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世纪”
在中苏边境上，几名苏联搬运工帮我们搬运行李。他们闷声不响地把行李搬进海关，有一个代表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按件收了我们一笔搬运费。在这里，既不索取，也不接受小费；既不鞠躬，也不争吵。制度保障了我们的利益，也维护了搬运工的尊严。
行李验毕，我们一转身，就面对着“中世纪”。多少年来，我从未忘记一位黑眼睛的苏联铁路工作人员，站在那里观看中国苦力接过我们的行李时，脸上那副冷冷的表情。
一群衣不蔽体的中国苦力，争先恐后，喊着叫着，扑向我们的行李，为每一件而争斗起来。有五六个人同时来抢我们的四只手提箱，还有两个人则为了夺取我的一台小小的打字机而相持不下——他们的行动，由于他们像最高大的美国人一样魁梧、强壮而更显得卑下。终于由两个人一同抬起了我的打字机。不待我惊魂稍定，他们就带着我的行李向一列等着开出的火车跑了过去。到了车厢里，有六个人围拢我，伸出手来喊叫着要钱。一时间我简直就要瘫痪，我尽可能慷慨地付钱，只图摆脱纠缠。一位女乘客不断提醒我，付得太多了他们就会要得更多。我没有听她的话，于是苦力们继续包围着我，大叫大嚷，而且挥着拳头威胁我。
从车厢一头走来了一名中国乘务员，看见这种情景后大喝了一声，接着就用脚踢，把他们一个个从过道上踢下了火车。苦力们这才捏紧了各自的一份钱，像狗一样跑掉了。
我像冻僵了一样站着。我的面部表情一定和那位黑眼睛苏联工作人员看到海关那一幕场景时的表情相似。他那时的感想，一定和此刻的我想到的一样：人性的堕落！这是些遭遇过各种苦难折磨的受害者，这些人是像动物一样长大的，没有一丝一毫对于彼此之间或人类情谊的责任感。一旦有利可图的机会出现，他们就会像野兽一样争斗，斗败了也无所怨言。这是最原始形式的“适者生存”和“冷酷的个人主义”。
这种场景，在我看来，成了中国社会制度——无论经过什么样的伪装掩饰——有代表性的现象。我在许多不同场合看到，也许，常常是表现得较有礼貌，实质上永远一样——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羞怯的弱者总是屈服于残忍的强者。每当见到这种情况，我总是自言自语：“在这样的地方，要没有上帝的保佑，我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从我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意识到，我面临着两种道路的抉择。我可以在周围筑起一道冷漠的甚至是敌意的保护性围墙，以保护自己免受洪水般堕落的人性之害；我也可以学会诅咒甚至打击干扰我的那些人，也就是兀立在生活激流的中心，任凭它以全部力量冲击——承担起被掠夺、病倒以至死亡的风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选择后者；后来经验教训告诉我，应该对自己做一定程度的保护而有所改变。然而在我居留中国的最后年月里，我又回过头去，决定承受潮流的全力冲击。
有人叫我“理想主义者”，有人叫我“傻瓜”，也有人叫我“理想主义的傻瓜”。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有一种朦胧的信念：爱和理解一定能唤醒爱和理解。很长一个时期，我不懂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外国人全是阔佬。我也不曾意识到，我在贫穷的中国人看来穿得多么好，吃得多么好。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又一个财源。有一次，我在北平越过一条地沟时摔得失去知觉，一群中国人，包括一名警察，围拢在我身边，好奇地看着我，也许是想要看看一个外国人是怎样死去的。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直到碰巧有一个学生路过，他叫来一个人力车夫，才把我拉到医院去。我从不曾有过那种凄凉、孤独之感。
从那以后，我开始寻找一些思想开通且喜爱交际的人，耐心等待有一天他们能相信我是个可信任的人。远离中国人民而生活，我不愿意。理解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深入到他们中间去。看来，要证明我有正当的理由出现在他们中间也别无他法。
1928年12月，我进入中国时，东北三省正处于少帅张学良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之所以被称为少帅，并不是由于他的经验和才干，只是因为他父亲张作霖是大帅，那位大帅曾经是个土匪魁首，他曾统治着东北，直到日本人发觉他已不值得扶植，两年前谋杀了他。嗣后，争夺他那浪荡年轻公子身心的斗争就开始了：一方，是牢牢控制着东北的日本人；另一方，是力图巩固其全国统治权力的国民党。
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所缔造的党。在他生前，那个党曾经是一个以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为其纲领的革命政党。1924年，孙中山曾邀请苏联顾问到广州帮助他建立足以推翻军阀统治的政府和军队。在这些顾问的指导下，军队的军官们受到了必要的训练，国民党也改组成一种类似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结构。也有共产党人加入了这个党。而重新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也得以享有和中上层阶级平等的权利。
如今的人们还可以看到写在墙上的标语。千百万工人农民曾把修订过的国民党纲领看成是他们谋求解放的宪章，而保守分子和温和派则只看到群众是多数，他们是少数，他们对此深感恐惧。1925年年初那位伟大的国父逝世。仅仅过了一年，一位年轻的军官就在广州领导了企图推翻军阀统治的第一次北伐战争。这位年轻的军官就是蒋介石，他也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之一。孙中山曾经很器重他，把他派到莫斯科去访问，有一个时期驻在中国的顾问们也曾把他看成是民族主义阵营中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但是在孙中山死后，曾经把民族主义阵线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开始崩溃。老一套的阶级路线又重新强硬起来，继承已故革命领袖衣钵的斗争十分激烈。三个主要竞争对手是左派汪精卫、极右派胡汉民，再加上蒋介石。由于蒋介石是这三人中唯一的军事领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三者中最有势力的强者。这种夺取权力的个人野心的恶疾在三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程度似乎是相等的，而这三个人都先后在日本学习或居住过。
蒋介石对苏联顾问似乎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至于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有多少成分是对当时和共产党人联系比较密切的汪精卫的敌对情绪，有多少成分是对于群众的由来已久的轻蔑，似乎难以辨清。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蒋介石的憎恨好像集中在首席苏联顾问、当时掌握着极大权力的鲍罗廷（鲍罗廷（1884—1951），苏联政治活动家，原姓格鲁森贝格，1923年9月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努力促进国共合作。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最高政治顾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他返回苏联，从事外文出版工作，曾主编《莫斯科新闻》。——译者注）身上。
尽管1926年蒋介石发动了革命，民族主义阵营内部的裂缝总算暂时弥合，而蒋介石也在反对军阀的1926—1927年北伐战争中被任命为南方革命军的总司令。
又过了一年，1927年4月，上海的银行家和工厂主在外国银行家的资助下，向那位蒋将军表示，愿意提供一笔两千五百万元的初步贷款，其条件是，他能将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武装加以解散，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清理出去，并在南京成立一个新政府以对抗已从广州迁往汉口的革命政府。
据说，蒋介石在做出最终决定以前，曾经通宵不眠，在房间里踱步到天明。在他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是贯彻革命而肯定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将以人民政权的确立告终；另一条，将建立一个以他本人为独裁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他选择了后者，并从1927年4月11日深夜开始，采取了恐怖行动。
