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是文艺理论家的职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从西方到当代中国学界涌起了一股“反本质主义”的声浪。这种社会文化思潮是对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挑战。然而，“反本质主义”决不会消解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更不会颠覆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正确理解文学的本质和本质主义。
一、把握文学本质的四个向度
真正完整地深刻地理解文学的本质规律是很难的。具体到每个学者，虽然无法穷尽文学的真理，但往往会在追求文学真理的长河中，增添某些新的因子。应当珍惜学术前辈们对文学的本质规律认识的理论成果，充分肯定其中有价值、有意义、有先进思想成分的合理内核，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智慧，爱护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那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立足传统，锐意创新，在以往既有的基础上把对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理解不断推向前进。
真理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转折，不断解构和建构的深刻的、漫长的，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循环往复，实际上却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解构那些僵化的、背时的、陈旧的理论界说，往往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文艺观念取代或部分取代旧的文艺观念是正常和合理的事情。因为，只有破除旧的思维模式，才能为新文学的生长开辟道路。所谓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一切都必然因时代演进和社会转型的需要而发生相应的变革。
应当承认文学本质和一切事物的本质一样都是可分的。至少可以从四个向度上把握文学的本质：从文学的横向上，开拓文学本质的广度，展现文学的“本质面”；从文学的纵向上，开掘文学本质的深度，展现文学的“本质层”；从文学的流向上，驾驭文学本质的矢度，追寻体现文学发展趋势的“本质踪”；从文学的环向上，拓展文学的内在和周边的关系，从而把握文学的“本质链”。文学的本质是可以划分为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同时又是流动的、变化不居的，在相互制衡的内在的和周边的关系上不断变异，获得新质。不论是从广度、深度、矢度和圆度上，换言之，不论是从横向、纵向、流向还是环向上，都应当对文学本质作开放的理解和系统的阐释。
真理是全面。对一般的理论界说而言，所包容的对象本质的全面性都是有限的。当文学的内容在广度上有了新的拓展，旧的界说因为不可能包含和预示文学的新质，产生解析文学的片面性和偏执性，从而失去阐释的有效性。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同样是从片面到全面。获得片面深刻的真理已经实属不易，更应当尽可能地吸纳和整合这些片面深刻的真理，使之上升为相对全面深刻的真理。
真理是深度。文学的本质在纵深的向度上同样是可分的。文学同样存在着一级本质和二级本质，乃至呈现出无穷无尽的递进式的层次性，有待学者们去进行不断的发掘和钻探。由于对文学本质的理论界说，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给定的，当文学的蕴涵在深度上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必然会产生解析文学的表面性和浮浅性，从而使对文学本质的旧的理论抽象，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
真理是过程。本质主义对事物的内部联系的把握不可能成为恒久的真理。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旦文学的意义在矢度和流向上有新的演变，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论概括必然会产生解析文学的凝固性和保守性，甚至变成一种僵化的背时的理性，从而失去阐释文学的有效性。对文学的本质界说，只能勾画出一种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化着的边界，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环境的变异，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通。如抗日战争时期，从当时的历史任务和革命需要出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中国人民濒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的历史条件下，着重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政治本质和政治功能是适时的和积极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当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与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相适应，为了促进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提法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同样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可见，文学的本质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进，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转换，伴随着社会的转折而嬗变。文学的本质同样是流动的。对现象的理论概括，必须进行动态的把握，跟踪真理发展的过程和捕捉发展过程中的真理。真理和对真理的追求与认定都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必须破除和摈弃对本质的僵化的理解和教条主义的解释，但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消解和颠覆一切对事物的本质规律的理性界说。
真理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推而广之，世界万物都可以说成是联系性和相关性极强的所属关系的总和。文学和文学的本质都存在于关系中，都通过关系而存在，都在关系中深化、在关系中完善、在关系中发展，表现为各种关系因素的“合力”的相互激荡、相互拉动、交互作用。呈现出类似“平行四边形”那样的复杂形态。与文学本质相联结的诸多关系，制约着甚至决定着文学的系统本质，形成文学本质的多维结构。既往的本质主义界说总是停留在对文学的内部联系的单纯的孤立的把握上，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当文学的内部关系和周边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和有了新的发现，传统的本质主义界说，无法驾驭文学的复合型的系统质，一定会产生解析文学的封闭性和禁锢性，从而失去阐释文学的有效性。文学和文学的本质同样是具有间性的。这正是对文学和文学本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学理根据。文学的本质不仅是全面的、深层的、流动的，而且是系统的、相对的、开放的。
二、探讨文学本质的六大学理系统
根据笔者的研究和理解，通观整个文学思想史，举其要者加以归纳，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文论思想的学理系统：即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探讨文学的自然属性或自然本体或自然本质，可以求索出各式各样的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探讨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或社会历史本质，可以总结出各式各样的社会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探讨文学的人学属性或人文本质，可以提炼出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探讨文学的审美属性或审美本质，可以概括出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探讨文学的文化属性或文化本质，可以抽象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探讨文学的语言形式符号属性或语言形式符号本质，可以总括出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文论的学理系统。
