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回眸
我于1944年10月1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老粮仓区（镇）毛公桥乡和睦村（今新郑村）黑冲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熊龙昌，母亲石秀英。我是长女，下有四个弟弟、三个妹妹。至2014年4月，大家庭总共有五十四口人。
混沌初开
我启蒙于中家湾的堂屋（私塾），后转入石坝小学（公立）。现在我略有印象的是学校校址和谢纯初老师的字。
1955年下学期我考入宁乡名校——云山完小[1]。“宁乡四髯”[2]曾先后在该校任教或担任校长。
六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珍藏着该校王达人、商克荣老师送给我的黑白照片，记得学堂创办人在校门口栽种的大树；记得学堂总的格局和学堂背后的螺头山；记得谢觉哉老前辈回校那天，全校师生夹道欢迎他的队伍从校门口延伸到横市的小桥边，足有一里路长；记得自己第一次带上红领巾的快乐情景；记得餐桌上老师夹给我大鱼块的鲜美味道；记得收到抗美援朝的龙廻叔叔寄来钢笔时的惊喜；记得寄住姨奶奶家背米带菜、挑水捡柴、砂罐子煮饭的艰辛；记得父亲草鞋套布鞋（防滑）雪中送柴供我读书的艰难；记得母亲一边挑灯夜纺一边给我准备上学带的菜。令我终生难忘的，是自己辍学以后，班主任王达人老师邀上商克荣老师跋山涉水几十里寻访到我家，茶没喝一口，就去田边苦口婆心地劝正在犁田的父亲送我读书的情景（详见《春回大地》一文）。两位恩师此行改变了我的人生，甚至改变了我一家人的命运。多年以来，我一直是以两位恩师为榜样，像他们一样为人、做事、对待自己的学生，把对他们的感恩之情变成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动力。
云山完小和我家相距二十多里，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山势险峻，森林茂密，流水急湍，危机四伏。20世纪50年代，山里有老虎出没，方圆几十里人烟稀少。我读六年级时，寄住在离校不远的姨奶奶家，周末回家背米带菜。每次往返都要翻越大山，走过一段阴冷潮湿的溪涧小道，再跨过一座石板桥，就到了位于谷底的滴水岩边。陡峭的悬崖挡住了去路，行人只能沿着一级级“之”字梯，紧贴岩石，手脚并用，向上攀登，直至翻过山崖。白色的瀑布从上奔腾而下，在深邃的峡谷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使匍匐前行的我心惊胆颤。临近山顶，杀人坳上的警示牌赫然在目，我似乎觉得“山上有老虎，行人要小心！”字字就像老虎狰狞的眼睛，正盯着自己，顿时双腿发软，踯躅不前。但是，一想起老师来家劝学的良苦用心，想到不读书就跳不出穷山沟，所有的梦想将化为泡影，胆气便油然而生，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前进！
崇山峻林之中本来没有路，我们的前人在经历无数次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之后，找到省时省力的捷径，后来走的人多了，脚下便有了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世事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勇于探索，不断攀爬，就有希望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坚定目标，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抱着这样的信念，我翻山越岭，勇往直前，终于打开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自1957年毕业后六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走过那条峡谷，也没有登过杀人坳。大山历经沧桑，如今树木葱茏，重获生机。山脚修了隧道，车流如织，山上却鲜有人迹了。
注释：
[1]云山完小：其前身为云山书院，创建于1865年；1902年改为云山高等小学堂。
[2]宁乡四髯：即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谢觉哉（延安“五老”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云山完小”是谢老亲自更名并题字的）、姜梦周（革命烈士，1914年任云山高等小学堂校长）、王凌波（教育家）。
花样年华
1957年秋，我进入宁乡县三中就读，被编入33班——红领巾班。
在校期间，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并过了三年苦日子。
首先是整风“反右”，大横幅动心骇目：“推翻两座大山”——“两座大山”指的是学校两个领导，“揪出一条大鲨鱼”——“大鲨鱼”指的是某个老师。学校先后有人被划作右派，一戴上“右派”帽子，马上就被扫地出门，还有人上吊身亡……
