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在中国，没有哪座楼能像这两幢楼那样见证、延续了南京甚至中国的近现代史。它们是最早一批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西式官府建筑，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由晚清而民国再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竟然都几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历史因此不再仅仅在纸上、在传说中。它们是屹立的历史，是流淌不断的血脉，也是无言的争辩。我有时是看到它们，有时是想到它们，恍惚之间，它们竟是两个人——他们是那么苍老，饱经沧桑；可又是那么年轻，血气方刚。有时为它们感到振奋和骄傲，有时因它们而气馁和颓唐。
上世纪初，清朝中国的大门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末代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已被迫“向西”，以建筑为例，连新盖政府建筑都常取西式，甚至以此为时尚。清末两江总督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在南京建造的这两座楼，都是西式：一座是端方时期的“江苏省咨议局”大楼，不久被用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一座是张人骏时期的两江总督府西花厅，后用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一为议会，一为政府，是由大清而民国改朝换代的标志。都说清政府如何如何保守，顽固不化，其实也不尽然；特别是在东南地区，欧风美雨已经刮了不少年，“淋”了很多人，即使是既得利益者的朝廷的命官也不都是榆木脑袋，铁板一块。
江苏省咨议局——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
1910年，南京玄武往西不远的丁家桥地区，那时还比较荒僻；但就在此处，一座法国宫殿式的“洋四合院”拔地而起，全城为之轰动。这新鲜玩意儿是苟延残喘的清王朝预备立宪的产物，当年是“江苏省咨议局”大楼。
1906年8月，慈禧根据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建议，下诏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1907年在中央筹立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1909年（宣统元年），江苏先是成立了江宁咨议局和江苏咨议局（驻苏州），不久合并为江苏咨议局，清朝状元张謇由民主选举推选为第一位议长（也是清朝江苏最后一位议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奏请朝廷准予建筑咨议局办公用房。张謇于是开始物色大楼的设计者。就像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咨议局究竟该如何运作一样，也没有人知道一座议会式的建筑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张謇一生办学无数，认识到这是锻炼学生、展示才华的绝好机会，最后选中南通工程技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孙支夏任设计师，此人毕业时是测绘科、土木工科双料第一名。孙支夏以“大清国专员”身份，先到日本考察西方建筑；回国后，孙吸取西方议会建筑特色，设计了江苏咨议局办公大楼——法国宫殿建筑风格，这也是中国最早由中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西式建筑之一。1909年开工，1910年竣工。这西式的“四合院”由四幢洋楼围合而成，内院回廊，法国文艺复兴式样，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前、后进面阔均有10间，楼身清水墙面，镶着清一色圆拱形的窗户，足有上百扇之多。南面正中是高耸的钟楼，四面各嵌一座西洋钟，钟楼的瓦顶呈穹窿形，和两侧对称布置的坡顶一样，都覆盖着草绿色的铁皮屋瓦，最顶端还围了一圈镂花的铁栏杆。这种铁皮方底穹隆顶最早出现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时期，为当时的著名设计师孟莎设计，后成为流行式样，也被称为“莎式屋顶”。差不多两个半世纪后，这种样式终于被“借鉴”至南京。
“东南互保”后，“东南”特别是江苏已在全国占据了更加突出的地位，不仅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而且展示出全面改革的势头，推动着立宪运动蹒跚向前。张謇是在籍状元，又是兴办近代教育、工业卓有成绩的东南名流，在皇权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对在朝、在野的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张謇等立宪派的不断呼吁与策动，清廷才做出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决定，标志着清廷在政治上由保守转向开放和变革。朝廷1906年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开始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国家由此进入了预备立宪时期，开启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大幕，使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成为可能，中国的专制权力第一次有可能受到监督。立宪派为此欢呼庆祝，江苏当时的场面尤为动人，张謇“感动发奋，不能自已”，进而“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政治上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动人力量。