（一）关于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不是指作为文学流派的自然主义，而是指由于解释人与自然、文与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生态主义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大自然哺育了人类，人类也要赡养、善待和敬重母亲。实际上，人类是与大自然同生存和共命运的。自文学起源以来，不论是在神话传说里，还是在中国古代的《诗经》、唐诗和宋词中，都充盈着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讴歌。只是还没有通过对此类创作的审美经验的归纳，概括出成熟的自然主义或生态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现代社会以来，资本的运作和科技的发展，以神奇的力量，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同时，这些前所未有的成就，又是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伴随着现代化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日甚一日的自然生态、人的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恶化和危机，无论是“自然中心论者”，还是“人类中心论者”，尽管见解不尽相同，但都这样那样地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从自然主义视阈，强化和优化对文学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研究，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适时的。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人文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乃至文艺生态学勃然兴起。思想家和艺术家们以净美澄明的旋律、清新淳朴的格调和温馨芬芳的乐章，谱写着新时代的田园交响曲。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洋溢着觅绿、看绿、悟绿、爱绿和颂绿的深情厚谊。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呵护自然生态，赞美人的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促进文学和文学研究生态的良性循环。以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生态为对象，创立文艺生态学，建构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已渐具雏形，取得了明显的实绩。
（二）关于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从历史视野，研究文学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关系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学术思想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历史主义的文论和历史主义的理论是紧密联系着的。大体上有三种历史主义的理论，同时相应地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文论。一种是传统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衍生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分支：有的侧重于强调经济因素决定文艺的发展，像一些苏联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从总体上把文艺视为社会经济生活和物质生产的机械的等价物和简单的分泌物；有的倾心于宣扬意识因素制约文艺的发展，从孔德实证主义始，到斯达尔夫人，再到泰纳的《艺术哲学》多半都把文艺看作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意识、民族心理、文化精神、风俗习惯的产物。一种是新历史主义。这种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语言的标示、叙述和转换，把史实变成史书，把历史存在变成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变成历史故事和对历史故事的语言叙述，通过不适度地强调书面文本和历史文本的互文性，达到重塑和改写历史的目的。这种新历史主义对修正和补充被正史歪曲、误读和疏漏了的历史是有意义的。但同时使“造史”和“戏说”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新历史主义文论表现出被放大了的主观因素、政治色彩和浓郁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文论表面上看来是注重和回归历史，但通过对历史文本的书写和阐释，自由驰骋主体的自我意识，形成书写主体、解释主体和研究主体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借助文本向历史领域的自我辐射和自我扩张。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观察一切问题，都要有历史意识，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的制约。从历史主义角度研究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或社会历史本质，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形象地说，历史是一株根，历史是一条河。只有把文学和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情感，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历史结构里和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阐释，才能寻觅出所谓“根源的根源”。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文学的内容和特征，都是源于一定历史结构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因此，人们才能从文学艺术的画面中，看到有时代感的历史面貌、文化景观和世俗风情。我们应当承接和吸纳传统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合理内核，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重新建构文艺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体系。
（三）关于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人学内涵可谓博大精深。有各式各样的与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相对应的人本主义的文学理论。一种是先期的、古典的、传统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人学理论。这种人本主义的理论主要指自文艺复兴以来，到启蒙运动时期，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实质上是以市民社会的“人”为核心的人学理论。这种人学理论以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和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人性和人权为尺度。这种人本主义理论尽管带有一定的虚假性，但它以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为旨趣，作为对维护封建专制的君权和神权的抗争和反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与之相应的人的解放，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一种是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这种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主要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以非理性主义为特色、为基础、为灵魂的人本主义。这种人学理论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中得到了突出表现，着重描写世界的冷酷、无序和迷乱，揭示社会和人的严重的畸变和异化，凸显世界和人生的荒诞主题。新人本主义和先期的、古典的、传统的人本主义简直具有天壤之别。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学界的某些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看法，存在着盲视、曲解和误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只强调史的学说，而忽视人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把历史理解为“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萨特断言，马克思主义是“见物不见人”，是他发现了所谓“人学的飞地”。所有这些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正在于不是脱离社会和历史来抽象地谈论人，而是自觉地同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人，认为只有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才能使人获得相应的提高。