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宽、王鏊、沈周、陆完、葑门二朱……
病中的祝枝山，回想和几位过世长执杖履相随的景象，他们的道德、学问、风骨和勋业，以及对他的识拔与教诲，一点一滴地，从他的心里扩散开来，萦绕在他的眼前。
那年，他三十五岁，冒着十月下旬的严寒，往访沈周于相城。年近古稀的石田老人，和他把手同行林中。透过稀疏的林木，阳光洒落在枯叶上。他们颀长的身影，被树影和起伏的幽径分割得零零乱乱。那是他中举后的第三年，脱掉襕衫的喜悦，已逐渐为春闱的失意所掩盖，心灵的沮丧，仿佛满地的枯枝和败叶。但这位谊介师友间的隐士，却对他的器宇和才华，满怀信心：
“……君今文名将盖代，踪迹所至人争迎，青袍猎猎风满袖，知者重者无公卿。……”（前已引录）沈周在赠诗中写道。
对于祝枝山的史学造诣，沈周也赞赏不已：
“……谓子良史，左丘马班，谓子鹏运，直举横骞……”（注一）
沈周的期许和勉励，言犹在耳，但时光飞逝，转眼他也到了暮年。“左丘马班”，回想生平的际遇，祝枝山感到无限感慨。
“……对树常疑屋，寻芳不辨柯。临觞更唤酒，披穀妄称罗。察耳因嗟蹇，寻声却悮骒。回身避石兽，挥策叱铜驼……”（前已引录）以长诗幽默朱存理那双高度的近视眼而传诵一时，是沈周和他的杰作，想着“奉和沈先生戏赠性父短视之篇”中，描写朱存理因近视所闹的种种笑话，祝枝山不禁哑然失笑。
他也无时不想着存理载满书画、笔记的游艇“野航”，以及在葑门外，溪畔二株古松下面和存理一起鼓琴、弈棋和品茗清谈的岁月。存理六十岁时，枝山祝嘏诗中“书抄满箧皆亲手，诗草随身半在舟，前辈风流惟此老，天工都为后生留。”（注二）是纪实，也是为人传诵的警句。
在苏州士林，朱存理和祝枝山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同属“中间”的一代。当老一辈的硕学雅士年迈而逐渐凋零时，他们起而教导年轻后进，使吴中的学术和风雅，继续流传发展下去。朱存理当年，于所居“见松阁”一水之隔的二松树下，设“僦松轩”，接待杨循吉、都穆、祝枝山、文徵明、吴次明、唐伯虎等青年学子的热心和风范，都成了祝枝山今天的写照。在年龄上，二人是长辈与后生，在感情上，却相处如兄弟手足。王宠、陈淳、文彭和文嘉兄弟，近年频往怀星堂请益的，岂不正像当年在“僦松轩”聆教的一群？不知何时，朱存理的面影，竟和陈淳、文嘉等青春的面影交织在他的眼前。岁月轮转，他也到了风烛残年；看着自己羸弱的身体，满室薰人的药味，祝枝山不禁发出一声声长叹：
“……繄我与君，皓相逐，今我视众，如君我瞩，余霜犹几，三叹不足！”（注三）
祝枝山在怀念朱存理五古中写。
想到存理，那与存理比邻而居，却同样嗜书如命的朱尧民，也立刻浮现在他的记忆中。
青年时代的祝枝山，曾经以一首七绝戏寄朱尧民，调侃他冒雨借书的情景：
“五日冬阴雨载途，途中日日走疲奴；闻渠窃向同曹说，不信家公为借书。”（注四）
记得尧民，每听说有部难得一见的古籍，往往急得彻夜难眠。如果失之交臂，则皇皇不可终日；一旦如愿以获，立刻喜形于色，焚香瀹茗，和二三好友、后进，奇书共赏。对于葑门二朱的慈祥和风趣，祝枝山心中，真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和依恋。他赞叹两人的风骨：
“葑亦多彦，哿矣两朱，崑丘连璧，峄阳双梧。”
对于尧民的气质和笃学，他更由衷地景仰：
“子出最后，遗风爽如；寒泉冬洁，菉竹秋臞，积百媚学，孰俪君劬！……”（注五）
可惜，如今一切早成过去。正德七年，尧民去世在先，翌年，存理接踵而逝，十四五年的岁月，祝枝山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空虛和惆怅。
