喇叭，向全村社员广播每天发生的好人好事和重要新闻。后来我们拜贫下中农为师，“一帮一”分到每个农户，跟他们鞍前马后学犁田、学耙地、学烧火粪。久而久之，我们晒得黑黑的，和他们成了一个样。收工后，我们有时也会邀上几个人，到小镇上，吃几个点红的包子，要一碗青菜肉丝汤，算是打了牙祭。有意思的是，八里棚旁有一段很陡很长的坡，是东来西往的汽车必经之路。有时想上县城看看，知青们便从路旁树林里偷偷钻出，趁汽车爬坡很慢，悄悄躲进车厢蹲下不动。有时被发现，司机把我们统统赶下来。但轮到下坡时，我们在田里劳动，发现拉货的车，速度过快，翻到田里，我们连连拍手称快，好像出了一口恶气。让人沮丧的是，一位女知青平时很注意我，到她家总要给我端上一碗热乎乎的鸡蛋肉丝面，突然间一阵口号响起，来了一部车把她父亲带走了，车两旁贴满了“打倒”之类的标语，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一年后，作为“五七大军”的一员，我被借用到武宁县革委办公室秘书组工作。一去，总务组朱组长便把我和另一名借用干部龚平海安排到一间房内住。房子不大，八九平方米，一张长条桌放放牙刷茶缸什么的。那时，我们刚从泥一身水一身的乡下上来，能有一间这样大的居室足矣。老龚也不讲究，一顶蓝帽子，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见人总是乐哈哈的。在我印象中，他很注重那口新镶的牙齿，经常含上几口水，咕咕咕的漱几下，又“扑扑”地喷到地上。虽然私下知道他下放前曾在大机关为大官写过不少材料，但在我面前却无一点架子，总说，小伙子，好好干！而我初出茅庐什么也不懂。
老龚是携老带幼一同下放到武宁宋溪的。第一次来家属，听一女同志喊他：“老龚！”我觉得这叫法挺怪（当时叫“老公”似乎很丑），姓龚又和老公的公扯到一起，还是头一回听到。那时，我年轻不懂世事，不知道主动让出房子，结果害得他半夜起来抱着一床被子住到办公室的桌子上。第二天，我还傻乎乎的到办公室说这件事，被同事们狠狠笑了一顿，而他却说，小伙子，没事，没事！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了，只要胡姨一来，我就主动打招呼，跑到通讯员张可雄那里去住。第二天早晨回房洗漱时，见胡姨坐在床上散乱着头发在吸烟，看得出他们是患难夫妻有很多的话要说。在那个年代，女同志文化水平很高的不多，而胡姨竟能写出一笔很好的字，时不时还能对我们写出的材料指点一二，这更让我佩服了。说起来这些日子宛若昨天，实际过去了四十多年。
今天翻开《那年那月》，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我们曾历经的沧桑仍历历在目。有人说我们是“失落的一代”，也有人说我们是“奋斗的一代”。我想失落也好，奋斗也好，这段生活对我们整个的人生无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在靠理想（而不是某种现实指标）支撑着往前走，那么这种理想恰恰是由那个荒芜年代培植起来的。我们这一代走的是一条纷繁复杂的逆行之路：“想读书时要搞运动；想工作时要下放劳动；想结婚时要计划生育”。我们中有很多人干着本不属于自己干的事，在七十年代后那些热情高涨的年月里，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种种努力，有时也患下一些可爱的幼稚病，每一次经历都帮助我们慢慢学会遵从理性规则和承受生存压力。从《那年那月》这本书的各色人物中，也毫无遮掩地透现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镇定与安详。
我们以丧失开始人生。我们人生的最初丧失是被抛出子宫，我们是吮着奶，呜咽着，无助地依赖于母亲的婴儿。后来又经历人生一次次挫败、磨难和必要的丧失，才慢慢成熟起来。人往往是在世界抛弃他的一刹那得救的，我们被抛进自己的生活中，同时也必须为自己建构新的生活。
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致命创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样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塔岭南路53号
从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街，有一条上坡的路，叫塔岭南路。它与老行署大院侧门遥遥相对，有个入口是塔岭南路53号。
这条路平平常常，却让我在这里来来回回走了十年。
我是1970年9月调来九江地区革委会宣传组工作的。开始住在宣传组侧门，一个过道的亭子间内，早先是我同学柯传煌住，后来他分了房子，我就住到这里。那时我还没成家，经常有些在工厂的同学到我这里蹭饭吃，这里食堂办得不错，有个小小的农场源源不断供给食堂新鲜的蔬菜，只要几角钱就能吃得很好。我窗台上常常摆着大大小小七八只碗，谁来了，到了饭点不请自上。
这座楼是一个典型的木质结构，稍有响动，整个楼都听得见。
隔上几个月，我父亲就会搭家乡到九江运货的木帆船，来这里看我。父亲进不来，门卫战士打电话给我，我便到大门口来接父亲以及同来这里看望我的一些船民老乡们。打上食堂最好的饭菜，让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到了晚上，下班了，楼上很安静。有家的都回了家，一些海军军代表首长就在我楼上吃住和办公。
父亲年幼受了风寒，得了一种病，叫哮喘。平时不咳则已，一旦咳起来可是惊天动地。尤其在晚上，夜阑人静之时，我最怕的就是父亲咳嗽。那种咳嗽谁也阻挡不住，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整个的肺都给咳出来一般。有时父亲坐起来抽筒烟，想把咳嗽压下去，结果反而咳得更加厉害。随着咳嗽声一阵紧一阵，喉管扩张，大口大口的血痰喷涌而出，有时几乎到了快要窒息的地步。吐到地板上黑红黑红一片，死腥死腥一片。这种情况要是在老家，只要母亲抓来一把灰就能盖得严严实实。而在我这里上哪儿去找灶灰呢，只得拿着拖把来来回回地拖，来来回回地拖。咳一次拖一次，整个晚上就被他的咳嗽搅得周天寒彻无法入眠。作为儿子，我总劝他去医院拍个片子，到了白天他又忘了。如此循环，几天下来，因了父亲的到来，这个楼变得吵闹不安。我一方面希望父亲在这里多住几天，但是到了晚上吵得首长睡不着觉，我心里也的确忐忑不安。尽管首长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我心头却像压了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想到这里，我又不得不劝父亲早点回去。这样一来一往，父亲看出我的心思与尴尬，就说，崽，以后我就不来啦，这样会妨碍……话没说完就一骨碌咽了下去。
