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
赵三儿背了个上写“红军不怕远征难”几个草体字的黄绿色军用书包，一边走一边向四处张望，生怕有人跟踪。直到买了到张家口的票，进入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混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那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他小时候的外号叫“猴三儿”。这外号也没白起，听到追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风声，他立刻就惊了。他所在的园林大队虽然有百十人，但追查手抄本的事肯定要找到他的头上，因为他知道，全队传抄这书的也只有他一个。与其坐以待毙，等着人家办“留宿学习班”，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决定先到张家口他二姑家去躲一躲。说走就走，只跟他姐交代了几句，对父母说是单位领导让他外出去搞外调，就匆匆离了家。连几个发小他也没打招呼，一是怕连累他们，二是担心知道的人多了可能会在无意之中透露了他的行踪。早晨从家出来，他没直接往东北的崇文门方向走，而是朝着西北的前门方向走的。他穿了身灰制服、灰布裤子，匆匆走过南芦草园。当他拐进行人稀少的长巷头条时，脚步才稍稍平缓下来。
“哎，赵三儿，你吗去？”怕遇见熟人偏偏就碰上，一老街坊跟他打招呼，吓了他一跳。他有点儿慌张地说：“上大栅栏。”回答完他急着要走，老街坊却又问：“这么早上大栅栏？买什么呀？”他只好回答：“去同仁堂买药。”老街坊又说了：“还没开板呢，那地方排长队。”他无心再说什么，哼哈着赶紧往前走。
走到长巷头条中段的十字路口，他再往西拐进入鲜鱼口。出了鲜鱼口就是前门大街了，街的斜对面就是同仁堂的所在地大栅栏了。他往北拐，顺着前门大街的东便道走。就在前门楼子近在眼前的时候，他往东一拐，进了直通向崇文门的打磨厂胡同。“这叫什么事儿呀？”他自言自语地说，“到北京站，还得转这么一大圈儿。”一个声音接了茬：“小伙子，这是前门，到北京站你得往崇文门走。”这声音把赵三儿吓了一激灵，他侧脸一看，发现街边的一座四合院的门口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话也不回，只是加快了脚步。
北京火车站里，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谁都不认识谁。来到这当中，他才觉得自己像人海里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他看了看了手表，距离开车的时间还早。走了一个多钟头的道，他有点儿累了，就在候车厅里的候车椅上找了一个空地，坐了下来。坐着坐着，他忽然发现对面椅子上的一位女同志在看他。在这种时刻，他不愿意惹是生非，就把脸扭到一边去了。尽管这样，他感觉那个女的还在打量着他。他有点儿嘀咕了——她干吗呀？他假装不在意地随便张望了一下。那女的年岁不大，留着齐耳的短发，身穿圆领的女式蓝制服。他忽然觉得那个女的有点儿面熟，可是又想不起她姓甚名谁、在哪儿见过。就在这时候，那女的提溜着一个包走了过来，就坐在了他身边的空地上。
“哎，你是赵胜利吧？”那女的朝他问。
“赵胜利？”赵三儿疑惑地眨了眨眼睛，但又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儿熟，便回答，“对不起，您认错人了吧？我姓赵，但不叫赵胜利。”
“不叫赵胜利？”对方也疑惑地对赵三儿看了又看，“你不叫赵胜利叫什么？你忘了吧，在横胡同中学，你说你是戴军的老街坊，后来不知怎么就进了地下室……”
“你是？”赵三儿想起了这人就是多少年前在横胡同中学楼道口遇见的并且询问过他的那个女红卫兵。再装傻已经装不了了，矢口否认反倒有可能引来怀疑甚至麻烦，他只好硬着头皮说，“对，我就是赵胜利。你就是那个……”
“我叫张卫东。”对方说，“对了，听说你从前好像叫赵什么三来着吧，后来改的名？”
“是啊，改叫胜利了，革命化嘛。”赵三儿怕对方完全说破，也怕旁边有人听见，便赶紧扭转话题，“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在楼门口问我找什么的那个红卫兵吧？哎哟崴，那天你差点儿把我吓死。”
“是吗？”张卫东说，“我那么可怕呀？”
“你以为呢？”赵三儿说，“那时候你们红卫兵多厉害呀，谁见了不哆嗦啊。”
“照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成了凶神恶魔了。”张卫东说，“我现在明白了，当时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吧？是不是先去探路的？从那以后就再没见着你了。”
“你现在才明白呀？”赵三儿已经忘了自身的危机，颇有些得意地说，“不是一伙的我到你们那儿去干吗呀？躲还躲不过来呢。”
“其实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一把你带走我就想到了。”张卫东说，“不过我当时没跟戴军说，如果说了，戴军肯定得气疯了。”
“谢谢你，谢谢你啊。”赵三儿说，“当时要是被抓回去，我这小命儿可能就没了，今天也就不能再遇上了。”
“你这是上哪儿呀？”张卫东问。
“我？上哪儿？”听人问他的去处，赵三儿的心里又是一激灵，忙编了个瞎话说，“去内、内蒙，包头，看我一亲戚。你呢？”
“回北大荒。”张卫东问，“已经在北京住了些日子了，假期已经到了。”
“你怎么不想着办回来呀？”赵三儿一听张卫东在北大荒，而且是要回去，他就完全放心了，“我们胡同里也有去北大荒的，有的已经办回来了。”
“我一直想办回来，挺难的。”张卫东说，“除非家里在上边有人，或者是病退。”
“那就办病退呗。”赵三儿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倒是认识咱们这块儿一个诊所的王大夫。”
“一般小诊所的证明不行，得市级大医院的证明才有效。”张卫东说，“开个病假条还可以。”
“行。”赵三儿满打满包地说，“没问题。等你下次回来，我帮你开病假条。”
“以后我怎么找你联系呀？”张卫东问。
“我给留个联系地址吧。”此时，赵三儿已经把自己单位追查手抄本的事给忘在脑后边了。
张卫东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根圆珠笔，把自己在北大荒的通讯地址和北京的家址都写在上边，然后把另一张纸和笔递给赵三儿。赵三儿接过以后，才想起自己原本是要去逃亡的，但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把自己的家址写了下来。
“按照这个地址，写赵胜利收就行吧？”张卫东问。
“还是写赵三儿吧。”赵三儿解释说，“后改的名字老街坊们都不知道，我怕寄丢了。”
“哎，那天你怎么就进了地下室？”张卫东又问。
“我呀，鬼使神差。”赵三儿说，“我发现有两间地下室，一间上着锁，一间没上锁，我就进了没上锁的。没想刚进去就关在里边了，真是活见鬼了。”
“是我锁的。”张卫东笑着说，“那间地下室原本没上锁，那天我巡查的时候，怕里边混进人去，就把它锁上了。谁知你在里边呀？”
说着话，赵三儿瞥见一名铁路警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虽然他知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老话，但他还是有点儿不安。
“你们俩上哪儿啊？”铁路警察走到他们两人前边的时候果然停下来向他俩问话。
“我到东北。”张卫东从容地掏出了车票。
路警看了看票，还给张卫东，转脸问赵三儿：“你呢？”
“内蒙古。”赵三儿说。
“票呢？”铁路警察的眼睛紧盯着赵三儿。
“啊，在这儿，在这儿。”赵三儿这才赶忙掏票。铁路警察接过票，仔细地看了又看，还对着赵三儿上下打量了一番，才把车票还给了他，朝前边走去。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赵三儿不无埋怨说，“一张票看三遍，就差眼珠子掉出来了。”
“你慌什么呀？”张卫东说，“一见警察你的脸儿都变了，人家肯定怀疑你。”
“我不是胆儿小嘛。”赵三儿抹了一下额头上冒出来的汗，转口说，“哎，对了，戴军他妹妹叫戴红吧？她怎么样啊？现在在北京吗？”
“她在山西插队呢。”张卫东说，“她最近回来了，前两天我们还见过面。”
“她家住哪儿啊？”赵三儿忙问，“听说是搬到花市那边去了？”
“不是花市，是广渠门附近，白桥。”张卫东说完又觉得很奇怪，就问，“你找她干吗呀？对了，有一年在前门外的一家医院，是不是你见着戴红了？”
“对呀，我跟她说话，她不理我，扭头就走。”赵三儿想起来了，忽然又觉得很奇怪，问，“你怎么知道？”
“我当时也在啊，我还回头看了看你呢。”张卫东说，“戴红说你假装认识她，上赶着跟她搭话，可能是个流氓。”
“我没假装。”赵三儿有点儿哭笑不得地说，“我认出她来了。哦，对了，你就是那个叫她的名字的人吧？”
“我还回头看你来着呢。”张卫东说，“当时我就认出你来了。”
“那你们跑什么？”赵三儿问。
“戴红没认出你，直说你是流氓。”张卫东笑说，“谁知你打什么鬼主意啊？”
“现在就不怕我打鬼主意啦？”赵三儿问。
“怕我还叫你啊。”张卫东回答道，“也奇了怪了，一到外边去，见了北京人都觉得亲。”
赵三儿还要说什么的时候，就听扩音喇叭里传出了广播员的声音：“旅客同志请注意，开往东北方向的列车就要剪票进站了——”
张卫东站起身来和赵三儿握手，说：“再见了啊，下次再见！”
见着张卫东排上队，最后消失在剪票口，赵三儿忽然觉得有点儿失落。他不明白为何，仅仅半个多小时的第二次见面，他竟然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的感觉。就在他在那里发呆发愣的时候，两个人站在了他的身边，他抬头一看，吃惊地发现这两个人正是他们园林大队保卫组的人。
“哎，你见着三儿没有？”星期日休息，关金雄到杨路家来找杨路，一见面就问，“他怎么好几天没露面了？”
“我也有点儿纳闷。”杨路说，“是不是出事儿了？”
“你估摸着他能出什么事儿呢？”关金雄咂摸着嘴。
“要出也就出在嘴上。”杨路说，“他好说好逗，还没个把门的。”
两人一嘀咕，就去找林启云。林子也不知道赵三儿的消息，三人只好到赵三儿的家里去打探了。