昨日还是同事、朋友，今天就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就有了挂牌子和被挂牌子的对峙。教师人心惶惶，学生不知所措，我从中片面地领悟到学文和从政的风险；“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难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警世民谚深植于心。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规模开荒种粮。教室也成了工具室，后面堆满了锄头、扁担、畚箕。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就在校园种菜，接到通知放下课本浩浩荡荡开进水库建设工地。
我印象最深的是秋末冬初季节打夯的场面。男同志一律打赤膊，女同志一律穿单衣，大家高喊着铿锵有力的号子，此起彼伏，你追我赶，工地上一片欢腾。
我还记得自己挑送铁矿石的经历。一米四的个子，挑着沉重的矿石，摇摇晃晃地走过悬梯，战战兢兢地登上炼钢炉顶……
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练就普通劳动者肩挑锄挖、插田扮禾、喂猪种菜、浆洗缝补的本事，培养了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也懂得了要珍惜用来学习的每寸光阴。
学校文工团奉命来工地演出，我也像赶鸭子似的上了台。幕布一拉开，十万民工黑压压地围在戏台四周及山坡上，人头攒动，漫无边际，我吓破了胆，不顾一切丢下双人舞的另一半跑下台，回到宿舍孤独地等待被处分的命运……
1959年“反右倾”，我进一步目睹了政治运动的无情与残酷，深感人生不能讲错话、站错队、走错路，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性格上形成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的特点。
1960—1962年，全国人民过苦日子。农民以六元五角一担（一百斤）的价格把辛苦耕种的粮食卖给国家，交完公粮少口粮，只得再买九元五角一担的统销粮。父母照顾我，把全家人省下来的三十斤干蚕豆给我带到学校，我一连吃了三十三天，教数学的祝老师见状，用一斤米换三斤蚕豆，是想让我吃点大米饭；室友召飞住在学校附近，从家里带来一大碗“狗脚菜”[3]与六人分享；家住镇上的满姨挖的野菜分成十份有我一份……
逆境与磨难使我更加坚定了寒窗苦读、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决心。我开始勤工俭学——假期护校，夜半三更手持梭镖巡逻，白天破冰洗菜，帮厨扫地，到一百多级石阶下的河里挑水，还在学校背后的山谷里养鸡鸭。
夜幕降临，我怕山涧里的黄鼠狼偷鸡，用木脚盆把毛茸茸的小鸡罩在铺了河沙的地上。我心想，小鸡在脚盆里，河沙湿润不会热死，木盆透气不会闷死，黄鼠狼撬不动大脚盆，小鸡也不会被咬死。可是第二天清早一看，悲剧还是发生了——小鸡都死了，柔柔的、温温的、耷拉着脑袋。我哭红了双眼，掩埋好小鸡，等待处分和赔偿。谁知“小鸡夭折”跟“逃演”一样，学校再次原谅了我。我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学校洪恩浩荡，何以为报？如果我能当上老师，一定以校为家，视学生如己出，竭尽全力，搞好工作，不负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厚望。
老师、同学鼓励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当上了班长和学生会干部。老师要我用毛笔蘸白广告粉写黑板报，镇机关找我刻钢板，县里办展览也点名要我去帮忙，全校字写得最好的孔雨苍老师留言赠我，黄育泽老师预言我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总务科熊老师还把学校奖给他的笔记本题词送我，有同学在赠言中写道：赞美你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更三倍地赞美你未来的锦绣前程。
老师、同学赞扬、奖励我，不是我做得好，而是出于他们的宽厚和善良；不是我本事强，而是寄予了他们的厚爱与希望……它不是自满的资本，也不是蹉跎岁月的理由，不管做什么，我都要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好的成绩。
五十年过去了，那些善意的夸奖还在温暖我、鞭策我，使我不敢懈怠，不敢停步，因为我总想着要对得起周围看重我的人，要对得起自己。
我学会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响鼓不用重锤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十年寒；好钢是炼成的，好刀是磨出的，夸大的只是肥皂泡。
注释：
[3]狗脚菜：一种开黄花的野菜。
砥砺青春
1964年，我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学自然科学，很遗憾未能实现恩师的愿望。
其实，我最想学的是医科，它直接的好处是，完成五年学业后就能给妈妈治病了。可是家里付不起学费，而读师范不但不用交钱，学校每月还能发十三元八角的生活费，从而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另外，用长辈的话说当老师是栽花不栽刺的好职业。韩愈说，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我想也就是育人育心的高尚事业了。
师院迎新接待站的师兄四十年以后还记得我当年报到上学的样子——两条长辫子、一身粗布衣、脚穿一双新跑鞋。他哪知道新鞋子还是父亲在送我来校报到的路上卖掉粮食后给我买的。因为不合脚，鞋磨破了脚趾头引起感染，治了几个月才痊愈。
