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民党的另一位爱国将领卫立煌则远没有张治中、邵力子等幸运。
在解放战争中，东北丢失给共产党以后，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他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次日又飞往广州。到广州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而蒋介石密布四方的特务触角早已察觉卫的行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立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即密令广东省主席将卫扣留，接着派一架飞机，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次日，卫立煌偕同夫人韩权华及两名随从，登机飞往南京。留下的家属和其他随从人员撤到了沙面旅馆内。
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的家中，即有宪兵把守，失去了自由。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要害是由谁来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问题，为了给陈诚留面子，蒋介石还是选择了有“嫡系中的杂牌”之称的卫立煌。但他又杀不得卫。当时呼啦啦大厦将倾，如果作战失利就落得这般下场，就更无人愿带兵打仗前去送命了。而卫立煌不但跟了蒋介石30年，而且国民党军中有三分之一都受过卫的指挥，杀他无疑会加速军队离心离德。后来，卫立煌的名字又上了解放军公布的战犯名单，并列在第13名。蒋介石疑心他“通共”的念头打消了一些，对他的监视也放松了许多，就等以后将其一起带往台湾再说。但是后来的局势连蒋介石也没预料来得那样快，他下台了，李宗仁当了代总统。
1949年1月25日，卫家掐断多时的电话突然震响了，并指名要卫立煌接电话。卫立煌一听，竟是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在电话里客气地说：“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卫立煌感激涕零。
有一天，监视的特务拆阅了一封由江北扬州寄给卫立煌的信，特务拿着信，朝楼里高喊：“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呢！”之后叫女仆送给卫。卫心中明白，这是江北的朋友借当和尚名义劝他去解放区。但卫没有响应。
不久，一个矮小精悍、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径直登上楼来，走进卫立煌的房间，卫立煌一下认出，这不是北伐前就熟识的李明扬吗？李明扬曾任长江挺进军上将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淮南行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到苏北解放区。寒暄几句，李明扬就悄悄跟卫立煌说起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能去台湾，我跟了蒋介石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张学良就是榜样，你跟张学良还不一样，他要不对你下毒手才怪！”
卫立煌大惊：“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逃跑，三十六计走为上。”李明扬坚决地说，“外边的情况我清楚，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安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卫立煌与夫人仔细琢磨后，下了逃跑的决心。
除夕之夜，天墨一般黑，而凌晨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卫立煌完全改变了装束：穿上老棉袍，蹬上老棉鞋，头戴瓜皮帽，如同一个乡间绅士。留了几十年的一字胡也剃掉了，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太阳穴上还贴了两张小膏药……汽车早已加足了油，他们坐进汽车，车一开，就奔城外的大路而去……
他们辗转来到香港，可日子并不安宁。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仍很猖獗。卫立煌时时注意着国内的时局。他曾一连三次写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了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潮湿闷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散步，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像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卫立煌一猜便知：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他立刻到铜锣湾回访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曾参与卫立煌制订收复滇西计划，平日无话不谈，现在他从大陆尚未解放的地区来，一定有不少新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住所，杨杰不在家，他给杨留了一张纸条。杨杰回来看到纸条，就要去找卫，刚要出门，来了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人，给杨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自见杨。杨杰见信封上的笔迹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两个人进来。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便射，又对准脑侧开了一枪，杨杰当场被打死在藤椅上。
杨杰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家，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多年，和国内各派系很多军事将领都有较深的渊源，向来受蒋介石猜忌；又担任过驻苏大使，对苏联同情；在解放战争中，杨杰曾联络西南地方势力反蒋，是当时“民革”的发起人之一，近来又在昆明策动卢汉起义。他到香港，是准备经过香港前往北平开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可惜晚离开了一步。在后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杨杰当做一个缺席代表，主席团向“民革”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发了唁电。
杨杰的死，深深地刺激了卫立煌。香港不是避风港，这之后他深居简出，只在家中读书阅报，从中了解大陆的事情。