数以千计的工人和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未经任何审讯而遭到屠杀。在内地，一些督军、军队的司令官和地主，开始杀戮农民。中国大地血流成河。外国列强纷纷叫好，并且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汪精卫经过动摇，逃出汉口，像其他许多中产阶级领袖人物一样，亡命欧洲。孙中山夫人也出走国外，不愿让国民党利用她的名望。
历史的对比并不永远恰当，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后来德国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面对纳粹党人的压力时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屈服了；但是未经训练、缺乏武器、目不识丁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却起而反抗。在得不到外来援助的条件下，他们开始战斗——就像他们以往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那样战斗。
国民党军中几个由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者担任指挥官的武装单位，于1927年8月在南昌起义。经过几周在江西和广东两省的战斗，他们几乎全军覆没。广州的工人和士兵于12月11日暴动，但是，不久就被外国兵舰支援下的其他军队打败，数千人被屠杀在广州城内。在一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指挥官朱德的率领下，起义军残部一路战斗，返回江西山区，不久，由朱德和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共同领导的一支工农军队成立。
经历过无穷的苦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支新型革命军队终于把人民组织训练成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在近十年的一段时间内，这支军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1934年年末，他们开始了史诗般的长征，前往大西北，1936—1937年，他们又促成了另一次统一战线，这次是为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南京政府得到国外列强承认后，经过“清洗”的国民党篡改了虽已去世但影响依旧的孙中山所制定的三民主义，剩下的只有民族主义。中国的有产阶级欢欣鼓舞，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却忧心忡忡。这和德国的情况颇为相似，普通人民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还要求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地主土地所有制，实际上使农民处于农奴的境地，如果不挣脱强加给他们的束缚，就不可能前进一步。他们需要孙中山所鼓吹的公民民主权利。但是孙中山死后，他的许多不共戴天的死敌又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参与国家统治，普通人民的要求化为泡影。
这些情况就是我所见到的中国的背景。
就是这样一个国民党政权同张学良进行谈判，使东北处于南京政府控制之下，也就是和南京政府结成联盟。这位少帅熟悉他的国民党，他同意在东北全境升起国民党的旗帜，把外交事务全部交给南京政府处理。作为回报，他得到一批“礼物”，并被承认为东三省最高行政长官。在他的领地内，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委派官员。
他是一个高傲的年轻军阀，但是他能意识到自己的门第和身份。和山东的张宗昌那一流军阀不同，他从不曾和姨太太一同躺在床上或是让姨太太坐在自己的大腿上接见美国领事馆的官员。
我于1929年新年元旦到达哈尔滨，正好目击新旗帜在“满洲”升起。顺便说一句，这种新旗是由中国一些厂家强迫工人昼夜加班赶制出来之后以高价出售的。气氛是紧张的，因为新旗升起时，觉得政治上遭到挫折的日本人脸色阴沉、满怀敌意。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动手。人们悄悄地谈论着日本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把他们的军队调到“满洲”各地。据说，他们已经在沈阳会见张学良，提出抗议，发出威胁，但是张学良的回答是，现在一切外交事务都要由南京政府处理。
中国人会抵抗吗？有人说会，多数说不会。大多数军政官员都是花钱从沈阳政府买来的职位，为的是利用官职发财。有些人要的只是钱，他们在领取日本人的津贴；有些人则对这种额外的油水艳羡不已，然而日本人认为他们无可利用。哈尔滨的警察局局长就是一条日本走狗，在我到达前几天他曾下令枪击那些公开要求“满洲”和全中国统一而举行示威游行的学生。许多学生受伤，有一些被打死。“满洲”弥漫着腐败和卖国的臭气。
有两个外国领事馆的官员告诉我，日本人掌握着中国每一个无论是高级或是低级官员的名单，而且知道谁可以收买，谁难以收买。
我在哈尔滨听到的第一句乞丐行乞时说的话是：“赏点儿吧！赏点儿吧！老天保佑您升官发财！”有时也说：“老天保佑您发财！保佑您当将军！”
在哈尔滨的中国旧区傅家店，从山东和河北来要饭的农家妇女，一帮帮追随我穿街过市。她们把自己的婴儿塞在棉袄大襟里，双膝跪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对我哀求：“赏点儿吧！老天保佑您发财！”
我继续往前走，她们紧追不舍，苦苦哀求。这时，还有成群的孩子跑到前面拦住我下跪，不断把他们的头磕碰在冻硬的地上向我乞讨。我从一旁绕过，他们还会跟上来重复那一套自我羞辱的举动。为了不致妨碍我走路，我一再重复施舍，结果只是发现不知从什么地方又钻出来一群群新的乞讨者。于是我乘坐人力车，他们又抓紧车子不断哀求，车夫就停步等我给钱，直到为我充当向导的学生叫骂着把他们赶开，我才得以脱身。
我在东北度过将近三个月，住在学生们领我去的一些中国人家里。我设法从外国领事馆的官员、中国铁路工人、学生及刊物等可能的消息来源，了解日本人对各铁路和政府机构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权力，在工厂和地产方面的投资，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们的触角无孔不入，他们把中国的每一点儿进步都视为威胁。他们的活动都假手于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军官、白俄移民及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各种外籍侨民。
我的第一批文章所谈论的就是“日本在‘满洲’的武力威胁”。《法兰克福报》怀疑这些报道的准确性，所以，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不宣而战的侵略前，我的报道一篇也没有被发表。
封建专制统治下千百万普通人民所遭受到的压制及因此而发生的品质堕落，是日本终于得以占领东北的部分原因。诚然，情况还有另外的侧面：也有爱国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官员、军人和学生，然而毕竟是少数，学生又常被视为“危险分子”而不得不转入地下。
中国也确实有它优裕舒适的一类人：他们居住在深宅大院，四周有顶上插着碎玻璃片的水泥构筑的围墙，白俄保镖武装守卫在门前和墙头的瞭望塔上。这些大户所聚敛的财富，来自为他们的庄园耕作的农民、大森林里的伐木工人、日工资不足中国货币两角钱的矿工，有些，还来自鸦片交易。
居住在这些高大院墙内的“贵族”大户，把周围的贫困和苦难看成天经地义，一向如此，永远如此。甚至一些比其他人敏感的学生，也把公开的残暴景象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他们看待贫穷和死亡一样。他们有时注意到街头的残酷场面，只是由于我的提醒。从这种麻木不仁和冷漠中，我看到了中国已被征服得那么久、那么深。
一天，一个为洗衣房送衣物的苦力从我身旁经过，他的扁担两头的箩筐里装满新洗过的衣服，严寒的西伯利亚天气已经给他浓密的眉毛和包头的破布敷上晶亮的白霜。由于太冷而视力模糊，他一失足滑倒了，箩筐甩了出去，衣服撒了，砸了过路人。过路人狠狠骂了他几句，然后扬长而去。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除了一名警察。这位苦力见到了警察，立刻双膝跪下，用手护住头部，等候挨打。
这个警察并不动手打他，而是用脚踢，每一脚都把这位苦力踢得趴下。他一再抬起身子跪着，双手作揖求饶。成群的人从旁边走过，或是根本不屑一顾，或仅仅是斜眼给他冷漠的一瞥。
