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林子的吩咐，杨路和赵三儿一早就各自到本单位点了个卯，上午8点半的时候，俩人准时在赵三儿家的门口聚齐儿。见了面，俩人相互一看，都笑了——赵三儿穿了一身草绿色的旧军装，头上还戴了顶没有红五星的绿军帽。杨路没换装，还是平时穿的蓝制服，但头上也扣了顶和赵三儿一样的绿军帽。
“你怎么戴了这么一顶帽子？”
“你呢？从哪儿弄来这么一身打扮？”
赵三儿的心思很简单——既然是混到学校的红卫兵堆里去，衣装打扮最好是靠点色儿，这样，出入学校就方便了。昨天晚上，他就跟街坊的孩子借了一身军装。当然啦，戴上红袖标会更方便一些，但赵三儿还没有假扮红卫兵的胆子，更何况他就是在横胡同中学毕业的，万一被人认出来，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杨路并没有靠色儿的想法，只是觉得自己的鬓角显得长了一些，有违红卫兵不许留长头发的禁令，但又不愿意剪掉，所以临时跟院子里的孩子借了顶时髦的帽子扣在脑袋上。
胡同里的行人比往常少了许多，走路也不像从前那般从容、悠闲。多数人都低着头走路，脚底下碎步匆匆，只有几个穿着草绿军装、胳臂上戴着红袖标的学生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连说话的嗓门都是高高的。虽然没人理会杨路和赵三儿的存在，但赵三儿还是感觉从身边走过的红卫兵透着一副审视的目光。他向身边瞥了一眼，见杨路一副严肃的样子，忽然觉得很滑稽。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呀？”
“我怎么瞧着你那么逗啊。”
“你不更逗吗，瞧你这身打扮儿，怎么就让我想起了从前在三角地那个耍猴儿的？”
临近横胡同中学，赵三儿就笑不起来了。老远他们就听见了高音喇叭的响声，里边正播放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
就是好！
走近横胡同中学的大门，原本就没什么底气的赵三儿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哎，羊头，人家要是问，咱们说什么呀？”
“你甭嘀咕好不好？见机行事吧。”
学校的大门敞开着，人来人往，除了戴袖标的学生和不戴袖标的学生外，还有一些是校外的老少群众。赵三儿一见这么多人，不知发生了什么，就去问一个站在校门口的红卫兵：“同、同志，今儿这是干吗呀？”红卫兵看了他一眼，说：“你不知道开批判大会吗？”赵三儿一惊，又问：“批判什么人呀？”红卫兵回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赵三儿还要说什么，却被杨路拉了一把。
赵三儿跟着杨路走进了校门，只见校园里红旗招展，学校操场的水泥高台上摆着一张桌子，高台的前方扯着大字横幅，上写“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左边竖写的标语是“革命无罪”，右边的标语是“造反有理”。几名男女红卫兵正在拉线，安置扩音器。还有几名红卫兵用小推车运来了一车又一车的图书，堆放在水泥台前。学校里的学生自带椅子，开始按班级进入会场，一些学生家长和校外看热闹的男男女女陆续站到了外围。
“哎，台上那个试话筒的就是‘带鱼’。”站在人群里，赵三儿捅了一下杨路，悄声地说，“他原先叫戴秉富，现在改名叫戴军了。”
杨路抬眼望去，只见个头并不算高的“带鱼”脸膛黑黄，眉毛浓重，身穿草绿色军装、头戴草绿色帽子，最显眼的还是他胳臂上的无字红绸袖标，足有一尺多宽。
“他怎么没戴红卫兵袖标啊？”杨路侧脸看了一下赵三儿，却发现赵三儿已经躲到了自己的身后。他又问：“你躲什么呀？”
“我和‘带鱼’半熟脸，我怕他认出来。”赵三儿说，“戴无字红袖标的，原本都是海淀和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的，都是干部子弟。”
“那‘带鱼’他爹是什么干部啊？”杨路问。
“他爹可是大干部。”赵三儿把手捂在嘴边说，“管锅炉的。”
“什么？”杨路没听懂。
“烧锅炉的。”赵三儿说。
“烧锅炉的？”杨路说，“那可不小。”
“哎，你说林子他表弟管用吗？”赵三儿怀疑地问，“怎么到这会儿还不露面儿呀？”
“林子办事儿有谱儿，不像你那么爱咋呼。”杨路把手放在嘴边上说，“咱们还是赶紧查咱哥们儿被关的地方吧。”
俩人走出人群，好像没事人似的溜达出操场。关押人的地方应该在楼里，于是他们朝着学校教学楼的方向走去。迎面来了几个胳臂上戴着红袖标的学生，杨路和赵三儿正想躲开，却被其中的一个叫住。
“哎，你们是干吗的？”
“我们？”赵三儿先是愣了一下，尔后说，“哦，哦，是参加批判大会的。”
“批判大会在操场。”
“好好。”赵三儿点着头，想和杨路往回走。
“你们站住！”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指着赵三儿问，“你怎么回事？”
赵三儿吓了一跳，以为对方在说他借穿的绿军装。
“鞋！”就在赵三儿愣怔的时候，红卫兵又说了话，“你怎么穿尖头皮鞋呀？你知道不知道禁穿的通令啊？穿尖头皮鞋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好好，我回去把它换了。”赵三儿松了一口气，连忙说。
“念你是来参加批判大会的革命群众，今天就算了。”红卫兵说，“否则的话，我当场就拿刀把你的皮鞋尖剁了去。”
“还有你！”红卫兵又指了杨路一下，说，“头发太长了啊，帽子底下都支起来了。”
杨路要说什么，被赵三儿拉了一下才忍住。好在红卫兵没再说什么，两人只好顺原路返回。这时候的操场上已经坐满了人，后边站着的群众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现在，横胡同中学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开始！”台上的戴军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布，“全体起立！”
