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转眼过去,我们在平静中迎来了2009年的到来。这一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修建位于Lavington的第二个项目。项目主体施工进展顺利,一切稳步地向前推进。但一进入3月,公司就麻烦不断,律师危机、劳动部官司、环保纠纷、社保麻烦、移民局事件等,让我应接不暇,疲惫不堪。特别是3月12日,工地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更是让我们措手不及,遗憾不已。
3月12日,下午4点后,都快下班了,工地上杜国武打电话给我,慌慌张张地说,工地上出大事了,一名杂工被混凝土吊装设备砸死了!
我脑子一下蒙了,立即驱车赶到工地。这时所有工人都围住死者所在的混凝土操作区,议论纷纷。几个中方管理人员也吓得手足无措。我看到事故发生在第一单元的混凝土操作区,吊装设备是从五楼的高度掉下来砸死这名杂工的。
工地班长告诉我,死者叫Daniel,年仅20岁,到工地上班不到一个星期。我们施工设备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混凝土是在工地用滚筒式搅拌机搅拌,然后由工人用手工装入500公斤的吊装桶里,再用卷扬机将混凝土吊上楼面。卷扬机放在楼面的钢架上,钢架固定的轨道延伸出楼面3米的长度。这种简易设备是公司自己加工制作而成,在使用过程中,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保障施工的安全。就在这之前,我还专门就混凝土吊装安全进行了布置,要求在混凝土吊装过程中,地面施工人员不得在危险区域停留。就是说,当混凝土吊装时,地面装混凝土的工人必须离开划定的危险区域。这样,可以保证即使缆索断裂,吊桶下落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那天,估计Daniel刚来,安全意识不高,加之现场班长督导不严,才造成了这次悲剧的发生。
从我们搞施工以来,小的事故经常遇到,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还是第一次,这也是我和杜霆最担心的事情。但事情出了,就要积极面对和解决。看到躺在混凝土中一动不动的工人遗体,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知道,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生命。我清醒了一下头脑,理了一下思路,一系列的处置方案马上清晰地出现在我混乱的头脑中。
我召集现场所有中方管理人员和组长,就在现场开了个临时紧急会议,做了如下布置:一是现场暂停施工,所有工人提前下班;二是中方人员和黑人班组长全部留下,协助事故处理;三是各班组长马上召集各班组分别开会,告诉他们事故已经发生,我们表示遗憾和哀悼!我们中国公司会按照肯尼亚的相关法律规定,负责任地妥善处理后事,希望大家服从公司安排,暂时不要错误传播信息误导群众。
接下来,我对现场进行了简单处置安排:一是小胡立即向Muthaiga警察局报案,请他们尽快到现场取证拍照;二是安排杜国武马上到附近的Nakumatt Junction商场购买一套新的衣服和鞋子,准备给死者换衣;三是通知律师Robert马上赶到工地协助处理。
这一系列紧急安排完成后,我即刻组织成立一个事故应急处置小组,设现场办公室,我任组长,对其他副组长和成员也进行了分工和安排。当天晚上,小组成员全部在工地参与事故处置,不得离开。我安排人员购买了足够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大家晚上用。
一切布置妥当,但什么时候通知家属,以什么方式通知家属却让我犯难。我想,现在最困难的是死者家属,失去了亲人,谁也无法接受。通过了解,他们家住Kawangware贫民窟,父亲在我们工地附近当保安,家里孩子好几个,生活比较困难。最后,我决定,现在暂时不要通知他们,等晚上12点后再通知他们孩子出了事故,在医院抢救,等他们明天到工地后再说明实情。这样可以让他们家属在知道噩耗前睡个好觉,晚点承受悲痛。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把死者遗体送医院,体面地做出安置。
这些安排一结束,Muthaiga警察局的局长和警官、律师都赶到了现场。他们按照肯尼亚的法律程序对现场进行了勘查拍照后,我们安排人对遗体进行了清洗,换上了新的衣服和鞋子。然后,将遗体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保存。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临时办公室,听候警察局和律师的处理意见。警察局告诉我们,我们报案后,他们接手案子,首先会形成报告和结论,判定是自然机械事故还是人为刑事案件。他们讲,从目前现场情况看,应该属自然的机械事故,有了这种结论,后事处置简单些,这样他们警察局也不必立案侦查。