我曾经多次对着为我充当翻译的学生喊道：“这是‘中世纪’！”
这位学生却面有喜色，似乎为中国居然也能在某一方面超人一等而骄傲。
另一次，我听到了整齐的脚步声和车轮的滚动声。我回头看见两行士兵正以黑豹的矫健姿态走来，他们的哈气形成笼罩着他们的团团白雾。在这两行纵队之间，有一匹邋遢的长毛蒙古小马拉着一辆囚车，车上坐着两名双手背绑的囚犯，面貌肮脏，头发长得很长而纠结成团。每一个犯人背后都有一块狭窄的木板，分别写着他们的姓名和被处以死刑的罪名。
一群爱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跑步跟在他们后边。傅家店附近有一块开阔地，死囚通常在那里伸长脖子等着被斩首，群众在周围凑热闹看公开斩首。斩下的人头常常装在篮子里挂起来“以儆效尤”。路过的人耸耸肩。他们说，被杀的倒霉，他们总是在什么事情上干得不顺手。
在囚车通过以后，我的学生向导以一副熟谙世故的神情向我透露：“在吉林那边，土匪斩首以后，有些被害人的亲属把他们的心剜出来吃。”
就像箴言所说的那个傻瓜闯进天使不敢落脚的地方，我步履蹒跚地进出于衙门和机关，公开或秘密地会见各种各样的人，直率地提出一些常常使得交谈对方瞠目结舌的问题。偶尔会有一两个人，由于过分惊讶，一时难以应答而说了实话，后来又很快改口。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充满政治诡诈的国家，很少有人直截了当地提问或回答。他们谁也不相信谁。
我和一位商会会长的一次会见，就非常有趣而又富于讽刺意味。我了解到这位会长和他的多数同事一样也做鸦片生意，而我刚访问过一个村落，那里有着一排排分隔成许多小间专供吸鸦片之用的烟窟。我来到商会，问这位会长，在那个烟窟村落里，一个星期究竟要吸掉多少鸦片。
会长穿一身蓝绸面皮袍，坐在椅子边沿上，双手撑着双膝，活像一条蛇注视一只鸟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瞧。在镇静下来之后，他彬彬有礼地表示，能够会见一位对中国事务感兴趣的外国女士十分荣幸。他说我的生活一定很苦，我一定受不了这种冷天气的折磨。“不，”我回答他说，“我喜欢这种天气。我关心我常在文章里读到的鸦片交易。”
“你的身体是否健康，你是否喜欢中国？”他这样问我。“我的身体好极了。”我请他放心。“你是否看过了离城不远的那座历史悠久的古塔？”“我看过了，但是我对它不如我对鸦片感兴趣。”他愉快地笑了笑又一次告诉我，和我认识十分荣幸，希望我有空再度光临，虽然他确信我有要务而难以分身。他随即站起来，对我深深鞠躬，送我离屋，走出大门！
经过几次这样的接触，我开始懂得中国人的策略。个人的私交、宴席交往、无穷无尽的闲谈，倒有可能建立信任，松开人们的舌头，而直率的问题所遇到的却总是茫然的凝视再加上彬彬有礼的健康问候。附带说一句，被问到这种问题的人，倒是很可能会想起提问人的健康是否正常这个问题！
一天，我的学生向导向我介绍了这个古老世界的一个新的侧面。我告诉他我曾在日本人办的《每日新闻》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有二十名日本共产党人由于被控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铁路工人和矿工中进行组织活动而被捕，并已解往大连，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下文。这位学生对我说，这样的逮捕司空见惯，“满洲”的监狱人满为患，有成百上千被指控为共产党人的中国人被关在那里；日本犯人则被移交给日本。他说，一部分囚徒死于疾病和酷刑，另一部分则被斩首或枪毙。但是他拒绝和我一同见地方长官，去请求准许参观监狱。他说，如果我采取这种危险行动，非但我会被怀疑为共党分子，连他的生命也难保安全。
一天，他带我去看一些在一次示威游行时受伤的学生。我发现一位学生住在牲口棚般公寓的一小间陋室里养伤。这所公寓像养兔场的笼子一样挤满穷人。和这位学生隔着过道相对的一间小屋，住着一个名叫左野的日本印刷工人，他能说英语。几书架的书和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怀疑：会不会是冒充共产党人的日本特务？我到过十几户人家，没有一家的学生敢在自己房间里存放教科书以外的书籍。有一个学生曾经拿出两本装订成孔孟经书模样的高尔基小说，但是连这样伪装过的书他也要隐匿。
我坐到左野的书架旁，随意抽出几本，有几本关于日本农民运动的书，封面上竟然印着铁锤镰刀标记。我向左野打听那二十名被捕后送往大连的日本劳工组织者的情况。他向我转过一副和蔼可亲然而又完全茫然的面孔，却不做回答，反而向我问起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所知不多，也就只限于从报刊上读到的那一鳞半爪。他问，我在莫斯科是否遇见过日本共产党人。我曾遇见过一位日本剧作家，但是我告诉这位印刷工人，一个也不曾遇见。
这种无聊的口头交锋进行了一阵，左野和我终于客客气气地互相鞠躬道别。但是过了一个星期，我的学生向导告诉我，左野“跑了”——他其实真是一个工运组织者。日本密探曾到他工作的报馆调查，他便立即从后门溜走了。
我周围一些人的谈话，常常以这样一种含糊的词句告终：他跑了。中国的学生、铁路工人、外国领事馆里的小职员、教师和教授，甚至来自南京的国民党人士，都因为有亲戚或朋友是一个庞大国际联合组织的成员而被警方查缉。在哈尔滨，我曾秘密会见一个来自南京的国民党代表，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个反共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东躲西藏，似乎已准备好随时逃跑。在东北，只有张少帅认可的部分国民党党员才能立足，即使这样，他还不断对我说：“要在这里安全地待下去非常困难。”
不久，我自己也卷入了和那些“跑了”的人们有关的庞大国际互助活动。一天，一位中东铁路的中国督察邀请我共进晚餐，席间，他对我说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他说，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领事馆掌管文书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份英国特务机构发来的绝密文件，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英国臣民，因为我嫁给了一名印度叛乱煽动分子。那份报告指控我所持的护照是伪造的。美国领事馆即将召见我，并且没收我的护照。那位文书官员要我“跑”。
我说那份报告是捏造的，我要到领事馆去申辩以澄清事实。
“如果你要这样做，”这位吃了一惊的督察几乎叫了起来，“总领事就会追查你的消息来源，我的朋友就会失去工作！他甚至会被怀疑为共产党人！最好还是你跑。”
我谈到我的公民权利，这位督察断言，在“满洲”没有人听说有过这样的东西！
尽管对我的指控失实，尽管我是个记者，我还是决定在我到美国大使馆或中国本部某个领事馆以前闭口不谈民权。当晚，这位督察和为我充当向导兼翻译的学生，帮我把行李送到火车站托运，并且买了两张车票。第二天凌晨，我把钱留在房间里的桌子上，悄悄离去。我的那个既能说英语又能说日语的学生翻译正在等我。于是，我们溜了。印度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和魔鬼一同进餐，要用长调羹。”（意谓：和坏人打交道必须提高警惕，保持距离，小心为妙。——译者注）
几天以后，我们乘敞篷四轮马车通过日本人和外国人的住宅区，进入中国人居住的沈阳城，我们的马车驭手仰着脖子回过头来大声报道最新消息。他说，张学良刚枪杀了一名将军，人们都被吓傻了。似乎是张少帅邀请了几位高级军官赴宴，席间，张少帅向其主要军方对手杨宇霆（杨宇霆（1886—1929），张作霖生前倚重的奉军参谋长。——译者注）将军招手，带他走进另一个房间，枪杀了他。张少帅把这位将军的遗体送回他家，并且附去一张高额的支票和一封信。张少帅在信里声称，死者曾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为杨宇霆的死伤心落泪。
沈阳城钉着铁钉的巨大城门通常在午夜关闭，黎明时敞开，但是在最近一次枪杀事件以后，关门的时间提前到每晚8点，城墙上和街道上都有警卫士兵巡逻。几天之内，这里就恢复了常态，虽然人们仍然在交头接耳暗中议论。
我们在邻近张少帅家高墙边的一个中国人家找到了藏身之地。沈阳的生活是“中世纪”的生活。寂静的夜晚，由更夫敲打铜锣报时。他们的嗓音高亢而充满哀怨，被严寒吞没之后，万籁俱寂。整个世界覆盖着积雪，除了两条主要大街，全城一片洁白、宁静。家家房屋围在高耸于狭窄街道两侧的院墙里。偶尔，某一家花园里的大树会伸出来横过街道上空，有时，圆满的明月从秃裸的树枝间移过，把纤巧的花纹投映在地面。
我们常能听到院墙外从中国内地饥荒区逃来的妇女、农民在高声乞讨：“赏点儿吧！老天保佑您升官发财！”然后，黑夜便窒息了这种哀号。
我们常在夜间雇用人力车，去饭馆或是去看朋友。人力车夫的柔软脚掌跑起来没有一点儿声音，我们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乞丐呼叫和串街小贩的铃声或锣声。