生物系“三字”（毛笔、粉笔、钢笔）比赛，我进入前三名。因为获胜的女生仅我一人，使很多人从此认识并记住了我。2003年，尹长民老师（时任生物系主任、教授，后任师大校长、省政协副主席）在她“八十华诞暨从教六十周年”庆典会场一见到我，马上脱口叫出我的名字，说“你的字写得好”，并把我像小孩一样揽入她的右臂弯合影留念。
1964—1966年，我们在尹长民、刘筠等老师的带领下，在浏阳河畔搞教改试点。我们边读边教，政教系的学生教文科，生物系的学生教理科。我被分配上数学课。简陋的校舍，田园式的生活，和老师朝夕相处，在田间向菜农学种蔬菜，到奶牛场学挤牛奶……学用结合，受益良多，为毕业后从教打下了基础。
1966年6月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省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尹长民老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揪”回系里批斗。
9月20日，师院组织师生去北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检阅。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美事。
我们住在西单商场楼上，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天安门广场进行队列操练。白天去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看大字报。我在美丽的校园里流连忘返。能到这些名校走一走、看一看，对我一个山里人来说就像是做梦似的。
9月3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口头通知，明早乘火车回长沙，理由是：我出身上中农，应和“黑七类”一起“滚出北京”。
当晚，我们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接待站回复说：“周总理指示‘大学生的全部，中学生的代表，都可以在北京过国庆，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因此，我不但留下了，而且在经过金水桥时，在离天安门城楼很近的地方，看见了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离得那么近，看得那么清晰，我把这美好的时刻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在心里打定主意：从此以后，我将把在北京过“国庆”、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作为人生的动力，不管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俯首甘为孺子牛，不用扬鞭自奋蹄”。
回校后，我和六个不愿意搞内斗的同学组成“学红军长征队”，决心沿着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步行串联，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
小分队在岳麓山下毛主席塑像前宣誓后出发，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动指南，举着红旗，背着背包，裹着绑腿，上井冈山。
在莲花县敬老院，我们看望了当年井冈山上女游击队队长艾游媛女士；在永新三湾村，我们参观了“三湾改编旧址”，学习了“支部建在连队上”的重要性。三湾改编后，红军只剩下七百余人，然而，就是这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在途中，我们认识了高大的鬼柳树，品尝了叫“鬼柳”的野果——这是当年红军的“食粮”之一。经过坊娄村时，我们拜访了电影《将军当农民》主人公的原型、原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将军，对他主动解甲归田造福家乡的事迹十分钦佩。将军可以回家当农民，为了党的事业，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我们先后到了“古城会议旧址”、黄洋界、茅坪、茨坪，十七天步行七百多里，每走一天，每经一地，感受最深的是革命的艰难、胜利的来之不易，没有无数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江西作为革命老区，做出的牺牲尤为惨重。
从井冈山走到江西樟树火车站，我们规规矩矩地买票、候车。汽笛长鸣之后，车进站了。这时我们才发现，山间十七日，外面的形势已经改变。全国“红卫兵”倾巢而出，给交通运输和城市管理造成了很大压力，火车严重超载，车门堵死了，厕所也挤得水泄不通，行李架上、座椅下全都是人。
在站台服务员的帮助下，我们从车窗爬入，挤进车厢后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只能“金鸡独立”了。
回校一看，校园空寂无人，同学们大都外出串联去了。
我们决定进行第二次“长征”，小分队增至十一人。经研究，本次征程是：先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经邵阳——参观黄埔军校武冈分校旧址——爬雪峰山——经贵阳——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爬雪山——过草地——上延安——抵达北京。