钱元抑、王宠、表弟蒋允晖、惠州秀才张天赋……这些远近知交，无不赋性高洁，才气纵横，像那些过世的长辈一样，为祝枝山所爱敬，也是他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小他十余岁的钱元抑，行事谈吐，进退有节。他的致仕南归，隐居漕湖，更使祝枝山觉得他是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不过退隐后的钱元抑，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京中几位翰林与太常寺同官的影响，颇从事于冶心养性的道学修为。不但弃绝一切支离的文字，而且每每以“文艺丧志”，讽劝士林好友，不要再从事于诗词书画之类的无益之学；这种见仁见智的主张，不要说别人，连他的密友文徵明，都无法接受。更令人费解的是，正值盛年的钱元抑，竟在所居之旁穿穴治冢，整备棺木，筹划起未来的归宿。这位博雅嗜古，为宦三载的鸿胪寺寺丞，虽然有如许不近情理的变化，而祝枝山对他的敬爱，却并未稍减：
“入室芝兰始见薰，也知孤陋合离群。……”从浮现于眼前，钱元抑带有威仪的面容，想到他那白云秋水般的清高节操，祝枝山搦管疾书：
“……烟霄本自冥黄鹄，城市安能驻白云。震泽晚山青历历，漕湖秋水碧沄沄；相思只借中天月，会把清辉两地分。”——《钱太常元抑》（注六）
王宠、这位忘年之交，常给他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无论他那优雅的风姿、清新脱俗的诗文、如春云出岫般的字迹，都似神仙中人，不属于污浊的人世。想以文字来描摹出王宠的神情气韵，即使以祝枝山的敏捷诗思，也大费斟酌：
“七十看花岁已残，始怜梅蕊照衰颜，河清可道遭逢易，驾俗深惭会合难。锦绣段闲藏黼黻，骊龙珠抱媚江山；欲留光彩无穷事，心绪悠悠竹素间。”——《王文学履吉二首》（其一）（注七）……
祝枝山把这些在病中怀念知己，断断续续吟咏出来的诗篇，定名为《怀知诗》；他在篇前自序：
“卧病泊然，缅怀平生知爱，遂各为一诗；少长隐显，远近存没，皆非所计，秪以心腑之真。凡十有八人，共诗一十九首。”（注八）
依照祝枝山的构想，十位存在人世的好友，将各录所赠本篇诗投赠，以为纪念。但是《怀知诗》十九首的消息一经透露，立时洛阳纸贵，纷纷向这位卧病老人索录全篇。祝枝山也就随兴之所至和当时病况，有的得到全录本，有的仅得所书赠存者诗十一首，或其他版本，不一而足（注九）。
祝枝山坐落于日华里袭美街的“怀星堂”，奠基于嘉靖元年。堂址原为其外祖父武功伯徐有贞所有。到了正德末季，中表兄弟他迁，这片环境幽静，地势高爽开阔的园地，就落到他的名下。
嘉靖二年人日堂成，请道士作醮，奏章时，有仙鹤旋导燎台的异象，祝枝山赋《鹤章》一篇，以为铭志。
怀星堂，除了为退隐家居，读书著作，会聚家人，燕请亲朋好友之外，另辟一室，奉祀儒教鬼神，其中包括西方导师、宣圣孔子、伯夷、叔齐、老子、庄子、左丘明、班固、屈原、王羲之、苏东坡、司马光……从这些神位，可以看出晚岁的祝枝山，历经人世沧桑，心灵中的信仰，已经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此外，史学家、文学家、书家以及心地光明，行为足以表率群伦的古圣先贤，都在他膜拜之列。
嘉靖三年三月既望，他以一篇《所事儒教鬼神解》（注十）来阐明他的信仰，及奉祀先圣的原则和态度。
枝山一生，为人所作的“堂铭”、“堂记”无计其数，而他那洋洋洒洒、古奧富丽，又带着几分神祕遐想的《怀星堂记》（注十一），想必经过长期的酝酿和一次次煆炼而成。
“存先庐以系思，筑新楼而萃众。”在《怀星堂记》中，祝枝山首先写出他构堂的动机。
“轩窗洞明，院落舒旷。其内则图书矗矗以周列，琴瑟闲闲而在御。筵案肆设，钟鼓静悬，月旦藏家人之仪，晨暮集高朋之驾，芝兰满坐，云霏盈耳。”开阔舒爽、纤尘不染的净洁与幽雅，勾画出诗一般的生活情境。
就日常起居而言，则极尽懒散而闲适：
