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歌德是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他宣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认为“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各民族不应当只恪守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而“应当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也应当学会互相宽容”。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天才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理解和论述世界文学的内涵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学”（德文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从广义上理解，具有世界文化的意义。无论是歌德，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世界文学”的界定大体上是相近的，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应当摆脱和解除闭关自守的隔绝状态，把一切文学和精神产品都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进行交流与对话。英国学者柏拉威尔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放弃各民族的特点。恰恰相反，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因为它的特殊性与差别性，成为“世界文学交响乐之中的特殊音色”。由于文化的联系、交流和接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的“共生现象”，甚至会部分地改变某个民族文化的性质，但这只能理解为“是一种丰富”。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詹姆逊认为：“世界文学的含义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不过是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媒介。”他实际上把民族文学理解为一种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情感互通和互动的文化模式。
经济全球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对民族文学和文学的民族性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和空前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渗透、影响和辐射是巨大的，对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支配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它作为一种主导的强劲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和调整，仍然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资本凭借跨国公司的重新布局和不断增值，通过国际性的权力机制和市场运作的合谋和联手，利用标准化的监测规范和制裁手段，自觉体现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意志，日甚一日地向全球的各个角落征服和扩张，给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命运既提供机遇，又带来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的境况是大有差异的。有的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有的则被削弱乃至丧失了民族的经济命脉和文化主权。全球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对民族文学和文学的民族性的消解、改写和重塑带有某些新的特征，被赋予某些新的意义。歌德所理解的世界文学的含义，即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意义虽然还保留着和发展着，但在多元对话中，往往表现为通过标示平等的实际上不平等的交易与竞争，假手合法的文化输出，进行征服和扩张，策动和演练一种看不到硝烟和战火的、非流血的、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残酷的文化战争。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包含着复杂的多重的含义：既表现为对话、沟通和交流，也表现为竞争、征服，甚至表现为战争。新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对话、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实际上是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之间的一场与综合国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角逐相伴随而来的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较量。由于利益、观念、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制动，实现双赢只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产生屹立于领奖台上的并列冠军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而最常见的、基本的情况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以美国为盟主的全球化运动即便是对欧洲大陆上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地产生压迫和威慑，使它们感到担忧和恐惧，产生一种无法摆脱和排遣的梦魇，使坚守民族自主性的人们“共同聚集在反美主义这根图腾柱的周围”。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对全球化运动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
在文化或文学的全球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另一种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研究的。文化或文学领域中的拒斥民族性的世界主义和抵制世界性的民族主义的观点都是有偏颇的。文化和文学的世界性、全球性或全人类性是存在的，但又不是抽象地存在的。世界性、全球性或全人类性均寓于具体的民族性之中，并通过具体的民族性表现出来。换言之，世界性、全球性或全人类性是由民族性构成的，民族性是世界性、全球性或全人类性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为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文化或文学的世界性、全球性或全人类性的关系问题，必须阐明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在一体化和多极化的关系问题上，既要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所设定的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战略图谋，又要坚守各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的多极化格局；在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关注文化或文学的一致性，又要保持和发扬文化或文学的多样性；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上，既要认同文化或文学的普遍性，更要强调文化或文学的特殊性；在文化或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关系问题上，既要看到文化或文学的同质性，更要重视不同民族、地域和国家的文化或文学的异质性；在文化或文学的趋同性和独立性的关系问题上，既要认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或文学相互沟通、相互靠拢和相互融合的趋同性，又要坚守和发扬文化或文学的民族、地域和国家的差异性，如此等等。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都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群体或个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理想、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共同的祈盼、对现代性历史变革的共同的诉求、对和平的幸福生活的共同的憧憬。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又是具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各个民族的自然环境、人种族群、血缘伦理、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程度、文化积淀、心理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乃至语言符号都互不相同，各呈异彩。
在全球化和文化或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上的观念和倾，向实际上存在着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阵营。各式各样的世界主义者多半主张“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强调一体化、一致性、普遍性、同质性、趋同性，欲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同化和顺化，以逐步达到同化民族的目的和图谋；而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者，包括发展中国家，甚至比较发达国家中的民族主义者则对具有征服和扩张的全球化运动感到忧虑和恐惧，多半主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强调多极化、多样性、特殊性、异质性、差异性。人世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抽象的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谓的世界主义者大多是代表强势的发达国家的利益的普遍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同谋者和执行者。全球化运动的背后，负载着他们征服世界的居心，隐藏着他们掌控全球的强权和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表现着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方面的锐不可当和锋芒毕露的霸权主义。而民族主义者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的抵制全球化运动的负面作用，有的抓住全球化运动所带来的机遇，根据本土的条件和需要，积极吸纳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经济、管理、科技和文化，融入新机，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全球化运动的推进，有的弱势国家和民族更加贫穷和落后了，而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则乘势而上，通过成功的本土化运动，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见，全球化运动对本土化运动而言，是同样具有两面性的。对民族主义，同样应当进行具体的鉴别和分析。那种拒斥世界文明，封闭锁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主义是不合时宜的；那种怀有“天朝心态”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不可取的；那种笼统地认为“唯有外国的月亮是圆的”的崇洋媚外的充满奴性的民族主义更是要不得的。只有创造性地承接和发扬本土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放开眼光，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民族和国家，才是大有希望和发展前途的。