1909年10月14日，江苏省咨议局如期开议，全省各界欢呼不已。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到场祝贺，南京的各国领事和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各衙门的官员和绅商500多人前来观礼。咨议局牵涉到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必然要引起巨大的变动。诸如议决应兴应革事件，议决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担任义务之增加，单行章程之增删修改，权利之存废，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和督抚咨询事件，公断和解自治会争议事件，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情事件，等等，都在咨议局的职权范围，当年江苏咨议局职能方面已接近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
一群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绅士，在孟莎屋顶下，在法式的落地玻璃窗前，开始谈论民主，参与国家与地方的政治。
即使不遭遇“水土”问题，立宪也好、民主也好，实行起来也都殊为不易，这从小事上就能看出。如公文的款式问题，清朝原来的文书格式，上级对下属用“札”，下属对上级用“呈”，平行机关用“照会”“咨”“移”。清政府宪政编查馆曾通知，咨议局成立以后，与地方官吏来往的公文，督抚用札礼，司道以下用照会，咨议局均用呈文。议政、行政本相互维系，而这显然把咨议局完全置于督抚等地方官员之下。对此，江苏议员群起抗争，要求对督抚和司道均用平行文书，宪政编查馆被迫对行文格式规定做了两次调整，维护了咨议局的权限和独立地位。财政监督也是咨议局监督的重要方面，即使是很小的一笔钱。如江苏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上，正巧发现咨议长张謇有某项不太明确的开支大洋4元8角，遂在会上对张謇进行质询；而张謇也认真做了应答，并高度赞扬了这种议事认真、不徇私情的作风。由这两件小事可以见出，江苏咨议局的这座法式宫殿建筑内，确实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新气象。
1910年，南京还有一件大事：首届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举办，盛况空前，其主要地点就在江苏咨议局所在的丁家桥和三牌楼地区。“南洋劝业会”是清末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览会，持续了近5个月之久，除边疆省份外，各省均建有自己的博览馆，日、英、美、德各国也有展品参展，前来参观20余万人次，展品10万余件，获奖展品5000余件。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对“振兴实业，开通民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成为文化名人的鲁迅、茅盾、叶圣陶、郑逸梅等都曾辗转到会参观，并为之震撼。由于是多国参展，那时的南京（江宁），已经有了国际化的色彩。8月22日，咨议长张謇在咨议局大楼宴请参会的美国实业代表团一行。美代表团由团员23名、同行夫人17人、随员2名组成，核心人物是大赉轮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大赉（Robert Dollar）。参加宴会的还有中国16省的咨议局代表。张謇作为东南绅商的领袖，又是江苏咨议局议长，利用南洋劝业会之机，与美国实业代表团开展了“中美国民外交”。张謇在宴会上致辞说：“一，中国事事方在递蝉蜕化之时，贵国平时之所接触，必皆见其概；二，名为实业改良，而从旁牵制如财政、法律、官厅制度，无事不与相涉，非在平时改良不能大有功效；三，今日略可指为功效者，謇能举一例以告贵国，即吾人所欢聚所托之咨议局也。”
张謇所看重者，不仅在实业、教育，尤重在政治改革，想必这也是他在创办实业和教育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政治制度不改，其他一切改革都将流产；所有弊端都可以在政治体制那里找到根源。选择在江苏咨议局宴请美国实业代表团，也可见张謇的良苦用心：南洋劝业会不仅局限于经济的合作与交流，而且希望能通过工商界的对话交流、参政议政，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美国人也似乎看出了里面的玄机，美商代表朋汉（George Burnham）在答谢辞中说：“中国政治进步日著，必以民造咨议局为代表，江苏咨议局尤属首屈一指。深望咨议局他日与弗兰费亚（即费城，引者注）之自由厅相颉颃。”费城的自由厅我访美时曾专门去看过，小得很；厅中的自由钟与中国的煌煌巨钟相比，就是一铃铛——但它却是美国自由民主的源头之一；那些宏伟的、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当的东西只有在专制之下才能造出来。