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退却和转移
后现代主义生成的直接的历史背景，应当说是20世纪60年代中叶左翼学生革命运动的失败。我们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是泛指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和一些带有明显的消解性特质的文化研究批判理论在内的总称。“后现代”一词的本意是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则是美国学者哈桑最早提出的。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开始突破狭窄的文学领域，演变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90年代渐入极境。从总体上说，以德里达、佛克马、福柯、拉康、利奥塔、杰姆逊、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重心的转移，倒不如说是一种从试图变革现实的企图和行为，向语言、词句、舆论、生理、精神、意识、文化领域的退却、隐遁、躲避、逃逸或进军。由于60年代中叶法国爆发的左翼学生运动的失败，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觉地意识到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引发了他们对维护现行体制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功能的普遍反感、厌恶和敌视，既义愤，又无奈，导致从现实批判向语言解构的转移。一位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是这样分析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的：“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乱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专门破坏语言的结构”。他指出：“后结构主义者们无力打碎国家权力机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总不会有人因此来打你脑袋。学生运动从街上消失了，它被驱入地下，转入话语领域。”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迎合了20世纪后半期人们对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所铸成的模式化、规范化、规格化极其反感的社会心理需求，表现出跨国资本全球一体化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脱节、失衡和裂变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敏感神经的人文知识分子强烈地体验到，由理性建构起来的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中心、权威、结构以及派生出来的终极意义，开始形成了对自由思想的压抑和禁锢。为了打破这种精神的桎梏，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一些操异向思维的知识分子，发起一种带有虚无主义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这种带有激进的政治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试图摧毁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藉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他们坚信肯定会把新转移到的领域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栖身之所经营得更好些。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向语言领域中的躲避、逃逸和进军，反而使一些学者变成了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结构、特性和功能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通过强调语言的转换、消解和辐射作用，假手解构语言的途径企图破除主流社会压抑人的体制和机制，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反叛意识，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多重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二重性
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种意义中，即作为历史观念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和作为审美意识和审美风格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界定、规范和理解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所包含的不同思想内涵。不管是作为历史观念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还是作为审美意识和审美风格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都带有相当明显的二重性。
（一）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历史观念的二重性
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在企图打破机械的凝固的历史观念的同时，还企图消解社会理性和历史规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尽管被称为解构主义大师的德里达宣布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尽善尽美的虚无主义时代”，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们所面对的外部对象领域中毕竟还存在着“不可解构的东西”。事实上，人们只有认识、掌握、驭控了客观规律，才能获得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颠覆对事物的客观规律和理性逻辑的真理性的理解与运用，只能使人们的生态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陷入盲目状态，从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甚至往往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和报复。因此，这种消解的意图和愿望只存在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头脑里和思维中。对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反对，都是出于对人们认知关系的理论概括的曲解和误读，不能因为存在着把逻各斯和本质绝对化的倾向，便去反对客观规律本身，蓄意把对世界的真实性关系一概转换成对世界的假定性、虚无性和隐喻性关系，这种企图表现出无奈的知识分子怯于正视现实的幻想，有违于“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只能导致人们变革现实的伟大历史创造活动的挫折和失败，甚至酿成“乌托邦”的幻象和演练“瞎折腾”的闹剧。
（二）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思维方式的二重性
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在企图打破僵硬的刻板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同时，又陷入了绝对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具有价值追求的认知主体的思维方式的复杂性。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样性的、多层面的、多元化的、多维化的、多向度的、多极化的。只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解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状态和趋势。把复杂的事物、联系、运动和过程简单化，会忽略那些可能转换和上升为主要方面的因素，造成不应当产生的偏失和疏漏。然而世界上同样存在着性质和关系都比较单纯的事物。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解释矛盾双方鲜明对立的对象大体上仍然是适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从总体上和原则上说，并没有也不会过时。多极思维和多向思维都可以理解为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的拓展和放大。