操场上，数百名学生、红卫兵战士起立，把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本握在胸前，开始“早请示”。总指挥戴军起了个头，大家齐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嘿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唱完《东方红》，大家又在戴军的带领下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背诵语录以后，大家手挥语录本，共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早请示”完毕，戴军开始讲话：“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苏修，而是美帝、苏修怕人民。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狠斗‘私’字一闪念，誓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血战到底，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讲完话，戴军厉声喊，“现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押上来！”
几名红卫兵从学校教学楼里押出了一排人。押在第一个的是五十岁左右瘦削的老太太，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写着“黑帮”二字并且用红墨水打了叉的大木牌子。
“那个挂牌子的老太太是谁呀？”杨路悄声问赵三儿。
“是这所中学的校长。”赵三儿回答道。
“说！你什么出身？”戴军发话了，指着挂牌子的女校长问。
“我父亲虽然是资本家，但我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女校长说。
“打倒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戴军不等女校长说完就喊起了口号。台下的人们也跟着齐声呐喊。杨路呆呆地站在那里，赵三儿虽然没跟着喊，但却随着大家频频地把手举起来，做着响应的样子。
“你交代，你是不是一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喊完口号，戴军继续发问。
“我有错误，但从来没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女校长说。
戴军再一次带头高喊：“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台下的人再次齐声跟着高喊。
杨路捅了一下还在空举手的赵三儿，说：“你先在这儿等林子，我去转转。”赵三儿猛地一激灵，缓过神儿来才贴近杨路的耳边小声说：“还是我去找吧，这地方我熟，你在这儿等着。”杨路一点头，赵三儿立刻钻到人群的后边，很快就不见了。
就在学校操场上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戴军的妹妹戴红和另外一位名叫张卫东的女红卫兵正在教学楼二楼的横胡同中学红卫兵指挥部里值班。操场那边的高音喇叭不时传来歌声和口号声，使守在电话机旁的戴红有点儿坐不住了。
“那边开革命批判大会，我哥让咱们在这儿干坐着，真没意思！”
“哎，可不能这么说啊，咱们值班守电话的任务也很重要。”正在翻阅一本被抄来的私人日记的张卫东说，“如果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必须马上传达，早不过午，晚不过夜。”
“快一个上午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戴红看了一下桌子上的双铃马蹄表，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踅摸，想找点儿什么事干。转过脸，她发现屋角上堆了许多书，就过去抱了一摞，放在几张并排的课桌上，随便翻起来，一边翻一边念叨书名：“红、楼梦，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燕山、夜话，三家村什么记……”
“那都是前些日子抄来的反动书刊。”张卫东抬起头说。她和戴军是同班同学，又是一起加入红卫兵的，所以她把戴红当做小妹一样看待。
“就是，一看这些书名就有问题。”戴红说：“不是夫人，就是夜里说的话。这还有本叫‘二心集’的，二心？不是跟一心干革命唱反调吗？多反动啊！”
“是吗？还有叫这个书名的？”张卫东说，“你查查写这本书的叫什么名字。”
“鲁……”戴红把手上的书打开，犹豫了一下念出了作者的名字，“鲁……鲁迅。”
“鲁迅？不会吧？”张卫东放下手中的日记，跑到戴红的身边，拿起了那本名为《二心集》的书，看了又看，自言自语地说：“哎，这书怎么是鲁迅写的呢？”
“是鲁迅！”戴红肯定地说。她虽然刚上初中一年级，但“鲁迅”两个字是不会认错的。
“那就搞错了，你把它挑出来吧。”张卫东说，“还真有特别反动的，我正看的这本日记就是。”
“怎么反动啊？”戴红好奇地问。
“你看看，你看看。”张卫东把她刚看过的日记拿过来，翻了几页念道，“1958年的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得不偿失……这不是公开反对三面红旗吗？”
“我哥说了，今天开批判大会，就是向反动派算总账。”戴红说。
“今天批判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张卫东更正说。
“反革命修正主义不就是反动派吗？”戴红说。
“也差不多。”张卫东点了一下头，问，“哎，戴红，你原来叫什么名字啊？”
“戴秉红。”戴红问张卫东，“你呢？”
“我原先叫张秀芹。”张卫东说，“名字也得革命化。我原来想叫张红来着，后来发现我们班的好几个女同学都改了名，有李红、王红、苏红，我就选了现在这个名字。”
戴红把鲁迅的《二心集》放到了一边，抱起其他的书扔回到角落里去了。书砸在书堆上，却响起了咚咙咙声。戴红扒开书堆一看，发现里边藏着一个漆光闪闪的东西。她取了出来，只见这东西像一个大葫芦瓢，但前后的瓢都被切下去了，上边还挂着几根钢丝。
“这是什么呀？”戴红问。
“吉他。”张卫东朝戴红这边看了一眼，说，“昨天下午你哥带人抓来了一个名叫‘镇南城吉他王’的大流氓，这就是他玩的那东西。”