1910年1月7日《申报》也曾刊登《劝业会与立宪》文：“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各路人马走马灯一般，咨议局其实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改良宣告失败。清廷为加强江宁（南京）防务，任命复古派张勋为“江南提督”，江苏咨议局成了张勋的江南提督府。12月1日，张勋被江浙联军所败，半夜带着500随从逃出咨议局，出大胜关遁往江北。12月3日，江苏省议会在原江苏省咨议局内成立；12月29日，全国响应辛亥起义的17个省份的代表聚集在江苏省议会会议厅内，宣布改朝换代，国号定为“中华民国”，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江苏咨议局旧址办公，并举行开幕典礼，首任议长为林森。南京与北京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南京发生的事情对北京的震动是巨大的。2月12日，在朝野进逼之下，清帝及两宫太后颁诏退位，民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第二天，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举荐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政府大总统。2月14日，孙中山亲临议会辞职，并得允许。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1日，孙中山再至参议院行解职礼；次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29日，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半年的时间，在这座法国宫殿式的大楼里，让古老中国翻天覆地。
但这次“迁都”并没有开启太平盛世，清朝拱手让来的民国依然只是蓝图，而且几乎是混乱的蓝图，世事甚至变得更糟。中国人在血雨腥风中又过了15年，终于迎来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15年前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礼的一批人如蔡元培、胡汉民等，加上了一批新人如蒋介石、何应钦等，又来到这座大楼，参加国民政府在此举行的定都典礼。此后，这里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办公地，大门牌坊上“中央党部”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中央党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场所，也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财务委员会、宣传部、组织部、海外部、农工部等党的机构的驻地，“党国”也是“党”在前，因此这里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18年后，孙中山又回到这里，不过这次回来的是他的灵柩。孙中山在这里缔造了民国，国民政府为他举行的奉安大典也选择在这里举行。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柩由北平西山碧云寺运抵南京后，国民政府在中央党部设置了灵堂，进行为期3天的公祭。除了中国国民党及社会各界代表到灵堂祭拜外，另有18个国家的专使及罗马教皇代表致祭，蒋介石等孙中山的追随者以及孙中山的亲属轮流守灵。1929年6月1日凌晨举行起灵典礼，狮子山炮台鸣礼炮101响，灵柩沿中山大道归葬中山陵。
在这座法式宫殿里，从1912年到1929年，是一场就职典礼到一场葬礼的距离，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宣告诞生到完成国家统一、开始走上国际舞台的漫漫历程。
24年后，以孙中山传人自居的汪精卫，也是在这里被人射入那颗最终让他毙命的子弹。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们走出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蒋介石感到现场较乱没有参加，汪精卫因此坐在第一排正中，在第一排就座的还有林森、戴季陶、孙科、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摄影完毕，正当委员们转身走上台阶时，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场面大乱。据记载，当时是立于汪精卫身旁的张继迅速奔到袭击者身后将其拦腰抱住，随后奔过来的张学良飞起一脚将孙凤鸣踢倒，汪精卫的卫士连开两枪，致孙凤鸣重伤，第二天凌晨殒命。汪精卫当时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射入背肋间的一颗子弹始终未能取出，多年后因其发炎，于日本不治身亡。
南京沦陷期间，这里成为汪伪军事训练部、侨务委员会、边疆委员会、社会部、军政部等机构所在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回办公。1949年4月23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这里当然就成为了历史。