后来父亲不来，我心里又老欠着他。而这时住在鄱阳做铁匠的叔父也得了这个病，打电话要到九江来看病，又是住在这里。第二天早上，首长问，昨天你父亲来啦？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听到他咳嗽呀。可见此事影响很大，连首长都有感觉，只要是这个楼有咳嗽声，就说是我父亲来了，我真是有苦难言啊。到了医院，院长说，你们家族得的什么病，我不用检查全都知道，一定是哮喘病。那时不懂遗传基因，只晓得这病容易传染人，所以一般都不太敢靠近，而我还得不厌其烦一次一次地招呼他们，直到把他们送上回家的船。
后来，和我非常友好的同事徐鹤龄调到彭泽，他进机关较早，也很有才华，我们俩都差点同时间调进省革委工作。他住在塔岭南路53号，院内有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我把我的苦处告诉他，他很理解说，乡下来人有什么办法，你父亲又哪里愿意得这个病？他对我说，我调走后，把钥匙直接给你，你就赶快搬进来，这样比过去在楼道内居住，条件好多了。即使父亲咳嗽也不至于影响别人。这时我再动员父亲过来，父亲总是借口说，忙，忙，来不了啦。
这件事曾夜雨般搅扰着我的梦魂。
在塔岭南路53号住下之后，乡下来这里打搅的少了许多，我就特别地发奋。那时年轻，精力旺盛，为了寻求事业上的突破，熬更守夜，天天埋到故纸堆中不是抄就是写，慢慢手指都起了老茧，指间溢出一层层墨，不小心弄到脸上，自己都浑然不知。我记得以前每次讨论稿件，总讲没有一个好的标题，通不过。为攻下这个难关，我硬是在宣传组的图书室内，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只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有的标题统统翻了一遍，抄了上万个，慢慢真的应用自如，再也不会为此发愁了。随着事业上的长进，年龄一天天加大，有人给我介绍女友，在这里我又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光。
后来又是一阵风暴席卷而来，我被裹挟其中。一天，总务科长对我宣布，从明天起，领导要你搬到农场去，你这个房子要交出来，让给新华社记者住。处在人生困境中，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当头一击。
第二天早上，我什么也没说，把自己的衣物用具收捡打包，放到板车上，一口气拖到了农场一间黑乎乎的小屋内。1980年春，我调离九江去了湖口，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征程。
今天，这个当年象征权力地位的塔岭南路53号，在日益喧哗的世界中，似乎有些破败有些落寞，但在这里我所经历的过往，毕竟是我生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是我青春时代的一个见证。即使有许许多多的愉快和不愉快，高兴或不高兴，我都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
人生原本就是这样不断消失在日子里的……
江之头江之尾
认识你时才19岁。
一个女子的一颦一笑乃至似蹙非蹙都是让人心动的。那时你正在市A厂那个被男人们称为女儿国的地方工作，我与你相识纯属偶然。那天上海芭蕾舞剧团著名舞星辛丽丽来我市演出。我给分在你厂当老师的一位同学送去一张观摩券。离演出时间不长，坐下不到一刻钟。在我记忆里，那屋子乱得不能再乱，几个单身汉相互逗着笑着眼泪水都快淌出来，唯有你一动不动欠身坐在一张半新不旧的绷子床边。垂吊的灯气力不济地照着，你在翻一本破得比烂腌菜还要糟糕的《安娜·卡列尼娜》。不知你是在听他们侃天侃地还是醉在书中，反正你一直没有吱声，直到我同学用他那不太好懂的方言向我介绍你的名字时，你才抬起头对我淡然一笑，笑声中露出一颗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我望着慌得不行，不敢正面看你，当即就有一种被什么重重触了一下的感觉。
几天后，我到长江中下游一个金星渡口，也就是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百万大军渡江的江心八宝洲体验生活，面临滔滔大江千回百折万千往事都注心头。那几天我一阖上眼皮就见你的影子在动。处在迷迷糊糊中的我，心里老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搅得不宁。人说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之中，而我头一回惊奇地发现你那颗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绝不比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逊色多少，特别是那白炽的灯光投射到你那淡然一笑时，那颗小虎牙显得十二万分水灵和动人。到渡口落宿的当晚，我整整一夜都被与你那次短短的见面和见面中淡然一笑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同房的人东倒西歪睡去之后，我点亮灯想给你写信，可拿起笔连个名字都不晓得，该往哪儿寄呢，总不能像万卡那样寄给“乡下爷爷收”吧。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寄给在A厂教书的同学让他亲手转交给你，继而想男男女女的事干吗一下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呢。我关上灯极力回忆那次匆匆会面中同学给我介绍时说出的一个很拗口又很亲切的名字，从语音判断好像叫钟什么珍。我努力从百家姓和四角号码字典上找来上百个类似你姓名的同音字，对了，就写钟鼓楼的“钟”吧，“珍”字似乎听得较准，也是一般女性常用的字大概不会错，余下中间一个字好像是一个“巧”字，又好像是一个其他什么字，真把我为难透了。我麻着胆给你发出了我的第一封情真意切意切情真让人愁肠百结催人泪下的信。
从这之后，渡口乡邮所的门槛和我一样成天瞪着一双焦灼的眼。每天只要班船把鼓鼓囊囊的邮包一丢下，我不等乡邮员分发就在那里堵着拆包。信来了一封又一封就是不见你的信的踪影。