马克思主义有比较系统和深刻的人学理论，诸如关于从“类”、“民族”、“阶级”、“阶层”、“族群”、“集团”的视阈考察人的理论，关于研究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理论，关于论述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理论，关于阐释人的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理论，关于探讨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的理论，关于研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活动的理论，关于论证人通过实践改变环境和创造世界的理论，关于论述人的异化的人的解放的理论，关于表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等等，都为建构文艺的人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们应当承接和吸纳传统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的人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努力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四）关于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审美主义的文学理论是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的美学理论侧重于对处于审美关系中的审美对象的审美属性的展示，倡导文艺创作从自然美，到社会美，到人的美，都力求通过再现的方式，进行全景式的鸟瞰或精美的细部刻画。浪漫主义的美学倾心于对处于审美关系中的审美主体凭借对象的审美属性对自我的情感、意志、思想、欲望、爱好、心态、趣味、情致，乃至精神意向和价值取向的表现、抒发、辐射和扩张。形式主义的美学多半从文本的形式方面，探讨作品的形式因素的审美构成和审美特质。但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上脱离作品的内容，封闭孤立地推崇文本形式因素的极端化倾向。现代主义的美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资本社会的批判，通过对人的个体化、主观化、内向化的开掘和拓展，揭露现实生活的异化、丑恶和荒诞，抨击现代社会和精神文明的危机，其中对人的生态、心态和人的命运，不乏深层的动人心魄的描写，但慑于强大的政治和物质力量，往往表现出软弱和无奈，流露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后现代主义美学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文学转化为一切具有文学性的泛文学，通过对文学的泛文化研究，走向对一般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理论尽管带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好像是作为对形式主义美学和现代主义美学的反驳，通过“向外转”，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试图用图像艺术取代语言艺术的精神意向。上述各种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既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一面，也存在着互渗、互补和互融的一面。应当从它们的辩证联系中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的起源的论述，关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论述，关于作为衡量创作和作品的最高的标准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论述，关于文艺是“掌握世界”的“专有的方式”的论述，关于文学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论述，关于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论述，关于艺术美源于生活美、高于生活美的论述，关于对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的论述等等，为整合上述各种形态的美学理论，建构更加科学的、完整的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持。
（五）关于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这里所说的文化主义泛指一切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理论、观念和方法。20世纪末期，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最大的文化理论当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成员多半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传人们。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呈现着非常复杂的多极化的学理结构和精神意向。有的触及到社会和实践层面，有的则潜入或辐射到人的文化、心理和意识领域。应当说，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是新历史条件下带有鲜明政治色彩和颇具“革命倾向”的思想。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强化了人文科学的批判功能，力图从诸多方面揭露和抨击被福利措施制造出来的幸福假象所掩盖着的压抑和扭曲人性的社会现实。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当代启蒙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已经沦为欺骗和愚弄群众的舆论工具。他们的批判意识尽管附着上一层悲观主义的迷雾，同时不加分析地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理性的高扬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抵制和声讨极权主义的专横和科技理性的泛化对人的伤害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指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精确的信息和经过精密设计的消遣用品的大量出现，正在使启蒙退化为神话，造成了意识形态的衰退。这些激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倡导“否定辩证法”，主张用事物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反对“虚假的同一性”。马尔库塞发现和论证了被异化规律支配的物质力量和物化世界对人的压抑和扭曲。他创立的“单面社会”中的“单面人”的理论和他把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融合而建构和宣扬的“新感性”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社会文化思潮传入中国后，虽然不同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也不排斥法兰克福的社会文化批判研究，但主要表现为广义的大众文化研究。从文化视野研究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向文学的扩展和文学向文化的转向，开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热点和闹区。
由于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环境和语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带有十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特征。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境和叙述中的文化研究理论，强调此类文化的怀疑、解构和批判功能，可以激活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消解那些应当消解的东西，有助于从精神和舆论层面破除不合理的和压抑人的思想和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对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运作和科技发展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借用美国的一位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这是值得当代中国学者深思的。由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笼统地颠覆一切理性、规律和权威，有时又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排斥异质性、差别性、个别性，倡导美国模式的同质性、标准化和一体化，推行全球化的普适主义，打着多元主义的旗帜，否认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宣扬使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们屈从和就范美国模式，推行一统天下的霸权主义。这种把历时态过程转换为共时态存在的思维方式，消解了有差异和有深度的历史感。带有非理性、平面化和无深度的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理论，抹平了文化与文学的界限，并企图以图像文化取代语言艺术。正确对待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创立崭新的文学文化学，建构富有理论深度的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是完全必要的。