“镇南城吉他王？”戴红眨巴眨巴眼睛，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儿怪。
“你听听这名字，现在还有人称王称霸。”张卫东说，“你哥说，吉他这东西就是资产阶级坏分子和流氓分子玩的，专门弹资产阶级靡靡之音，腐蚀革命群众。”
戴红随手在松软钢丝弦上扒拉了几下，吉他发出了噼里噗噜的声音，听起来就跟弹棉花似的。在她的脑海里，称王称霸的人就是她在学校操场上看过的露天电影《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里边的黄世仁和南霸天。他们都是凶恶的阶级敌人，一看长相就知道是坏人。但资产阶级坏分子的长相她就说不上来了，想象中好像是肥头大耳的，还挺着个大肚子，就如同一个大葫芦竖起来。可大流氓是什么个样子，她就得在她看过的电影里仔细搜索了。
“大流氓是不是尖嘴猴腮的，还戴着一顶花格格的鸭舌帽？”戴红又问。
“也不见得吧？”张卫东一笑，“那我带你去看看，就关在咱们楼下靠右边的那间地下室里。”
“行！”戴红说。但想到大流氓凶神恶煞的样子，她又有点儿犹豫了，问：“他是不是特吓人呐？”
“怕什么？有我呢！”张卫东摸了一下腰间的皮带，从小桌的抽屉里找出了开地下室门的钥匙。可是刚要出屋她又停住了脚步，说：“对了，得有人值班看电话。”
“那就算了吧。”戴红说。
“快去快回。”张卫东说，“就看那么一眼，用不了多长时间。”
关金雄从昏迷中醒来时，发觉自己的手脚是被绳子捆绑着的，额头黏糊糊的，地上有斑斑血迹。他以为这是在做梦，扭动一下身子，感觉绳子的确是捆绑着他的胳臂，手腕被勒得生疼。他想起来了，自己是被一群红卫兵捆起来的，罪名是“弹吉他的没好人，都是大流氓”。他想解释，可是不容说话；他抗议，抽过来的是皮带。后来他就不醒人事了。
借助靠近墙顶的一个透着光线的小窗户，他知道这是一间地下室，身边堆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口干舌燥，他想喊人要水喝，但火辣辣的嗓子让他难以喊出声来，再说他也不愿费那气力，他知道没人跟他讲理，更不会有人可怜他。到了这个地步，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在这之前他已经听说过，有些人当场就被打死了，现在他还活着，大概应属万幸了——虽然他像一头即将被宰杀的猪那样，被捆得死死的，但他不甘心像猪那样死去，于是极力地挪动着，最后终于挪到一个墙角，并且借助墙角撑起身子，坐了起来。手被捆在身后，但他很快发觉手指还能动弹，因为他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已经开始下意识地来回揉动了，就像他过去练指法时揉黄豆一样。他似乎感到了一些安慰——只要手指能动，就能弹琴。想到这儿他又不免苦笑，都什么时候了，还念念不忘弹琴呢！
双手被绑在一起，手指却还能活动，但手指是黏糊糊的，他知道那不是汗水，而是血水。他并不在乎，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刚开始练琴那会儿，他的手指常磨出血泡来，缠上一块胶布，照样弹琴。手指一活动，血液似乎加快了流通，突然间他感到双臂麻木，浑身都感到疼痛。咬咬呀，长出一口气，继续揉动手指，想象着那粒黄豆就在他的手中。他渐渐地感到有些眩晕，他的眼前出现了瘦瘦的茶色面容的归国华侨林老师。林老师弹着琴，唱着忧伤的古巴民歌《鸽子》——
当我离开了可爱的故乡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
房门嘎吱一声拉开了，似乎有一阵风吹进来，但关金雄并没有睁眼，而是继续做着他的梦。
戴红跟在张卫东的身后进了地下室。她先是有点儿怕，但她很快发现眼前的这个叫“吉他王”的大流氓完全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缩在墙角上的这个人，只是一个年龄不很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身穿蓝制服的人。如果说特别的话，就是他的双手被反绑着，头上、脸上、身上都带着血迹，一副可怜相。难道眼前这个双眼紧闭、一动不动、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就是那个称王称霸的大流氓？她感到有些失望。
关金雄的梦终于做完了，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发现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人。朦朦胧胧之中，他没能分出男女，只觉绿糊糊一团，还带着一片儿红。他本能的反应——那是绿军装和红袖标。有绿军装和红袖标就有人，说不定皮带立刻就会横飞过来，躲是躲不开的，即使是松了绑他也失去了反抗能力。
“你就是那个叫‘镇南城吉他王’的？”张卫东厉声呵斥道，“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关金雄终于看清了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两个女红卫兵。从衣服帽子上分不出男女来，但声音还是有区别的，他发现两顶草绿色的帽子下边分别露出了一双短辫子。不过他依旧是脑皮发紧——听说这些“女将”打起人来更恨。回答是愚蠢的，面对皮带老实与不老实、承认与不承认都毫无意义。他的眼前一片迷蒙。
“问你话呢！”得不到回答，张卫东有些气恼了。一身绿军装、一个红袖标，就是一个标志、一个金招牌。多少人在她们面前唯唯诺诺，站在马路上，只要一挥手，行驶着的汽车就会停下来，让它向东不敢向西，比交通警的指挥棒还灵。但现在这个坏蛋竟敢不开口，拒绝回答她的问题。她恼怒了，抬高嗓门厉声问：“说话，你是不是‘镇南城吉他王’？！”
关金雄原本抱定了一言不发，但面对女红卫兵的暴怒突然改变了主意，与其屈辱地活着，不如来个嘎吧脆。“是。”他说，“我就是。”
听到回答，张卫东似乎满意了，戴红却一愣。被捆绑着的这个人不像她想的那般狡猾和凶恶，起码他没有狡辩和抵赖。
“我问你，你必须老实回答。”张卫东再次厉声发问，“你是不是称王称霸、欺男霸女的大流氓？”
“我从来不称王称霸。”关金雄连眼都不眨地说，“也从来没有欺男霸女。”