纳闷了好几天，我决定提前回城找你。当地的小伙子都知道A厂的姑娘最爱在黄昏暮色中结伴散步。她们大多数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与当地人瓜葛不大，每到下班她们没有哪儿好去，只有相互拽着去夕阳下马路边找寻一个炫耀自己显示自我的机会。我选择最佳时刻等候在你必经的十字路口，果见你穿着一件得体的白色裙子款款而来，你被众星捧月般围在女友们中间。我忍不住喊了声：“钟巧珍！”你抬起头问：“喊我？哦，你就是……那天送票来的……小D的同学吗？”待双双站定，你问我上哪儿去，我明明是去找你却偏说是去小D那里。见你快要抽身我禁不住问道，我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信？！你似乎全然不知。我把写信的过程一五一十向你说了一遍，你笑得直不起腰来：“你呀，真是乱弹琴，把我的名和姓全弄错了，我叫陈晓芬！”回到厂里，你从满是灰尘的信架上找回了我的那封白白浪费了自己感情又让一个女人笑话一生的信，你说就凭你这错字大王，我就挺喜欢你。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我和你相依相偎。那天你穿的还是那条裙子，透过微弱的亮光和婆娑的树影，我看见你那被风撩动的裙裾你微笑时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一把搂住你发疯似的亲你吻你，而你先是慌得不行把脸赶忙转到一边。朦胧的月光下，我觉得，我猜想，在你脸上，在你似蹙非蹙的眉宇之间，似乎有一种不明显的痛苦表情。然后你轻轻问我，你说我们这样会是暂时的吗？我一时找不出更好的话来回复。月色下，你那晕乎乎的脸、你那双唇打开后露出的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又一次如江潮般猛烈撞击着我。我不顾一切地抱住你，我们亲吻了那么久紧紧不放，致使你心旌荡漾快要承受不住了。我这是平生第一次那么不害臊地亲吻一个女人，一种无法表达和言喻的激动与生命体验使得我喘不过气来，滚滚热泪立刻遮蔽了我的眼睛。
再后来你轻轻对我说咱们的事该有个结果了，我头一回大胆向组织公开了我过去一直不愿公开的恋情。组织上也很认真地调查了对方情况，可得到的结论却使我们俩一生都悲痛欲绝。至此我才知道，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一个“农民”的儿子与一个“地主”的女儿之间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我在体味爱的甜蜜的同时也刻骨铭心地感到爱的绝望和爱的残忍。
很快你就办妥了调离手续，执意要回长江源头的宜宾老家，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去。临行前你约我长谈了一夜。你痛苦地向我诉说了你第一次从宜宾走出三峡的情景，是一个年轻的军代表到宜宾中学支左时认识你的，后来凭借他父亲的权力把你调到了这里。也是同样原因你们吹了，你说如今在这里怕是没法待了。第二天你非常痛苦地在江边与我分手，我们相拥了很久很久，直到轮船响笛了，你才跑上船去。我一直站在江堤上望着你乘坐的东方红8号轮，望着你一脸愁绪和莫可言状的痛苦消失在蒙蒙细雨之中……
二十年过去了，诚如古人所云：“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了自己温馨的家，我们每日都枕着长江的波涛入梦和醒来。过去的一切是那样模糊又那样清晰，是那样让人惆怅又那样令人怀恋。一位诗人说得好：我说/我试着努力地/记住忘记一切/或者忘记记住一切。让“忘记的”和“记住的”都变成阻隔在深渊那边的记忆，只有未来和今天才是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所要致力把握的。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我妻听，妻很为我这段罗曼蒂克感慨了一番。不久前我终于有了一次出差四川宜宾的机会。妻说：“西西，你到宜宾什么也不要带，给我带上一句话向你过去的那位女友问声好。”我一听眼睛一下潮了。我讷讷地对妻说，我既感激你也感激她。是你们用最诚挚和最纯洁的爱温暖和复苏了我当时那颗受了重创之后快要麻木和破碎的心。每个人一生中藏得最紧的兴许就是最美的。在漫漫途中，只要心头永远留着那一丝儿美的情愫和美的瞬间，又何必去追求那朝朝暮暮的永恒呢？……
重走江湖
在江湖之间，奇峰之上，有一座山叫石钟山。
她最小也最大。小到只是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大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
她最平静最温柔，也最激烈最愤青。风平浪静时，大有守侍圣哲的临终之感，庄严之极，平和之至，纵然一个凡夫俗子，也会感到已将身子包裹于灵光之中，肉体消融，只留下灵魂端然伫立于永恒的江湖之上。而当她发起怒来，谁也阻挡不住，排天的巨浪，翻滚的浊流，上卷绝壁，下漫深渊，一夜之间，整个湖口县城变成汪洋一片，于是到河边看水的人来来回回，络绎不绝。
她最儒雅，也最暴力。儒雅到几乎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曾到此朝圣过，尤其是苏东坡还为它写下著名的《石钟山记》，更使得石钟山声名远播，誉满天下。晋安帝义熙元年八月，陶渊明还在这里出任过彭泽县令。（当时彭泽县治在现今的湖口均桥镇柳德昭村）任职期间，他留下最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而当它暴力起来，石钟山把城门一关，江湖上锁，这里立刻风生水起，战云密布，引来无数英雄刀光剑影鏖战其中。历史上许多空前绝后的重大战役如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如李烈钧的二次革命，都在这里大规模展开。
她是我魂牵梦绕充满复杂感情的精神故乡，也是我重新扬起人生风帆的地方。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天灰灰的。当载着我全部家什的货车停在石钟山文物管理所门口时，人生地不熟，半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帮忙。我找到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刘建华，要他派几个民工协助一下。车子转而将我送到了街口一家电影院。我欣喜若狂，心想这下看电影方便啦。不料这是电影院的一个过道，临时用几块三合板钉起来的，表面看也能对付，民工帮我把家什搬了进去。素昧平生的文化馆美工陈桂才老师，广东人，主动上前帮我张罗，在三合板的墙面，打几颗钉子，挂挂书包。可能力用大了一点，险些把那堵墙弄倒了，然后用几颗钉子加固了一下，安慰我，暂时对付一下吧，我点点头。到了晚上，电影院正好放映日本电影《追捕》，是当时最酷的明星高仓健主演。白天忙了一阵，晚上很快倒床而睡。等到电影一散场，人都往外挤，“轰”的一声，靠电影院那面板墙不知是谁用脚踢出一个碗口般的大洞。第二天，我找到馆长要求换地方，正好图书馆细周家住山下，愿意和我对调，这样我就搬到了石钟山古戏台楼上，一个放废旧报纸杂志的亭子间内，刚好可放上一张床，管理员聂姨人好，帮我稍稍打扫了一下，这比住在过道要安全得多，我很高兴地住了下来。