这些年，哥儿几个经常见面的地方是龙潭湖和东单公园，如果在家里聚会也多是在关金雄的家中，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屋子，可以随随便便。到赵三儿家去，差不多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赵三儿在他家院子的西墙根下清理出来一块空地，被他种了几棵向日葵，他们到那里是去摘葵花籽的。再次进赵三儿家的院子门，他们已经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原先院子里的空地，已经被各式各样的小厨房挤满了，院当中只剩下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赵三儿家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关金雄敲了敲门，里边问了一声“谁呀？”关金雄一听，知道那是赵三儿他姐的声音，赶忙回答：“我。”赵三儿的姐在纺织厂工作，不经常回家，这回让他们赶上了。
屋门开了，赵三儿姐先露了一个头，见是关儿他们哥儿几个，就说：“进屋吧。”关金雄发现他姐的神色好像有点儿慌张。
“三儿没在家呀？”关金雄一进屋就问。
“他、他出门了。”赵三儿姐说着，赶紧把屋门关上了。
“上哪儿了？”关金雄和杨路、林启云对了一下眼色，感到很是意外。
“外地，他二姑家。”赵三儿姐说，“你们坐吧，我给你们倒水。”
“不用，不用。”关金雄见赵三儿姐说话有点儿支吾，对杨路和林启云说了声，“咱们走吧。”
“他什么时候走的？”临出屋门的时候，杨路又问。
“他刚走没几天。”赵三儿姐解释说，“我二姑病重，走得急，他也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
出了赵三儿家的门，哥儿仨就更感到奇怪了。从小在一起长大，他们就没见赵三儿出过远门。就是外出，他也应该言语一声啊。家离得都不远，怎么急也不至于连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哇。更何况，他姐说话也有点儿躲躲闪闪的，不大正常。
“奇了怪了。”杨路念叨着说，“我怎么觉得他姐瞒着咱们什么。”
“他们家要是连咱们都信不过，咱们也就不好打听了。”林启云摇了摇头说。
“不至于吧。”关金雄说，“也说不定真是走得急。”
“这小子，真不够意思！”杨路说，“不留个话儿，就是有事儿咱们哥们儿也帮不上忙啊。”
夏
黄昏时分，有人嘭嘭敲门。
“哪位？”
没有回答。关金雄拉开门一看，原来是方惠民的妻子张秀华。只见她一副惊惶失措、六神无主的样子，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刚刚哭过。
“怎么了？嫂子。”关金雄大吃一惊，第一个反应是两口子吵架了。
张秀华不回答，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
“进来，快进来，进来说。”
张秀华进了屋，无力地瘫坐在沙发椅上。
“出了什么事？”
“他……惠民他……”张秀华嘴唇发颤，“他让厂里扣下了，不准回家。”
“为什么？”关金雄大吃一惊。这些年，出事的人家太多了，本可不必大惊小怪，但方惠民出事却是他意想不到的。前些年，“风起云涌”，一切都在横扫之列，可这两年消停多了，“批林批孔”也好，“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罢，都是对上，而很少对下的，普通老百姓似乎挨不着边。另外，方惠民在厂里少说少道，哪派都没参加，属于早八点上班、晚五点下班的“八五战斗队”，不招谁不惹谁，能出什么事呢？
“为了一本书……”
“一本书？什么书？”
“好像是手抄本的书。”
关金雄明白了，那个手抄本名叫《第二次握手》，不知赵三儿是从哪儿找来的，还曾经拿给他看过。不过当时他没仔细看，只是翻了翻。他喜欢看有关音乐的书，对小说原本就不怎么感兴趣。后来赵三儿就把这手抄本给了方惠民。他听方惠民念叨说，这本书写的是科学家爱国的故事，里边还有周恩来总理。为了一本书就随便扣人吗？关金雄的胸中涌动着一股怒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运动的多变，人们的见识多了，胆子也渐渐大起来。当第一次红卫兵浪潮冲击社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呆了、傻了，除了逆来顺受，别无选择。如今，虽然还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但一些人还是开始生出了反抗情绪。有的不仅有了心理抵触和反抗，而且还付诸了行动。几年前，一个被人叫做“小混蛋”的人就一连扎了几个当年的“老兵”——也就是曾经横行一时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虽然后来“小混蛋”被几十个“老兵”围上扎死了，但“老兵”们还是心有余悸。这时候，关金雄的眼前闪过自己无端被打、被捆的一幕，不由热血翻滚。一想起这些，他就瞧不起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拼个鱼死网破？就是死在棍棒、皮带之下，也比窝窝囊囊地苟且偷生好。如果受了屈辱的中国人都不怕死，谁还能任意折腾老百姓？蓝晓光就说过：我最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老话。要活，就得活个人样，否则的话，不如死了好。想到这儿，关金雄一拍桌子，站起身来说：“走，咱们要人去！”
“不行，不行啊！”张秀华一听，慌忙拉住关金雄的胳臂说，“你可不能去，咱们惹不起人家。听说书是上边让追查的……”
张秀华的话，使关金雄泄了气。唉，女人……前怕狼后怕虎……可是话又说回来，男人又能怎么样？他又一次想到了自己，他暗觉羞愧。不过他现在不怕了，他再也不想任人摆弄、侮辱。可问题是当事人，当事人如果挺不起腰板，别人也不能完全替代。他多少有点生气了，但再一想，方惠民毕竟是拉家带口的，硬抗也不行。有时候，一个人才是最强大的，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是，但那是神话里的人物。他叹了口气，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伴随着眼泪，张秀华呜呜地哭了起来。
关金雄最听不得哭声，但他并没有立即去劝，只待张秀华哭得没了声息。
“厂子里怎么知道那本书的？”
“还有谁呀？就是那个给他拿书的赵三儿呗。”
“啊？赵三儿？”关金雄吃了一惊，又有点不相信，“不大可能吧？”
“你们厂里的人来抄家了。”张秀华说，“找那个《外国民歌二百首》的歌本，还有《林海雪原》，说那是赃物。”
关金雄一听，还真是三儿，不由骂了一句“这小子，出卖朋友！”但骂和埋怨都没有用，赵三儿是他的发小，是他介绍给方惠民的，他只觉得对不起方惠民一家人。
“你到厂里去过了？”
“去过了，可人家不许见。我在厂门口遇见了一个认识的，说他被关在临街的楼上。”
“哦。”关金雄是个上班来下班走的主儿，很少打听厂里的事，但给方惠民办班的事情他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是够蹊跷的。但此时此刻他必须冷静，得为方惠民一家着想，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到方惠民被关在临街的楼上，他的眼睛一亮，这就是说，有可能与方惠民联系上。如果相互通上气，里外就都能心里有底，但在此时，他还不想把这个念头告诉张秀华。他又问：“敏洁呢？她怎么样？”
“我把她锁在家里了。”
“她知道吗？先别告诉她。”
“没告诉她。要是她知道……唉，可怎么好哇。一天没见，她就闹着找他了。”说着，张秀华又哭起来。
“没事，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关金雄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心里还是有点发虚。这年头，谁能保证啊。人嘴两张皮，说上纲就上纲，动不动就来个“阶级斗争”，芝麻豆大的事，也可以要人命，无法无天，你根本没地方说理去。
“要不，找一下杨路？”张秀华带着哭腔说。
“先不用找他。”关金雄说，“他脾气暴，弄不好反倒会坏事。”
“那怎么办呢？”
“得想办法和惠民联系上。”
“他回不了家，怎么联系？”
“我想办法吧。”
张秀华走了，关金雄觉得心里很乱。恍惚之中，他的耳边响起了小敏洁的哭喊声：“爸爸，爸爸，我要爸爸！”突然有什么响动，猛一抬头，他吓了一跳，因为他的面前竟然站着一个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小福子。
“我敲了几下门，没人答应，以为你不在家。”
“啊，啊，坐，坐。”关金雄这才缓过神来。
“出了什么事吗？”小福子依旧站在那里。他知道，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他师傅是不会发呆走神的。
关金雄并不相瞒，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下。小福子见过方惠民，更记得他那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儿。小福子沉默了片刻，说：“托个人吧，兴许管用。”
“可托谁呀？”关金雄为难地说，“厂里革委会的那帮人，我从来都不理他们。”
“找我爸。”小福子说，“他从前的一个姓符的徒弟现在是革委会的副主任，我听我爸说过。”
“那就试试吧。”关金雄搭救朋友心切，只好点头，但他马上产生了疑问，“可你爸能管这种事吗？”
“他必须得管！”小福子这口气，就好像他爸是他的哥们儿。关金雄知道郭主任郭老头子宠惯儿子，小福子要办的事情没有不去尽力满足的，于是笑了一下说：“好，就这么着。”
夜幕低垂，路人稀少。关金雄来到厂子临街的楼房下边，坐下来，仰头瞅了又瞅，然后弹起了吉他。
这原本是一座四层的办公楼，后来盖了新楼，楼里的干部和后勤人员就都搬走了，如今改做了仓库和办“学习班”的地方，所以每扇窗户的内里都加装了铁条。“学习班”也是“文革”中的一个特殊词汇，名为“学习”，实际上是“文革小组”和“革委会”扣压被揪斗、被审查人员的地方，群众管这地方叫“牛棚”。夜深人静，这里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好像没有一丝人间的气息。方惠民就被关在这楼上吗？他是不是睡着了？听得见听不见琴声？关金雄把琴声加大了，但不敢唱歌，担心惊动了看守。
一连弹了三个曲子，楼上丝毫不见动静，关金雄不免有些嘀咕。方惠民在不在这楼上？或者他的身边有人看着？他放下琴，仰起头，真想大声喊几句。突然，四层楼的一扇窗户打开了，借着月光，隐约可以看到一个身影。是他！方惠民。一只手伸了出来，晃了又晃。关金雄赶快走到楼根底下，那伸出来的手却缩回去了。又是无声无息，令人感到焦急。一辆卡车晃着大灯开了过去，几个手持棍棒的人沿街走了过来。关金雄立刻背上吉他，朝街的对面走去。那几个巡查的人发现了他，投出了怀疑的目光，但他们只是嘀咕几句便扬长而去。