接下来一个多月，我们走完了一千多公里，到贵阳的那天走了六十公里。现在想起来，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脚上起了血泡、水泡，用头发丝当线，引入针孔，穿过泡，打上结，让泡里的水顺着发丝流出来，防止破皮发炎。我们把痛忍在心里，把饥饿咽在肚里，把泪噙在眼里，不让它掉下来……
意志、毅力、精神、品质在征途中铸成，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小分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抵达贵阳的当晚，正是除夕之夜，红卫兵接待站给我们每人一碗肉丝面做年夜饭，细软的面条上盖着用肉丝和姜、葱、辣椒炒成的码子，浓浓的汤汁里有一股贵州特有的麻辣味，热气腾腾，香浓四溢，真是回味无穷，那是有生以来我吃过的最好吃、最难忘的一碗面条。
到达遵义后，接到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我们就地掉头，穿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乘火车如期回到学校。1969—1970年，全国上下清还串联欠款、欠物。我们小分队队员半夜敲门心不惊，赊欠、借贷榜上都无名，因为我们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了洁身自好、两袖清风。
接受再教育
1968年7月大学毕业，直到年底才分配。我被分到解放军四十七军沅江南湾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创建“共产主义样板田”，前后历时十五个月。我所在的一四〇师直属三连就住在洞庭湖北大堤下，湖水高出房顶。到了涨水季节，我们日夜巡逻，拴船待命。
还是因为“字写得好”，我从七千多名大学生中被抽调到师部大学生办工作。除我以外，还有北京大学三人，武汉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湖南农学院各一人。女生只有我和一位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她一直在政法部门工作，逐步成长为湖南省政法战线主要负责人之一。我们深入师属各单位，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整理编写《大学生工作简报》，我负责刻写蜡纸，手推油印，发到广州军区及所属各单位交流。
从教三十年
1970年3月，我精神抖擞，口里哼着“乡里妹子进城来，城里伢子莫笑我，上山挑得百斤担，下水捡得水田螺”的歌曲来邵阳市一中报到。
头上扎两根短辫，身穿海军蓝制服，脚上一双解放鞋，肩挎军黄色挎包——是进校之初我的模样。
单纯，热情，充满活力，憧憬着美好未来——是当年的我。是年，我二十六岁。
邵阳市一中始建于1941年，原名为“省立六中”。学校三面环水，风景秀丽，绿树成荫。学校建筑平面图呈“丰”字状。出头的一点是两层木结构办公楼，中间长长的一竖是校园大道，左右两边各有三栋教学楼，教学楼旁是东、西操场。办公楼后面是五栋学生宿舍和一栋教师住房。礼堂、食堂、澡堂、体育馆一应俱全，三个篮球场分布在办公楼左、右、后三面。学校领导除书记、校长、教导主任各一人外，还有三个从大修厂来的工人宣传队员。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按连排建制编班。到校后我即接任初一连七排的班主任，每周上二十节农业基础知识课。
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人们投来诧异的目光。校长头次见到我就以半认真半揶揄的口气说“女教师要在一中站住脚可不太容易喔”。我听得出来，话外之音里有领导对下级的关心，还有长辈对晚辈的提醒……我很知趣，在资深的老校长眼里，一个刚出校门的本科生显然没有多少分量。我知道，一中是藏龙卧虎之地，跻身其中，何时能够出头将取决于自己肚子里有多少“真材实料”，还得看在讲台上能倒出多少“呷得”[4]的东西。我想，别人做得到的，我也能做到；别人做得好的，我也可以做好。
从初一连七排开始，我连任十一届初、高中班的班主任，前后历时二十年。我出身农村，个子矮小，刚带班时，和学生的年龄仅相差一个年代。一个初出茅庐的乡里妹子，靠什么镇住调皮的城里伢子？又何以树立老师的威严？班主任是全班同学的表率。老师从严律己、以身作则，班风、学风就正；老师的行为规范，办事公道、不存偏见，能把一碗水端平，大家就服。这也说明，要当好班主任，关键在自己带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从1986年至1990年，我连续三年接手高三班。“尖子班”在冲刺阶段要克服自满、松懈情绪，保持高昂斗志，夺取高考胜利，谈何容易；“普通班”在决战前夕要树立信心，重振旗鼓，实现“咸鱼翻身”，更是难题。我和班上同学日夜捆在一起，送茶水，陪自习，清早掀被喊起床，加班加点抢时间，众志成城齐努力。某班在我接手时除化学成绩为全年级七个班倒数第二外，其他学科成绩全部为倒数第一，一年后，语文、数学、生物成绩一同升至第三名，还有两科成绩分列第四、第五名，可见在学习上每个人都有潜力可挖，抓与不抓、抓得紧与抓得不紧效果大不一样。