令人巧合的是，这就是石钟山的坡仙楼。传说苏东坡遭贬之后带着儿子苏迈到石钟山时就住这里，它引起我多少历史的遐思啊！那时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场政治风暴刚刚结束，我从九江一家大机关下到湖口，当时文化馆和图书馆还是合拢办公，不忙，没有事我就泡在阅览室里，或到山上的摩崖石间抄上几段镌刻在石头上的诗句和铭文。几乎每一句都字字珠玑光照日月。特别是彭玉麟对石钟山情有独钟。咸丰七年（1857）彭玉麟率湘军水师与太平军交战，攻下湖口县城，留防湖口，监修建筑，扩建水师，栖居18年。在为官为将的仕途中，彭玉麟以“三不要”（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著称，广为世人所称道。他用画万株梅花和写万首梅花诗的方式纪念与梅香小姐的一段初恋。在桃花洞口以“梅花使者”的名义写下三个不同的梦字，至今仍让人荡气回肠为之动容。还有曾国藩在湖口大战一个月前，即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亲自给彭玉麟手书饬令，文曰：“湖口水路接仗情形，自廿三日申刻以后，即无确信。北风太大，不能送信。子药船亦不能下去，国藩不胜焦急之至。已于廿五日未刻自九江移驻青山，抚慰后营士卒。因念如此大风，恐湖口水营或有疏失，特此飞信饬知。”让人读后仍能触摸到这位大将当年之戎马风范。这些有字和无字的书后来都深深影响过我。逢到朋友来山，我得气喘吁吁跑到山下接他们。到了吃饭时，很随便的就在石钟山的小食堂打上几份米饭和菜，端到昭忠祠的石墩上，和客人边吃边看江湖上的风帆。到了夜晚，回廊上灯光暗淡，当时山上住人很少，人影和树影黑乎乎一片，山上静得几乎连落根针都听得见，寂寞和孤独像石钟山的雾一齐袭来，团团包围了我，真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呀。这时置身石钟山仿佛坐在一只被风浪颠簸的木帆船上。我就住在坡仙楼一间堆满一大堆废旧报纸杂志刚刚能放下一张床的亭子间内，坐在被窝里看书写字，大气不敢乱喘，石钟山之夜于我就像被狂风和恶浪挟持到一座孤岛上的“死寂之地”。
在这里，我一待就是五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经典书籍，我的文学细胞就从这里暗滋渐长。这里城里城外，山上山下，如城德岭、茅屋街、北门菜场、虹桥港、柘矶港、文昌袱、月亮山、马影桥、梅园里、屏风湾，到处都留下了我人生的脚印和匆忙的身影。
生活在这里，每天都在百鸟闹林中拉开帷幕。先是早锻炼的人上了山，发出“哦哦”的声音叫醒大山，慢慢市声涌动，山脚下的北门菜场渐次热闹起来。早起的人，口吐着白气来到河边，掬河水漱口洗脸。船家女呢，则直接对着平静如镜的湖面梳妆打扮起来。这时万顷波涛皆企望着东方，发出一种期待的喧嚣，让无形之声传遍四面八方。到了白天，石钟山下帆出帆没，船来船往，一派繁忙。山脚下县造船厂的机器声和着山上树林中的鸟声和码头空空的捣衣声响成一片。石钟山像上帝一样稳稳地坐在江湖之上，鸟瞰着生活在她脚下的芸芸众生。同时也让那些清晨在河边背英语的女生看着河边发呆，痴痴地注视着船来船往的远方。老人们则更愿意以散步的方式，在码头的涂滩上徐然前行，或低头慢想，或凝神远望。那时，每天都有一两班几层楼高的东方红客轮在这里停泊靠岸，带来大量的城乡信息和物质交流。此时，伫立山上，可见一片片白帆在镀金般的水面远远飘来又缓缓移过，直到夕阳从容不迫地一寸又一寸，一分又一分顾盼着行将离别的世界，悠悠然沉落下去。
这时，大地一片寂静，站在石钟山上要比站在大海之滨更能感受和领略“永恒”二字的深刻含义。
被改变的河道
自从父母去世后，我就很少回乡下的老家。一来弟妹们都成了家，各有各的生活；二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父母才是家的象征。父母在，家就在。父母走了，家的概念也就慢慢淡出。
前年开始，村上要建祠堂的事越闹越真，越闹越大。弟弟几次来电话说男丁二千，新老媳妇一千，又进一步激起了我的反感。都什么年代了，在农业文明里，人与人之间是宗亲关系。而在城市文明中，人与人之间已经主要是契约关系了。今天许多地方的祠堂都破门倒壁，土地荒芜，故乡丧失，我们还在建祠堂，显然不合时宜。
没想到这件事还真的变成了现实。村上来人了，认真地请我出山，为祠堂做几副对联，再忙，也得放下，这可是关系到家族对外脸面问题。西山赵家、对面赵家、老屋赵家，三赵中数我们村子最大，如果我们办不好这件事，其他赵家更不屑说。奈面子不何，只得去做，为此我来来回回跑了两趟。到了年关，村里择吉日庆典，连夜向我发出邀请，要我一定亲临现场，并要代表长者讲话，致答谢辞。他们请客的规模已扩大到安徽外省的赵家，若赵家在外影响大的人不回来，人家会说闲话。再说趁此机会见见童年时的朋友也不是坏事，于是我爽快地应答下来。
正月初六黄昏，我又一次被车子拖回了家。这次碰到了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向来熟悉村路的我，竟然认不到路找不到家。以前进村有条用麻石码成的水坝路弯弯曲曲通向村口，涨水时，我挽起高高的裤脚，踮起脚尖，摸水过河都不成问题。而今这条路也没了，直接从山那边，拉了一条直路到村里。我更不知侄儿们都在哪里做了房子，搬到哪里去了，我打电话要他们到祠堂边上来接我，“笑问客从何处来”真的成为现实。小时的朋友有的长眠祖坟山上，有的被儿子接到城里养老去了，没有离开村子的也往往蜷缩在老屋的一隅。还有许多陌生的男人和女人认不出，有的还是外省外地的口音。小萝卜丁扯起脚筋满地乱跑，一个劲地喊我“公公公公”，我都应答不过来。
正月初七庆典那天，赵氏宗祠张灯挂彩，装扮一新。我的对联引来赞声一片：“上千年青史声名远播天下第一姓，数万载流光风水长在世间无二家。”旁边还有一副：“祠对长天可平分万千年日月，村依蠡水堪独享八百里湖山”。从城里赶来的年长者都被请到祠堂门口喜迎嘉宾，爆竹声、锣鼓声震天动地，一字排开的礼仪小姐和礼仪先生，丝毫不亚于哪个城市的开工剪彩仪式。前来送匾送花瓶送对联贺喜的同宗同族一拨接一拨，把个老屋赵家捧翻了天。此情此景让许多爬满皱纹的老头，脸上开出了一朵朵灿烂之花。就连村上一对侏儒夫妇也带着小孙子过来看热闹，说莫看我们屈手屈脚，现在日子过得也还可以。更有意思的是，村里还把穿了新袍的赵王和魏王菩萨抬了出来绕场一周，据说祖堂内东西怎么摆，摆什么，哪天开张好都是菩萨定的。起初一直担心庆典日下雨，认为菩萨不灵，哪想到头天还大雨连天，这一天果真天气晴好，让赵王魏王大大显了一把灵。村上高兴，又花了五万元，请来戏班子唱了三天三夜，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都赶来赵家看戏，这种热闹是赵家有史以来都没有过的。到了晚上，新做的祠堂内锣鼓喧天，如同白昼。忙完庆典，我忽然想起应和几个儿时的朋友聊聊天合个影，没想到他们很快又被他们的子孙拉回到了城里，结果有的只是碰了个面连句话也没讲就又分开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一次见到他们。