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引导思维主体关注对象世界中那些首要的、基本的、主导的东西，有利于人们掌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助于人们捕捉和认定那些具有始基性质和母元意义，贯穿、统摄于诸多联系之中的主道理、大道理、真道理和实道理。真理都是具体的。真理不但是有边界的，而且是有主次大小之分的。凡是真理性的认识都应当得到尊重，理应采取多元平等对话的态度相互补充和彼此深化。但不能把不同层面的真理无条件地均衡化或混同起来。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在发动和实施“解构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不加分析地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一味地反对事物的普遍性、共同性和统一性，不适度地强调事物的差异、矛盾、对立和冲突，实际上又成为二元对立和多极对立的实践者。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宣扬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可能会造成无是非论、是非的不分主次论、是非的不分轩轾论、是非的不分大小论。夏特莱在他的《理性史》中曾把理性分为“小理性”和“大理性”，认为在理性发展的过程中，“小理性”可能会被遗弃，而“大理性”则将永存，他坚信“人们不可能看到理性的死亡和哲学的死亡”，宣称“伟大的形而上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可能助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思维模式，陷入每个人都非常自以为是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维误区。这同样会消解和遮蔽观察事物的大视野和主视野。
（三）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审美意识和审美风格的二重性
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所张扬的消费文化以凸显复制、拼贴、平面、拟象、戏仿、嬉戏为特征的呈现手段，虽然不失为一种审美风格，但却带来一系列的错乱与裂变。从哲学基础方面说，绝对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理念必然会导致对外部对象世界的存在和运动的真实性和规律性的否定，从而造成理性和信仰的缺失，给人们所提供的只是虚假的空幻的拟象和仿真的世界。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需要哲学的明晰性和科学的确定性，而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却张扬哲学和科学的隐喻性和模糊性，发生了整体上的错位和失衡。从审美意识方面说，由于审美理想和审美理性的消解，由于对红色经典的神圣和高雅的“祛魅化”运动的飙进，追求和沉迷于满足个人的感性欲望的“快乐原则”和通过语言嬉戏对本能冲动的宣泄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从审美内容方面看，已经很少有那种健康的、清新的、朝气蓬勃和催人奋进的东西，使大众受众多半被颓废的和麻木的灰色情绪和享乐人生的嬉戏的欲望主宰着和驱动着。从审美种类和审美范畴方面说，正剧的和谐美和悲剧的崇高美被大众文化所亵渎，日趋边缘化和矮小化，艺术领域中充斥着消费主义者所感受到的快适的迷乱和平庸。从审美形式方面说，用仿真取代实真，用拟象取代真相，用隐喻取代明喻，用平面取代深度，用差异取代统一，用矛盾取代和谐，用嬉戏取代严肃，用解构取代结构，一系列的诸如书写、话语、词踪、差异、同义、谐音、隐喻、幻觉、衍义、交叉、重叠、复调、虚设、疑点、空白、颠倒、错位、置换、打乱、翻转、拼贴、链接、扩散、异延和重组的语言游戏，使形式化后的审美内容变得混杂、模糊、偏执、空洞和浮泛，使受众如坠五里雾中，觉得不知所云，无法理喻。正如伊格尔顿曾说的，这种特殊的审美乌托邦“仍然是极端的形式主义的符号游戏”。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明显的解构性质和游戏性质，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目标相背离、相悖谬。从审美效果方面说，由于放弃了促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文艺只能沦为满足休闲消遣和实现“快乐原则”的工具。这正是所谓“躲避崇高，毁灭理想，削平价值，游戏人生”等口号所得以产生和流传的原因。
极端的批判主义和绝对的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自由主义、反规范主义，所谓“怀疑一切，怎样都行”，既表现为激进的批判运动，又表现为阻碍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保守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乃至造成极端的躁动、摇撼和紊乱，像无根的浮萍那样随风飘泊。
三、后工业社会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
和文化角色的二重性
作为后工业社会中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些代表人物，或忽视或注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积极作用。通过刺激和迷恋自我满足的游戏欲望和“快乐原则”，为消费社会的消费主体的精神需要鸣锣开道；助长了技术主义的非人化的蔓延和泛滥，对电子媒介功能的泛化和滥用推波助澜；不适度地肯定大众文化对启蒙理性和启蒙运动的消解和颠覆，几乎完全游离和背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优良传统。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主要领衔人物都是以现存社会的批判家的面目出现的。但由于他们的批判多半停留和漫游在语言王国，这种批判不能实际有效地改变不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质上他们成为批判的不批判家，或不批判的批判家。他们站在文化精英立场的批判，远离大众变革现实的要求，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思想体系，一味地从语言领域进行不加分析的解构和批判。他们不承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二重性，特别是不承认它们的积极的历史作用，这样总会产生一系列的悖论和二律背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好比一把双刃剑，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具有正面作用，又具有负面作用，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破坏性，如同和平主义者那样，既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反对革命的正义战争。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企图破坏、消解、颠覆那些非人性的和不合理的思想、信仰和体制，同时也破坏、消解和颠覆了那些合乎现代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全面进步的信仰、思想和体制。
一些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受益者。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使他们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其中不少人都是名牌大学的资深教授。他们虽然只是从现政权和纳税人那里分得“一杯羹”，实际上却是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个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中的养尊处优的族群。他们的地位、声誉、影响和待遇，他们的薪水，几乎是同他们对现状的不满所发出的理论抨击的程度成正比的。作为文化精英的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知识族群表面上总是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狂傲的反叛者甚至是以不同政见者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他们既是他们所置身的被资产阶级所主宰的那个社会体制的“异类”，同时又是“同类”。他们实际上这样那样地接受着当权者的恩赐和赎买，同时为他们所反对的体制平添上几分民主的迷人色彩和可信度。通过散布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的不和谐音，反而客观上会更有效地帮助有权有势有钱的资产阶级出于维护和发展自己的长远利益的需要，做出某些改良的姿态，以求得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成为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的放气阀和调节器。他们从反对资本主义的现存体制的体制外人通过调适和改变后的体制的吸纳又重新融入新的体制中，归根结底又成为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体制中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同样带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有限地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化和民主化，从而延续当权者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统治，同时也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批判运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人文关怀。