卫立煌仍是顾虑重重。“民革”的同志了解到卫与蒋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合作得也不错，便征求他的意见：“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共商国是，建设新中国。但卫立煌谢绝了。他认为现在还不是去北京的时候。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推卸到卫某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口实。卫立煌郑重宣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闻讯后十分激动，特地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战争罪犯”，拿起笔就起草了一份电报，通过香港的中共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即10月3日）
寓居的日子度日如年。卫立煌担心蒋介石的暗杀，处处小心。有时在家实在烦闷，就携带夫人和子女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指指点点：“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孩子走远，嘴里说道：“不要回头，一回头反叫人认清了。”直到回到寓所仍惊魂未定。
六年过去了。解放军收复了浙江沿海一些岛屿，美国政府公然出面干涉，与台湾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955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卫立煌看到这个消息，并看到香港一些国民党报纸不但污蔑声明本身，还对大陆报纸报道的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的谈话加以攻击。卫立煌当着一些朋友的面说：“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闻知此事，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同时告诫他，香港并不是自由讲话之地，如果愿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的时候，卫本人必须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蒋帮特务的迫害。询问他：发表文章以后是否返回大陆？
此事传到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恐怕韩权华不同意，周恩来和邓颖超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正好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信上写着“太原结识的朋友”，顿时联想到是周恩来。太原前线几次接谈的情景历历在目。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都在注意“太原结识的朋友”的消息，只要有关他的报道，他都要仔仔细细地读几遍。现在周总理请他回去，那再好不过了。
来洽谈的香港中共人员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直言不讳：“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流落香港，了此残生。”她担心：“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显然她对将卫列入“战犯”有看法。倒是卫立煌想得开：“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发生改变的。”
韩权华还是有想法：“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在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我怕到了那里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人笑了，告诉她大陆所谓“劳动”的实际情况，这才慢慢解开了她的思想疙瘩。卫立煌希望立即成行：“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
3月15日，卫立煌一家秘密回到广州，立即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立即发电报至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4月5日，正流连于太湖美景的卫氏夫妇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周总理有要事即将出国，想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他们立即离开美丽的无锡，当晚搭车北上。一路上，他们兴奋异常。卫立煌就要见到“太原结识的朋友”，现在的一国总理；而韩权华的心情更为激动，她要见到的是她青年时代的老同学邓颖超：这世界竟是这样的小呵！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达北京时，中央一些领导亲自到车站迎接。下午5时，周恩来将他们请到中南海家中，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与卫立煌谈起了两次国共合作的旧谊。邓颖超和韩权华重叙往事，小饭厅里不时传出朗朗的笑声。听说周恩来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还腾出时间和他们长谈，后来知道周恩来是刚刚动了手术还不到一星期，他们更是感动。
在周恩来出国期间，邓颖超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周恩来从万隆会议一回来，又和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席间，陈毅还专门谈到为何当时将卫列入战犯名单……
6月，卫立煌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周恩来又抽时间专门来看望他们。卫立煌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讨论国家军政建设问题，到南北各地视察访问。他在《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的文章中写道：“我虽年逾六旬，但自觉较过去更为年轻。今后我当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负祖国人民的关切和厚望。”当是他的肺腑之言。
1956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卫立煌对此深觉荣幸：中共两位最有权威的领袖是当着他的面，公开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么一句意义深远的话。
1958年5月以后，卫立煌得病，先是咽不下东西，后来突转心肌梗塞，住入医院。周恩来和朱德都一再到医院去看望他。到了卫立煌病重说不出话来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卫立煌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两眼流下了热泪。1959年隆冬，严寒使卫立煌又染上了肺炎，使他一病不起。最后两天，朱德，这位继周恩来之后，他又结识的共产党朋友，一直陪伴在身边。1960年1月17日，64岁的卫立煌与世长辞。时值大寒季节，西伯利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南移，北京降雪。公祭大会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祭。原来周恩来正在上海忙于公事，为了这个公祭大会，他特地连夜乘专车赶回北京，亲自到灵堂来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