全球化运动和本土化运动的对峙与融通是现今世界的重要的时代特征。全球化运动和本土化运动的合力和交互作用，影响着整个世界和各个民族的发展态势。强势的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推行普遍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主宰统摄世界，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则通过开展本土化运动求得生存和进步。这两种既对峙又交汇的发展模式和应变策略，实质上表现为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竞赛，必然经历一个互动与互化的过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一体化要求“和而全同”，但由于受到各民族的本土化运动的抵抗，实际上只能是“和而不同”。一体化不可能化掉世界各民族的千殊万类的差异和特色，不可能把世界各民族变成像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的商品那样毫无差别的“单一的共同体”。人类所有的生态永远都是丰富多彩的。超级大国企图践踏和侵吞不同人群生息的沃土和家园，以期实现同化与分化世界各民族的图谋，只不过是一种昏聩、顽固而狂妄的幻想。
三
坚守、捍卫和发展当代中国的文学的民族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自主性问题，关乎文化领域的主权的尊严、领土的完整和人口的稳定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叙述方式和书写方式，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承载体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战斗力的表征，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光大者，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文化灵魂和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文学的结构和格局历来是一体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和谐与融通。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又表现为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无主导的多样和无多样的主导都是不健全的，都是不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的。无主导的多样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无多样的主导又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禁锢和单调。因此，应当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多样和主导的原则。中国当代文学负载着和发扬着三大文学传统：古代文学传统、新文化运动传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古代的文学传统方面说，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延续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和血脉，并转换为当代的形式，被赋予新时代的历史内涵和民族精神。从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方面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请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封闭的、禁锢的、没落的、专横的文化体制和主流思想的冲击，启迪了当时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开放自强的变革意识，给处于危机状态的旧中国吹来一股唤醒民智的新风。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遮蔽和遗忘了一些积极的文化资源，被一些学者视为“传统的中断”，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意识到，为了实现现代化的诉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消极的封建主义腐朽的思想体制的涤荡还远远没有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秀传统才真正遭遇到“中断”，中国当代文学理应继续承接和发扬。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方面说，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特别是由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文学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总结出科学的系统的文艺理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个具有强烈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传统，理应放到基本的、主导的、指导的地位上，加以贯彻和实施。
上述几种文化和文学传统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休戚相关、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真正优秀的文学传统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一直持续地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露、冲击和打破的，主要是中国封建王朝晚期的那些实际上已经异化了的压抑人和阻挡社会进步的思想枷锁和文化糟粕。这可以视为对长期封建宗法制专制主义的一次正当的和正义的声讨和裁判。新文化运动传统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文化精神和文化意向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发生和进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新文化运动传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新文化运动传统的深入发展，又为培育和壮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传统注入了活力和提供了契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传统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进军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中概括出具有历史感和时代特征的全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形成了以人民大众为本位为宗旨的成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自觉意识。坚持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传统，必须高举“人民文学”的旗帜。
四
我们需要建设和发展的民族文学，应当既是坚守的，又是开放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守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融通古今，大力倡导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着意表现正处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的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精心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方式以及精神世界。我们要放开襟怀，拥抱世界，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和一切有益的思想资源，以丰富和充实自己，通过积极地与外域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对话，步入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我们要在坚守中开放，在开放中坚守，建构既坚守又开放的民族文学。为此，必须注意克服和反对两种不恰当的倾向。一种是只坚守，不开放。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不开放的坚守是无法实现的，在信息化的时代也是行不通的。一种倾向是只开放，不坚守，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倾向。这种不坚守的开放可能会导致民族文学的褪色，甚而会变质，沦为强势的外国文学的附庸和奴婢。我们反对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洋教条”、“洋迷信”和“洋八股”，消除奉西方文化为宗主，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理状态和思想倾向。
为了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学，必须设定和确立民族文学的思想品位和价值标准。
我们的民族文学应当是充满诗性并能充分体现先进文化的文学。建构代表先进文化的文学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根本目标。凡是能体现和代表先进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思想内容，都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表现的对象。要广为吸纳一切能体现先进文化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特别是要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和伟大实践中努力发现和提炼先进的人物和事件中所蕴含着的深刻的闪光的先进思想的宝藏，以加强营养，不断提升民族文学的思想品位和价值标准。简言之，我们所需要的是充满诗性的优秀的、先进的、科学的文学的民族性。当文学的民族性与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学的民族性理应服从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自觉地接受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的改造和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学应当是丰富多样的，要追求和呈现迷人的、奇特的、富有魅力的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凡是清新的、健康的，凡是有真理性和合理性的，凡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都可以也应当在我们的民族文学中占据恰当的位置。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是极其复杂的，对带有双重性的文化现象，必须有所选择，去伪存真，颂美刺丑，扬善惩恶，趋利避害。如虎狼捕猎，既可以表现虎狼捕猎的凶恶和残忍，也可以拟人化地表现虎狼的勇猛、坚韧和强悍。一些幼虫形态的蝴蝶本来是害虫，但当它变成一种飞翔动物后，举起彩色斑斓的翅膀轻飘曼舞，却美丽动人。罂粟花的果实可以酿成毒品，但绽开的花瓣却娇艳温柔，煞是可爱。
我们的民族文学的根本功能和战略目标，归根到底，是应当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当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致性。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应当有益于促进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人的精神文明、思想文化素质、伦理道德情操的全面提升，努力实现新时代赋予我们民族文学的光荣的社会责任和神圣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