“从来没有？”张卫东问，“那你怎么自称镇南城，还叫吉他王啊？”
“我没自称。”关金雄说，“都是别人瞎安的，胡乱叫。”
“那别人怎么不叫我啊？”戴红接过去反问。
张卫东扭过头，朝戴红眨了一下眼睛，示意她别这么问，然后转过脸来说：“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们拿出证据你赖也赖不掉。”
“坦白是可以从宽的。”戴红说。
“我们先不说这些。”张卫东说，“我问你，你为什么弹吉他？”
“我喜欢音乐。”关金雄答道。
“喜欢音乐？”对于如此简单、明确的回答，张卫东反倒一时语塞了。
“那你为什么不吹笛子、拉二胡？”戴红抢过去问。
“我会吹笛子。”关金雄说，“也会拉二胡。”
“吉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张卫东忽然反应过来，说，“你弹的靡靡之音，就是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
“你为什么非弹这个不可呢？”戴红紧跟着又问。
“这是个人的爱好。”关金雄说，“就像有人爱吃鱼，有人喜欢吃肉。”
“对，要害就在这‘个人’上。”张卫东说，“个人，个人，你就知道个
人。你知道不知道，个人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你的错误就是陷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泥坑里。爱好？你为什么坚持个人爱好？你怎么不想工农兵所想、爱工农兵所爱？”
“我自己就是工人。”关金雄说。
“那你什么出身？”张卫东的话咄咄逼人。
“我父母也是工人。”听了这些问话，关金雄的心里反倒踏实了。
“工人？你？”张卫东有点疑惑了，摇摇头，说，“不可能！”
“不信你可以去调查。”关金雄说，“我在机械厂开天车。”
“天车？”戴红看了张卫东一眼，问，“什么是天车？”
“就是龙门吊。”张卫东对戴红解释说，“跟吊车差不多，像个门似的，上边有滑轨，吊运货物的。”
听了解释，戴红还是闹不明白像个门似的吊车是什么样子，更不明白既然是工人怎么还去弹吉他。工人阶级是和铁锤联系在一起的，弹吉他的不是资产阶级吗？“那你能用它弹革命歌曲吗？”她问。
“能。”关金雄肯定地说。
“能弹革命歌曲就不关在这儿了。”张卫东哼了一鼻子，转头对戴红说，“别听他胡说，咱们走，让他在明天的批斗大会上去狡辩。”
戴红跟着张卫东往楼上走，忍不住回头向地下室那边张望了一下。就在这时候，她和张卫东都听见了指挥部屋里响起的铃声。“电话！最新指示！”两人一前一后，以跑百米的速度飞奔上楼，就在张卫东抓起电话的一瞬间，铃声骤然停止了。张卫东喘着气说：“坏、坏、坏了……”戴红喘着气，沮丧地坐在椅子上，说：“这、这、这可怎么办呀？”
“再等等吧。”张卫东说，“电话也许还会打过来。”
俩人喘着气，眼巴巴地看着一声不响的电话，都有点儿后悔不该擅离职守了。
“也不一定是最新指示吧。”戴红开始自我安慰。
“肯定不是。”张卫东说，“要是它也不会响那么几声就撂了。”
“但如果是呢？”戴红又担心起来了。
“那咱们可就犯大错误啦。”张卫东说。
“要不打过去问问？”戴红说。
“你往哪儿打呀？”张卫东无奈地说，“等吧。”
屋子里突然变得静悄悄的，只听摆在窗台上的双铃马蹄表的秒针在哒哒哒地走动。窗外忽然又传来了口号声和呼喊声。
“卫东姐，咱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戴红扭过头对张卫东说，“我看那个弹吉他的不像个坏人。”
“坏人也不把字写在脑门上。”张卫东说，“凡是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们哪有主动承认自己罪行的？都说自己冤枉，都说自己没问题。戴红，咱们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
“他不是说他的家庭出身是工人，他自己也是工人吗？”戴红不解地问。
“口说无凭。咱也没调查呢。”张卫东说，“再说出身好的也有蜕化变质的，有些老干部不也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警惕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哦。”戴红虽然点着头，但心里还是有几分嘀咕。她听说外号叫“赫秃”的赫鲁晓夫是苏修的头子，总觉得这个可弹吉他的和苏修头子连不到一块儿。于是她试探地对张卫东说：“那咱可以不可以让他弹几首革命歌曲试试？”
“没那个必要。”张卫东看了戴红一眼，拿起小桌上的《人民日报》，说，“等你哥回来再说吧。”
戴红回身看了看放在墙角的那把琴，心里的那个疑问还是难以打消。
“哎，戴红你看看两报一刊社论。”张卫东抬起头，指着报纸说，“这上边写得好，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什么叫两报一刊呀？”戴红问。
“两报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就是《红旗》杂志。”张卫东说：“两报一刊的社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声音。”
戴红刚要说什么，电话铃声又猛地响起来了。两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都朝着电话扑了过去。张卫东离得近，首先抓起了电话。戴红贴近电话，侧耳细听。
“喂？对，我们是横胡同中学红卫兵指挥部。对，对，请讲。”张卫东一手接电话，一手比划着，示意戴红拿笔纸准备记录。
“什么？弹吉他的人？对，是关押在我们这里。你是哪里？什么什么？你是什么司令部的？哦……”
戴红急速地把张卫东对电话里说的话记了下来。
“喂？喂？说话呀。”
电话咔嚓一声断了。
“喂？喂？”
戴红停住笔，等待着继续记录。
“电话断了。”张卫东说。
“我没都记下来。”戴红把记录纸递给张卫东看，问，“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吗？”
“这哪儿是最新指示啊。”张卫东摆了摆手，说，“奇怪，电话里只问咱们这里是不是关押了一个弹吉他的人，然后就挂了。”
“是不是电话线断了？”戴红说。