关金雄重新回到楼根底下。这次他没有弹琴，而是静等，他想方惠民肯定会有所反应。果然，过了一会儿，那个窗口又有人影晃动，于是他拍了一下手，示意他就在楼下。楼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他摸着黑弯着腰在周围的地上找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小纸包。仰头再看，四楼上的窗户已经关上了，整座楼又是一片死气沉沉。他赶忙离开，转过一条街，走到胡同里的路灯底下。纸包里是一串钥匙，什么意思？再看包钥匙的纸，上边有字。歪歪扭扭，显然是摸黑写的。
家里怎样？明天这时再来，真想敏洁。
惠民惦念家，想他的女儿。可钥匙是怎么回事？哦，他恍然明白了，是为了加重，纸片太轻，单单从四楼飘下来就不知飘到哪儿去了。不容多想，关金雄匆匆向方惠民家赶去。
张秀华见关金雄夜半三更来她家，顿时脸色煞白。她以为方惠民又出了什么意外。关金雄简单地把情况说了一下，她才长出一口气。接过钥匙，张秀华说，这就是家的钥匙。关金雄低声问：“小敏洁呢？”张秀华指了指里屋，悄声说：“睡着了。”关金雄这才把纸条递给她。张秀华看了一遍又一遍，一边流泪一边念叨着说：“这两天，敏洁一直想她爸，她从小就没离开过他。我只好哄她说，爸爸出差了。唉，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完呢？”
“明天晚上我再去。”关金雄一时找不出什么安慰的话，“今晚上去，他大概没准备。明天他准能把具体情况写下来。到时候再想办法吧。”
“那我也去。”张秀华说。
“你可不能去。”关金雄忙说，“你去了，反倒不好，万一……”
“那我去！”敏洁突然从里屋冲出来，叫嚷着，“我要去看爸爸！”
“你怎么出来了？快去睡觉！”张秀华一把拉住孩子。
“我去嘛！我去嘛！”敏洁闹着不回去。
“你上哪儿呀？”张秀华反问。
“我都听见了。”敏洁说，“他们把爸爸关在厂子里了，爸爸不是坏人，他们才是坏人。”
“别乱说！”
“爸爸不是坏人，他们才是坏人！”
“你听话吗？听话就让你去。”关金雄说。
“我听话。”敏洁干脆地说。
张秀华怕女儿冻着，赶忙把一条被子裹在她的身上。
从方惠民家里出来，关金雄的心情很是沉重。没有成家的人，都渴望有个家，有了家，就有了妻子、女儿或者儿子。进家门，有热腾腾的饭菜，有妻子的温情，有孩子的娇昵。“爸爸，爸爸！”听起来真叫人陶醉、欢喜，可是由此一个人也就不自由了。每走一步，你都得想想。为了家，为了孩子，你就得小心谨慎，你就得俯首贴耳。这年月，变化无常，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大难临头。还是一个人好，一人足天下足，自己做事自己当，风来雨来全不怕。顶多不就是一个死吗？人死无知，人活难受。可无妻无子还有父母、兄弟、姐妹。古时候有株连九族，现在叫“黑五类”和“黑五类家属”。现在算起来，何止五类呢。其实所有的人都得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的话，你就不是“人民”了。
不知不觉中，关金雄已经来到了自家门口。屋内，灯亮着，推开门一看，只见杨路和蓝晓光正坐在那里聊天。
“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不等关金雄说话杨路就问。
关金雄并不答话，从桌上抓起酒瓶子，掰开瓶盖，咕咚就是一口。
“你怎么一脸晦气？”蓝晓光说。
“出事了。”关金雄说，“老方被厂子里办了留宿学习班。”
“你是说方惠民？”杨路觉得很奇怪，“他一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呢？”
“就是啊，怎么回事儿？”蓝晓光也感到很意外。
“为了一本手抄的《第二次握手》。”关金雄说。
“因为这个就扣人？”蓝晓光说，“这个手抄本我也看过，写了几个爱国科学家，还有周总理。他们又发疯了吧？”
“什么手抄本呀？”杨路一时没闹清怎么回事。
“就是传抄的小说。”蓝晓光说，“还有好几本呢，《梅花党》、《绿色的僵尸》。”
“谁写的？”杨路又问。
“没名没姓，不知道谁写的。”蓝晓光说，“反正是你传我，我传他。”
“那跟老方有什么关系呀？”杨路还是闹不明白。
“老方只是看了看。”关金雄说。
“那你们厂里怎么知道了？”杨路追问。
“嗨，怎么说呢？”关金雄面带难色。
“有人告了密了呗。”蓝晓光说。
“谁呀？”杨路说，“我抽他个兔崽子。”
“你就别问啦。”关金雄知道杨路脾气暴，不愿说出赵三儿来。“你怎么这么不痛快！”杨路急了。
“唉，就是三儿。”关金雄只好说。
“三儿？哪个三儿呀？”杨路根本就不会把出卖朋友的事情和发小联系在一起，所以想不出这个“三儿”究竟是哪一位。
“还有哪个三儿呀？”蓝晓光一听就对上了号。
“赵三儿？不会吧？”杨路愣了，疑惑地说，“这小子有时候说话是不着调，可他……不至于出卖朋友啊。”
“现在出卖朋友的还少哇？”蓝晓光说，“连一家子的还有相互揭发的呢！”
“现在这人都怎么了？”杨路愤愤地说。
“我已经和老方接上头了。”关金雄说，“明晚我再去一趟。”
“那我也去吧。”杨路说。
“你就算啦。”关金雄说，“人多了反倒不好。”
郭福林敲过厂革委会副主任办公室的门以后，屋里发出了“进来”的声音。郭福林推门进去，看见昔日的徒弟、当今的副主任符学诚正斜依在办公桌后边的坐椅上。他一手拿报纸，一手端茶杯，不知是在看报还是在喝茶。见来人，他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正了正身子，左手依然拿着那张《人民日报》。
“是这样……学诚……”
郭福林在自己徒弟面前，很是不自在。从前，他并不喜欢这个徒弟，所以也没少训斥他。那时候，符学诚站在师傅的面前，总是点头称是，不敢回顶一句话。师徒如父子，当师傅的大多恨铁不成钢。郭福林之所以不喜欢这个徒弟，就是因为他不踏踏实实学技术，而是好耍小聪明，总是想方设法去讨好当时的车间主任，比如送壶开水呀，或者帮着擦自行车什么的。学徒三年，他勉强出师，但由于技术潮，在车间里难以抬头。当师傅的郭福林觉得脸上无光，也就没给他好脸子看。后来，符学诚被车间主任调到了车间办公室当统计员。“文革”一开始，没当上厂内红卫兵的符学诚蔫了一阵子。后来厂里有了“红色造反者”组织和“革命造反者”组织，原来的厂“红卫兵”也化作了“红色江山战斗队”。符学诚和另外的几个人另立山头，成立了有别于其他三大组织的“红旗战斗队”，开始揭发批判车间主任的“修正主义”路线。后来互称“战友”的“红造”和“革造”闹了矛盾，他瞅准时机，带着“红旗战斗队”投奔了“红色江山战斗队”。实行“大联合”以后，“红色江山”的人在“革委会”中占了绝对优势，他因投奔有功当上“革委会”的副主任。今非昔比，符学诚已经变了一个人，身体发福了，派头也有了，说话总是哼哼哈哈的。郭福林一听儿子让他为方惠民的事情去求符学诚，先是很奇怪，闹不懂儿子怎么跟他厂里的方惠民搭上了钩。小福子说是朋友托的，他当即回绝，他是凭着技术和几派不沾当上车间主任的，不愿意巴结谁，特别是已经一步登天的徒弟。小福子大吵大闹，还说他见死不救。后来他拧不过儿子，又听说那手抄书是歌颂周恩来总理的，就答应凭着老脸去试试。
自从符学诚当了厂“革委会”领导以后，这是郭福林第一次进这个办公室。郭福林刚进门的时候，符学诚并没看清楚来人是谁。他虽然放下了茶杯，但依旧坐在那里，等着对方向“主任”汇报工作。他不喜欢别人管他叫“符主任”，因为“符”和“副”字同音。当他终于发现进屋来的是他当年的师傅的时候，先是发了一下愣，而后他才慢慢地站起身来，一边让座一边倒茶。
“有什么事，您说吧。”符学诚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说，“没外人。”
“是这样，听说方惠民因为一本书的事进了学习班？”郭福林不会绕圈子，所以他一坐下来就直话直说了。
“哦，学习班是办了。”符学诚眨了眨眼睛，“那可是一本反动的书哇。”
“不是说……”郭福林有点发慌了，“不是说歌颂周总理的吗？”
“您看过吗？”符学诚反问。
“看倒是没看过。”郭福林说，“我只是听说。”
“这事可不能道听途说啊。”符学诚倒背起手，在屋内踱了几步，“这是上边点名让追查的。现在，社会上有一股子风，叫什么风呢？就是右倾翻案风。他们打着抓生产的旗号，搞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
“哦？”郭福林吃了一惊，但还是说，“那个方惠民平时挺老实的，是不是让他写个检查，先让他回家呀？”除了为小福子，他从来没有求过人，所以一张口他的脸就有点发烧。
“我知道，您是不会看这种书的。”符学诚把身子向前探了一下，问，“是不是有人托您说情啊？这种事，您可千万别搅和进去。”
“是，是。”郭福林点着头。
“我是为您好。”符学诚说，“可千万别在外边说去啊。”
有人敲门。
“进来。”
“符主任，局里革委会张主任的孩子来了。”
符学诚听人叫他“符主任”，皱了一下眉，再听局里的张主任公子来了，当即迎了出去，满脸堆笑地说：“来来，快进来！”
“你忙吧。”郭福林赶忙站起身来往外走，只见厂革委会办事处的一个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符学诚任郭福林离去，连看都没看一眼。
郭福林晃晃悠悠地走出门，脚下异常沉重。不仅是没托上符学诚，他还担心小福子是不是搅和进去了。
当妈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敏感的仪器，孩子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点微妙的变化，都不会逃过她的眼睛或者感觉。可是这天早上，张秀华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女儿身上。夜里，关金雄走了以后，她偷偷地哭了一场，好不容易合上眼睛，她又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方惠民被押上了群众大会，然后被警察带走了。惊醒以后，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左眼突突地跳。坏了，右眼跳财，左眼跳灾，方惠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是怎么好？
不知不觉天亮了。张秀华呆呆地发着愣，没注意到敏洁已经醒了。敏洁一睁眼就看见妈妈在床头上坐着发呆，她赶紧合上眼睛，装睡觉。爸爸怎么了？爸爸不是坏人……爸爸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盯着她拉小提琴，现在没人盯了，她却没能松口气。爸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不在家我也拉琴。妈妈下床，到外屋去了，她看看小桌上的闹钟，正好是六点半。她爬起来，开始自己穿衣服。每天早晨都是妈妈给她穿衣服，不是她不会穿，也不是她懒，而是妈妈说她穿得慢、穿不好。永远穿不好，就永远让妈妈穿。她知道妈妈昨晚上悄悄哭过，今天她决定自己穿衣服。穿好衣服，她又去叠被子，叠了自己的，再去叠妈妈的。