（六）关于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文本理论主要指包括各式各样的关于语言、语义、形式、符号、韵律、隐喻、结构、叙述、接受、阐释的模式、理论、观念和方法。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本主义文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有的学者把走向文本研究视为西方文论的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逻辑结果，从“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演进到“文本中心论”，然后又从“文本中心论”走向“读者中心论”，都集中于对文本构成因素的认定和解析。有的文学理论家从对文学的外部规律的探讨转向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的审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东欧的结构主义，再到英美新批评派，都热衷于对文本自身的研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文本的形式理论、语言符号的结构和解构理论。这些文本理论显得分散，甚至充满着差异、矛盾和冲突，缺乏有机化、系统化和一体化的架构和整合。从注重文本，走向崇拜文本，造成对文本进行封闭孤立的研究倾向。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凝固的、僵硬的、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文本主义文论的背弃和反弹，导致“文本中心论”的式微和“读者中心论”的兴起，随即产生了论证“读者中心论”的一系列新的文本主义文论，诸如接受美学、解释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等等。只强调形式因素，忽视历史因素、人文因素、文化因素和审美因素，进行孤立封闭的文本研究，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最后还是要走向开放。语言符号形式向人的生命情感开放，如出现了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主义；文本的结构和模式向社会、历史、政治、种族和性别开放，如出现了多种形态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殖民主义和反文化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不同种类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语言学转向”后，有的学者把语言的作用推向极端，竟然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甚至把语言视为上帝。其实，对人造的世界来说，人的社会实践，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应当区分语言的第一性意义和第二性意义。首先是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的语言，只能在反作用的意义上肯定语言和语境对人的心理、意识、性格、素质的培育和塑造的功能。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都是文学的系统本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和活性的生态循环圈。它们或同时出现，各呈风采，或交替突出，轮番表演，都应当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研究。从整体的学理体系的框架中，在恰当的位置和所属的坐标点上，着重研究文学的系统本质的某一层面，或着重探讨文学的自然属性和自然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和社会历史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人学属性和人文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审美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本质，或着重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探讨文学的语言形式符号属性或语言形式符号本质，都是需要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培育和发现文学本质的新的方面、新的层次、新的领域、新的关系和新的发展，与时俱进，确立文艺理论的创新机制。
文学系统本质中的各种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平列的、均衡的。从文学产生的根源来说，归根结底，文学和文学的本质是人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从文学自身的本性和特征来说，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文学的自然属性、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文学的人学属性、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学的文本属性和形式语言符号属性，都是通过文学的审美的内容和方式，负载和展示出来的。但由于时代语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文学的系统本质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可能得到凸显。如历史转折和战争年代，一定会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特别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当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危机状态，一定会强调文学的自然本性；当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一定会强调文学的人学本质；当社会的文化建设成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一定会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如此等等。从文学的价值功能系统和文学的本质系统的有机联系来说，文学应当通过审美、教育、认识和娱乐等功能，善待自然，美化和优化人与自然的生态，推进社会文明，培育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养，文学的最终的价值关怀和最高的功能目标应当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近年来，对文学的审美时尚化研究日趋炽烈。有些学者甚至主张用被泛化了的文化研究或用被世俗化了的审美时尚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以促进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发展。与此相呼应，出现了文学的“危机论”、“消亡论”、“边缘论”等观点。全球化背景下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运作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尖新，使各国一定程度上相继进入了信息时代、数字时代、视像时代，受技术性和文学性的触发和濡染，加速了文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大众文化凭借大众媒介的宣传鼓动作用，调动大众受众的消费欲望，使大众文化产品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创造出更大的诱人的经济效益，使严肃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捉襟见肘，陷入困境。这里还关涉到一个深层的实质性问题，即文化话语权力的占有和再占有、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分配。由于资本的扩张、市场的指挥、科技的支撑、权力的运作、利益的驱动和需要的刺激以及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推波助澜的综合作用，大众文化拥有不可遏制的强势。
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研究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与机遇。有的文艺理论家，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主张介入文化研究，呼吁文学研究应当“越界”和“扩容”，注重研究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从文艺理论的学术阵容中，分流出来一部分学者，专门从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必须的。从文学视阈研究文化现象，或从文化视阈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或对大众文化进行文学研究，或关注大众文化的文学性研究，提高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文学品位和文化水准，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要防止把语言艺术变成视觉艺术。文学研究开放边界，向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文化、数字文化延伸和拓展存在着一个“适度”的问题。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主权和相对稳定的领域。它的权力和疆土，理应受到尊重。“越界”是对的，但不适度地“越界”，可能会形成“侵犯”；“扩容”也是对的，但无限制地“扩容”又可能会变成“吞并”。一切有志于发展学术事业的人，不要只是热衷于在文学的相邻边界区域跑马圈地，随意扩展文化研究的疆土，更应当在文学自身的领域内深耕细作，不断地向纵深发掘和钻探，寻求学理的拓展与创新，取得有时代感和震撼力的学术成果。