本人所带十一个班级，前四个班处在动乱年代，学生很苦，学工学农挖防空洞，耽误了很多学业；后七个班进入了改革时代，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教学条件，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时期，不管时代怎么变，学生以学为主不会变，老师督促学生读好书的职责不会变。即使是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我也是理直气壮地抓住学习不放松，用古训、民谚、名人名言，说明知识的重要性，倡导良好的学风，帮助学生明确读书目的，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使其从小有志于学；通过家访，与家长形成内外联动，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鼓励学生参加文体活动与各种竞赛，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构建适合未来发展的知识体系；树典型，学先进，坚持正面教育，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总的来看，基础差一点的班振作了精神、端正了学风，面貌焕然一新，综合素质进入同年级前列；基础较好的班呈现万紫千红的喜人景象，全班同学生龙活虎，各项工作遥遥领先，1989年学校高考升学率夺全省第一。（详见《桃李满园》）
七百五十多名亲传弟子，从五零末到八零初，前后跨越四个年代，在校时各有特长，毕业后各尽其能，如今活跃在各行各业，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虽然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尽相同，但师出同门的经历，使其有着共同的特点：克勤克俭，自尊自爱，好学上进，遵纪守法，富有责任感和同情心；面对困难与压力，仍能随遇而安，乐天知命，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无论是意气风发的行业领军人物，还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都是我们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都是对社会有用的人，都是我的骄傲。
1975年，学校领导安排我改教初中语文。我边教边学，1978年考入湖南教育学院首届高师函授班学习中文课程。至1983年上学期，所教八年四届初中语文获得好评。由我任教的初115班，参加全市作文比赛，荣获第一、三、四、七名。毕业会考合格率100%，90%的学生考入市一中。
1983年下学期，为适应高考需要，学校安排我重归本行，执教初、高中生物课。离开该学科七八年了，不少工作要重起炉灶，从分设生物教研组到组建生物实验室，从教材的重新熟悉到教学方法的调整，加上班主任本身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不堪重负。1987年上学期，我除了担任高三班主任、生物教研组长，还要教三个高、初中毕业班的生物课，据统计，工作量累计为602节课时，在全校教师中名列第二。虽然困难多，压力大，但我还是挺了过来。
生物课常被视为中学课程中的副科，缺乏应有的重视。我通过实验教学、电影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多种途径，并大量使用实物、模型、挂图，图文并茂、视听结合，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1985年，我执教三个初、高中毕业班生物课，共计放映教学影片二十三部。同时，我把学生带出校门，让其走进大自然，深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发现、了解各种生命现象，加深对生物学原理的理解，提高观察、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生物成绩亦随之明显提高。自本人回归生物教学以来，我校初、高中毕业会考生物人均成绩几乎年年都是全市第一。
为总结教学经验，我先后撰写教学论文三十五篇，其中，在国家级刊物《生物学通报》上发表三篇，在省、市报刊杂志上发表十篇，被市级以上专题会议采用八篇，获市级奖励十篇，代表作有《中学生物教材与教学影片的配合》《中学生物科技活动与学生素质教育的关系》等；辅导学生撰写生物科技论文二十一篇，其中，有十五篇分获国家、省、市级奖励；指导学生开展“太空番茄种子和地面番茄种子对比栽培实验”并形成专题论文，获省青少年发明创造三等奖、市青少年发明创造一等奖、市教改科研成果二等奖。
1990年下学期，我调入校教务科，担任副科长，除继续担任生物课老师外，还分管初中部及毕业会考、“两馆”（科学馆、图书馆）、“一楼”（初中部教学楼）、电化与多媒体教学、实验教学、“三防”（防原子弹、核武器、化学武器）教育与健康教育、生物课外科技活动等工作。十年来，我和全校教职员工，牢记教书育人的职责，引导学生面向“四化”，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实现素质教育对应试教育的渗透和取代，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了一中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1988年我校入选《中国教育大辞典》，名列三湘十九所名校之一；1996年成为省重点中学；1999年成为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可以说，1990年至2000年是我校工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中建校半个世纪以来最给力的时期之一。