有一次，我们来到那条中心大街时，正好有个牵着一个幼小孩子的缠足女人滑倒了。她篮子里可怜的一点儿粮食撒了一地。一群人围拢过来，哄然大笑。她坐起来，一动不动，看了看四周，接着就开始骂街。她咒骂他们的姥姥和姥姥的姥姥，她说他们家里乱伦和杂交，她骂遍了他们的祖宗和子孙，直到他们低下头匆匆离去才罢休。最后，她痛苦地爬起来，收拾起她的粮食，迈开一双“金莲儿”，蹒跚而去。
晚上我访问中国人家，白天我去工厂、学校、新建的沈阳兵工厂和其他机构。在哈尔滨时我曾写信给我在东京的一个日本女性朋友，请她介绍我认识一些日本人。那封介绍信寄到以后，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本人家做客，我才了解到日本人对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对所有妇女的轻蔑达到何等程度。他们谈论中国人肮脏、腐败、狡猾，还谈到他们的姨太太。
“许多日本女人嫁给了中国男人。”我提醒一位教授。
“不错，”他尖刻地回答我，“因为我们的女人有奴性。”
“不完全对，”我说，“介绍我认识你的就是一位日本新女性。”
他的话令人吃惊：“我们日本人根本看不起这样的女人！”
他的妻子羞怯地望了我一眼，低下头去。
通过这些日本人的关系，我参观了一些日本工厂、他们的抚顺煤矿和他们为中国人开办的学校。他们反对我带我的中国翻译，但是我坚决表示，我不喜欢单独活动。我吩咐我的翻译不要流露出他懂日语。如果我继续前往别处而把他留在一个工厂，而他要谈话时，只能和中国工人谈话。
几乎所有在日本厂矿工作的中国人，都被强迫住在门禁森严的营房或宿舍里，不持有一种特别通行证件是不得随意外出的。但是很少有几个中国人对这些工人的命运关心到去过问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学生们，通常被怀疑为可能的或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学生们，也和工人毫无接触，而且认为他们无足轻重。
像那些工厂一样，抚顺的一些大型煤矿也保留着包身工制，这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制。这种制度在中国所有的日本厂矿和中国工厂、所有的矿山和码头通行。自立门户的或依附于某个财主的包工头，在若干年内，以每天可能是二角钱的代价提供十小时、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工作的若干工人，而由他向这些工人提供仅够糊口的饭食和可怜的住所，以及可能是每天五分或一角的工钱。如果是在缫丝厂或纺织厂，一个包工头常包下数百名农村姑娘，以若干年限为期，付给她们的家庭三十到五十元的包工钱，而付给这些姑娘每月几枚铜板。如果这些工人由于肺结核或心脏疾患而病倒了，包工头可以随时打发她们滚蛋。包工头的唯一义务是，一旦她们在工作中死亡，买口薄皮棺材，把她们的尸体送回她们的家乡。
工人们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工棚，如果逃跑，警察会追捕她们，把她们送还给厂主。后来我就知道好几起这样的事件：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也把逃跑的女工抓起来交给她们的厂主。
当我从抚顺煤矿和他们的营房式的宿舍区穿过，我不得不为这些矿工们身体的消瘦而惊骇。已是隆冬时节，他们还穿着破烂不堪、难以蔽体的单薄棉布衣衫。日本人油腔滑调地加以解释：“这些矿工把钱挥霍在吃喝嫖赌上。他们大多数都染上了梅毒。我们公司设立了医疗所，可是很少有人去看病。”
日本人果然提供医疗设施，抚顺煤矿甚至还为工人设置了一间浴室。但是，工人看病并不免费，除非是由于煤矿事故受伤。有一位日本工程师，当我告诉他矿工们的日工作不是八小时，而是如他所说的十小时，而包工头付给他们的工资只是每天五分钱时，他感到十分难堪。矿工们还要由于散漫、迟到、动作迟缓和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缺勤、“破坏”或“不服从”而被罚款。每半个月结束时，所有的矿工都要向中国高利贷者借债。矿方总是扣下前半个月的工资作为抵押，只有工作到包工期满，不“闹事”、不试图组织工会、不罢工的工人才能得到被扣留的那一部分工钱。
“包工制不过是中国例行多年的一种习惯做法。”日本人这样对我说。我所寄居的沈阳那户人家，由于新与旧的冲突而濒于破裂。这一家的成员有，父亲和母亲（两人的父母俱已在几个月前的瘟疫中死去），两个儿子，再加上两个孙子。我们是在这一家庆祝中国新年的，也许更应该说是在哀愁中度过的。由于债台高筑，父亲和两个儿子都分别躲到朋友家去了，要躲到正月初一。因为，如果债务未能在除夕以前清偿，债主就不得在过完年以后再来索讨。
我常听到两个儿子和父亲怒气冲冲地吼叫。那位做母亲的，生过不少孩子，如今只剩下这两个。她已是个面貌丑陋、胸部凹陷、上了年岁的老妪。她有时会扭过头去，怕我看见她那双哭红了的眼睛。有一场争吵的发生，是由于那位父亲想向我要点儿钱还债。同时，他还打算花上百块钱买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做妾。两个儿子都表示反对，并且扬言要离家出走，去当兵。
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训孝道，由于现代新思潮的冲击正在崩溃，而在这一家的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是基督教。两个儿子都进了中学，能说英语，阅读现代书籍。大的信奉基督教，是个民族主义者；小的也信奉基督教，却是共产主义大师的门徒。两个儿子之间也经常争吵。信奉共产主义的儿子说张学良是个封建军阀，他可以为所欲为，枪杀任何一个胆敢冒犯他的人。大儿子则争辩道：是少帅在“满洲”升起了中华民国国旗，并且也是他正在通过修建铁路、兴办工业、扩大沈阳兵工厂、开设新式军事学校训练年轻军官之类的行动对抗日本人。在被问到有谁能够取代这位少帅时，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弟弟竟无言以对。工人们缺乏组织，甚至未能为了和日本人做斗争而组织起来，所有反抗日本人的学生或朝鲜人都被追捕。农民正经受着地主、高利贷者和官吏的多重掠夺，蒙受着他们以毫无价值的纸币进行的欺骗。
有许多次在坐满了官员的筵席上，我主张以组织工会作为对抗日本人的一种手段。但是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害怕工会。他们说，组织起来的工人会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并且会变成共产党匪徒。
当我离开沈阳取道大连前往中国内地时，为我充当翻译的那个学生拒绝陪同。那时的大连正处于日本人的专制统治之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受到监视。他认识的一两个学生，先前曾在大连，后来全都“跑了”。我到达大连时，有两个日本人，全都彬彬有礼，行礼如仪，倒吸着气，趋步前来迎接，领我去乘一辆准备好的小汽车。沈阳的“朋友”要他们把我带到“南满”铁路一家日本大旅馆去。我去了，登过记，交出了我的护照。当我要出门寻访两位日本教授时，这两个日本人又等着要陪我同去。在我逗留大连期间，他们会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我努力以他们待我的那种礼貌回敬，但是，未能做到。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吸气，也不会用打饱嗝来表示赞赏他们的美食佳肴。我也不能像他们那样深深鞠躬，因为我的笔记本和文稿使我难以大幅度弯腰。而我不能把这些东西留在旅馆里由那两位护卫者去翻阅，只能贴身带着它们，这就已经是够不礼貌的了。
不顾他们有礼貌的反对，我还是搭乘一条英国海轮从大连前往天津，而谢绝了坐日本船免费旅行的优待。当我把在大连的一些经历说给那艘海轮的爱尔兰船长听时，他哈哈大笑，并且提起他初次来到大连所遇到的一件事情。一名日本检疫官员登上了他的船，深深弯腰鞠躬之后，倒吸着气说：“我有鼠疫。”
“真是一点儿不假！”这位爱尔兰船长又大笑起来。
精神贵族与无产者
中国的精神贵族很爱谈论中国人对待死的态度。他们说中国的哲学一向教导人们从容赴死。天津的一个德国人甚至告诉我，他们连自己的头被砍掉也毫不介意。他说：“他们惯了。”我自己曾亲眼看到一个垂危的男人躺在街上，一群好奇的人在围观，想要看个明白：他究竟会怎样死去？也有人叹息，目光流露着忧伤，却没有一个人打算给他任何帮助。当我表示要叫一辆救护车来时，我的一个朋友劝阻我：“如果你叫来救护车，你就得付车钱，付住院费；他死了，你得付丧葬费；他活下来了，你得维持他的生活。你维持不了，他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死去。”
在天津，我参观过死神的前哨阵地。一辆出租汽车载我到南开大学去会见一批教授。离开了租界铺砌得十分整齐的马路之后，我们就沿着已经被雨水泡得泥泞不堪的土道颠簸着前进。一片片黄土平原上蹲伏着许多矮小的茅舍村落，人们在这里同死神进行最后的拼搏。衣衫褴褛、浑身肮脏的孩子们挎着小篮在垃圾堆上挑拣破烂什物。道路两侧的野地里，有许许多多的坟。坟头经过风雨剥蚀，露出了一口口与地面平齐的朽烂棺木。我们汽车引擎的轰隆声惊动了正在啃着人骨头的一群野狗。它们丢下支离破碎的残骸，跑跳着，狂吠着，逃向荒野的远处。