张卫东想了一下，拿起电话，听里边一直响着“都——都——”的盲音。
“好像没断。”张卫东说，“你先在这儿值会儿班，我得马上去跟你哥汇报一下。来电话的人说是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
在教学楼附近转悠的赵三儿，忽然发现对面走过来一个红卫兵。他正想转身离开的时候，就听前边传来了询问的声音：“哎，你是干什么的？”
“我？你问我？”赵三儿先是吓了一哆嗦，但见对方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女的，就放心多了，于是回说：“我找个人。”
“你找谁呀？”下楼的张卫东警惕地问。
“戴军。”赵三儿灵机一动，张口就来。
“他在操场开批判大会呢。”张卫东上下打量着这个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陌生人。看穿戴，除了没有红袖标以外，他的表面和红卫兵差不多；可论年龄，他显然比在校的学生要大上好几岁。这就使她生出了几分疑点——除了学校的红卫兵和“红外围”以外，街上的群众穿的大多还是蓝制服、灰制服，对方的这身打扮儿，让她看着有点扎眼。于是她又问：“进校门的时候你没看见操场上正开大会呀？”
“看见了，看见了。”赵三儿忙说，“就是戴军通知我来的嘛，我们是老街坊了。”
“那你到楼这边干什么来了？”张卫东越听越觉得这个人可疑，“你找什么呀？”
“我呀？不找什么。”赵三儿说，“我听戴军说呀，你们抓了一个大流氓。怎么没拉到批判会上去斗斗啊？我来了就是想看这个。”
“哦。”张卫东开始有点相信了，“今天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明天才开批斗流氓坏分子大会。”
“哎哟，你们可得把那个大流氓看好了啊。”赵三儿故作关切的样子说，“可别让他跑了。”
“跑不了。”张卫东说，“我们把他关在地下室里了。”
“那就好，那就好。”赵三儿得知了关儿的消息，心中暗喜，转身想走，“那我还是先去参加批判大会吧，受受教育。”
“那你就赶紧去吧。”张卫东用手指着操场的方向，“在那边。”
“哎，对了，厕所在哪儿呀？”还不知道地下室的具体位置，赵三儿有点儿不甘心，于是找出个上厕所的借口，想把女红卫兵支走。
“那边。”张卫东指着操场一侧的一排平房说。
赵三儿没办法，只好向另一侧走去。进了厕所，他在里边耗了一会儿，再走到厕所门边上偷偷向外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就走出来，打算再到教学楼那边去。
“哎——操场在那边。”
这声音吓了赵三儿一个激灵，再一看才发现刚才那个女红卫兵正蹲在附近的地上系鞋带。他心里明白，系鞋带是假，监视他是真。“坏了”，他想，让她怀疑了。他只好转了方向，重新朝操场走去。
“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张卫东在后边追问。
“姓，姓赵。”赵三儿慌忙之中答道。
“名字，我问你名字。”张卫东说。
“胜利。”赵三儿原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正后悔在慌急中把姓给报了出来，又听女红卫兵追问，脑瓜儿一转就说：“胜利，赵胜利。”
张卫东望着这位不速之客的背影，觉得“赵胜利”这个人有点儿怪。
地下室的门再次被打开了。关金雄发现进来的是刚才来过的那个看上去年龄比较小的女红卫兵，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小红卫兵的手里竟然握着他那把漆光闪闪的F孔琴。他心里陡然一震，担心的不是皮带抽过来，而是害怕对方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吉他摔个粉碎。
“你不是说能弹革命歌曲吗？你弹一个，我听听。”拿琴进入地下室的是戴红。见过被抓的大流氓以后，她反倒产生了疑问。趁着张卫东不在的时候，她拿出了琴，独自一人下到地下室里来。
关金雄紧紧地盯着他的琴，恨不得马上扑上去，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爱琴如命，他曾说他的琴就是古代侠客的剑或刀，剑亡人亡。琴还在，他就有了生的渴望。他的眼里闪出攫取的光，但却只挪动了一下身子，并没有伸手接琴。
戴红先是有点奇怪，尔后才发现对方的双手还绑在身后。她把琴放在地上，准备给对方松绑，可是她马上又迟疑了，私自给这人松绑是不是违反纪律？更何况对方“资产阶级坏分子”的嫌疑还没有排除。她有点儿后悔没叫上张卫东或者其他的红卫兵战友了。可是又一想，如果叫了张卫东就可能听不了这人弹琴，也就不再犹豫了。与此同时，几句响当当的话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敢”字当头——革命小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于是她走上前，准备把这人身上的绳子解开。
戴红叫对方侧过身子，开始解扣。没想到绳扣系得那么紧，她竟然解不开。她不想再出去找剪刀，干脆俯下身去，让牙帮忙。可是这时候，她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那是汗味和血腥味。地下室里除了她和他，没有其他的人。倏忽间，她觉得室内格外的静，似乎连灰尘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她有点发慌了。慌什么？她极力安慰着自己。怕什么？外边都是我们的人。她暗颂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牙齿终于把绳扣咬松动了，她开始用手解扣。绳扣解开了，戴红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弹吧，你弹吧。”她说，“我听听，你是不是真的能弹革命歌曲。”
关金雄并不急于去拿琴，而是坐在那里抖动手指，活动肩膀。他的手脚已经麻木了，必须活动一下。渐渐有了知觉，他才慢慢地支撑着站了起来。这一站起来可不要紧，戴红大吃一惊。他比她想象的要高大得多。绳子解开以后，他那掉了扣子的衣服也敞开了，里边连件背心都没穿，露出的是带着血印子的肉。戴红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这个刚刚脱开绳索的人是不是会像魔鬼一样猛扑过来，然后用双手掐住她的喉咙？抽皮带已经来不及了，她警惕地盯视着对方，准备搏斗或者逃跑。但是对方没有扑向她，而是扑向了那把吉他。