三、实践·对话·综合·创新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更是催生真理的唯一源泉。实践出新知；实践出新论。文学研究只有面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回答当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出新。任何时代的理论创新，都是对所属时代的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是对古希腊的文学现象的理论叙述。18世纪的德国的古典美学，是对当时的精神产品的哲学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对巴尔扎克等作家作品进行理论提升的产物。列宁的文艺思想是对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进行理论评述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是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一种学理观念的产生、演变和深化，都是与一定时代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如文艺生态学的勃兴，显然是由于自然生态的恶化引发的。人们对向自然界进行“杀鸡取卵”式的索取和“竭泽而渔”式的发掘，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从拯救自然和拯救人类的高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文学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再如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强化和泛化，显然是与信息视像时代的来临和电子媒介革命紧密相关的。可见，学术领域的扩界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总是与时代的演变同步的。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为了继往开来，必须关注西方文论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关注马列文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整合与创新。
正确地开展学术对话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机制和有效途径。学术对话应当具有世界视野、民族情结和当代意识。要强化和深化古今中外学术的互释与融通。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可以集中学者的集体智慧，取长补短，是实现学理上优化组合的最佳平台。既然真理是全面，真理是深度，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关系，既然真理是开放的、多元的、流动的、相对的，那么，追求真理的人们理应像真理一样的谦虚和淳朴。然而，真正做到平等的友好的学术对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进行正常的有效的学术对话，需要学者风度，需要使用学术语言，遵从必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需要对话者的诚挚的愿望和人格的境界。事实上，不论是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还是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都具有相对的和有限的合理性。不管是什么样的文论的学理和观念都是在整体的学术框架中自己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任何一种真理，如果超出了自己的合理界限和适用范围，推至极端，上升为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文艺观念，则可能会走向荒谬。时代呼唤着出现百科全书式的智者和哲人。事实上，学者们总会有专攻，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把文学的系统本质的某一方面和层次的真理不断推向前进，但每个研究主体由于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不可能包打天下，成为主宰一切学理的“上帝”。我们应当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容纳百川，吸取精华，努力探寻各种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追求和服从真理的平等的对话精神。
新世纪文论的发展趋势是既一体化，又多极化；既有趋同性，又有异质性；既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全球性、人类性和世界性，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当代的文艺理论建构，既需要微观的分析研究，又需要宏观的综合研究。对文艺理论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以来，提供了可供综合研究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分析思维取胜的20世纪对文艺的各个层面的认识，进行了广泛而精深的拓展和开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对文艺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资概括的理论资源。如果说20世纪是侧重于分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可能是，或必然是，或有必要是走向新的综合的时代。综合伴随着创新。人类思想史上，出现过几次学术理论思想的大综合和大创新，如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再如德国的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当时的学术大师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领域和方面，汇总和提升人类思想的精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紧接着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有益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继承实现一次人类划时代的大综合与大创新。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事实表明，只有大综合才能有总体性和全局性的大创新。
对各种文论学理系统进行综合研究时，应当特别强调和倡导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应当立足于社会历史实践、人的实践、审美创造和文学创作的实践理解和阐释各种文论学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属于精神实践，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实践。文艺观念是从文艺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历史、社会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使人获得相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逐步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缺欠，即躲避和逃逸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是一种精神活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仅仅转移和停留于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从根本上变革现实的目的。这虽然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绝对不能从根本上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和真正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假定的、空幻的和浪漫的乌托邦性质。因此，我们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只有实践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正是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含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具有根本原创性的总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