妈妈终于进屋了，发现敏洁已经起了床，而且自己穿好了衣服，多少有点异样。但她没说话就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端来了豆浆和煎鸡蛋。
“刷牙，洗脸，吃早点。”这是妈妈早晨说的第一句话。
敏洁偷偷地看了妈妈一眼，默默地洗脸、刷牙，吃完早点以后，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她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从这学期开始，她就不让爸爸、妈妈送她上学了。她和几个家住附近的同学说好，结伴到学校去，学校不远，不用过大马路。
“方敏洁，你怎么不高兴？”一个男同学问。
“没。”敏洁说。
“我不信。”
敏洁不说话，只顾低头走路。她不敢看同学的眼睛，怕同学问：“你爸爸呢？”学校里也常开大批判会，这个那个的名词，她闹不懂，老师说受批判的是坏人，可爸爸不是坏人，爸爸是好爸爸。但她觉得路上有许多眼睛盯着她，她想跑，又跑不动。
“叭！叭！”男同学掏出一把木制的手枪，朝路边墙上的大标语“开枪”。大标语上写的名字是倒着的，还打着红叉。红叉像血，血淋淋的，让敏洁感到害怕，可她从前并没有感觉过。老师说，坏人和鬼差不多，是害人的、吃人的。可爸爸不是坏人，爸爸是好爸爸。
“斗啊，你们斗啊！”
学校门口，几个男生正在玩“斗地主”的游戏。被围在中间的一个人低着头，手伸向背后，由另外两个人拉着，按着肩膀——那叫“坐飞机”。
“你们斗啊！”当“地主”的孩子催促着伙伴。
其他的孩子围住“地主”，指点着鼻子喊：
“交代！”
“老实交代！”
“不老实交代就打死你！”
“我说，我说。”装“地主”的嘻嘻哈哈地说，“我们一家子都是坏蛋。我儿子是走资派，我孙子是特务。”
几个人哈哈大笑，连路过的其他同学也哈哈笑。但敏洁笑不出来，她想哭，只想哭。爸爸不是坏人，真的，真的不是坏人，向毛主席保证。
上课的铃声响了，第一节学毛主席语录。先检查上一堂留的作业——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敏洁却还想着街头上带红叉的大标语，想着斗地主的游戏，想着爸爸。早点下课吧，早点回家，早点天黑。天黑以后，她就和关叔叔一道去看爸爸。爸爸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回家？爸爸不是地主，不是坏人……
“方敏洁——”老师在叫，敏洁却没听到。
“方敏洁——”同桌捅了她一下，敏洁慌忙站起来。
“你背诵。”
“哦……”
站在那里，敏洁呆住了，她根本就不知道背诵什么。有人小声说：“革命……”于是她跟着说“革命——”下边是什么，还是不知道。又有人提示了：“不吃饭。”于是她说：“革命不吃饭。”
哄堂大笑。敏洁的脸通红。老师严厉地说：“不许笑，这是态度和立场问题！”
谁也不敢再笑了，一张张小脸，紧张而严肃。
下课以后，老师把敏洁叫到办公室。
“你怎么了？”
敏洁不说话，眼泪却唰唰地流下来。老师好像明白了什么，不再追问，只是说：“以后注意。”
傍晚，张秀华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还没进院门就听见了拉小提琴的声音。她有些奇怪，还带着几分惊喜。自从敏洁她爸被厂里办了“留宿学习班”以后，她就把女儿练琴的事情丢在脑后边了。女儿原本不愿拉琴，都是她爸爸逼着催着练的，她爸不在，她也就歇了。今天怎么了，难道是她爸回来了？她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敏洁一个人。敏洁见妈妈东张西望，就停下了琴，问：“您找什么呀？”
“就你一个人？”
“是啊。”说着，敏洁又把提琴夹在了脖子下边。
“歇歇吧，不用拉了。”张秀华有点心烦。
“不嘛！”敏洁说，“爸爸让我每天练。”
张秀华听着琴声，只觉得心在颤动。
天上没有月亮。
整个楼房都是黑洞洞的，死气沉沉。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在楼下徘徊着，不时向楼上张望。两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东西：一个是吉他，一个是小提琴。街上有人走过的时候，两人就离开楼房，慢慢地向一边走去；路人过去了，两人又溜了回来。
“爸爸怎么还不来呀？”
小敏洁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为了看爸爸，她已经盼了一天一夜，一个刚刚七岁多的孩子，开始过早地成熟了。只是一夜间，她好像长了十几岁。她不懂更深的道理，但她已经开始向人生发问：“为什么？”她想的不很多，可她已经感到了恐惧——这可不是因为走黑胡同，或是听什么怕人的故事，也不是想到了大灰狼、狼外婆或者山妖树怪，而是感到了一种看不见的可怕阴影。她十分迷惑，但又十分明确，那就是爸爸不是坏人，只有坏人才不让爸爸回家。为了见到爸爸、营救爸爸，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去做。她不再贪玩，不哭不闹，她已经是个大人了，她所做着的大人的事情就是按照爸爸的意愿去拉琴，自觉地去拉琴，即使爸爸不在身边。
关金雄看了看夜光表——已经是夜里10点钟了。这些年，多数人已经习惯于天黑不出门或少出门，因为一过8点钟，几乎所有的商店都会关门，天一黑，还是躲在家里比较有安全感。路上的行人稀少，连过往的车辆也不多，关金雄的心里开始焦躁起来。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或是又出了什么事情？不会吧。可是……他有点后悔，后悔不该带孩子来。她太小了，如果有什么变化，她见不到爸爸，一定失望，甚至会受到伤害。自己来，万一有变化——他想到的是中了埋伏什么的，他可以对抗，也可以跑，但带着敏洁就什么都不能去做了。那就随它去吧，既来之则安之，他拨弄了几下琴弦，目的是让琴声变成联络信号。
小敏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仰望着楼上，连眼皮都不眨。她把小提琴紧紧地抱在怀里，好像是一束鲜花——她要把它献给爸爸。临来的时候，她抱起琴盒，这个她早就腻烦了的乐器，不仅是腻烦，有时候她甚至是恨它。拉琴，那只不过是为了不挨骂。她的琴是为爸爸拉的，曲子是拉给爸爸听的。“带它干吗？”妈妈指着小提琴说。“带嘛！”她执拗地抱着不撒手。关金雄叔叔为她说了情，当妈的才没坚持。
张秀华对关金雄要带敏洁去，内心很矛盾。她知道惠民爱孩子，也一定很想孩子，但又担心他见了孩子会心软，如果心一软就什么都承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此外，她还怕孩子去了会添乱，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后悔就来不及了。昨天晚上当着关金雄的面她答应了，那只是权宜之计，深更半夜，她不愿街坊邻居听见动静，也不愿驳关金雄的面子。原想睡一宿觉，敏洁就淡忘了，不料这孩子放在了心上，连睡着了觉还说梦话叫爸爸。特别是这天傍晚，当她听孩子说“爸爸让我练琴”的时候，她一阵心酸。事到临头，她也就不能不答应了。
“去吧，让她去吧，既然答应了她。”关金雄的心思与张秀华不同。他以为，方惠民一见到孩子就会更坚强，就能顶住一切压力。人生在世，大不了是个死，但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死也罢，活也好，你不能不想想孩子。那就什么都不能认，打死也不能松口。若是一认，那就完了，不光是黑锅得背一辈子，还得连累亲属——查三代呀！
“爸爸怎么还不来呀？”敏洁又发问了。
“别着急。”关金雄皱了一下眉头，又拨起琴来。
云在天上跑，星星露出来了，那是夜的眼。小敏洁觉得这眼睛有点诡谲，好像是不怀好意。从前的星星不是这样的，从前的星星是善良、友爱的，跟她眨过眼，说过话。妈妈说，天上有月宫，月宫里有捣药的小白兔。爸爸说，小白兔伴着嫦娥，嫦娥发愁想家了……
怎么回事？关金雄暗自嘀咕。借着星光，可以看见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全都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声响。看样子凶多吉少。
一辆卡车急驶而过，把小敏洁吓了一跳。
卡车过后，街上显得更静了，静得使人感到可怕。敏洁走到关金雄的身边，把头扎在他的怀里。关金雄用一只手抚摩着孩子的头发，孩子抬起头，依旧直勾勾地望着楼上。
“关叔叔……”
关金雄发现敏洁的目光了有几分惊喜，抬头望去，四楼的那个窗子已经打开了，似乎有人影在晃动。
“爸……”
敏洁刚喊出一个字，就被关金雄堵上了嘴。楼上的窗楼内，有人在挥着手。关金雄带着敏洁走到那窗口的楼根底下，仰头望去，只见窗口里慢慢地系下了一条细细的绳子。忽听身后有人走动，关金雄拉了一下敏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旁边走去。侧脸再看，那是一个过路人，悬起来的心又放下去了。
绳子在离地两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再下来一点，再下来半米就行了。关金雄伸了伸手，够不着，急得他直想喊。可是绳子就停在了那里，再也不下来了。绳子大概就是这么长了，可以看见悬在空中的绳端系着一个纸团，如果跑几步跳一下大约能够得着，但绳子就会断，那么事先写好的纸条就递不上去了。这次来，他不仅要得到方惠民那边的消息，还要把外边的、家里的消息传达过去。必须告诉方惠民，放心家里人，一定要顶住，一问三不知。既然书不是从他手里收上去的，就死不认账。
绳子啊，你能不能再长一点？关金雄暗自祷告着。他不仅会弹吉他，还会用麻绳和弹簧绑沙发呢。开天车以前，他当过架子工，会打十几种绳扣儿。其中的一种特别奇妙——绳子系在高处，人可以顺着溜下来，绳扣儿决不会松滑；人一到地上，用手那么一抖，上边的绳扣儿就会自动解开。系绳扣儿，可以说是他吉他王的一绝。他不仅会系绳子，还能够很容易地把折断了的钢丝琴弦系在一起。当然，绳子也曾不客气地捆过他的双手，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似乎很是遥远。
绳子停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像是有意捉弄人。关金雄低头俯身，开始寻找能够垫高的砖头。踅摸一会儿，他只找到了半块碎砖，根本没用。小敏洁一直仰头望着，突然说：“关叔，你抱着我吧。”这么一提醒，关金雄眼睛一亮，胡噜了一下敏洁头，心里说：“还真没白带你来。”与其抱着，不如嘿喽着。把琴放在墙根底下，他蹲下身，让敏洁坐在他的脖子上，然后慢慢站起。两人加在一起，陡然增高了许多，正好可以够到绳子。