南开大学那些精神贵族，对这种景象是不满的，希望改革有一天会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正在出版一种有关农业和工业研究的月刊，后来又出了一种厚厚的季刊。他们计划在华北接管一两个地区，采用新式簿记，创办供销合作社、开展民众教育、设立医疗诊所。北平的医师和教授们也在给予协助。他们希望这些模范地区能够表明，一旦废除非法的苛捐杂税，人们能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得到资助以赎买回他们丧失给地主和官僚的土地，苦难的日子就会结束。
北平的精神贵族群，主要是男性，也有几名女士。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汲取了英美大学教育的精华部分。极少数人称得上富裕，多数出身于小康的乡绅之家。他们有风度、有魅力，才思敏捷，风趣幽默。我见识过他们在其中任教的学院和大学，他们在努力建设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他们深情爱恋的那座古城和那古城的色彩、音响和优哉游哉的闲逸生活。这里曾是一场由他们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文化复兴运动（指五四运动。——译者注）的中心。这座城市，像他们的头脑一样，还回荡着中国美好往昔的不绝余音。虽然有些人受基督教哲学思想影响，却很少是基督徒，而且全都反对基督教关于人生而有罪的观念。他们在言谈中认为科学和教育是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他们类似古希腊的贵族，也像古希腊贵族一样，他们的社会建立在仍离奴隶制不远的人们的脊背上。
在中国，也像在古希腊，家庭妇女和男人之间是不能建立朋友和伙伴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只有有限几个女学生敢于当演员，虽然正在学着和男朋友一道公开遛马路的已经为数不少。在中国，也像在古希腊，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以智力活动为专业，而从事体力劳动会丢面子。
我以女性的方式就一些体面人物的妻子落后状况的原因，就纳妾制和外室问题，向北平的精神贵族们提出诘难。有人声称：外室，至少要比西方的娼妓制度好。而我却坚决认为：更糟！因为西方承认卖淫和宿娼是罪过；而在中国，男性情欲的满足不受任何限制。一个敢于结交情人的中国女人会被丈夫和社会唾弃；而男人，永远不会。
他们在谈到家庭制度时说，在这种制度下，纳妾使男人有“面子”。而妾是花钱买来的，可以转卖，也可以赏赐给下属。一位成了我的朋友的诗人甚至断言：纳妾，是使一个男人获得爱情的唯一机会。“荒谬！”我愤然抗议，“妾不能选择爱——她是买来的。”
这位诗人已经和那种家庭制度决裂。像许多人一样，他也拒绝了家庭为他选择的妻子，尽管她已被娶进家门，成了他父亲的儿媳。他本人走的是新道路，娶了一名女演员。但是他的家庭始终不承认这种结合，拒不接纳他新婚的妻子。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不能爱一个二十岁以上、相貌不美、缺乏杨柳细腰或体重超过一百磅磅，（英美制质量单位，1磅约为0.4536千克。——编者注）的女人。当他和我一同坐在茶馆、饭店或旧剧院里的时候，我常要他从周围的女人中选出他所谓的美人。
“你看中的原来只是有着一副毫无特色的娃娃脸的女人。”我对他说。
他总因我是个女人，不能把我偷偷带到某个有艺妓的人家的晚会上去而感到不胜遗憾。那个艺妓是他那精神贵族圈内一个朋友的情妇。他本人却并没有姬妾或情妇，只是偶尔会让贪馋的目光落到别人的妻子身上。
有些新派人物和受过教育的女人结婚。但是不久，家庭制度就吞没了妻子。妻子再也不能在智力活动方面和丈夫并肩同行。如果丈夫在家庭之外另觅新欢，她就仅仅成了孩子的母亲。我问过一个这样的妻子她常读些什么书。她说：“哦，您知道，我是十年前毕业的，不久就结婚了。”
也有少数自以为智力不低于男性的新派妇女，在精神活动领域内和丈夫并驾齐驱。她们都是意志坚定、性格刚强的女权运动倡导者。这种女人的丈夫如果想要纳妾，或是偷偷摸摸找艺妓，就该倒霉了！我听着这一类女人谈话时，会情不自禁地想：也许，缠足的旧俗不过是一种诡计，为的是使妇女顺服而寸步难行。
有一段时期，我常与这班精神贵族为伍，而且和其中少数几个，一直是好朋友。在他们心目中，我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不是姬妾或艺妓，而是一个不再年轻，也不漂亮，和男人平等相处，自食其力的洋人。为人妻妾和出售爱情，都不是我的职业。
这些精神贵族，多数是人文主义者。有些人受约翰·杜威（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教育家和哲学家。——译者注）的影响，是实用主义者（如胡适。——译者注）。也有不少人深深钦佩罗素（罗素（1872—1970），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对于社会极端尖锐的分析和他那种明白易晓的无神论。（如徐志摩。——译者注）他们和我一样赞同他的这样一个论点：如果没有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不会有对灵魂不灭的信仰。但是，他们反对他论述中国的著作，因为他对中国各种弊病的赞美使年轻人盲目自傲。
相信实用主义的精神贵族，不相信无法证明切实可行的任何运动。他们拥护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而怀疑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我和他们争辩，我说，苏联并不亚于美国，都是不得不在历史上自辟蹊径。今日的苏联也和革命时期的美国一样，正在为捍卫自己的事业、抵抗欧洲的压力而斗争。但是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仅仅是付诸实践而尚未得到证明。许多中国学生都相信这种学说，华南的一部分农民和工人正在为实现这种信仰而战斗。而他们却反对。有些人坚称，中国不存在阶级，关于阶级的观念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构。有人对我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试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他们说，科学和教育才是进步的大道。不信就看看科学在西方的成效。我当然要争辩，我说，共产党人也重视教育、利用科学。
有一位精神贵族，一个有趣而且有思想的男人，一个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中国的祸水”黄河流域挖掘古代居民点的人类学家：他挖出了许多房舍、器皿、工艺品、占卜甲骨，甚至挖出了宝贵的贝壳——一种和女性生殖器相仿的货币，也许是古代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我承认，这种工作有价值，成果也很宝贵，但是在目前有什么意义？他所工作的地区正经历着战争、黄河泛滥和饥馑的轮番蹂躏。千百万农民一而再地被迫背井离乡，为了一碗面条或米饭而把土地卖给军阀、地主、官僚，甚至他们最基本的日用必需品和原始的农具，也不得不拿到集市上去变卖糊口。他们的儿子涌入军队去混饭吃，他们的妻子被卖为奴婢，他们的女儿沦为娼妓、姬妾。为饥饿所迫，他们伐尽田野里所有的灌木和乔木去卖作薪材，以图有所果腹。雨季到来，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植物可以保持水土。“中国的祸水”泛滥，地面一片荒凉。然后是狂风怒吼，表土被席卷而去，沙漠日渐逼近。在中国有些城市，人们可以走在高与城齐的沙堆上。我看，这些城市不久也就会变成地下古城。
“为什么要现在挖掘死城？”我问，“还是等到五十年以后，把那些制造着更多死城的条件消灭之后再挖吧！”
当然，这就意味着参与政治，而政治，当然腐败而又危险。有人告诉我，这些有教养的文人即使参与政治，也一定会被政治吞没。他们说，我们必须等待好日子的到来。可是我真怀疑，谁能等待得起？
我在北平参观了一家火柴厂。除了几个工头和操纵机器的工人，全都是些年幼的儿童，他们是从农家买来的。一排排童工，有些比婴儿大不了多少，每天要在盛满火柴的盘子前面站十二个小时，他们的小手装填火柴盒的动作迅疾有如闪电。有一个手持短棒的工头在他们背后的过道上走来走去。
这些孩子，每天喝两顿加盐的小米粥，有时有点儿青菜，有时有点儿猪油。为了取暖，睡觉时他们在炕上挤作一团。所谓炕，是那些营房式房间里的和房间一样长，由底下弯曲的烟道得到微弱加温的土坯平台。我曾问到盖一条薄被躺在炕上的一个孩子的情况。他已经病倒三天，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给他看病治病。反正死不了就会活下去。