向到场警官、律师、黑人朋友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遗憾后,我告诉大家,谁也不愿意出现这种令人遗憾和伤痛的事情,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在非常伤痛和遗憾的同时,我们将按照肯尼亚的法律法规,负责任地妥善处理后事。接着我提出怕家属闹事的问题,警察局的局长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他们接手案子后,家属有事会同他们警察局交涉。即使家属有过激行为,他们警察局也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安全。我同时提出,在正式赔偿前,我能否以我个人的名义先给他们家属一些补偿,让他们得到些许安慰。他们回复说可以,由我自己决定安排。
凌晨的时候,我们打电话通知死者的父亲,他父亲接完电话后,告诉我们他已经听说我们工地出事故了,有几个人受伤。我们告诉他,让他明天一早到工地来。
第二天一早,我最不愿面对的场景还是得去面对——我们所有中方员工和参与后事处理的当地班组长,一起悲伤地、艰难地站在工地门口,迎接死者父亲的到来。
他父亲年龄不大,估计同我差不多,人很实诚、善良,一看就知道他昨晚没有休息好。我同他握手问好后,先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其他在场的人员也都向他握手问好。一阵寒暄后,我始终没办法开口告诉他真相。当我鼓足勇气告诉他噩耗时,他顿时放声痛哭,那哭声撕心裂肺,让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起沉?在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的悲伤之中。
大家七手八脚,一起把他搀扶到工地办公室坐下,给他倒了杯水。大家一起安慰他,并简单把事故的经过告诉他。我也再次向他表达了我们的深深遗憾、歉意和哀伤,表达了我们会负责任地、很好地料理后事。当他稍微平静下来后,提出要到医院去看儿子,我们安排人员开车送他一起去了医院。
下午,我让小胡和Denis一起,带上我以个人名义送上的10万先令现金,到他们家里去表达我们的歉意、哀悼和向家属的慰问,并同他们全家一起协商后事的处理方案。回来后,小胡告诉我,他们家的确困难,同许许多多的贫民窟的家庭一样,一间小屋子,挤了一大家人。我们商量,请他们家里最好找一位律师,共同协商后事处理。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找律师,希望直接同我们协商处理。说实话,我们是希望他们走正常程序,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赔偿问题,免得今后有后遗症。但我们也非常明白,在肯尼亚委托律师解决类似问题的实际状况,就是最终死者家属得不到什么赔偿,钱基本都到了律师手里。
我同杜霆通了电话,把这边发生的重大事故和处理情况详细向他做了汇报,征求他对后事处置的原则意见。杜霆在向死者表示哀悼的同时,要我转达他对死者家属的慰问。同时,要我尽力按照肯尼亚法律法规处理,让家属满意,让死者安息。
下午,死者家属开了家庭会,提出了丧葬费用开支预算,希望我们能够支付丧葬费用,他们尽快安排送死者回老家下葬。然后,再同我们协商赔偿事宜。我一看,他们列出的长长的丧葬费用清单,合情合理,没有任何无理过分要求,总计费用也不算太高,我就照单全部同意了。
按照死者家属的要求,我们公司要派出人员参加葬礼,要在葬礼上讲话,便于乡亲们知晓他儿子的死因。最初,我打算派一中方员工参与,后来,出于安全考虑,我决定还是不派中方人员出席。我成立了治丧处理小组,任命Denis为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工地总班长Chris及其他几个在工人中比较有威望的班长Maina、Julius一起代表公司参加葬礼。公司租了三辆Matatu车,把死者遗体和他们家在内罗毕的亲属一起送回了老家举行葬礼。后来Denis告诉我,葬礼在他们贫穷、偏远的老家非常风光,家属非常满意。
后来我们双方坐下来一起协商赔偿事宜。尽管他们提出了比走正常法律程序高得多的赔偿要求,但我和杜霆都本着让他们满意的原则,同意了。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没有走正常的法律渠道,今后他们再找麻烦怎么办?征求我们律师的意见,让他们出具了相关的担保和保证后,我们及时把赔偿款支付给了他们。
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家的确如他们承诺的一样,没有再给我们添任何麻烦。
这次安全事故造成了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我和杜霆深感遗憾和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