四、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精神
呼吁和舆论批判的二重性
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当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幽灵”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极端地片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精神。德里达们向马克思靠拢，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说服力和蓬勃的生命力。他们利用马克思的权威来支撑和抬高自己，树立自己的学术形象。他们实际上是按着他们的意向制造了一个被他们所能利用的马克思，通过被他们重塑过了的马克思来宣扬被他们极度发展了的批判理论。实际上，德里达们的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的性质和功能是不同的：前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是完全否定的，后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前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是脱离科学的认知，后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是基于科学的认知；前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限于精神领域，后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以物质实践批判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前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是非理性、无理想的，后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是有理性、有理想的；前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从总体上说是无目标的，后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是有目标的；前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是一种“幽灵”的游荡，后者的批判理论和实践则是旨在追求现实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所张扬的“词句革命”时说：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陈腐的观念，“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把“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视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他们明确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才是真正的革命学说，并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实践的权威。
事实上，客观规律是不能被解构的。违反客观规律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应当为已经遭受到的这样那样的惩罚痛定思痛。消解运动尽管有助于消解那些我们应当消解的东西，但实际上消解那些实际不能消解的东西，颠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排拒对客观规律的认知和启蒙，必然会助长人们对规律和真理的盲目、昏昧和愚钝。只有人们掌握了客观规律，实践科学的发展观，才能通过驾驭和利用客观规律造福于人类，更加实际有效地改变人类的生态和命运。躲避和消解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正视和驭制，不管意识到与否，客观上都会把人们和他们的生存状态置于被动、困顿，甚至黑暗和痛苦的境地。
思想信仰是不能被泯灭的。无信仰的民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和命运。信仰的迷狂和信仰的缺失都会给社会和社会的人带来深重的灾难。
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也是不能被消解的。没有启蒙理性，便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便不会有人的智力和能力的提升。工具理性，特别是科技理性往往扮演着“第一生产力”的角色，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动力源泉和重要杠杆。
面对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解构运动和批判运动，不管怎样激烈，都显得虚弱而乏力。这种停留在舆论和语言层面的解构运动和批判运动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甚至反而会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们从无目标的无理想的解构运动和批判运动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伊格尔顿是这样分析自由主义的功能和作用的：“自由主义张扬的那些价值，如开放、宽容、多样、灵活被用来批判制度，但是历史地看，这些价值又在为维护制度的法权而效力。因此，自由主义是一种自我删除的主义”，“自由主义可以批判地反映一切，但不会触动它的价值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无能的表现，是与现实政治世界的分离，是它所专有的、没有根的自我孤立。这个事实进一步产生悖论，自由主义实际上尽力维护它所批判的社会制度；它为自由质疑留出很大空间，以最终可以化解的焦虑为社会安上一个人道博爱的安全阀，让社会适当地承受一些批评，而批评则要蜷入自己的话语里，控制得恰到好处”。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尽管有助于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合理地调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从整体和全局上说，不利于从正面促进历史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处于社会底层的陷入贫穷和愚昧状态的劳苦大众和弱势群体来说，不利于通过知识和科技手段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既笼统地颠覆一切理性，又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排斥事物的异质性、差别性、个别性，倡导美国模式的同质性、标准化和一体化，推行美国模式的全球化和普遍主义，打着多元主义的旗号，否认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迫使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们就范于美国模式，屈服于一统天下的霸权主义。