死神在中国到处活动，像君王一样肆无忌惮。它常在农家茅舍可怕的贫困中藏身，常以肺结核或心脏病的面貌去寻找矿坑里的工人。它也常搅扰有钱人的清梦，以致他们不得不依靠外国造的机关枪去应付那种推翻过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农民起义的威胁。而在口岸城市里，生活奢侈的外国人则从无论是由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或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取得的每一点儿进步中都看到了死神，而为之胆战心惊。
死神和贫穷的学生们挽手同行，但是他们并不畏惧。他们只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我对那些精神贵族说：“你们关于死亡的哲学是虚伪的！学生就不接受，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要到全世界去寻找一条改善生活状况的途径？”
这些精神贵族说，在这世风颓败的年月，学生们缺乏纪律性，缺乏责任感，只知道把学校的宿舍当作宣传据点。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我不知道。有些学生倒确实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革命者，是否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学以致用？由于传统上不许可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体质虚弱、娇气十足，几乎成了特殊的种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学习勤奋的学生批判现实、不满社会，敢于向死神挑战，不为潜伏的特务和公开的警棍所吓倒。
一天夜晚，有几位精神贵族请我吃饭，我才懂得为什么许多外国人喜爱北平和有教养的中国朋友，并且学习他们的语言。我们要到一家曾经是款待贵族的饭馆去，我离开我所寄居的那座老式中国宅院，随手把朱红大门关上时，正好有一个苦力经过，似乎是我的毛皮大衣唤醒了他的童年回忆。他仰望着冬季的天空，唱起一首有关一只老虎虽有凶猛的外表，却有一颗善良的心的摇篮曲。他迎着冰天雪地的世界一直唱到拐角处。这时，就像所有喜爱悠闲生活的北平人肯定会做的那样，他停在一群人中间，嬉笑着观看一个丑角，一个玩杂耍的、蹦蹦跳跳的熊，或是一个舞刀弄剑的山东大汉的街头表演。
朋友们中途迎上了我。当我们进入那家老式餐馆时，侍者的喊叫声震得椽木发颤：“八位——到！”
几个卖唱的姑娘正在号叫，显然是在中国式小提琴刺耳的伴奏下急剧升高音阶而又走了调。唱的是京剧的某一个段子。唱声和几个男人的猜拳声融汇在一起——猜拳是饮酒时的一种手指游戏，猜输了的喝干酒杯中的酒。他们的噪声也和侍者报告新客来到的叫喊声混合。这种嘈杂声一定使得餐馆老板心花怒放，因为他脸上总是堆着笑，不停地点头哈腰。
几名侍者给我们的单间端来了炭火盆，另外几名端来了各色酒类的小盅样品，其中一种是烈性凉白干酒。我的东道主们尝试过并挑选了几种，之后不久几小瓶凉白干和经过加温的酒就和几碟“小吃”一道送进来了。随后经理来到，背后跟着一串侍者，托着几只拔净了毛的，也就是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吊在房檐下的著名北平鸭。我的东道主们像鉴赏家一样用手试了试那些鸭子，选中了最好的一只，就让他们拿走烤制去了。
这时，我们各就各位，开始饮酒，吃菜，有礼貌地搁下筷子，谈话。一位又矮又胖的座上客端起他的酒盅喊了一声：“干杯！”这使我的东道主想起一位英语并不高明却喜欢在外国客人面前卖弄几句的朋友。那位朋友曾举着酒盅，严肃地宣布：“让我们把这杯酒喝到亮出我们的屁股！”
一阵欢笑声消停下来之后，我的一位主人大声说：“我要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阶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杜撰的观念！我的人力车夫拉着我穿街过巷时可以和我像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
“如果你拉着他穿街过巷，你是否愿意做他的朋友？”我打断了他的话头，“如果他反抗呢？你们，只有在他接受他那种卑贱的地位时，才能成为朋友。”
“我也是无产者。我为养活自己而工作。”我的一位同桌扬扬自得地说。
一位主人用筷子给我的小菜碟里搛了一堆油煎鸡肝。后来和我成了朋友的那位诗人要来了笔墨纸砚，开始为我取一个汉语名字，我不喜欢以芬芳的杏花、莲花，或美丽的溪流之类为名。最后他给了我一个古老的中国姓——史，再加上两个音节的名——美玲。我对后一部分表示反对，他便用汉语的拉丁化拼音写出了：“Shih Mei Di Li”，这是个没有任何含义的名字，但是，由于有四个音节，他们就说我是蒙古人，为我取名使得大家又多喝了一些酒，而且，使诗人写出一首有关于海浪的诗。我好像是唱了一支歌作为回报。那支歌一定是《拉雷多的街道》，因为要说唱歌，那算是我真会唱的一支。我的歌声，受到了像对艺术杰作一样的欢呼。
然后，是鸭子！起初，我们都静坐不动，只是用赞叹的目光注视着，仿佛互相告诫，这是一件观赏珍品。然后，就急于一试。我们的东道主用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情摇了摇头，说这只鸭子太次！一阵轻微的响动，我们全都拿起桌上的筷子，然后，一齐向鸭子伸去，搛起片得很薄的皮肉，放在我们面前未经发酵的薄面饼上。我们斯文地蘸了一点儿混合佐料，放上一些鲜嫩的葱段，再把薄饼卷起来，咬一口。我们像做祷告似的闭上眼睛，约莫过了一秒钟，然后，像一个个乞丐，以感激的目光看了看我们的东道主们。从此，音响的闸门敞开了。我们边吃边喝，偶尔停下来也只是为了友好地议论几句中国女人、有教养的精神贵族和无产者。菜，一道接一道端上来；酒，一杯接一杯灌下去。
当我们终于起身，就要离去，一名侍者走进庭院，高声唱报我们所付小费的数额。我们从院中穿过，又有另一名接过去喊叫，到我们走出院门，还有第三名接着高声谢赏。我们俨然有如将军，从夹道致敬的士兵队列之间走过，这种程序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也鼓励其他客人慷慨解囊。如果一名侍者喊出的小费数额是两元而不是一角，会有多大的差别！
我们分乘人力车穿过寒冷洁白的街道回家，我的背后有人用假嗓子高音唱了起来，唱一个囚徒不愿被救出牢监，因为，那是爱的牢监。我立誓：永远永远，绝不离开北平，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精神贵族。即使耗费我毕生的精力也在所不惜。但是这种誓愿又同另一种思想搅和在一起。我想到我面前像一匹疲惫的老马一样奔跑着的人力车夫，他沉重的喘息不时为虚弱的呛咳声打断。蓦然，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想起我的父亲。我是只狗啊，我们这整个一群人全都是狗！
“听着，你们！”我用一种和精神贵族极不相称的语调向我的东道主们高声喊叫：“去，把你们的人力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全都把我们的人力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以行动证明——中国并不存在阶级！”
生死场
列车在隆隆声中驶出北平，南行。我斜倚车厢，脸庞贴紧车窗，凝视着北方辽阔的平原。汽笛惨叫着，我们闯入凝重的夜，奔驰前进。坟，坟，坟。无数祖先的坟在无数祖先的田野里！总是看到死神的踪迹！铁道两侧，有一些剥净树皮的枯树……时而闪现过的某一座古城雉堞起伏的城垣暗影……我的心寂寞而凄凉。我想起了古代日本的《流浪者之歌》：
凄凉的夜，
寂寞的心。
我们像候鸟迁徙，
纵然是逆风冒雪，
仍须做漫长的旅行。
南京，中国的首都，有政府的新式建筑物、漂亮的教会大学校园、营造中的优美别墅。远处，刚竣工的中山陵——不久，孙中山的遗体将被移放进去做不安的安息。蓝顶白壁的庞大陵墓，高耸在紫金山的半山腰上，像美孚石油公司耀眼的加油站，和近旁明代开国君主陵墓的庄严朴素形成鲜明的对比。派来给我当向导的那个国民党年轻官员，在我看来，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全部不良品性。他穿一身西装，站在明孝陵的平顶上大唱《西班牙骑士》。他陪我离开我所住的旅馆时，一辆小轿车正好疾驰而过，轧死了一条狗。我嘘出一口气，停住了脚步。这年轻人竟然感到惊奇：“真想不到！我还以为你是一位老于世故的女士呢！”我们雇人力车时，这个姓莫的小家伙选中了两个衣衫褴褛、很像是稻草人的老年车夫。他随后向我传授了一些有关挑选车夫的诀窍：“挑选车夫时总不要忘记挑选那些比较老比较穷苦的。他们经不起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而且，讨价永远比年轻的少。”
参观过陵寝，我们来到山脚，和黄仁霖上校会合。这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是新成立不久的励志社的头目。他将领我去参观中央军官学校和他的那个励志社。动身前，他带我去看了看正在施工的一座小屋。
“这幢房子，”他告诉我，“是为孙中山的遗孀——孙夫人造的。她将常住在陵墓近旁。”
“你以为孙夫人会住在这里吗？”我问。
“哦，当然！她是党的中央委员。”
“我以为她正流亡在国外。”
他的表情和语气立时变得刻薄，刻薄到令人厌恶。他问，她是不是在莫斯科——鲍罗廷在那里？