提起吉他，关金雄席地而坐，然后把吉他抱在怀里。戴红的眼里，他好像抱起了一个孩子——他抚摸着，左看右看，还拨拉了几下琴弦。琴弦松了，他又甩了甩手腕子，开始拧旋钮调弦。试了一组琶音以后，他眼望戴红，意思是问弹什么。
从对方抱琴坐下去的那一刻，戴红已经镇静下来。随着琴音的越来越好听，她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弹吧，随便弹。”她说，“你想弹什么就弹什么。是我让你弹的，不给你上纲上线。”
关金雄想了一下，弹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曲子。戴红很熟悉这首歌曲，一听曲调就轻轻地跟着哼唱起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队伍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吉他还能弹这个？”听完弹曲，戴红多少有些惊讶了。她以为张卫东说的这个资产阶级玩的吉他只能弹那些不三不四的流氓歌。至于流氓歌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能啊，都能。”关金雄点头说，又弹起了《红色娘子军》。这也是戴红能够哼唱的——
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你能弹《红卫兵战歌》吗？”戴红突然问。
关金雄愣了一下。他当然不会。
“怎么样？不会吧！”戴红对自己能难住对方感到很得意。她想教育对方，《红卫兵战歌》是时代的最强音，革命的年轻人都应该把它唱得最响亮。
“我会。”关金雄回答说，“你起个头吧。”
为了得到证实，戴红唱了一个开头——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关金雄的琴声紧接着响起来了。这些日子，各处的高音喇叭经常播放这首歌曲，他自然是听过。不听也不行，它天天往你耳朵里灌，可是他也不可能把这个他从内心里抵触的曲调弹出来。但关金雄不是挂个虚名的“吉他王”，他的耳音极好，音乐的记忆是天生的，一首曲子只要听一遍他就能记住。戴红这么一哼唱，那曲调也就来了。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
“你骗我！”戴红突然说。
琴声嘎然而止。关金雄把手指抚在琴弦上，目光瞥向戴红。他闹不清楚对方为什么突然翻脸，目光咄咄逼人。
“你平时也弹这些歌吗？”
“不。”关金雄稍微愣了一下，但还是坦率地说。
“我要听你平时常弹的。”
“好吧。”
一组琶音过后，关金雄弹起了他喜欢的《草原》。戴红听不出什么来，于是又说：“歌词你会吧？”
关金雄弹了一段前奏，以他那独特的带有磁性的嗓音轻声唱起来——
茫茫大草原，
路途多遥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草原。
车夫挣扎起，
拜托同路人，
请你埋葬我，
不必记仇恨……
戴红自然不知道这首歌是俄罗斯民歌，如果知道了，她就会认定这是不能唱的“苏修”歌曲了。在她的字典里，俄罗斯和苏联是一个意思，现在它变修了，复辟了资本主义。她只觉得这曲调挺好听的，歌词她也听清楚了，里边有个马车夫要死了。马车夫算什么？应该算贫下中农吧？也可能是贫雇农，那就是最革命的劳动人民。他要死了，肯定是因为受了地主老财的压迫和剥削。可是他怎么能说不要记仇恨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血债要用血来还！戴红本想把这个道理给“吉他王”讲清楚，可是她觉得还是耐心听下去比较好，到时候她可以把革命造反的道理给他讲透。于是她跑到门口，拉开门向外张望了一下，尔后轻轻地把门关上，又说：“唱一个你最喜欢的。外面没有人。”
一弹琴，关金雄就会忘记一切，连危险的处境也被他丢在脑后。但是琴声停了，他的头脑也就冷静了下来。尽管面前的这个小姑娘红卫兵面带和善，给他拿来了琴，叫他随便唱，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险境已经解除了。他的脑海里蓦然间闪过一个女孩子的面影——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弹琴了。既然是这样，那还怕什么呢？索性弹个痛快吧。
有个孩子，他住河那边，
从小就失去了爹娘。
他快活得像春风，
他愉快得像小鸟，
他永远唱着一支歌。
啊，热带的地方，热带的地方，
他已找到你的方向……
这首带着特有的俄罗斯忧郁的歌，是两年前关金雄在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以革命的名义》时学来的。话剧是一个发生在俄罗斯十月革命时期的故事，这歌是剧中的一个名叫亚什卡的年轻的歌手兼诗人自编自唱的。后来，亚什卡被暗藏的敌人杀害了。亚什卡唱的这首歌他听了就学会了。现在他弹唱着，带着他自身的忧虑和向往。弹唱完了，他直愣愣地坐在那里发呆。
“哎，你愣什么神儿呀？”戴红见对方两眼发直，觉得很奇怪。
“我想起了一个人。”关金雄回过神儿来。
“什么人呀？”戴红已经被“有个孩子”的歌打动了，不再像刚开始那样连说话都带着股冲劲儿。
关金雄说，前些日子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一个老邻居的女儿吓了他一跳。她的头上蒙着一件黑头巾，眼睛失神，面色苍白。她是来找安眠药片的，越多越好。她想死。她长着一头秀美的长发，舍不得剪，结果被人剃了个光头。他没有安眠药片，她失望地去了，从此再也了消息。后来听说她跳龙潭湖自杀了。可不知为什么，他在弹唱这首歌的时候，眼前就一直晃动着那女孩儿失神的眼睛和苍白的脸……
戴红听了，脸色突变，眼睛也有点儿发直。
