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庄子说：“罪在撄人心。”人们一旦凿穿本真，追逐利欲，耍小聪明之后，就心态失衡了。
当然，聪明是好事，可是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有些人总以为自己聪明，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判断对，但往往却事与愿违。我们何不学学郑板桥，来一下“难得糊涂”呢？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直解
大道被废弃了，才显示出仁义；
聪明智慧出现了，才有狡诈虚伪；
家庭不和睦了，才看得出孝慈；
国家昏乱了，才出现忠臣。
心解
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聪明，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听听老子的告诫吧：“智慧出，有大伪。”智慧是指人们在社会生存过程中，掌握各种技术、辨明奸伪、趋吉避凶的本领，做事情非常明确。认识一个事物总可以从多个侧面去看，从这个方面去看是智慧，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很可能就是大伪。
智慧与奸诈，乃一体两面，一线之隔。聪明与狡猾、老实与笨蛋，根本是息息相关的孪生兄弟。诚实的智慧合于“道”，用之于世，为人类社会谋福造利，名之为“德”。道是体，德是用。然而，若是用不得当，也会适得其反，坏了事情。
1862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的亨尔教授迎来了他的新学生。在对新生进行面试和笔试后，亨尔教授脸上露出了笑容，但他马上又神色凝重起来。因为他隐约感觉到这届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他教学生涯中碰到的最聪明的苗子。
开学不久的一天，亨尔教授突然把自己多年积下的论文手稿全部搬到教室里，分给学生们，让他们重新仔细工整地抄写一遍。
但是，当学生们翻开亨尔教授的论文手稿时，发现这些手稿已经非常工整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根本没有重抄一遍的必要，做这种没有价值而又繁冗枯燥的工作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有这些时间，还不如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搞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傻子才会坐在那里当抄写员。最后，他们都去实验室搞研究去了。让人想不到的是，竟然真有一个“傻子”坐在教室里抄写教授的论文手稿，他叫科赫。
一个学期以后，科赫把抄好的手稿送到了亨尔教授的办公室。看着科赫满脸的疑问，一向和蔼的教授突然严肃地对他说：“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孩子！因为只有你完成了这项工作，而那些我认为很聪明的学生，竟然都不愿做这种繁重乏味的抄写工作。”
“我们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不光需要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具备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特别是年轻人，往往急于求成，容易忽略细节。要知道，医理上走错一步，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而抄那些手稿的工作，既是学习医学知识的机会，也是一种修炼心性的过程。”教授最后说。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科赫年轻的心灵。在此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科赫一直牢记导师的话，他老老实实做最“傻”的人，一直保持严谨的学习心态和研究作风。这种做事的态度让他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了结核菌和霍乱菌，他也是第一个发现传染病是由于病原体感染而造成的人。1905年，鉴于在细菌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瑞典皇家学会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予了科赫。
所以，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因为人很多时候总是自作聪明。
不要告诉人家你更聪明
英国十九世纪政治家查士德斐尔爵士对他的儿子曾有过这样的教导：“要比别人聪明，但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更聪明。”苏格拉底也曾一再告诫他的门徒：“你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你一无所知。”
有一位年轻的律师，他出庭参加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这个案子牵涉到一大笔钱和一项重要的法律问题。在辩论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对年轻的律师说：“海事法追诉期限是6年，对吗？”律师愣了一下，看看法官，然后率直地说：“不，庭长，海事法没有追诉期限。”
这位律师后来说：“当时，法庭内立刻静默下来，似乎连气温也降到了冰点。虽然我是对的，他错了，我也如实地指了出来，但他却没有因此而高兴，反而脸色铁青，令人望而生畏。尽管法律站在我这边，但我却铸成了一个大错，居然当众指出一位声望卓著、学识丰富的人的错误。”
这位律师确实犯了一个“比别人正确”的错误。在指出别人错了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做得更高明一些呢？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是错误的话，你这样说不更好吗：“唔，我倒有另外一种想法，但也许不对。我常常弄错，如果我弄错了，我很愿意得到纠正。”这将会收到神奇的效果。无论什么场合，试问，谁会反对你说“我也许不对”呢？