这时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他们的战斗方式！”我回答他，我是听说孙夫人在德国。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放肆和无耻的嘴脸。黄上校是蒋介石夫妇最亲信的侍从；其实，外国记者都称他为“大太监”。我的愤懑情绪和孙夫人个人毫不相干，因为我从不认为她是不可冒犯的神圣。但她正直，有清白无瑕的品格。她甚至宁愿流亡异国，也不愿让国民党滥用她的名声。我发现，有封建意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常常用人身攻击去败坏一个女人或一个政治运动的声誉。
尽管发生了这一次和无数次类似的插曲，我仍真诚同情中国政府想要摆脱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枷锁的愿望。我访问高级官员，特别是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我在写文章时力求做到严格意义上的公正。与此同时，我也不止一次地在筵席上告诉那些官员，我不希望看到治外法权的废除，如果那意味着我和其他美国人有可能要服从他们“中世纪”的法律，或者，被关进他们野蛮的监狱。
我初到南京时，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举行。无论是中国或外国的记者，没有一个获准旁听。大会闭幕之后，这个党才发布一批宣传材料，天真地指望各国记者会把它用电报发往世界各地。国民党内也有一些进步的民族主义分子，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没有多大实权。我在一份供作宣传之用的材料上读到，国民党拥有三万九千名党员。我问一位官员，这指的是全国，还是仅限于南京？他显得局促不安，回答时含糊其词。事实是，国民党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只有三万九千名党员，也就是说，已经变成了政府官僚及其部属的一个宗派性小集团。甚至有一些党员对他们本党的某些做法也十分鄙视，但依旧保持党籍，因为，否则就会无从谋得职位。
这时，也就是我初到南京时，我仍然相信，国民党至少还代表着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的一些代表曾谈到工会，似乎以为我会相信他们的话，以至认为确有这样的组织存在。我要求访问工会。那个被派来给我充当向导兼翻译的年轻官员第一次带我到一家工厂去。那里的英国人经理拒绝我进厂，只是吩咐他的买办——一个油头滑脑、似乎有几个钱的中国人同我谈话。这个中国人只是要求我把他所说的全当作是厂里的实际情况。在演过这样一场访问的滑稽戏之后，我们来到附近一所房子，发现那里面有一个人独自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屋里除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以外，只有睡觉人前面的一把茶壶和两只杯子。这就是工会办公室。我们叫醒那睡着的人，他迷迷糊糊地站起身来，我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学生。从他含糊的言谈判断，他似乎是专门派来恭候我们的。他对任何问题都一无所知——甚至不知工会的会员人数。我问他从工人每周的工资中扣下的会费怎样使用，他丝毫没有打算回答的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工会会费，只不过是国民党对每一个工人强征的捐税。工会的作用仅限于收钱和防止任何工人活动。工会和厂主、买办沆瀣一气，侦察心怀不满的工人，再给他们戴上共产党的帽子。
我的向导似乎急于和我修好，我却莫名其妙。有一次，我和他谈到我那些有关日本人控制东北的文章，他要带回家去读。不久，有一位大学教授当着我的面为向导莫先生正在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满洲”的文章而向他致贺。这位教授的妻子为我读了其中的一篇，我便问这位莫先生，为什么要把我的文章拿去当作他的作品发表。他极为难堪，却向我解释道，他在政府里缺乏有地位的亲友，所以担任这样低的职务，领取这样少的薪金，以致难以结婚。为了获得晋升，他必须证明他是“满洲”之类问题的权威。他还说，高级官员，包括他那个部门的首脑，很尊重有外国关系的人。他表示，如果我愿意帮他的忙，他也愿意帮我的忙。他问我愿不愿意考虑，比如说，担任劳动部的顾问。我说，我不能，因为我是个记者，必须摆脱和官方的任何瓜葛。他要我放心，不会有人提到我的姓名，也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薪金。“有不少外国人都在当顾问，”他对我解释，“有些在外交部，他们全都领取政府的津贴。”
我仍然拒绝。他为我惋惜，说我太不切实际。
他一边谈着，我一边回想起，他是怎样只挑选那些可以很容易压低车资的人力车夫，他对那条被轧死的狗的反应是何等麻木不仁。然后，想起了夫子庙街上难忘的插曲。那是一条开设着妓院的街。在一片开阔场地上，我和他曾经偶然发现一个很大的帐篷。有上百苦力和工人静静地蹲在那里面，听一个老汉说书。我停住了脚步，而莫先生却神经质地表示反对。他说，没有一个体面人会和这些下流人接触。只是由于我的坚持，他才同意留下。不一会儿，我就劝他为我翻译。
说书人约莫五十岁，穿一身黑布大褂，戴一顶瓜皮小帽。他说的是一段古代英雄的爱国故事。当他发表哲理性言论时，便唱将起来。他手持一副竹板，轻轻敲打着以配合说书的节奏。他那优美动听的嗓音和叙述的艺术技巧都使我入迷。有时他放下竹板，拿起另外两根细棒，在一面小鼓上敲出一种节奏；有时他的嗓音和鼓声都提到一个极高的高度，而后又会降低下来，接着叙述。
由于莫先生一再反对在这种地方逗留，我们终于离开。他开始向我传授中国的处世哲学。他告诉我应该回避什么人、亲近什么人。我问他那说书的是个什么人，他说，也许是个落第秀才，为了活命而不得不以说故事为业的废物。我问到他平时做何消遣、有何爱好，他列举了许多美国无聊影片的片名。莫先生使我长了不少见识。
不久以后，我们坐在一座可以俯瞰玄武湖的古庙茶室里，他向我透露了以往经历中的一些秘密。他曾受到过共产主义的强烈吸引，但是1927年后，这种信仰成了罪行，他也就修改了他的“路线”。只有下等人才继续相信共产主义。共产党人正在江西省组织和武装既不能写也不能读的农民，他们在杀那些有地位的体面人。有些工人和学生也还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政府正在清查和杀掉这种人。
“杀掉？”我问，“就在首都？”
“当然，”他满不在乎地回答，“如果你想开一开眼界，我可以领你去。”
我只能吃惊地盯着他那无动于衷的眼睛和光滑而怯懦的脸。
几个月以后，我在上海又碰到了莫先生。他看上去时髦而且阔绰，已经是上海华界工厂的主任督察。他发觉厂主和经理们都极为合作。他终于要结婚了。
“我以为，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他若有所思地说，“那位女士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会说英语，有很不错的海外关系，家里很有钱，全家都是基督徒。我考虑了很久，看来我也只能达到这一步了。”
我的心头闪过一首苏东坡的中国古诗：
人家生了孩子，
都盼孩子聪明，
我已由于聪明，
毁了整整一生。
只盼我这孩子，
愚昧而又蠢笨，
才能飞黄腾达，
当上内阁大臣。
（作者所引为亚瑟·韦利的英译，八行。苏轼原作为七言绝句《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译者注）
由于想要了解一下一位国民党官员所谓重大的乡村改革，我和中央大学两位教授一同到南京城外要走好几个小时路程的实验站去。这两位教授说服了一个地主，允许他们在他的土地上试用一些美国良种、化学肥料和新式深耕犁。有大约二十名小学年龄的孩子在实验站附属学校里读书。他们都是那个地主及其亲友的孩子。而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村儿童则跟在我们后面看热闹，没有一个上学，他们家里全都太穷，买不起体面衣服。这就是乡村改革！
在返回南京的路上，我们在一家乡间茶馆歇脚。不少衣着寒酸的村民聚拢来了。我请两位教授中的一位为我充当翻译。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五六个人拥有一两亩土地。其余的，不是佃农就是雇农。佃农要交出收成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地租，如果地主的妻子添了儿子或有婚丧大事，以及逢年过节，还要额外送礼。所有的农民都欠地主的债，要付三分或三分以上的利息，并以土地、耕畜或农具做抵押品，如果没有这类抵押品，就连欠债也欠不成。
这里的农村都由杂乱无章的茅屋构成，屋前有敞开的阴沟。几乎所有的村民好像都患皮肤病，孩子们头上有癣疥和脓疮。在村内池塘的一边，妇女们淘米洗菜、提水做饭，就在另一边，她们刷洗马桶。桶里的粪便则用在田里当肥料。热天，孩子们在池塘里游泳，野地里到处是他们祖先的坟。
几星期后，有一位研究农村情况的学者来到南京，经官方批准，他要到京沪之间的一个地区去做调查，邀我同行。大约一年前，那一带曾经发生过一次暴动，有四十个农民被杀死在一个极有势力的地主的庄园里。