就在这时，弟弟告诉我母舅死了。上次回来量祠堂对联尺寸时，我还特地去看了他，七十多岁高龄的母舅像小孩一样对着我号啕大哭，慢慢安静下来，才听清他说的话，意思是要我和弟弟把多年在外流落的大伯的坟迁回老家，让他不再做孤魂野鬼，也过几天安稳的日子，这对荫庇子孙后代会有好处。他说他还记得当时大伯被害后埋在哪个拐弯的地方。要是天晴，病好些，陪着一道去找。还说了起坟时，遗骸要先从脚下捡起，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捡，然后带回家再照原样摆好下葬，我心里没有把握，为安慰母舅，只是连连点头。没想到的是，母舅自己竟成了这个祠堂建成后送走的第一位长辈。母舅是正月初五早上走的，因为新祠庆典，被推到初八庆典完成后请他下床，打爆竹，烧开眼，举行他的悼念活动。
我父亲死得很早，只活到五十三岁。听说跟我父亲同岁的人有几个还活得健朗，我就萌生了拜访他们的念头，趁着这拨人还在，了解一下我父亲的生平。父亲离世时我才二十几岁，对他一生做了什么，只是断断续续记得一点，连缀不到一起。庆典结束后，他们一五一十向我谈起当年父亲写的一笔好字，逢年过节找父亲写对联的人不断。他为人好，忠厚、老实，办事公道，人很随和。一辈子抽了几辈子的烟，有时晚上睡到深更半夜都要坐起来抽几口再睡。每天早上，要大咳一阵，他最后命终于肺气肿。为弄清父亲的生平，我还沿着父亲生前到过的地方，前前后后走了一遍。
儿时的天井老屋早被灌木、乱石和荒草埋得深深的，影影绰绰还能见到当时的大致模样。不记得是几进几出的房子，反正室内有两个天井，住了三家人，我们家占了一半。后来村上办食堂占用我家老屋，无人管理，房子是靠人气养的，久不住人，房子也就慢慢塌了，砖瓦碎了一地。那时我们村有两个大的房族：一个叫麻石弄，一个叫下房里。当时麻石弄有钱的人多，势力强大。而下房里呢，住的都是穷人。整个村子上百户人烟，闹闹腾腾，蒸蒸日上。在我们村前有一条河，属鄱阳湖中的一个港汊。到了夏天，水淹了小坝，就靠一只渡船摇来摇去。要是碰到涨大水，大半个村庄都泡在水中，挨家挨户都在忙搭跳板，从村头到村尾全靠小筏子载人来回。村头的古树浸了一半，像个乱蓬蓬女人的头发漂在水上。有时不小心大水淹死了人，亡者的家属便哭喊着跑向湖边，用长长的白布一直铺到水边，在举着竹叶道士的叩磬引灵下，为落水亡者做超度。不涨大水的时候，村庄的道场摆满了竹床，到了黄昏他们清扫之后便洒水降温，然后坐在竹床上吃饭喝水，一盘酸菜炒辣椒上来扫得精光。吃过饭，大家床靠床聊天说地，讲《三国演义》讲狐狸精的故事，小孩则在旁边静静听着，时不时用指甲在父亲背上轻轻刮痱子。这里的女人跟男人一样，也抽烟也打赤膊，两只奶在胸前晃来晃去，大家也不在乎。
最让我触动的是，住在我们隔壁一个不到几百米的夏家村，过去一直弱小，势力单薄，人们称他们是“抬轿子”当“理头佬”的，多年不能与本地人正当结亲。那时这个村子出了一件大事，一个偷牛贼结婚那天被抓走了，又出逃几年。逢到月黑风高之夜，他还会化装成各种样子窜回家里，躲在阁楼上一动不动，让我们这些没长胆的后生听了毛骨悚然。后来据说此人在景德镇化名求生，被人“点水”抓去判了刑，最后惨死于狱中。这回走到夏家村，空落落的，村上人说他们再也不愿意过这种窝囊日子，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剩下一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在夕阳中岿然不动，颇有几分凄凉。
小时候，我常到一个白皙的大毛瞎子做生意的铺子里去买宝塔糖吃，他人瞎心里明，称什么东西，抓上一把，摸一下秤一看正好，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大毛街上还有铁匠店、篾匠店、点红包子店，一路排去，颇具规模，那里曾是一条最繁华的街，人们叫它“大毛街”。这回却被一片乱草严严实实盖住了，这条连接村庄与村庄的重要街道全部拆除，让我心里一阵阵失落。
再往前走，就是我读小学和我父亲参加工作时办公的地方。昔日那座气宇轩昂由青砖砌成的乡村小学，被村里人拆除卖到了县城，留下几面墙没拆完，仍稳稳当当站在那里。父亲办公的地点荡然无存，一片狼藉。总之，昔日熟悉的楼房统统变成了废墟。由打工仔用瓷砖贴墙的房子，建了一幢接一幢。再往前走，几栋老屋在风中摇摇欲坠，有的刚刚拆了一半，有的拆东墙补西墙，被弄去城里做了茶楼和酒楼。有个叫钻子的人，专门做老屋生意，一下发了。听说我是记者，他吓得赶快躲开，连忙说“我现在没有做呀”，而实际上这一年他又赚了三百万。他起先有点“小偷小摸”，弄来一些香炉、石墩和镂空的窗格，慢慢发现老屋价值连城，最后干脆光明正大做起了老屋生意。这几年他做得很大，有时一幢房子拼凑起来卖到外地，竟达几千万元。精明的村上人早已不是当年的眼光了。他们善于花很少的钱，从村民手中收来各式各样刻着动物肖像的红石爽墩、磨盘和石槽等，到城里卖高价，赚得盆满钵满。
在平池湖大坝，我伫立良久，仔细看了父亲生前做的泵站，父亲曾告诉我，有一次他掉到泵站下，差点死了，幸好被人救起。又看到父亲亲手开辟的林场，当年栽下的杉树全部被人砍光，换上了松林。经过这片松林时，松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仿佛听到了父亲一阵紧一阵的咳嗽声。耳朵“嗡嗡”时，又好像是父亲正在用那沙哑的声音在哪里叫我。
暮色中，我沿着小时候的河床缓缓走着，发现整个村子在1998年抗洪之后上移了好几百米。随着河道的改变，几乎家家户户都重修了一遍，邻里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时间在改变着一切，包括文化和风俗，也包括文化和风俗里最有味的东西。在河边行走，一个个熟悉的场景，像电影镜头又在我眼前晃动：远处的灯光好像是大毛店铺内泄出的余光；黑乎乎的湖滩上，猪呀牛呀正“哞哞”地被我赶着回家；远处大地一片沉寂，母亲好像站在村头的高坡上喊我回家吃饭……望着这片湖滩这派村落，我连连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古人的话一点也没有错。
叩问上帝
我们的《周末世界》一诞生，就撞上了一个云谲波诡的市场经济。有人说它生不逢时，也有人说它维系不了多久。我们说，世上没有难办的报纸，只有难办的人，难办的观念与难办的惰性陋习。