不少人都犯有武断、偏见的毛病，还有一些人具有固执、自负和嫉妒的缺点，他们一般都不愿改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罗宾森教授在《下决心的过程》一书中说过一段富有启示性的话：“人，有时会很自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说他错了，他就会恼火，更加固执己见。人，有时也会毫无根据地形成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想法，那反而会使他全心全意地去维护自己的想法。不是那些想法本身多么珍贵，而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
罗宾森教授所说的“人”确实是这样。
如果你还想知道一些有关做人处世、控制自我、加快人格成熟的知识的话，不妨看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我立下一条规矩，决不正面反对别人的意思，也不让自己武断。我甚至不准自己表达文字上或语言上过分肯定的意见。我决不用‘当然’‘无疑’这类词，而是用‘我想’‘我假设’或‘我想象’。当有人向我陈述一件我所不以为然的事情时，我决不立刻驳斥他，或立即指出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目前来看好像稍有不同。我很快就看见了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变得融洽多了。我以谦虚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容易被人接受，冲突也减少了。我最初这么做时，确实感到困难，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习惯，也许，50年来，没有人再听到我讲过太武断的话。这种习惯，使我提交的新法案能够得到同胞的重视。尽管我不善辞令，更谈不上雄辩，遣词造句也很迟钝，有时还会说错话，但一般来说，我的意见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其实，富兰克林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念，这只不过显示了他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宽容、忍让、和善。
机关算尽总枉然
有人说做人难，其实既难又不难。做人处世，只要你坦坦荡荡、老老实实、以心换心、以诚相见，即俗话所说的一言一行都够“人”的两笔，那你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在自己的历史上工工整整地写个“人”字。相反，如果你处事蝇营狗苟，玩弄权术，成天地算计人家，活得就不能不累，不能不难。这是因为有一条无形的规律难以跨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红楼梦》里说得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话说的是王熙凤使尽了权术，聪明过了头，反被聪明所误，终于搭进了自己的性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也概括出了那些“机关算尽”者的一个共同的逻辑：以害人始，以害己终。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温故知新，重温庞涓惨死，商鞅被裂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庞涓与孙膑同窗学兵法，他学业有成后，投奔魏国，得到惠王的重用，被提拔为将军。但他深知自己的能力远不如辅佐齐国的老同学孙膑，感到他是个威胁，便想方设法把孙膑“挖”到魏国来。如果是从共御外侮出发，携手并肩效力魏国，那也无可非议。然而庞涓并不是这样。当他暗中派人把孙膑接到魏国以后，又怕孙膑超过自己，便不顾同学之情，盗用法令，罗织罪名，施以膑刑，残酷地砍掉了孙膑的膝盖骨。至此，庞涓还是放心不下，又刑上加刑，在孙膑的脸上刺了字，想让他从此永世不得重见天日，企图达到从肉体到精神全面摧毁孙膑的目的，以剪除竞争者。但是嫉贤妒能、玩弄权术、自以为聪明的庞涓，万万没有料到，他这样做却激励了孙膑更加发愤，“孙子膑足，而论兵法”，终于在齐魏马陵一战中，庞涓被孙膑打得“智穷兵败”，无颜见世人而“自刭”。这不就是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卿卿性命吗？
无独有偶。战国时还有一个商鞅，论历史贡献，远不是庞涓所能相比。但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不顾亲情友情，不择手段地加害朋友。就在齐魏马陵之战的翌年，商鞅主动请命领兵伐魏。显然，这是乘魏国危难之际，扩张领地。退一步讲，如果说商鞅此举还符合兵以利动的原则的话，那么，他在两军对垒之际，把友谊当做钓饵，诱使老朋友上钩被俘，无论怎么说，也是万万不可原谅的了。
且看商鞅是如何玩弄“聪明”的。秦魏两国军队摆开阵势以后，商鞅派人给魏国领兵的将领公子卯送上一封信，信上假惺惺地说：“我和您是老朋友，现如今是敌对的两国将领。我不得不接受秦王的委派带兵前来攻打您。我很想和您见上一面，签订个盟约，大家高高兴兴地喝一杯，然后领兵回营，使秦魏两国都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商鞅本来就是公子卯的老朋友，信上又把主动请命领兵伐魏说成是“秦王令我领兵伐魏”，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谎话说得那么不脸红，也就很有欺骗性。难怪公子卯不听军吏劝阻，应邀与商鞅相见。没有想到，会盟之后，正在尽情饮酒之际，商鞅早已埋伏下的全副武装的刀斧手突然出现在席间，公子卯还没有清醒过来，便当了俘虏成了阶下囚。商鞅虽因俘虏公子卯，大破魏军，割河西之地而名利双收，得到商、於十五邑的封地，戴上“商君”的桂冠。然而这胜利的花环掩盖不了他灵魂的丑恶和为人的卑劣。与庞涓一样，商鞅也无法逃脱道德的惩罚，无法改变“恶有恶报”的戒律。秦孝公死后，商鞅不得不离秦去魏。魏人怨恨他欺诈公子卯而使魏国损兵折将、割地受辱，不肯接纳他，并愤愤地将其押送回秦国。秦国杀了他犹不解恨，又“车裂”之，并灭其家。商鞅得到这样的下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坚持法不阿贵而遭到报复是一个原因；然其行事的刻薄寡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以为高明的庞涓和商鞅可悲的下场再一次证明，如果一个人总是蝇营狗苟，玩弄聪明，机关算尽，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还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