这座建筑原来编为丁家桥16号，现在的门牌号码为湖南路10号，为江苏省军区司令部，主体建筑大体保留了原来的模样；只是1949年以后因扩建道路，拆除了大门牌坊和大门口的弧形照壁。因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不出意外的话，这座100多年前先人建起的法式建筑还会存在下去，历史的活剧还会在这里上演。我原先就住在附近，上班也离此很近，因此无数次从它面前经过，自觉不自觉地总要扭头看看这座法式建筑；但我没有一次联想到法国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想到国人：立宪改良派、共和革命派，过去他们的努力，今天我们的命运。
两江总督府西花厅——临时大总统办公室
也是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南京两江总督府（后来的总统府）里面也建起一座西式的楼房，法国文艺复兴样式，在一大片中式大屋顶的房子中间，特别显目。因在总督署的西面，又称西花厅，设计者已不可考。建造者是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父。在完全中式的大院中，这西式的房子完全是新鲜玩意儿。人其实也都有“喜新”的一面，两江总督府的许多重要活动，张人骏都选择在这里举行。孙中山在丁家桥16号临时议会（江苏咨议局旧址）就任大总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也是选择在这里举行，两江总督西花厅成了临时大总统府。临时大总统府北迁后，这里是南京留守府，北洋政府时期是江苏都督府；国民政府时期也曾作为蒋介石的办公室、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统府军务局等。由于后面的这些辉煌历史，大多数人已经忘了它的建造者。
19、20世纪之交的南京，已有不少西方人在南京居住，既有西方传教士、外国公司派驻南京的代表，也有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聘请的德国教习、基督学校聘请的外国教员等，张人骏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封疆大吏，和其中不少人有交往，基督医院（又称马林医院，今鼓楼医院的前身）的加拿大籍传教士兼医生马林等甚至是他的好朋友。张人骏选择建造西式房屋，并不奇怪。西方人在南京，不仅影响着建筑风格的选择，也影响着生活习惯、教育理念甚至文化取向，当然这也是与张人骏相对开明的态度分不开的。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由同盟会组织的江浙联军打到了江宁（南京）城下。“战”已不可能胜，“降”又与他的道德理念相违背，只好选择“跑”。张人骏先是请马林这位洋人医生朋友出城跟革命军说和，赢得了时间，最后是用箩筐从南京城墙上缒下去，逃到长江上的外国军舰上，到上海做了寓公，后流寓青岛，晚年在天津定居。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回忆说，她小时候在天津，张人骏（张爱玲称为“三大爷”）每次听张爱玲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就流眼泪。亡国之臣的他，多情伤故国，掉眼泪是可以理解的。
张人骏（1846—1927），字健庵，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历任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由于他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曾乘坐兵舰巡视南海诸岛，宣示主权，中国政府公布的南海诸岛中有一块岛礁被命名为“人骏滩”。1909年，清王朝日渐风雨飘摇之时，张人骏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七月农工商部奏议在南京筹设南洋劝业会，树各省之模型，会长是张人骏，开幕时他亲任主持。
或主动或被动，张人骏也是清末早开眼看世界的人之一。在清末君主立宪筹备之际，张人骏曾上过三次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广东设立咨议局筹办处情形折》，又于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奏广东第一年筹办宪政及第二年开办各事情形折》，再于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张人骏奏厘定外省官制宜以旧制为本量加损益折》。曾提出五则：一曰督抚权限：1为奏事权，2为军政权，3为外交权；二曰司道分合；三曰道府存废；四曰审判办法；五曰地方自治实行监督，颇有创见。清末民初笔记名著《凌宵一士随笔》载：“清末督抚中，张人骏以悃愊无华，端重老成著，不随波逐流，迎合风气。历督两广、两江，均大疆繁剧。时髦政客屡攻之不能动。固以久为循吏，资望较高，而鹿传霖重其廉正，引为同调，在枢府中时加维护，极言其贤，其见信于上，不易动摇，亦多赖是也。庚戌七月，鹿卒于位，张挽替联云：‘溯太公急难以来，忠节相丞，名德有达人，特钟圣相；自先帝登遐而后，台衡代谢，中原正多故，又丧老成。’以圣相称之，亦见气谊相投。”
1917年，张勋复辟时，授他为协办大学士，张人骏拒不受职。张人骏与袁世凯曾是盟兄弟，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但是老年之后，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而“老死不相往来”。袁世凯称帝之后，为了“不肯与袁同在一个城市”，张人骏甚至从来不去北京。“食君之禄，当报王恩”是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张人骏恪守的道德理念，袁世凯背叛朝廷，先当大总统，甚而称洪宪皇帝，让张人骏很是瞧不起。