由机械文明所造成的新的生态环境，与自然日益隔离、拥塞。疯狂的节奏与速度，使人变得格外敏感、脆弱、多疑与自我怀疑。人们走进闹市，淹没感极重，成天被紧缩的时间和空间压抑着，渐渐失去了原始生命力。《周末世界》试图用中医温补的方法，滋阴壮阳，培植元气，以最现代的手段，唤回这种活脱脱的自然感觉。一张报纸一份杂志之所以经久耐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生命意识。《周末世界》将是一个生气灌注的世界，一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回荡着人类天籁的世界。
我们追求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始终把小扑还是大扑，假扑还是真扑，微扑还是狂扑当作有没有生命活力的试金石。实际上，生活本身是文学的描写所永远不可企及的。我们极力主张推出一个真实的、自然的、充满本质呐喊的生活。美术插图已无法替代，改为意象摄影是生活本身的暗示。一幅全真的生活图景一经插图，便变得虚假不堪。
大俗和大雅是我们极力追求的两极。这种俗，绝不是俗不可耐，而是俗得多么雅；这种雅，又不是单纯的雅，而是雅得多么俗。我们不要曲高和寡，却要曲高和众！
我们在喧嚣的“周末广场”，辟了一块超越时空超越自然的“净土”，很显然是您理想中的乐土，一片宁静的、甜美的、绿茵覆盖的情态世界。古人愚蠢地相信，那是好人灵魂居住的地方。或者说，这就是你寻找已久的精神家园。自从尼采说上帝死后，不少人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怅然与流浪的感觉。在这里，你将听到现代人生存的真实声音！
用“第三只眼”来看世界，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希望你能从这份《周末世界》上，继续看生活，看世界，亲眼目睹重大事件，看穷人的脸和傲慢者的姿态，看各种奇奇怪怪的事物，看人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的成就与发现；看数千里外的事物，隐藏在墙后和屋内的事，要接近却又有危险的事物；看男人喜欢的女人和女人眼中的男人。我们不喜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设法找到自己独特的个性语言，包括叙事语言、造型语言，也包括色彩语言，乃至电脑上输出的每一个符号，每一片尾花，每一种字体，都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觉看法。
我们已经注意到，二十一世纪的太阳就要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激动与失落正在许多人心头暗滋渐长。人们从长期“大统一”、“超稳定”的状态中走出，过渡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竞争市场；从文化与政治交流沟通，转为文化与经济交流沟通；从世纪末走向世纪初，一些人出现了“更年期”的躁动、紊乱与不适，有的甚至变得近乎歇斯底里。不必过虑，不管这种由畸形文明的溃疡引起的高烧兴奋状态还要持续多久，一个重建新的秩序与新的和谐即将到来。经过“蜕变”和“转型”，人们将在新的健康的文明的基石上与当代生活重归于好。我们《周末世界》的使命就在于加快这种“蜕变”和“转型”，达到和谐与重建！
十年
1992年9月28日，雨蒙蒙的，雾把九江和庐山隔得看不见了！而印刷机却在那里疯狂地毫无遮拦地滚出一张又一张红得如同临盆产妇用分娩时流出的血写就的《周末世界》试刊号。
大概谁也不会记起这个日子，是因为这个日子太平淡而普通太缺乏人们惯有的仪式和程序，而对于主编这张报纸的我来说，宛如做了一场很深很久的梦。
梦醒过后，留下的尽是些与时下流行毫不相关的东西。十来个平均年龄不到25岁，灵气勃发且又无拘无束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走来，斗着胆子，用青春用汗水用笑靥用眼泪用高跟鞋用牛仔裤用一辆从废墟中捡来的摩托，在八张胶片才能拼成一张对开四版的有限空间内，做着一个与400万九江人民息息相关无限扩大的运动。
一切似乎都有点乱套。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熬了三个通宵之后，少男少女们一个个歪倒在一张张冷冰冰的木床上做梦。记得有个小姑娘还瞪着眼睡，好吓人，但醒来又连轴转着去做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的梦。
一切似乎都无章可循。设计者用一支干得打结的毛笔蘸着所剩无几的红蓝墨水，在一张废报纸上面画了涂，涂了画，硬是把推土机、太阳、土地和拍卖的人群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灿烂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一切似乎都没有了束缚。任凭独一无二的原创，任凭无边无际的想象。临晒版时发现没有太阳，画一个吧，美工连忙从口袋内掏出一把刀子在拼好的胶片上刮掉一层层黑膜，印出的果真是一个又红又大的太阳。为洞穿这个世界的秘密，我们在报眉上齐刷刷地放大和缩小了十多双眼睛，直愣愣的有点犯傻也有点憨厚地看着大家，眼睛里尽是真诚尽是个性。那时的《周末世界》是放在女人雪白大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样一干就是十年。十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女孩变成女人，一个青年变成中年，一个中年变成老年，一个老年走向天堂的过程。当初，我们在编辑部墙上贴出的《约法十章》中说：“我们没有太多的追求，我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若干年我们分手后走到一起，还能说，那日子过得真值！”
一切如同昨天，就像喧闹了一日后的城市静下来时的那种感觉，剩下的是一阵阵“嗡嗡嗡”的声浪，一堆堆极具挑战的色块，一本本装帧得如同出版物样厚厚一摞。再下来呢，就是一张张疲惫不堪有点儿哀有点儿怨的脸。那时我们这班人看人生看社会，就像是在远处看见天幕上的舞台布景。如今依旧是那台布景，却感到放到了极近极近的近处。