“轻点，别把绳子弄折了。”关金雄轻声吩咐着，然后把一个纸条递给敏洁，说，“把这个纸条换上。”
敏洁小心地把细绳上的纸条取下来，又系上了另一个纸条，小声说：“好了。”
关金雄蹲下身子，放下敏洁。眼见绳子慢慢升上去，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迅速地拉着敏洁离开楼根。穿过大街，走进一条胡同，在一根亮着灯泡的电线杆子底下，他急不可耐地打开纸条，只见上边写着：
让家里放心，我顶得住。不要埋怨赵三儿，如果能见到他就告诉他，我一问三不知。
不知为什么，他们提到了小福子，我说不认识，让他留点神。告诉敏洁，爸爸爱她，别忘了练琴。
关金雄看完纸条，眼睛有点发潮。惠民最惦记着孩子，可他也没忘了其他人，包括那个出卖了他的人。纸条上提到了小福子，为什么？他猛地明白了——小福子让他爸找了当年的徒弟、现今的革委会的副主任符学诚，人家不但不买账，反而拿小福子说事，来诈惠民。
“我爸说什么？”敏洁忍不住问。
“你爸说没什么事，过几天就能回家。”关金雄安慰着敏洁，把纸条放进内衣兜，又说，“你爸说，他爱你，叫你别忘了练琴。”
“我没忘。”她抬起头，盯着关金雄的眼睛，渴求地说，“关叔叔，我想去给爸爸拉小提琴，行吗？”
“好吧。”关金雄沉默片刻，点头说，“好吧，孩子。”
两个人再一次来到楼根下边。楼上的窗户已经关闭，那里又变成黑洞洞的，死一般的沉寂。敏洁打开琴盒，把小提琴夹在下巴颏处，挥动手臂，拉起了《吉普赛之歌》。
静夜里，小提琴的声音是那么悠扬。它出自一个小女孩之手，出自一颗受了伤的童心。她拉得那么专注，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不，她不是在拉琴，而是在和爸爸说话。爸爸，你听到了吗？爸爸，咱们一起回家吧，我每天都拉琴给你听，我再不让你生气……
关金雄几乎是呆愣在那里。过去都是别人听他弹琴，今天却是他在用心听琴。琴音组成的旋律，在他的心际回旋着。他懂得其中的每一句话语，眼睛变得潮润起来。孩子，你诉说吧，把心里想说的话都告诉你的爸爸。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小草，你们都听见了和看见了吧？琴音组成的旋律，是人的旋律，是生活的旋律，是情感的旋律，是心灵的旋律。这旋律，谁都阻止不了，谁都统一不了，谁都泯灭不了。哭，笑，还有雷鸣和闪电，将使大地和天空颤动。别看她是这么弱小，别看她是这么稚嫩，别看她是孩子……握着吉他，关金雄呆立在那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投入地静听一个孩子拉琴。
又是一辆大卡车开过去了，车上载满了人。但轰隆隆的声响并不能使小提琴的旋律停止飞扬。
一个小女孩，在天穹下拉琴，星星在静听，路边的小草也在静听。
路旁楼房上的一扇窗户无声地打开了，方惠民趴在窗口，默默地听着女儿的琴声，潸然落泪。
盛夏
一上班的时候，郭福林把关金雄叫到了车间主任办公室。自从关金雄到他家去喝了酒，也得知了小福子跟关金雄学琴以后，他对关金雄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仅是脸上总是笑呵呵的，而且连称呼也与此前大不相同。以前他见了关金雄，大多直呼其姓名，或者叫“小关”；现在则是在人前叫“小关师傅”，在没人的地方就叫“他老师”，或者“金雄”。这天关金雄一进办公室的门，却见郭主任一脸严肃。他关上了门，说：“厂保卫组叫你去一趟呢。”关金雄先是愣了一下，但又一想厂里许多人都知道他和方惠民关系不错，也就明白个中缘由了。他并没多想郭主任的表情变化，应了一声转身要出去，郭主任追在身后叮嘱：“小关哪，你可沉住气啊，千万要注意态度！”
关金雄敲了一下门，走进了厂保卫组的屋门，只见对着门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笔和纸，桌子后边坐了姓王和姓张的两个保卫干事，紧绷着脸，一副审讯的样子。关金雄跟姓王、姓张的“哼哈二将”很熟悉，红卫兵闹得最凶的那年，也就是关金雄从横胡同中学地下室走出来不久，在机械厂新成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授意下，厂里也学着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成员是由领导小组根据档案材料内定的，表面的条件也是必须出身“革干”、“革军”、工人、贫雇农和“城市贫民”的“红五类”。由于关金雄的父亲是国营大厂的工人，加上他本人不搀和厂内的事，所以他也被宣布为红卫兵。这天他面对的这位王姓保卫干事，就是当年的厂红卫兵之一。当了红卫兵，就有了特殊的身份，这身份就是别人不敢欺负的“护身符”。有些平时不显山露水的人一戴上红袖标，立刻威风八面，连走路都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但谁也没料到，关金雄竟然拒绝戴红卫兵的袖标，也不参加厂红卫兵的活动。翻过年来，社会上又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机械厂的一些干部、群众又分别参加了社会上的“红色造反者”组织和“革命造反者”组织，这姓张的保卫干事就是“红造”的一员。两个造反派组织贴出了厂“文革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将领导小组操纵的厂红卫兵称为“资产阶级保皇派”。厂文革小组顶不住社会潮流的压力，被迫解散了，厂红卫兵也改称“红色江山战斗队”。厂里的三大派组织都号称“坚决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头招兵买马，你争我斗，这个姓王的人和姓张的人也都曾经拉拢关金雄参加他们的组织。关金雄一概回绝，成为厂里屈指可数的“逍遥派”之一。方惠民参加过一段“红色造反者”，退出以后也逍遥了。逍遥派有逍遥派的好处，各个派都想拉拢，各个派都不惹你，各派的会和活动都不用参加，关金雄只管干活、弹琴，落得个逍遥自在。就是在那段逍遥期间，他和方惠民交往起来。后来原本结盟的“红色造反者”和“革命造反者”因为争权夺利翻了脸，两派组织的内部也起了内讧，受了排挤的姓张的人就投奔了原本是对立面的“红色江山战斗队”。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在“大联合”成立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人数较少的“红色江山战斗队”竟然再次得势，占据了“革委会主任”的山头。再后来，“红造”和“革造”的人被排挤出了“革委会”，“红色江山”也就一统江山了。姓张的人提前改换门庭有功，被安排在“革委会”下属的厂保卫组。
“什么事儿啊？”关金雄知道两个干事都是什么变的，所以眼里根本不夹他们，进门就说，“是发自行车票啊，还是发大衣柜票啊。
“你先坐下。”张干事指了一下桌子前边的凳子。
关金雄满不在意地坐下。
“那好，你交代问题吧。”王干事一脸严肃地说。
“交代问题？”关金雄反问，“什么问题？”
“你自己最清楚。”张干事说，“我们的政策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关金雄回答。
“知道就好。”张干事点点头，说，“说说看。”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人民群众镇压还是保护，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几年来，关金雄也练出来了。车间里班组政治学习，所有的人发言都先引用毛主席语录，如果发生争论，相互都用“最高指示”反驳对方。关金雄虽然不擅长这一套，但听多了也就学会了，特别是在这种场合。
张干事一听就知道关金雄软中带硬，话里有话，但他只能强压怒火。这些年，他打过不知其数的嘴仗，懂得以毛主席语录对攻的厉害。在反驳中，把毛主席语录捎进去，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如果被上到“反对毛主席”的纲上去，“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就在那等着呢。刚才的“革命群众”，立刻就会变成被审查的对象。他极力压住火气，反守为攻：“对，我们就是要保护人民的，但是，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我们必须坚决打击，决不宽恕！”
“对呀。”关金雄并不示弱，“我们更要警惕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
“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王干事把话茬接过去，不想再继续这种语录战。
“有话说……”关金雄只说了一半，后半句是“有屁放”。
“还用我给你说出来吗？”王干事突然放大了声音，“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要是说了，还算你坦白吗？”
“都算你的吧。”关金雄说，“我还真想听听你要说什么。”
“我问你，你跟方惠民什么关系？”张干事问。
“阶级关系。”关金雄说。
两个干事相互看了一眼，因为关金雄的回答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什么阶级关系？”张干事又问，“有人反映你们俩关系不一般。”
“对呀。”关金雄说，“方师傅是工人，我也是工人，我们不是阶级兄弟吗？既然是阶级兄弟，关系当然不一般。”
“放老实点！”张干事猛地一拍桌子，“关金雄，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我问你，方惠民的手抄本你见过没有？”
“什么叫手抄本？”关金雄问，“是笔记吗？”
“笔记？”张干事认为关金雄有意打岔，刚要再次动怒，却被王干事把话茬接过去，“对对，你就说说方惠民的笔记。”
“他呀，有一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关金雄说，“他挺好学的，以前他还在车间的学习会上讲过学毛著的体会，念的就是学习笔记。”
“你看过一个手抄本吗？”王干事说，“一个名叫《第二次握手》的，是抄写的。”
“跟谁握手哇？”关金雄说，“还第二握？”
“你不要装傻充愣。”张干事说，“我们是掌握了证据的。”
“你也不用瞎咋呼。”关金雄说，“有什么证据你们拿出来就是。”