关金雄调了一下琴弦，又弹唱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歌声把愣怔着的戴红召唤醒了，听着听着她就想哭，甚至想喊一声“妈妈”。妈妈是什么样的？她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妈妈病死的时候，她还很小，但那也不能说她的眼睛里没有妈妈。睡梦中，妈妈是慈祥的、善良的，她曾不止一次地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妈妈说话，听妈妈唱歌。大街上、胡同里，每当她看到那些溺爱孩子的妈妈时，她都会想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现在，她听到了唱给妈妈的歌，如同妈妈亲切地来到了她的身边。自从失去妈妈，她就在男性世界中长大。月工资只有40多块钱的爸爸，带着他们兄妹俩，日子过得很凄凉。缺少家庭主妇的家庭，不是完整的家庭，一切都会乱套。爸爸原本就喜欢喝酒，现今酒喝得更凶了。戴红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干家务活儿，十岁时已经学会煮粥、蒸饭、烙饼，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能炒几个家常菜了。但爸爸灌了黄汤以后经常耍酒疯。当巴掌扇在她脸上的时候，她没当场哭过；因家务活儿重，考试成绩不好而看到同学的白眼时，她没当人的面落泪，屈辱和痛苦都是藏在内心深处的。直到她学着哥哥的样子穿起了绿军装、戴上了红袖标，才扬起了已经低下很久的头。她跟着哥哥，挥舞起皮带，发泄了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愤恨。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充满了感情并带着几分忧郁的男中音，使戴红忘却了一切，又使她想起了往日和近日的一幕幕。一切都是那么遥远，一切都是那么贴近。歌声、琴声，还伴随着亲切的母爱和对于母爱的渴望和依恋。瞬息间，她突然觉得这个淌着血坐在地上弹琴唱歌的人，就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孩子……
张卫东来到会场，发现戴军正在台上主持大会，只好站在一边等候。
杨路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左右张望着，一会儿把目光瞄向学校的大门口，急切地盼望着林子出现；一会把目光瞄向教学楼那边，嘀咕着赵三儿探听的情况怎样。一个又一个的红卫兵拿着大批判稿子上台发言，揭发女校长追求升学率，歧视学习成绩不好的工人子弟，鼓励学生埋头读书，走白专道路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反动言论。
趁着其他红卫兵上台发言的时候，张卫东走到戴军的身边，把电话里的情况做了汇报。戴军回答说：“什么司令部？我们又不归他们管。”张卫东还要说什么，戴军挥了一下手说：“你没看我正忙着吗？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张卫东小声嘟囔了一句，转身去了。
操场台子前边，那位被挂了大牌子的女校长一直弯腰站在那里，不说一句话。一名女红卫兵噔噔走上台，按住女校长的头。在“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的口号声中，女红卫兵用剪刀把女校长的齐耳短发剪成了“阴阳头”。杨路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发现已经是十点半钟了，他开始焦急起来。
戴军高喊了一句：“点火！”只见一名红卫兵走上前划着了火柴，点着了书堆。先是火舌和黑烟卷在一起，不多时火焰腾腾，书堆变成了火堆。红卫兵把被批斗的黑帮押到了火堆外围，然后又命令他们围着火堆跑圈。一圈又一圈，直到女校长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黑帮被押出会场以后，与会的学生和红卫兵战士全体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戴军情绪很高，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后，他又指挥着大家唱起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
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
要对您唱。
哎——
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就在这时候，两辆老式吉普车按响着喇叭冲进了校园，在操场开大会的人群后边嘎然而停，引得所有的人都回头张望，连横胡同中学的红卫兵也都面带惊讶。杨路看见车上跳下来十几个不同寻常的红卫兵，那胳臂上的红绸袖标不仅写着“红卫兵”，其后还连缀着“纠察队”几个字。他们的身着也不一般，一般的红卫兵穿的都是草绿色布军装，这帮人穿的却是清一色的褐黄色的将校呢子制服，连帽子也是呢制的，脚上一色的黑色将校靴。这其中还有一个在将校呢制服外披了件海军呢长大衣的人，更显威风凛凛。他在其他同伙的簇拥下，大踏步地走上前，不仅是参加大会的群众，就连横胡同中学的红卫兵也都自动地给他们闪开了一条通道。
“你们负责人呢？”身披海军呢大衣的高个子指着大会主席台前的红卫兵说，样子像是在向手下的人发号施令。杨路发现披海军呢大衣的人胳臂上的袖标是红绸子的，足有二尺多长，但上边并没写“红卫兵”三个字。看那样子，这人是这帮红卫兵纠察队的领头人。突然间，杨路发现林子就在其中——虽然他没戴红袖标，却也穿了身黄呢制服。杨路喜出望外，赶忙跑过去揪了一下林子的衣服，说：“林子，我在这儿呢。”林子一回头，见是杨路，赶忙问：“关儿呢？”杨路说：“赵三儿去查了，可一直没回来。可能就关在教学楼里。”
“谁呀？谁找我呀？”戴军推开挡在前边的人，大声问着走了出来。
“你是干什么的？”身披海军呢的人迎上去，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指着戴军问。