这些不相关的东西不相关的片段当时看看无关紧要，而事实上日后却默默的不知不觉，乃至潜意识地对后来出现和发展的事物起着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影响。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这条河上淌过的人，先先后后都急着要到外部世界去做一件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也不可能再去重铸那个“特殊的瞬间”了，就让它珍藏起来留在心底放到没事时去回放吧。
寻
人的一生，终究是一个“寻”的过程。“寻”几乎是每个人对生命的承诺和态度。刚落地的孩子，下意识第一次寻的一定是奶；慢慢呢开始寻父寻母，孩子牙牙学语最早的发声往往是从叫“妈——妈”、“爸——爸”开始；再后来寻路；再便是上学了，寻“开模”；再后来又是寻知识寻出路寻爱情寻婚姻寻事业寻朋友等等。随着年龄的渐进，要寻的东西越来越广、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复，以致最后变成了无边无际向前延伸的地平线一样，你每向前走一步，那个“寻”字就如影随形，结果地平线有多长，生命有多久，你的寻和渴就有多长多久。再加上“寻”又是我们九江最早的地名之一。我们九江的历史有一段三点水“浔阳”的历史，还有一段没有三点水“寻阳”的历史，那是晋以前的事。那时的“寻阳”把九江的混沌初始装扮和出演得有声有色，它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还有我们所崇尚和催生的内容，又往往带点寻的意味，这样我们的《寻》刊不仅有了一定的人文意义，同时也有些许地标意义、文本意义。人文、地标和人本的相互叠加，使得这个“寻”字变得有些威武雄壮身手不凡了。
古人云：“寻寻觅觅寻寻”，这句话正好应验了我们日后要走的路。无论风雨兼程无论风和日丽，“寻”总是我们永恒不衰的话题。
离星空最近的地方
这张脸是那样地和蔼可亲笑容可掬，又是那样的慈眉善目耐烦从容。不论时光怎样不可阻挡地向前飞逝，我都忘不了这张脸。因为这张脸对于一个当时刚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十五岁的青年来说，有着多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碰到的就是这张脸！那时学校离图书馆很近。出大门，走50米，右拐就是紧挨学校的九江市图书馆。和许多来馆看书的人一样，这张脸主动上前，轻声地问要什么。他随手拉开一个像中药铺式的抽斗，里面一根铁丝穿着许许多多的图书卡片，卡片上写的尽是各种各样的书名。他很快就能从那密密麻麻的卡片中找出你所要的，又到书架上，取来这本书。回到学校我默默确定，以后星期天就在这过吧。当时每逢星期天学校只开两餐饭，9点吃过饭，我就带着一个小本本去图书馆看书，中午用半斤粮票换上一两个红薯算是午餐，下午4点以后赶去学校吃晚饭。日子久了，我在这里又结识了更多来图书馆看书的学生。有一个高高瘦瘦的是九江市二中的张战，他也和我一样，每到星期天就在这里看书，他是我的老乡，我们有时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记得当时他发现《青海日报》上刊有一组连载文章很好，我们竟破天荒掏出荷包里所剩无几的钱到那家报馆索寄那些报纸。每次进馆时懵懵懂懂，出来时破愚暗，明斯理，似乎聪明了许多。
这张脸是图书馆镶嵌在我心中最初的印象。他叫张耀文，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是九江唯一一个用毕生之力守望图书的老人。从1939年起到他退休及生命的终结，他的一生都在图书馆中度过。他管理图书的认真无与伦比，从泰和县将早年图书馆搬迁回九江两个多月，书都靠水路运来，他没丢过一本书。他对家里五六个孩子的事搞不清楚，却能把馆藏的2.4万本书放在哪里，2千多个读者手里看的什么书弄得清清楚楚。即使是风云变幻的“文革”中，馆里只允许留下一个人看守也还是他。他把全家都搬到图书馆来住，使得图书馆的重要文献和书没有因为时局之乱而蒙受损失。在他从业46周年时，馆里曾专门为他搞过一次大型的纪念活动，时任图书馆馆长的熊学明精心从北京挑来一盏佛灯送他，点赞他一生辛劳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想这个纪念丝毫也不过分。《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张脸正是放在我们许多读者人生灯台上的一盏灯。
说起来，我与图书馆的交集不知不觉几十年了。此间因为下放和一些其他的因素，我先后离开过几年。我在这个城市三进二出，图书馆址也由原先的环城路迁到了南湖边上。后来我的同学熊学明在那里当馆长，自然更加密切起来。至今在我的书架上，还搁有一本《罗丹艺术论》和《契诃夫手记》，对我初入文学受益不浅。在我人生的许多阶段我都离不开图书馆。心灰意冷的时候，四顾茫然的时候，自以为是的时候，不可一世的时候，走进图书馆立刻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和可怜，在那里耸立着中外许许多多的大师和巨匠，他们用生命之斧劈开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人文世界。沈从文说，人一生中要读两本大书，一本是有字的书，一本是无字的书，而有字的书很多都在图书馆内。这里还有许许多多跨行跨界的书，他们都在以各种姿态神秘的昭示着每一个来这里看书的人，不同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
今天，互联网正在有力地颠覆和重构着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观念。网络发达，信息爆炸，来图书馆的人渐渐少了。如今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能在网上找出许多古古怪怪的资料来，即使如此我仍隔三岔五进出图书馆。我常常把图书阅览看作是去那里摘“清明茶”和“谷雨茶”。进入浩若烟海的藏书楼、阅览室和文献部，仿佛置身一片绿色葱茏的茶林，发现哪里有几片“毛尖”，我会迅速摘下，并带回品尝。趁复印空隙，到炜红那里聊天侃地，我们聊有三点水的“浔阳”也聊没有三点水的“寻阳”；聊时代的裂变也聊裂变的时代；聊宗教聊信仰聊民族精神聊泛文化现象聊集体无意识。一壶清茶下来，常让我和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充实和愉悦。在图书馆，我还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书呆和书痴：有长期从事“南水北调”几十年研究的老人，他带上茶杯，每天像上班族一样准时来准时去；有些不爱炒作爱隐藏的人于“四库”丛中，一埋就是几年，结果埋出十几本小山般的“本土制造”；有的在“民国”里摸爬，有的在“唐宋”中打转。一个个悄然而来又悄然而去，这里俨然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人生大舞台。