“你认识一个叫赵三儿的吗？”王干事把话头一转。
“认识，当然认识。”关金雄从容地回答，“他是我的街坊，就住在我家附近。”
“你说说他的情况。”关金雄痛快地承认倒使王干事感到奇怪。
“他呀，出身城市贫民。”关金雄说，“从小就是穷小子一个。”
“不对吧，”王干事说，“据我们调查，他爷爷是漏划的地主。”
“这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爷爷。”关金雄说，“我就知道他从小住在我们胡同里的一座破庙里边，一大家子人。他爸好像是砖瓦厂的工人，他本人是园林工人，也算是阶级弟兄吧。”
“我再问你。”王干事说，“你是不是经常弹吉他呀？”
“是啊。”关金雄点头，因为这是一个全厂人都知道的事情。
“你平时都弹什么歌曲呀？”王干事继续问。
“革命歌曲。”关金雄回说。
“你说具体点。”张干事抬起头来，拿起笔，准备记录，“具体什么歌曲，歌名。”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日夜想念毛主席》。”关金雄一口气说了好几首在广播喇叭里经常播放的歌曲名，说：“用不用我给你们唱一遍？”
“那倒不用唱了。”王干事说，“有外国歌曲吗？”
“有哇。”关金雄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朝鲜的《月飞山》，古巴的《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加纳的《非洲必胜》。”
张干事的笔只记了几个字就停在那里。王干事和他示意了一下，他点了一下头。
“那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王干事说，“你回去再想想。”
“你们也再想想。”关金雄说。
“小关哪，我们也是为你好。”关金雄临出门的时候，张干事说。
“我怕你们犯错误。”关金雄回顶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
“关儿，你说我该不该揍他？”
“你又要揍谁呀？”
“还有谁呀？”
“还有我呀。”杨路刚进关金雄的屋门，蓝晓光就到了。
“你来的正好。”杨路说，“嘿，哥们儿，刚才见到赵三儿了，我教训了他一下。”
“怎么？”
“那小子回来了。”杨路说，“他正低头走路，我撞了他一膀子，把他撞了一个跟头。他抬头看了看我，一声没敢吭。”
“嗨，你弄他干吗？他也怪可怜的。”关金雄说。
“可怜？人家老方一家就不可怜？”杨路把眼睛一翻，“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
“算啦算啦，他可能也是让人家逼的。”关金雄说。
“那也不能出卖朋友啊！”杨路依然愤愤。
“嘿，你们听了吗？”蓝晓光很神秘地说，回身把虚掩着的门关上了。
“有话就说，就别卖关子啦！”杨路说。
“你们听说‘红都女皇’的事没有？”蓝晓光压低了声音说，“就是那个女演员，跟一个外国记者胡吹八扯，连她个人的骚事儿都抖搂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杨路问。
“满大街都知道。”蓝晓光回答。
“你可别在外边乱说去啊。”关金雄生怕一个朋友还在学习班里，另一个朋友也栽进去。“最近些日子好像风又紧了，咱们可都得注意点儿。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没眼的。”
“我知道。”蓝晓光答应着，但表情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说，“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他们的矛头就是对着周总理去了。”
“他们有那个胆儿吗？”杨路有点不信。
“你是不看报，也不关心社会上的事。”蓝晓光说。
“咱关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干吗？”杨路说，“我还是先问问关儿吧，你和那个姓姜的到底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关金雄不愿意说这件事。
“装傻是不？”杨路说，“我说的是姜小眉，和你一个厂子的那个。”
“你听见什么了？”关金雄反问。
“你跟林子说什么了？”杨路说，“这你可不够哥们儿啊！跟林子能说，跟我就瞒着，问你，你还打马虎眼。”
“也没有什么可瞒的。”关金雄说，“她们家里人正在给她介绍对象，听说是她姐夫所在那个部里的干部，他爹是部里的什么头头。”
“好哇。”杨路说，“我早就看着她不顺眼，再说她也跟咱们不是一路人呀。”
“女人的心，漂浮的云。”蓝晓光并不觉得可惜，也不大喜欢那位不冷不热的“小姐”。于是说，“女人是属猫的，你不理她，她逗你，你一认真，她就抓你，让你出血。”
“甭管她猫啦狗的，趁早少搭理她。”杨路说。
蓝晓光还要说什么，林启云来了。
“听说老方出事了？这几天敏洁没去练琴，以为她病了，没想到……”
“都是赵三儿那小子！”一提这事杨路就来气。
“赵三儿怎么啦？”林启云莫名其妙。
“他把老方出卖了！”杨路说。
“不可能吧？”林启云不大相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跟老方不在一个单位，八竿子打不着哇。”
“因为一个手抄本的事。”关金雄说，“叫《第二次握手》，他借给老方了。”
林启云听关金雄这么一说，就不能不信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哎，我说，能不能找找老梁？他不是当过区委副书记吗？”
“别给他找事儿啦。”关金雄说，“他当过官，更不能沾这事。人家抓的就是什么右倾翻案风的后台。”
“那个沙导演不是认识一个警察吗？”林启云又说，“让他帮帮忙不行吗？”
“这倒可以试试。”关金雄说，“起码可以摸摸底。”
当当……有人敲门。
小福子来了。自从关金雄讲了他的经历以后，几个朋友就不像从前那样厌烦他了。但他来的毕竟不是时候，所以除了关金雄叫他进来以外，其他的人都没说话。
小福子也没说话。他总是这个样子，对师傅毕恭毕敬，在别人面前自觉矮一头。
倒是林启云问小福子最近琴弹得怎么样，显得很是关心。林启云虽然和小福子并不怎么熟悉，但他忘不了人家在他结婚的时候凑份子的事情。蓝晓光的清高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怎么说，他内心里还是不大瞧得起唯唯诺诺的人。杨路从来都不喜欢窝囊废，特别是出了赵三儿出卖方惠民的事情后，他担心小福子也是那种软骨头。
小福子以残疾人特有的敏感立即感觉到了他来的不是时候，他想退出去，但又觉得什么都不说就贸然退出也是不礼貌，更何况他是有事而来的。
“老方那事，没托成……”小福子终于开口了。
“没关系，我知道你尽力了。”关金雄一边安慰一边提醒，“千万可别再托了，你爸那个姓符的徒弟挺阴险的，他不仅不帮忙，反倒拿你去诈老方，你可得留点儿神啊。”
“我爸说了……”小福子低着头，觉得没帮上忙，很是惭愧。
“托了什么人？”蓝晓光问。
“小福子他爸从前的徒弟。”关金雄说，“现在是我们厂革委会的副主任。”
“嗨！”蓝晓光说，“托他干吗？现今能爬上去的人，有几个是好人？”
关金雄把厂保卫部门找他“交代”的事情从头到尾地学着说了一遍，哥儿几个哈哈大笑。
“行啊，关儿。”杨路说，“你也会玩这个哩咯咙了啊！”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林启云说。
“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必须说冠冕堂皇的话，那肯定是一种悲哀。”蓝晓光叹口气说。
“那没办法。”杨路说，“谁说真话谁倒霉。”
门，再次被敲响了。谁都没料到，出现在门口的是梁朋。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蓝晓光问。
“跟你们一样。”梁朋回答道。
“跟我们一样？”蓝晓光反倒一愣。
“你们在商量方惠民的事情吧？我能猜到。”梁朋说，“你们别着急，我已经给区公安分局内保科打过电话。”
“啊？”关金雄说，“您可别牵扯进去。”
“没事儿。”梁朋说，“内保科的科长是我原先的一个部下，这人靠得住，不用担心。”
“他怎么说？”杨路急着问。
“追查《第二次握手》，是上边发的命令，当然不会那么简单。”梁朋说，“不过他说了，方惠民谁也没牵扯，就那点事儿，应该问题不大。”
“嘿，老方还真有一套啊！”杨路点头称赞。
“内保科的科长已经和他们厂的保卫部门打过招呼。”梁朋说，“没有别的情况，让他们放人。还有赵三儿那边，他也打电话了。”
听了梁朋的话，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众人走后，关金雄下意识地弹起了琴。
琴声在响，但他的心思却没在琴上。这些年来，他弹琴，喝酒，东奔西跑，很少沉下心去思考过什么。和死神擦肩而过以后，他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了。有琴有酒，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古人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愿长醉不复醒”。有琴有歌有酒，就有嘻笑怒骂、风雷闪电、树影波光、过去当前。周围的人流不断，没有时间去想，也根本不需要去想。朋友们需要的不是语言，也不是思想，而是他的琴声和歌声。这就够了，他只管去弹去唱、去喊去吼。别人满足了，他也得到了满足。
可是今天他似乎没有多大兴致去弹唱。忽然间，蓝晓光说的那些曾让他当作耳旁风的“国事”“政事”“民事”一股脑地涌了上来。这是怎么了？他原本是远离政治的，不是出于害怕，而是觉得那些高喊着的口号和街面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很是无聊。他不想捞个什么、谋个什么，更不想为了自己的什么利益害人或者落井下石，只想耳不听、眼不见，自得其乐。可是现在仔细想想，眼见得又离不开——因为弹吉他，他挨了打被抓了起来；方惠民因为一本书被隔离审查，他自己也被厂保卫组叫去诈唬了一顿。爱情歌曲不能唱，栽花养鱼属于“四旧”，穿衣服有人管着，理发有人限制，连抓生产干活也属于翻案。那人活着干吗？世界上的三分之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呢？他没完整地看过《第二次握手》，只是听方惠民念叨过。那不就是写科学家爱国的故事吗？为什么查抄？因为写了男女之情？可是谁又不谈恋爱呢？是查抄者没谈过，还是下指令者没谈过？那个女演员在年轻的时候不也风流过一阵子吗？对了，那次在潭柘寺，不是连夫妻两人拉手也有人管吗！真是管天管地管拉屎放屁。他突然发觉房屋是这么小，天地是这么窄，空气很闷人。姜小眉的影子又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心烦意乱。她的那个姐夫，他只见过一面就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是经常把她姐夫挂在嘴边上的——姐夫能干，很受上边看重，很有前途等等，等等。什么前途？无非是能往上爬。他想起了蓝晓光的话——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多数女人都追时髦，都喜欢在社会上吃得开的男人。可你……关金雄啊，关金雄！你是不是真的像蓝晓光说的那样“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房子怎么这么小，屋顶就要压下来了，他感到窒息。不！他本能地反抗着，赌气似地把吉他扔到床上。他拉开酒柜，从里边取出一瓶酒，仰脖喝了几口。放下酒瓶，他重新抱起吉他，就像抱住久别的爱人。拨动琴弦，他轻声歌唱——