五、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影响的二重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是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与后现代因素的多元并存。前现代因素正在逐步被现代因素所取代，从总体上来说，当代中国发展到以后现代因素为主导的社会形态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因此，可以试图把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概括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作为后发性的、以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宏伟目标的当代中国与实际上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具有巨大的时空差异。从时间的视角来说，当代中国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从空间的视角来说，当代中国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国情差异。真理是具体的。同一事物，对不同的环境和条件而言，可能表现出天壤之别，所谓“南橘北枳”。西方发达国家所反对的东西，有可能正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所追求和最需要的东西。如以走向现代化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弘扬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正是历史变革的现实需要，正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需要，正是改革旧环境的现实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曾为培育启蒙理性和推进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树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到90年代却发生了急剧的蜕变和逆转。当代中国的文学界的一些创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竞相效法西方学者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价值取向和批判态度。而西方的一些学者并没有看到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双重性，从而没有正确地全面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
我们应当深刻鉴别外域文化的优质性和劣质性，对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思想应当有所选择。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尽管对消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破除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颇有助益的，但实际上只能是部分地适用于当代中国，从全局和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历史错位和时代反差，对尚未完全摆脱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当代中国来说，如果将其推崇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无异于一种奢侈和超前消费。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境和叙述中的文化研究理论，强调此类文化的怀疑、解构和批判功能，可以激活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消解那些应当消解的东西，有助于从精神和舆论领域破除不合理的和压抑人的思想和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对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运用和科技发展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借用美国一位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这是值得当代中国学者长深思之的。诚然，当代中国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但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经济结构乃至文化结构都呈现出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的不同形态。华夏大地上，既存在着一些相当于原始部落的近似于刀耕火种式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初步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存在着像上海、北京那样的大城市现代化大生产，伴随着高度的信息化，滋生着越来越浓重的烙有中国印迹的后现代现象。因此，关注正在萌发和蔓延着的当代中国的后现代现象，是完全必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现象和后现代学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警示作用。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反信仰、反规律和反理性，特别是反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思想倾向客观上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强化和优化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结构。任何一个民族，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放弃对规律的探索，放弃对信仰的执著，是没有希望的。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学术界相继出现的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诗学转向和历史转向都存在着一个同真理、规律和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学说、理论和观念中，有的无信仰，有的即便是有信仰，也多半是建立在非真理、非理性、非规律和非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疏离和消解真理、理性、规律和科学精神的信仰弱化、消解乃至隐去了现实的可信性，带有明显的盲目而又超脱的浪漫色彩和空幻的乌托邦性质。因此，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所主张的反本质、反规律、反真理、反逻辑、反中心、反权威、反理想、反崇高、反稳定、反结构、反统一性、反一致性、反共同性的文化学说和文艺观念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具有上述思想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既合理而又悖谬的双重性。当代中国确实出现过伪理想和伪崇高，确实出现过狂热的个人崇拜式的权威，确实出现过几乎是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确实出现过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即便如此，我们在反对伪理想和伪崇高时，不应当反掉理想和崇高本身；我们在消除狂热的病态的权威和中心时，不应当反掉正常的权威和中心；我们在消解那种封闭的、禁锢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时，不应当反掉那些有利于历史发展和思想建设的相对合理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我们在批判陈旧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时，不应当反掉造福于人类的科学真理本身。
我们应当充分确认和肯定理性，特别是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对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科技理性、科技手段、科技成果的开发、转化和运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激发器和动力源。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科技革命具有不可估量的划时代意义。近百年来中国的衰败、孱弱、惨遭列强欺凌，以至屡屡被动挨打，酿成民族和国家的惨烈的悲剧，主要是由于科技的落后。事实证明，没有先进科技的支撑，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大众根本无法摆脱落后、贫穷和愚昧的命运，只有用科技的伟力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抬起自己的高傲的头，挺直自己坚强的脊梁。科技理性和成果的合乎人性的转换，为提升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标示和彰显现代文明的活生生的基本事实。科技理性本身不但是无罪的，反而是有功的。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转换得是否有效、合理和适度，是否有益于人性的提高、完善和发展。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由于当代中国的科技落后给自身所带来的被动、窘迫和尴尬，而不是由于科技理性的膨胀对自身所造成的排挤、压抑和吞噬。事实证明，问题的主导方面是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合理转化，促进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一切抑制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发展的理论和观念都是与时代和现实需要不相协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