张人骏还是近代教育的支持者。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有识之士就纷纷要求废除“空虚无用”的科举制度，改革教育，提倡现代科学，兴办学堂，书院改学堂于是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张人骏就是这一潮流的支持者和推动者。1905年，山西巡抚张曾扬在令德堂书院旧址创办了山西省第一所官立师范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六所新式官立中等师范学校之一。起初，由于资金困难而举步维艰。第二年张人骏到任后，马上为学堂筹拨巨款，使校舍条件大有改观，规格大幅提升，管理日趋完善，师资力量增强。学校聘有中国籍教员10人、日本籍8人、英国籍1人。当年招收学生220名，毕业165名，这些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全省各县高等小学校担任教员，成为近代教育的星星之火。此校为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的前身。1908年，张人骏委派留美归国的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唐有恒负责规划筹建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其附设的农业讲习所，这是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始，也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前身。1907年7月，卢押到香港就任港督后，号召社会人士热心教育，集资捐建香港大学。在捐献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捐出20万元，成为第二大捐款个人。由于张人骏的带动作用，捐款源源而来。张人骏还出资在港大设立了25个奖学金（每年每人300元广东币），远远多于孙中山1915年在港大设立的五个奖学金，成为香港大学的奠基人之一。
张人骏在私生活上也堪称楷模。他一生不纳妾，也不许家中子弟纳妾。蓄养婢女虽然不绝对禁止，但各房使用婢女很少。袁世凯的长女嫁到张家，也是一个婢女都没有。赌博、吸食鸦片绝对禁止，唱戏也被视为不屑之事。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回忆祖父说：“一家人大有过着清教徒生活的味道，他本人晚年在天津，除了每天写写字外，诗酒风流的事是没有的。因此他不是一个过潇洒生活的逸老，而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
晚清，中国遭遇亘古未有之巨变，内忧外患，有识有权如张謇、张之洞（曾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刘坤一（曾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张人骏们，内外兼修，大力创办民族工业，废科举大批创办新式学堂，倡导君主立宪，中国，特别是东南地区确有颇有生气的一面，中国人正努力从“旧”中走出来，虽然“新”尚不明朗。他们恪守为臣为人的规矩，做了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对国家对民族多有贡献，我们实在不应苛责他们。中国曾经是一个敬老的民族，但是在经历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创之后，凡中国“老”的东西包括“老”人，都成了坚决革命的对象。因此在张之洞、张人骏一代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有了“全盘西化”的提倡。姑且不论“全盘西化”的是与非，作为中国人，因为已经是个中国人，“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盘西化”不仅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而且也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胡适说过这样的话：提倡百分之百的西化，最后得到的可能不到西化的百分之五十。那得到的百分之五十就是纯粹的“西”？何况“西”自身本就很庞杂，英、法、德、美之“西”也不完全一回事，而且，其中早就掺杂、吸收了东方的元素，西方的一些国家在某些历史时期不是也曾以中国为时尚？与顽固守旧派相比，与张勋、袁世凯出尔反尔的复辟相比，甚至与盲目革命派相比，恪守传统道德而又务实求进的张人骏们确有其可贵、可敬之处。且不说他们留下的产业、教育基础，即使在今天看来，张謇建起的江苏省咨议局、张人骏建起的西花厅，仍是南京最西化的建筑，在杂乱无章的民房中间，在一片大屋顶的中式大院里，扎眼而明亮。至少是在建筑风格上，张謇、张人骏们的西化力度超过了后来的人。“恋旧”和“喜新”其实是人之本性的两面，残酷的现实更迫使晚清重臣和有识之士不得不向“西”、求“新”。关键是如何“新”——这永远是摆在每个民族面前的课题。只知道革祖宗的命，而不去弄明白祖宗们曾经的努力（张謇、张人骏们的理想至今未曾实现），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在何处着力。
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祖先的血，而血脉是不可能被完全割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