阿娜依
你听听那歌声
是多么忧郁
它好像在哭泣
哒哒哒，又有人敲门了。
关金雄第一次对敲门声产生腻烦。他太累了，想独自休息一下，静静地为自己唱一支歌。
“谁？”
“哒、哒、哒。”
“进来吧。”
“哒、哒哒。”
关金雄有点火了，站起身，猛地拉开门，却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在门前，不由愣了一下。见赵三儿面色灰白，一副可怜的病态样子，他心头一震，问：“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里边。”赵三儿缩了一下肩膀，用沙哑的嗓音说，“学习班放我出来了。”
“进来说吧。”关金雄虽然把赵三儿让进屋内，但一想到他出卖方惠民的事情，脸不免就搭拉下来，颇有些冷淡地说，“坐吧。”
“关儿，我对不起老方，也对不起你……”赵三儿没落座，而是站在屋里带着哭腔说。
“甭说这个啦。”关金雄挥了一下手。在杨路面前，他不愿意指责赵三儿，一是怕火上浇油，使杨路做出过激举动；二是赵三儿毕竟是他引荐给方惠民的，自觉自己有责任。现在赵三儿就站在他眼前了，怒火就霍然而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人家老方拉家带口的，你就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啊？”
“你骂我吧！我不是人，我是软骨头。都怪我把那手抄本借给了单位的一个人，那个人就在单位看，被人告了密。他们办班不让回家，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我实在没法子呀。”
关金雄知道，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叫做“熬鹰”，也算得上一种刑了。人治人，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啊！他的气消了几分，对赵三儿说：“别站着啦，坐吧。”
赵三儿怯怯生生地坐在沙发椅上，眼睛发呆，和从前那个爱说爱道的赵三儿判若两人。
“我用拓蓝纸抄的，一共两份，他们非追查那一份不可。”
“那你就把老方交代出来呀？说丢了不就行了吗？”
“人家不信。”
“你管他信不信呢，从前你不是常说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吗？”
“熬得我晕头转向，他们一诈，我就秃噜了。”
关金雄沉默了。为了整人、治人，这些年各种私刑都用上了——挂牌、戴高帽、“做飞机”、罚跪、熬鹰，还有皮带和棍棒。想到当年哥儿几个到学校去营救他的事情，他不由又问：“那你事先没听到点儿风声？怎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让老方也有个准备呀。”
“我就是怕连累你们大家。”赵三儿哭丧着脸说，“当时我只想跑得远远的，除了我姐谁都没告诉，想着即使他们到你们几个的单位去搞外调也搞不出来，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哦，合着你是怕我们几个把你出卖了呀？”关金雄又有点儿生气了。
“不是，那倒不是。”赵三儿可怜巴巴地说。
“你不就是想躲到张家口你二姑家去吗？”关金雄说。
“你怎么知道？”赵三儿感到很意外。
“你能跑到哪儿去？”关金雄说，“你大概忘了吧，那年春节的时候你把肉票耍把丢了，你不就想躲到那儿去吗？”
“你还记得呀？”赵三儿眨巴着眼睛说，“我都忘了。”
“你以为我们会丢下你不管吗？”关金雄说，“天大的雷，哥儿几个都不会袖手旁观。当年你不也到学校里去救我吗？那时候的红卫兵可是浑不吝的。”
“我错了，我错了。”赵三儿说，“我对不起老方，对不起他们全家，也对不起你们大家。事到如今，我也没法赎罪了。”
关金雄听了这些话，心有点软了，但还是说：“我倒没什么，这话你跟老方去说吧。”
“我也没脸去人家那儿了。”赵三儿说，“我对不起老方！我知道，大家都瞧不起我，活该！关儿，我在你家门前站了两个多钟头了……”
“你干吗站那么长时间？”
“我知道杨路他们在，我没敢进来。”赵三儿说，“其实我也没脸活了，我是想临死也得跟你说一声……”
“你混蛋！”关金雄说，“有本事你当时死，死给他们看。怎么越活越没出息了？你死了不要紧，你爹你妈怎么办？你姐怎么办？我们哥们儿呢？人家老方在学习班里还惦着你呢！你想陷老方于不义呀？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活着啊！我跟你说啊，再说一个死字儿，你就不是我们的哥们儿了。”
赵三儿不说话了，却扑哧扑哧地掉起眼泪来。关金雄叹了口气，开始可怜起这个失魂落魄的赵三儿。赵三儿临走的时候，把他想逃到张家口去，后来在北京火车站遇见张卫东的事情说了，并告诉关金雄戴红的家不在花市，而是在广渠门附近的白桥一带。关金雄立刻把地址记在了一张纸上。
赵三儿走后，王贵生又抱着他那个视为宝贝的小提琴迈进门来。关金雄心里正烦，见了来人不免眉头一皱。
“赵三儿走啦？”王贵生问。
关金雄哼了一声。
“他待的工夫还不短啊。”王贵生又说。
“您怎么知道？”关金雄有点儿来气了。
“我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他进门。”王贵生说，“我怕他……就在外边候着。”
“您怕他干吗？”关金雄冒火了，心里说：虽说赵三儿出卖了方惠民，可他毕竟是我关金雄的发小，再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赵三儿已经是低头认错了，你王贵生八竿子打不着，至于躲得远远的吗？“您怕什么，跟您又沾不上边。”
“我不是怕别的，我怕他不好意思。”王贵生解释说，“老方那事儿啊，我已经听说了。说实在的啊，老方是个好人，最可怜的还是他那孩子。我呢，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是想把我这把琴送给小敏洁。我留着也没用，算我一点儿心意吧。”
说着，王贵生把他的小提琴递给关金雄。这番话和这一举动倒是完全出乎关金雄的意料之外。关金雄知道他周围的哥们儿大多不待见这个“王大夫”，其实他本人的心底也有几分瞧不起他的成分。可是在关键时候……他想不到从小的哥们儿赵三儿会出卖朋友，虽然说是被逼无奈。从厂保卫干事的话语里，他听出赵三儿在交代问题的时候可能也提到了他。现今这个和他们交往并不怎么瓷实的王贵生却拿出了自己当宝贝的小提琴。不管怎么说，他有点感动了。
“您还是留着吧。”关金雄说，“我替老方谢谢您。您拉家带口的也不容易，即便您不拉琴，卖了它不也能补贴点家用吗？再说您又好喝那么几口。”
“不喝了。”王贵生认真地说，“真的不喝了，我已经戒了。因为那两口猫尿，我知道人家都瞧不起我。我知道，可不是因为烦吗？你说这年头，干什么能落个好？嗨，不说这个，都怪我自个儿没出息。其实我也常瞧不起自己。”
关金雄发现王贵生眼睛发潮，像要掉眼泪的样子。
“关儿，我不管你把我当什么，反正我是把你当朋友的。我不懂音乐，可是每回听你弹琴唱歌我都感觉舒畅。真的，我不说虚的。”王贵生絮絮叨叨地说着，“关儿，我总觉着咱们的希望就靠老方他闺女小敏洁她们一代了。如果她们再不争气，兴许就没什么指望了。”
“王大夫，您也甭那么悲观。”关金雄说，“咱们谁也甭靠，靠就靠自己。孩子自有孩子的道儿，天无绝人之路。”
“你明白我的心意就行了，你一定替我把琴交给老方的闺女。”王贵生把琴放在关金雄的床上，呜咽着走了。
冬
“戴红！戴红在家吗？”
戴红开了门，见靠院门的邻居家李大妈站在屋外边。
“你可在家啦。”李大妈向外一指，“有人找你。这人来了好几回了，我说你没在家，他还不信呢。”
戴红出了屋，看见门道那边站着一个长头发的陌生男子。
“您找我吗？”
“你……是戴红吧？”陌生男子多少带些疑惑地神情打量着戴红。
“对，我就是。”戴红问，“您有什么事吗？”
李大妈虽然回屋去了，但还留了个门缝，盯看外人的一举一动。
“我姓关……”关金雄自我介绍说。从眉眼来看，他感觉出屋的这个女孩就是戴红，但又不能十分确信。在他的印象里，她一直是一个身着草绿色的旧军装，胳臂上戴着红袖标，显得比较瘦小的一个女孩。可眼前的这位却是留着两条短粗的辫子，穿红色棉线衣，身披蓝布棉袄的女子。如果走在大街上，就是迎面相遇，他们也会擦肩而过。关金雄略显结巴地说：“我叫关、关金雄。”
“关金雄？”戴红面带疑色，想不出这位姓关的究竟是哪一位。
“我是……”关金雄有点激动了，“我就是……你还记得吧，八年前，在地下室里，那个弹吉他的……”
“地下室？噢……啊？您就是——那个吉他王？”戴红感到非常意外，还有几分吃惊。她完全认不出来站在她面前的吉他王了。原来的那个吉他王，是个看起来很瘦弱的小青年，头发也是当时流行的那样，前额长，两侧几乎剃到头顶上，一副怯头怯脑的样子。如今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却留起了大鬓角，显得很壮实，似乎还带了几分野气。几年前的那个吉他王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她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她下意识地把目光向他的身后扫了一下，似乎他后边还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才是她印象中和想象中的吉他王。但他的身后并没有另外的这个人。
“对，是我。”关金雄微笑着，点着头。
“哦，真的是您呀！您就叫关金雄啊！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戴红这才反应过来，也想起了张卫东和她说起过的事情。当她听张卫东说当年那个吉他王一直在找她的时候，她并没有完全当真，甚至说，你别听人瞎说，人家找我干吗？她把关金雄让进屋，赶忙捅开半封闷着的蜂窝煤炉子，在上边坐上白洋铁水壶，说，“我爸上班了，先烧点水。”