从教三十年，我先后荣获各种奖励五十二项次。这些奖项体现了组织和领导对本人工作的认可与关心，我感到高兴。然而，再多的荣誉也比不过桃李满天下给一个园丁带来的满足与快乐。
参加工作时，我曾撰下联以自勉：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传道授业解惑；三世情缘，四海弟子，安邦立国齐家。
横批：为人师表
三十载流年似水，十一届弟子先后起航，我也从二十六岁到了“奔六”年龄，从未婚到两个孩子上完大学结婚生子，我改自勉联对自己以往的工作作了总结：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育三湘英才，做四化基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千秋伟业，助万里鹏程。
横批：无愧于心
2OOO年年底，我办了退休手续，离开了念兹在兹、尽忠竭力三十年的李子园，住进二纺机高工楼，从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此，我撰联以记之：
为国为民全心全意栽桃李，
而今而后无虑无忧度晚年。
注释：
[4]“呷得”，邵阳方言。“呷”，即吃；此处引申为有用的意思。
我爱我家
1970年我只身一人到一中工作，当年结婚，第三年元月生下大女儿。到现在，家庭成员已有九人。
两个女儿一个学理，一个学文。学文的芬芬2000年出阁，与明明喜结连理。他俩志同道合，奋发有为，现在金融系统工作。他们的朵儿正值赶考高中和决战羽毛球大赛的关键时刻。
学理的芳芳2001年出阁，与晓辉结为伉俪，他们心心相印，比翼双飞，现在美国的科研机构供职，一双儿女正在中、小学校念书。
我小弟生逢其时，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其他几个弟妹因时代原因和家庭条件所限，少时失学，都在乡下务农，但他们特别重视子女的培养教育。如今，二妹、小妹五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三个弟弟的儿子个个都是大学生，侄女中专毕业。读书最少操劳最多的大妹，三个孩子也已成才……山沟里飞出金龙和凤凰，黑冲熊家第三代人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大学、洛杉矶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毕业后，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从这个普通耕读人家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能感知整个社会的进步……
夕阳余晖
2001年4月，我和老伴首次飞越东西半球参加女儿的婚礼。随后十五年间又六次西行。虽然长途跋涉，身体劳累，但异国的风土人情使我大开眼界，也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满园桃李和下一代人茁壮成长给我带来了自豪和欣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使我感到幸福。因为这些，我觉得过去几十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自己平凡的人生几多美好！
2003年年初，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湘雅医科大学附三医院陈道瑾教授主刀为我做了根治性切除手术，接着一月一个疗程，做了半年时间的化疗。手术在无影灯下持续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夫君信守我俩的约定——没有告诉一个亲友（以免多一个人痛苦）——独自在手术室门外熬了五个多小时，直到术后才让我小妹、弟媳先后协同护理共二十三天。化疗的反应最为强烈，我始终没掉一滴泪！因为我知道，人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哭如此，笑如此，呼天唤地亦如此。哭不但苦了自己，还苦了身边的人，所以我总是笑口常开。
这些年来，我和老伴奔波在长沙、宁乡、邵阳三点一线上，为赡养“三老”（公公、婆婆和家父）、帮扶“三幼”（三个孙子女）而忙碌，也抽空上过老年大学，参加过海外华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千人《黄河大合唱》，也写过十多万字的随笔，趁生命未止，及早表达我对祖国、对父母、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那份感恩的心。
明月临窗，万籁俱寂。回忆七十年来自己在人生舞台上演绎过的各个角色，我不敢说每个角色都很出色，能够赢得满堂喝彩，但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偷过懒，没有打过“小算盘”，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而虚度年华，无论干什么，我都尽了心，尽了努力。一句话，我做到了问心无愧！
熊淑阳
201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