“或孤据屏几、崇朝忘兴，或甘瞑枕席，逾辰乃寤。”
在学术上，面对着古贤遗册，大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乐趣：
“周孔之礼乐，洋洋上下，渊赐之音容；訚訚左右。遨《春秋》而友辞令，蹈《战国》而参机辩。……”
沉思默想，神游宇内，那种心灵中的自由，应是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吧：
“灵飞浑，神潜窈冥，孤若禅祖，寂如洞穴，万如纾纲，一若执象，江山不易，俯仰平远，皇羲何在？千古在目，万玄集膺，虽则一扉隔而道俗悬，百英对而今古接。”
从各种有关的文献，祝枝山考据出街里名称的由来，和曾经居住过的古贤，为怀星堂之美，下了结语，也为他生活的远景，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轮廓：
“嗟夫，择仁而处者，智也。安土乐天者，达也。求古而归契者，尚贤也；是之谓三善。有美而不知得师者，蒙也，怀居胶有将为其后之恒守者，鲁也；是之谓‘二缪’。循三善而屏二缪，居室之理，其殆庶几乎？爰用声其肾肠，登笔垣屏；时余龄六十七矣。
嘉靖纪元之五祀，苍茏驾于降娄，干丽于柔兆月，惟宵中星虚哉生魄，丁卯文成。”
推算起来，祝枝山这篇《怀星堂记》，脱稿于嘉靖五年正月初四日。同年腊月廿七日，这位苏州才子即回归道山；二者相距仅三百五十余日。其间十月，他为昆山魏诚甫书《黄庭经》时，自识：“久疾初间”，莫非是回光返照中，留下了千古名迹！
怀星堂址之选，含有保存先庐的深远寓意。精心规划的堂室与庭院，汗牛充栋的古籍，宗教、先哲及祖先神牌的设置，正是要“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为世代相传的久远打算。《鹤章》中的虔诚祝祷，《怀星堂记》中的美丽憧憬。转眼之间，仿佛一场春梦；随着祝枝山的逝世，为苏州士林和家人好友，留下无限的怅惘。
和怀星堂相比，文徵明还乡后于舍东所筑的“玉磬山房”，规模就小多了。但是窗明几净，陈设幽雅，既便于读书创作，又能与二三好友促膝谈心，度其闲适的生活，则毫无二致。山房外面，种了二株桐树，致仕后的文徵明经常在树下流连啸咏，安详散朗，人望之有如神仙。家门中，除了他原有的禁绝歌舞女色之外，由于宁王先例，及朝中所见，对于藩邸，他一概采取敬而远之的审慎态度。对于中贵人，则绝对不肯往来。
“此，国家法也。”（注十二）文徵明坚決地表示。
为宦京师虽然未久，但几年来所阅历的宦海波澜，却极为丰富，这也就更坚定了他处世的信念：
“人之处世，居官惟有出处进退，居家惟有孝弟忠信。”（注十三）
“玉磬山房”落成前后，嘉靖二年借病辞山西按察使而不就的顾璘，仍旧养疴金陵。顾璘本籍吴县，时常往来吴下。曾以哀凄的心情，凭吊故相国王鏊的园亭。在王鏊之子所栽种新花木间，流连徘徊：
“……门墙惠泽思不尽，踏遍三槐树下苔。”——《游故相守溪公园亭见中舍君新栽花木》（注十四）
痛感弘治以来，多少光烂耀目的文学家及诗人，纷纷凋谢；尤其吴中好友徐祯卿、唐伯虎、都穆、祝枝山等。惟恐斯文流散，如孔子所说的：“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顾璘正著手辑《国宝新编》（注十五）。
《国宝新编》，只录过世的作家，存者一概未录。并各加叙赞，简叙其身世、为人及文学上的成就。赞中，一一肯定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承前启后地位。
“博士清资，冰渊斯濯。遗编荧荧，凤羽麟角。唯宝贵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则那。”（注十六）在顾氏交游中，徐祯卿才高命蹇，是早陨的巨星。顾璘认为徐氏上探骚雅，下括高岑，融会贯通而成的《谈艺录》，可谓良工独苦，必将照耀千古。