“没事儿，我不渴。”关金雄坐在一把半新不旧的有靠背的木椅子上，趁着戴红洗搪瓷茶缸子的时候打量着戴红住的屋子。十来米的一间南房，虽然靠胡同的南墙上开了一个玻璃窗，但还是显得比较阴暗。顶棚上糊的是发旧的报纸，西侧的白墙不仅发黄了，而且西南角还有一片水渍印。西墙正中贴着一张很大的已经显得发旧的宣传画，画上的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挥手指向前方，他的身边是紧紧跟随的工农兵群众。画像下方，是一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剧照，剧照上是吴清华的单人舞姿。靠墙摆了一张小二屉桌，铺了粉色花格布，桌上摆着一尊古铜色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靠东墙是一张单人床铺，上铺蓝色带白花的床单子，显得干干净净。屋子中间置放的蜂窝煤炉子上竖起的白洋铁烟筒在半空中向北拐了一个弯，穿过北边的墙洞，通向屋外去了。
“我们家在这院儿还有一间西房。”戴红放下茶缸子，“我爸住那边。我不常回来，这屋子常年空着，我回来以后才收拾了收拾。”
“你可得注意煤气啊。”关金雄说。他已经来过了两次，对这院落知道个大概。这个四合院原本不大，却住了七八户人家，各家的屋前都建了小厨房，使得小院里只剩下一条狭窄的通道。
“没事儿，我从小就使惯了。”戴红也坐下来，问，“哎，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原先我听说你们家搬到花市去了，后来我一哥们儿遇见了跟你一块儿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东的来着，才知道你们家搬到这地方来了。”关金雄说。
“张卫东吧？她跟我说了。她在北大荒，现也在北京呢，好像是正忙着办往回调的事情。”戴红问，“您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好像姓赵吧？”
“对，叫赵三儿。”关金雄说。
“赵三儿？”戴红说，“张卫东说他就是自己跑进地下室里的那个人。他一直跟张卫东说他叫赵胜利，他到底叫什么呀？”
“他叫赵三儿。”关金雄说。
“他怎么连名字都瞒着啊？这我可得告诉张卫东。”戴红说，“她可别让人给骗了。”
“不会的。”关金雄说，“赵三儿就是爱开个玩笑什么的，心眼儿并不坏。”
“那可不一定。”戴红颇有感触地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听说你还在山西插队？”关金雄转了话题问。对于戴红的疑惑，他并不能完全否认。
“您听谁说的？”戴红问，“从张卫东那儿？”
“不是。”关金雄说，“这些年我一直打听你去了哪儿。”
“打听我？”戴红很是意外，甚至觉得很奇怪。这些年，她很少跟人来往，除了父亲，也很少有人关心过她。于是问，“您有什么事儿吗？”
“这年头变化太大。”关金雄没有直接回答戴红的问话，而是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
“能怎么样呢？”戴红叹口气说，“不都在混日子吗。”
“怎么不往回办啊？”关金雄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办回来了嘛。”
“那是人家有关系的。”戴红说，“我爸就一工人，什么关系都没有。”
“办个病退行不行？我可以帮你在医院托托人。”关金雄说。
“可我没病。”戴红回答。
“你怎么那么实在啊？”关金雄说，“病退回来的也不一定真有病。”
“我知道。可那得走后门，咱既没钱又没势，谁给咱开后门呀？”戴红说，“就是办回来，不一定有工作，有好些回来的都在家待业呢。我爸已经老了，我也不想再让他养着我。”
“没关系，大家都能帮个忙。”关金雄还想说“有我呢，有我吃干饭就不会让你喝稀粥”，话到嘴边上，他却没好意思说出来。
戴红异样地看了关金雄一眼，听明白了关金雄的意思，但她摇了摇头，说：“谢谢您，我谁都不想拖累。”
听了戴红的话，关金雄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猛然意识到，这不是和蓝晓光或者杨路、林子在一起，一碗酒可以大家喝，一根烟可以轮流着抽。他面对的已经是个老大不小的女孩子了，自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和特殊的环境里见过一面以后，到现在已经是七八年的时光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既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消息。心怀感激是一回事儿，其实他们两人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所想的，未必是人家希望的。当年的戴红表面上是雄纠纠、气昂昂的，其实她很幼稚、很盲目、很单纯，现今的她已经不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了——如果你说一个插队青年“单纯”，那她肯定会认为你在骂她。他早就注意到了，戴红一直对他用“您”、“您”的称呼。北京人对长辈向来用“您”字表示尊敬，对平辈虽是尊称，但也意味着敬而远之。若是将“您”和“谢谢”联缀在一起，那就意味着客气和距离了。沉默之中，他多少感到有点尴尬。就在这时候，洋铁壶嗞嗞地叫了起来——水开了。戴红站起来去拿杯子倒水，说：“家里没茶叶了，就喝杯白开水吧。”
“一样。”关金雄接过杯子，想起了王贵生所说的看见她进院门的事，就问，“你们家从前是不是也在横胡同附近啊？”
“对。”戴红说，“就在那附近。”
“去年……好像是去年吧，你是不是回去过一趟？”关金雄又问。
“您怎么知道？”戴红问，而后点头说，“是回去了一趟。”她忽然又想起了什么，“那天我是无意中转到从前的家门口的，后来看见一个驼背的人，拿着吉他进了一个门。我挺奇怪的，不知不觉就跟进去了。”
“那人叫小福子。”关金雄说，“是跟我学琴的。”
“哦。”戴红说，“进了院以后我听见弹吉他声和唱歌声了，好像就是那个……对，我想起来了，是《我可爱的家》。”
“你也会唱《我可爱的家》？”关金雄多少还有点儿惊奇。
“我不会。”戴红说，“我在农村的时候，听我们那里的知青唱过。”
“你当时要是进去就好了。”关金雄说，“那我们一年前就能联系上了。”
“噢，那是你们家呀？”戴红猛地有所悟地说，“对对，我当时是觉着那唱歌的声音有点儿耳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听过了。后来有人来了，我就赶快走了。”
“你现在也喜欢听琴了？”关金雄问完这话，又觉得自己说了一句废话。如果她不喜欢听的话，七、八年前，她也不会把他从地下室里放走的。
“你看看那个。”戴红抬手向关金雄身后的屋角指了一下。
关金雄扭过头，顺着戴红所指的方向看去，发现那里竟然放着一把吉他。这个发现，叫他完全没想到，于是有点奇怪地问：“你也弹吉他？”
“怎么，我就不能弹吉他吗？”戴红见关金雄露出颇为惊讶的神色，微微地露出一丝笑意，“你还记得你说过的吗？吉他同样可以弹革命歌曲。”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把“您”换成了“你”。
“对，我是说过。”关金雄点头说。近几年，想找他学吉他的人多了去了，其中有的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又问，“你跟谁学的？”
“跟一个……”戴红想起了大串联的时候，同时也想起了哥哥的死，“那是在山西大串联的时候，在一工厂里。”
“哦，那边也有人弹吉他呀。”关金雄很高兴地说，“那你已经弹了很长时间啊。”
“您还恨我哥吗？”戴红突然问。
关金雄没想到戴红冷不丁甩出这么一句话。他知道戴红的哥哥已经死了，原本不愿提到他而引起戴红的伤痛，但此时也不愿意虚伪地去敷衍。他摇了摇头说“我从来就没恨过他。真的，连共和国的主席、元帅、部长都被打倒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又算什么呢？我这不是好好活着吗？再说是谁放的我？是你，是你哥哥的妹妹。你如果相信我的话，就让我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我不只是心怀感激，而且总想着你后来怎么样了。我知道大批学生和红卫兵都上山下乡了。”
听到关金雄的这一番话，戴红的眼圈发红了。
“如果你哥哥真的不想放过我的话。”关金雄看了戴红一眼，继续说，“即使是有人救我，他事后也可以把我再抓回去。事实上，后来没有任何人再找我的麻烦。因为放我出去的是你。”
泪水慢慢地从戴红的眼睛里流淌下来了。沉默了片刻以后，她把哥哥的死讲给了关金雄。她说，哥哥死的时候怀抱着的就是一把吉他。
这倒是关金雄万万没想到的。当年认为弹吉他大逆不道的人，竟然会在那个时刻抱起了吉他。这事情，叫他感怀不已，一把吉他，竟然联系着那么多的伤痛和变故。当生命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的时候，它就会随风飘荡，最后落在哪里，谁都不会知道。
“你再给我弹一回琴吧。”戴红抹了一下泪水，抬起头来说。
“好。”关金雄点了一下头。他站起来，从墙角拿起了吉他，问，“你想听什么？”
“你还记得那个歌吗？”戴红说，“你唱过的那个。”
“哪个？”关金雄一时想不起来了。
“就是那个‘有个孩子’的那个。”戴红说。
“哦。”关金雄想起来了，“那歌也是我很喜欢的。”
“你弹这歌的时候还给我讲过一件事呢。”戴红说，“你还记得你说的那个被剪了头的女孩子吗？”
“对。”关金雄说。那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事情，猛然跳出来，他还是看见了那双哀痛的眼睛。
“那女孩的头发是我剪的。”戴红说。
“你剪的？”关金雄的心头一震，甚至有点不相信，因为那时的戴红还是一个小姑娘。
“是我和张卫东一起剪的。”戴红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我没想到她会死……”
关金雄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多事情，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完，他调整一下琴弦，开始弹唱——
有个孩子，
他住在河那边，
从小就失去了爹娘。
他快活得像春风，
他愉快得像小鸟，
他已找到一个方向。
啊，热带的地方！
啊，热带的地方！
他已找到你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