今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物质化和功利化了，许多人更专注于做有用的事情。他们认为，你做的事一旦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便没有用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约翰·列浓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但中国人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有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博物馆有什么用，图书馆有什么用？有的人赚了钱以后，可以把房子装饰得镶金贴银富丽堂皇，却只给书留下一个剥离内容的空壳“封面”。而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些无用的事反倒跟内心更加接近，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古人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鸿篇巨制？他有大量的做无用事的时间。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伟大的创造，都来自无用的时间和事情当中。“无数人看见苹果落地，只有牛顿一个人问为什么？”我想，牛顿要没在那儿闲待着，不一定是被苹果砸的，但是在大家的构想当中，他是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然后被砸中，最后变成一道颠扑不破的牛顿定律穿越时空绵延至今。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呢？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今天，仰望星空的人越来越少，急功近利的人越来越多。过去，去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看一看那座城市中守望着普世价值的哲人，看一看平时在底层难以见到的仰之弥高的人物，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的灵感和智慧。我们把他们当作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千方百计让自己在薪火相传中成为“盗火者”。我们把他们看作是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和燃灯者，觉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时许多人在北京逗留，为的是泡在一种浓浓的人文氛围里，指望日后在这种群体中被激活被点燃被开“天眼”。现在北京留给人更多更深的印象不再是这些了，而是中国的一个特大超市和特大古玩场，到那里去的人都想三下两下就能淘到自己所要的珍宝，而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已渐行渐远变得十分奢侈起来。这样图书馆自然也就成了一些有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的人最后坚守的心灵寄托和精神家园，成为离权力最远离财富最远，而离星空最近离理想最近的地方。
最初的面容
若干年后，人们只要谈到西园，就不能不提到这些旧照。因为这是西园留给世人的最初面容和最终背影，宛若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在走过轰轰烈烈而又坎坷曲折的人生长旅之后，面对自己亲人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喟然长叹。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西园曾经是晚清九江府署的所在；曾经是古城墙内百姓心中的一块乐土和家园；曾经出过像徐宝璜那样中国新闻学界的一代泰斗。如今上了年岁的老九江，说到自己童年时的许多事几乎都无法绕开西园。在这片“大街套小巷，小巷连里弄”的迷宫式的环境中，他们度过了自己充满诗意充满情趣又充满苦涩的童年。至今他们不能忘记站在“浪井”旁踢足球踢到城门上的动人情景；不能忘记中秋佳节用破碎瓦砾垒成宝塔，点烛供香求神拜佛的幢幢人影；不能忘记跳上龙王墩扳罾钓鱼狗爬戏水的黄昏时刻；不能忘记大水漫来，用蚊帐网鱼加餐的开心日子；不能忘记夏天巷道里，竹床碰竹床，睡到夜半迷糊时，突然一阵风似的卷起一片“呵呵呵”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顿生几分人生的恐惧、神秘和敬畏。这些烟熏火燎的巷子，遍布名目繁多的杂货摊、瓷器店、酱园坊、典当行和开水铺，乃至春宵魂散的馆舍，还有化善堂、清真寺和侯王庙等。时有拉人力车的、摇拨浪鼓的和钻圈耍猴的人从这里经过。总之，小小天地，说书卖唱，测字看相，无所不包无奇不有，俨然是九江古城风情的一个缩影。到了黄昏，西园人有的打着赤膊，用酸菜辣椒掺稀饭，再来上点小酒，喝得鼻梁上冒起细细的汗，然后左手搁在方桌边，右脚跷在长凳上，端起那只黑黝黝的茶杯，一个劲地把那些深褐色的水灌进肚皮里，再拍拍自己，开心地笑笑。闲下来的时候，伏在江边的窗口往下看，中国的第一条大江，就从窗前打着转儿流过。江面，白帆移动，橹声咿呀，天光水波，风日悠悠，让人觉得穷并没有什么，只要穷得开心。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物质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西园在走过百年路程之后，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浪井”，仍在继续默默地、默默地注视和见证着西园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
《百年西园》的出版，无疑为每一个曾经在西园长大的和生活过的人平添了一份永恒的历史记忆，也为九江古城的历史写上了重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