不要说围观的群众和红卫兵愣了，就连戴军也愣住了。近几个月来，戴军已经习惯了说一不二和大声吆喝别人。不要说学校的同学、老师，就是大街上的路人也都对他毕恭毕敬的，没人敢对他指手划脚。怒火不由得冒起，但当他抬眼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帮身穿黄呢制服、胳臂上戴着“红卫兵纠察队”红绸袖标的人时，他就有点儿发懵了，特别是这个指着他问话的人，竟然还披着件海军呢大衣，那派头就像叱咤风云将军。他还看见，这人胳臂上的红袖标不仅是宽绸子的，而且没写“红卫兵”几个字。他当即意识到，他们是来自海淀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因为他自己戴的无字红袖标就是从那边学来的。
“我……我是……”戴军的盛气顿消，连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我就是、这、这里的负、负责人。”
“你什么出身呀？”身披海军呢大衣的人傲慢地把头一扬，像审问似的等待回答。他不会不知道面对他的是一所中学红卫兵的头头，但很显然，他根本就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杨路发现，这人脸白面细，透着几分冷峻，高高的个子，配上将校呢的制服和外披的海军蓝，真是不怒自威。站在其身边的林子朝他挤了一下眼睛，杨路感觉到，这个“海军蓝”就是林子的表弟。小时候，林子提过他的表弟，他没介意，也根本没想到他这表弟是军队的高干子弟。现在他放心了。他听说过，红卫兵是在海淀的学校里诞生的，那些发起者就是一帮干部子弟。同是红卫兵，南城的平民子弟红卫兵只是跟着摇旗呐喊，真正的京城红卫兵代表还得属于号称“老兵”的海淀军队大院红卫兵和西城干部子弟红卫兵。
“工人。”戴军又是愣了一下才回答。问出身的这种话，原本是他问别人的，如今竟然有人来问他了。他不仅赞同和笃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新流行的对联，而且他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其他人的。面对黑帮、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自是毫不含糊，他会大声喝问；但如今他面对却是另一类红卫兵——革干和革军子弟，他们的老子自然是英雄，他们本人当然是天生的好汉。虽然两报一刊上经常能见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文章和口号，但老子和老子相比，也就是锅炉工和军队高级干部相比，他从心理上还免不了自觉矮了人家一等，更甭说对方的那种压倒一切的气派已经让他提不起气来了。他老实回答，完全不像从前那样底气十足，连跟在他身后的横胡同中学的红卫兵们也感觉很丧气，因为他们还没见过自己的总指挥这般窝囊过。可不服气也不行，他们都知道“红卫兵纠察队”来自何处，就像走在大街上的军官也不敢惹宪兵纠察队一样。
“那好，既然你是负责人，我们就不用查三代了。”身披海军呢大衣的人显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其实是话里有话——你爸爸是工人，你爸爸的爸爸是工人吗？你爷爷的爸爸呢？
“查三代”的话，也是他戴军常挂在嘴边上的。当有人像特赦似的说不用查他三代的时候，他更是大吃一惊了。他还真没想过自己爸爸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因为他自小就没见过爷爷，也没听爸爸念叨过。在横胡同中学里，的确有些同学的爸爸是工人，但爷爷却是资本家，或者是伪保长之类的人，那么这个“红五类”身份就得画个问号了。深查三代，假如他戴军的爸爸的爸爸有什么历史问题的话，他不仅不能当总指挥，而且加入当红卫兵的资格都会成为问题。
“你们是不是关了一个弹吉他的呀？”身披海军呢大衣的终于把口气放平缓了。
“是啊。”戴军回答。
“那你把他给交出来吧，我们得带走。”
“为什么？”戴军终于有了反问的勇气。
“没他妈什么为什么！”身披海军呢大衣的人把眼睛一瞪，“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你懂不懂？为什么，需要告诉你吗？”
戴军完全被身披海军呢的红卫兵的气势镇住了，同时也想起了刚才张卫东说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来电话的事情。他念叨着说了句“那你得给我们打个签字条”的话，就带着“海军呢”朝教学楼那边走去。他们的身后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戴军回身对手下的红卫兵说：“让学校外边的人都走！”
到了教学楼前，值班守电话的戴红和张卫东也闻声赶来了，眼前的阵势让她俩觉得莫名其妙。戴红见对方一个个威风凛凛的样子，悄声问张卫东：“他们是干什么的？”张卫东看了戴红一眼，没回答。旁边的另一个红卫兵贴在戴红的耳边说：“海淀红卫兵纠察队的。”戴红又问：“那他们到咱们崇文区来干吗？”那红卫兵说：“干吗？纠察队的，哪儿都管。”
戴军看见了张卫东，就叫她去拿地下室的钥匙。
右边地下室的门打开了，戴军先跑了进去，但很快又跑了回来，朝着张卫东问：“里边的人呢？”
“刚才还在啊。”张卫东觉得很奇怪。
林子看了杨路一眼，问：“怎么回事儿？”俩人同时冲进了地下室，也很快就回来了。林子对“海军呢”说：“里边没人。”身披海军呢大衣的人拨拉开其他的人，冲着戴军说：“你别拿我打岔啊，交不出人来，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回事儿？”戴军向身后扫了一眼，问道。
没人回答，众人面面相觑。
“是我把他放走了。”戴红见对方冲着自己的哥哥去了，一着急就挺身而出了。
“什么？你放走了？”戴军勃然大怒，一个巴掌扇过去，把一肚子的窝囊气都发泄在妹妹的脸上。
突发的事情使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怔。就在这时，地下室左边的一间房门发出嘭嘭的声响。很显然，里边有人在砸门。“海军呢”扫了戴军和戴红一眼，说：“怎么着，跟我演戏呀？”
张卫东跑过去，把左边一间地下室的门琐打开了。从里边走出来一个人，把张卫东吓了一跳。戴军为之一愣，“海军呢”冷笑了一声。杨路迎上前去，奇怪地问：“三儿，你怎么跑这里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