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以前中原和百济的人口流动情况
公元前18年，马韩王割其东北部“一百里之地”容留来自扶余的百济始祖温祚，温祚于是在慰礼城（今首尔附近）称王，建国百济。百济建国后，反而吞并了马韩，并与近邻的新罗展开了持续数世纪的扩张战争。四世纪中期开始，百济与高句丽的领土争夺又持续不断。百济和中原王朝隔黄海相望，与大陆的交通只有通过海路或者经由北方的高句丽陆路交往。然而，高句丽和百济因为扩张领土而相互敌视，高句丽甚至切断百济进入中原的陆上通道以推行半岛扩张政策。
百济和大陆一衣带水，相比较而言，其与中国的交往，走海路比陆路似乎更可行一些。但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使者却往往受风浪阻碍，甚至有船沉人亡的事故发生。例如，魏延兴二年（472），百济王余庆上表北魏，请求核实在百济西部海岸发现的十余具尸首并“衣器鞍勒”等物是否来自中原。孝文帝“以其僻远，冒险入献，礼遇优厚”，赐诏曰：“……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反，存亡达否，未能审悉……”遂派遣使者邵安与百济使从陆路归国，却被高丽阻拦，“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五年（475），孝文帝派遣邵安等从东莱浮海改由海路出使百济，结果“安等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百济与大陆之间交通之不便，从隋文帝对百济使者的一席话中也有所反映：隋灭陈的当年，隋文帝下诏给百济：“彼国悬隔，来往至难，自今以后，不须年别入贡。”另外，因为领土争夺不断，百济的疆界和高丽一样经常变动。百济国本来与高丽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晋代时高丽已经略有辽东，百济也一度略有辽西。宋元嘉年间，百济王余毗还遣使来进献生口。总的来说，百济和中原王朝在唐代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随着国土的扩张与缩小，域内的人口会有所盈减；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民间的小规模流动是始终存在的。“其（百济）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就是很好的说明。
百济和高丽一样，都在唐初亡国，所以入唐的百济留唐学生和僧侣，总人数并不多。百济人大规模进入中国也是发生在唐朝的初期。
二、百济人大规模迁入唐朝内地
为了求得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朝鲜半岛三国之间斗战纷争，扩大领土地盘成了统治者迫切之需。所有的纷争均围绕疆域问题展开。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斗争格局的演化，三国围绕着自身的利益或战或和。到唐初，高丽和百济在相互斗争中走向联合，共同对付其南部小国新罗。同时，两国也对新罗的与国——大唐帝国充满了警惕、畏惧和疑虑之心。尽管它们对唐统治者的警告颇有忌惮，但面对世仇——在它们的夹击下垂将灭亡的弱小新罗，却不甘心就此收手。故“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唐太宗的早逝虽然让唐对高丽的讨伐暂时搁置，然而高丽和百济联合攻击新罗的势头却趁机愈演愈烈。新罗王不得不频频向唐求救。自认为担负“代天理物，载深矜愍”责任的唐高宗眼看新罗疆宇日蹙，逐渐步入亡国之路，在“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籓”的观念指引下，向百济下达了最后通牒，警告百济放弃灭亡新罗的做法。永徽六年（655），百济与高丽、靺鞨入侵新罗北界，攻占新罗三十余座城池，明确拒绝了唐朝皇帝的旨意，遂招致唐和新罗的毁灭性打击。
显庆五年（660），唐朝将领苏定方统水陆兵十万，联合新罗军队讨伐百济，大破其国。“虏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等五十八人送于京师……其国旧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从两《唐书·百济传》的记载来看，似乎只有百济王义慈、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等五十八人被俘虏后押往长安，但在比较了战后唐对高丽王室、百官以及民众的处置后，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有相当多的被俘百济兵士以及民众也必然被迁入了唐朝内地。唐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分化、削弱百济旧地民众对唐军的反抗，同时增强内地的农耕社会的发展力量。《通鉴》中有一则史料记载：唐高宗仪凤元年（676）“二月，甲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此可以佐证百济国被灭后，其遗民有不少被迁移入唐安置，后来被迁往建安。这是百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向中原移民的浪潮。
百济灭亡之后，唐朝和新罗遂合力攻灭高丽。杨坚、杨广和李世民等帝王都曾想征服高丽，收复汉代失地，却直至谢世均未能如愿。未曾想到，唐高宗这样一位不具有宏韬大略的人物却轻而易举地灭掉了海东两国，其原因引人深思。唐朝将领刘仁轨认为唐高宗兴兵讨伐两国的策略比较对头：“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表明唐高宗实际上秉承了其父的未遂志愿，只是他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已经比唐太宗时期要有利得多；并且唐高宗与唐太宗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亲征，这使得将士卸掉了对战场上君主人身安全的顾虑，故而可以全力投入战斗。学术界对有关唐朝和新罗灭亡百济、高丽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且不是本书探讨的重点，故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