对于都穆和唐伯虎两位故友，撇开都、唐间的恩怨，顾璘仍然把都穆视为淡泊的君子，在考据和著述方面都有不可泯灭的建树。有关伯虎的才华与遭遇，使顾璘不得不掷笔长叹：
“嗟嗟伯虎，孰广尔志，登台则流，牖下斯滞。生灭既一，宠辱奚惊，上善若水，是生令名。”（同注十六）
顾璘借真州蒋山卿，读祝枝山所撰《建康观云记》（注十七）后的惊叹，来反映祝氏的才华：
文不在兹乎！偏才曲学，真河伯未离龙门，难与言水也。（同注十六）
论及祝枝山的文学造诣，顾氏以为：“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陆。”而其书学上的精工和诸体俱臻妙境，顾璘认为有明以来，恐怕无出其右。至于其玩世自放，傲睨冠绅，顾璘更将这位谢世未久的好友，比拟为汉代的东方朔：“汉隐方朔，明玩祝子。”（同注十六）
徐、唐、文、祝，吴门四才子，《国宝新编》中已录入其三；面对年近耳顺，硕果仅存的文徵明，浓髯满面的顾璘，敬爱之余，也感慨无任。在《赠文征仲》（注十八）五古中，对文徵明性格和为人处世的风骨，有深刻而生动的描写：
“掩面过行女，闭门拒王侯。天然冰玉操，不与思虑谋。”自少至长，文徵明于女性面前所流露出来的羞怯和慌乱，在友辈眼里，往往被视为笑柄。花前月下，或歌声舞影中，他那种对异性的僵持和畏避，又不免扫人雅兴。但经好友顾璘，独具只眼地把“掩面过行女”的畏怯，和“闭门拒王侯”的凛然气度，两相对仗，立刻显得意象鲜活，逸趣横生，也让人对文徵明端庄、狷介的性格，不禁肃然起敬，真可谓千古绝对。
“……待诏入金马，玩世存薄游。脱冠挂神武，遂返莼鲈舟。……”无论在知县、知府或南京吏部任内，顾璘性情融朗阔达，精通吏理，更勇于任事；但是，他也能急流勇退，纵情于山水啸咏之间。文徵明的挂冠来归，顾璘内心毋宁是怀着一份期待和喜悦；此后他们可以邀集旧侣，遍游名山大川，以了宿愿。
这首五古的末段，顾氏以其生花妙笔，描摹文徵明金台息影后的悠闲岁月：
“颐神击磬室，放歌埋剑丘，掉笔弄图画，尽掩松雪俦。乃惊铁石肠，遗韵仍绸缪；伯阳信龙物，变化不可求。”
“伯阳信龙物，变化不可求。”从这首诗的尾韵，隐约可见文徵明在顾璘心目中的评价，堪居“吴中四才子”之首。
久违了，虎丘。
文徵明困处京师的后期，魂梦中所思念的，无非吴山、笠泽、横塘以及苏州城内外的古寺。
嘉靖六年三月十六日，当他登上虎丘码头，走在石砖铺成的朝山路上，真有一种虎归山林，游鱼入渊的快慰。林木中的鸟啭，飘过千人石上的阵阵暖风，可中亭畔的花香，无不令人心醉。云岩石塔，似乎更倾斜了，经冬的檐草，使它看来有几分苍凉。文徵明信口低吟：
“灵丘石上思冷然，绀璧楼台剧目前，香林遍绕生公石，法境长寒陆羽泉。”——《虎丘春游词十首》（其六）（注十九）
暮春的剑池，依然十分冷冽。犹记那年冬天，池水干涸，沧海桑田之变，使人议论纷纷。他曾冒险持着火把，从地下石阙，进入深不可测的石洞，想一探究竟。千载相传，秦始皇南巡，发阖闾墓，凿山求剑因而成池的故事，随着阵阵冷风，浮现在他的脑际。唯恐火尽无法出洞，只好拾块墓砖半途而返。转眼，已是十五六年前的旧事。看着汩汩而流的寒泉，文徵明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当日同游者，今日尚存几人？宦游乍归的文徵明，不禁为之黯然。
赴京前一年的五月，也曾偕王宠濯足于此，并作山水扇为赠；至此亦已五易寒暑。
“富贵别离易，贫贱去住难，游子起蓐食，尽室惨不欢”（前已引录）咀嚼两年前王宠送王守的诗句，那种离别的酸楚，再次冲上文徵明的眉心。王守虽然喜得释褐，但憔悴多病的王宠，却依然困于场屋；年逾而立的长子文彭和二十七岁的次子文嘉，又何独不然！功名路上的忧喜得失，真是一个难解的谜题，文徵明心下，一片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