我们等到秋收季节，在无锡登上一艘汽艇，在咔嚓咔嚓的响声里沿大运河北行。真像是命运的安排，那位极有势力的大地主恰巧也在同一条船上。他姓朱，神情严峻，令人望而生畏，是个魁梧异常的大汉，穿一身灰色丝绸长衫，有一名武装保镖。
朱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我们接受了。我的学者朋友体质羸弱，处世谨慎。他说，如果我们拒绝，就很可能根本进不了那个地区。
我们无所拘束地闲谈起来。朱先生告诉我们，他把大儿子留在无锡接运刚从上海买来的一批新式美国步枪和一挺机关枪。他的小儿子年方十八，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但是此刻正在家里，刚和无锡一位有声望的丝商的女儿结婚。他本人是他那个地区的主要政府官员，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他称之为“义勇队”的一支武装力量的司令官，因而是集政治、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的首脑人物——法官、陪审兼刽子手。
我们来到他家世代居住的朱家里村，有一群衣衫破烂的村民已聚集在堤岸上。我们登岸时，从他们中间走出几个武装卫士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护送我们走过卵石铺砌的村间街道。人群默默地跟着，穿过了村子，我的学者朋友和我故意走在最后，和卫士中的一个谈话。他说，他们都是北方兵，被带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不懂当地方言，在当地农民中没有亲眷；并且告诉我们，两天前朱家又抓了两个农民。
我们走进一座广阔、庞大的寨子——三面有城堡式的高墙，一面是护寨池塘。寨墙和池塘四周又围着一道纠缠成网的铁蒺藜屏障，屏障内还有几条深堑。几座寨门上都开有用于射击的枪眼。
进入正屋，我们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厅堂，青石板墁地，粗大的红漆圆柱支撑着沉重的房梁和盖着瓦的房顶。仆人把高高的红烛点燃后，我们看到厅堂里挂满了用金线绣制的富丽堂皇的喜幛。厅堂里全都是祝贺婚礼的装饰品，表示对于富贵长寿、多子多孙的祝愿。
朱氏大家庭的全体成员和住在寨子里的警卫士兵开始聚齐。我们落座以后，朱氏家族那位首脑以极其隆重的礼节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点心，互相说了些毫无意义的应酬话。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中世纪某个领主的城堡之中。用过茶点，已到了晚餐时刻。我的朋友教我按照传统的习俗要求看新娘。新郎早已在座。不久，那位新娘，一个比她丈夫大一点儿的年轻漂亮姑娘就应召而来了。我们都站起来，躬身施礼，她端庄地坐下。我问起她的教育、工作。她竟以一种似乎与己无关的口气回答道：“中国人事事不如外国人，而中国的教育又确实最差。”我只能是惊讶得瞠目结舌。
我的学者朋友又教我按照传统习俗为新婚小夫妻祝酒。我们又一次全体起立举杯，祝他们白头偕老、多子多孙。正当这时，我听见人群和士兵背后、大厅某个角落，传来一阵镣铐磕碰的锒铛声。我的朋友也听见了，但是脸上毫无表情，没有一个人回过头去。
晚餐完毕，我们送新人回内院的洞房。那里摆满了饰有铜钉的贵重红木家具。小夫妻俩坐在床沿上，请我们喝茶，吃削好的梨。我们就赞美他们收到的贺礼。我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对新娘的绝色美貌惊叹不已。后来我请他不要再说超出必要限度的谎话。
我们回到大厅才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大厅里人已散去，只剩下站在一角的几名士兵和一个高大健壮、穿长衫的男人。此人是朱氏兄弟之一，腰里缠一条子弹带，挂一支毛瑟自动驳壳枪。我朋友的助手和他攀谈起来，终于巧妙地把他引出大厅而留下我和我的学者朋友与那几个士兵交谈。
中国的普通百姓和那些有教养的统治阶级人士迥然不同，谈起话来通常都极其坦率。那几个士兵告诉我，我们晚餐时听到的镣铐声是因为又有两名农民被抓来所引起的。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我带进囚禁着那两名农民的小屋。他们躺在稻草上，脚上有镣，手上有铐。镣铐用链条紧锁在墙上一个铁夹子上。一个农民已届中年，黑而瘦，显得机灵；另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相貌却臃肿得发蠢。他们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我们离开时，士兵沮丧地站着。外面已是黑夜，月亮正圆。平坦的郊野寂静无声，一片苍茫。我觉得这景色多少反映了我的某种深深的忧虑。
那一夜，我被指定睡在一间摆满笨重的黑色家具的房间里。房里还另有两张床，一张睡着朱家两个姑娘；另一张上躺着一对夫妻。我卧倒在蚊帐里，只脱了外套，准备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的耳朵紧张地注意着大厅传来的每一点儿动静。有时也迷迷糊糊打一个盹儿，脑子里翻搅着各种各样的幻影，想象着我悄悄溜进大厅，放出那两名被囚的农民……不行，有看守着的士兵……我又另作打算，爬上屋顶，揭开瓦片，让那两个囚徒可以抓得住我的手……我俯身下去，拉他们上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爬过屋顶，从城堡笔直的墙上跳下去，匍匐在夜色苍茫的田野……
我猛然从床上坐起，完全清醒过来，然后我又躺下，幻影重新出现，我又重新醒来。我总是摆脱不了忧虑——为中国忧虑，为人类忧虑。
第一线朦胧的曙光射上牢房式房间开得很高的窗口时，我就起身步入大厅。我的朋友们和那位带枪的朱氏兄弟还在那里。几名士兵正把那面带蠢相的年轻农民从小屋带往相邻的一个院落。在暗淡的晨曦中，我看了看我那位学者朋友，他清癯的面孔阴郁苍白。他和他的助手也都通宵未能成眠。
遵照那位朱氏兄弟的命令，士兵给那年轻农民戴上手铐，再用袖子遮盖好。一群士兵和一个朱家人，现在都换上了便衣，手枪藏在长衫里面，驱赶着那个步履蹒跚的农民。
“他要出卖别人了！”我惊恐地对我的朋友叫道。但他只低声回答我：“一个也不会找到，所有的农民都知道已经有人被捕，他们什么都知道。”
“他们会怎么对待那年轻人？”我绝望地叫起来，“那年岁较大的一个在哪里？你不能帮点儿忙吗？”
“要想帮忙是危险的。”他回答，“我们不能做任何会干扰调查的事，什么也不要流露，今天就到那些村庄去。”
整整一天，由朱家的一个人领着我们走了一村又一村。带枪的士兵在前面开道，后面护送。所有的村庄都以朱姓命名；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农民，都属于朱家。这些村庄都不过是一些土坯茅舍的群落。由木板拼成的床上胡乱堆放着粗布被褥，几件原始农具堆放在墙角，几个破损的陶盆、陶碗搁放在泥土地面上。我们走近时，一些蓬头垢面的妇女和小姑娘藏进了不见天日的茅屋。在她们心目中，我们是政府官员，是朱家的贵客。
一个老年农民拿来一束稻子，放在那位朱家人面前，半蹲着身子，请求开恩。因为锈病毁了他半数的收成。
而朱家老爷用生硬的语气告诉我们，这些农民极不老实，以致不得不派警卫到地里去监督收秋。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偷窃稻谷。许多农民在一旁听着，站得笔直，双手交叉合抱胸前，我的朋友尝试着和他们谈话，他们却一言不发，那一双双平视的深不可测的黑眼睛里充满憎恨，他向我递来只可意会的眼色。
到了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立刻叫出声来：“应该派一支军队来把朱家全都送进监狱，解救这些农民。”
“派哪一支军队？”他问我。
一星期以后，我在上海又见到了这位学者，我说：“昨天，我和一些德国商人一同吃晚饭，我对他们谈到朱家和那些农民，他们都怒不可遏地谴责我的态度。你要是听了他们说的那些话就一定会想到，我这种态度使他们忧心忡忡！”
“是这样！”他冷冷地回答我。
他，和像他这一类人，是我所遇到的革命民主派人士。他们和那些精神贵族一样，也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也汲取了西方教育的精华部分。不同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头脑，用来服务于人民。
上海的恐怖
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阅览室里，我问一个年轻的管理员：“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是吃教会饭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有多少人只是为了混饱肚子才信教的？”他露出一副苦相。
“这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他说，“我们的干事似乎一个个全都跳到政府的立场上去了。昨天，我们的一位干事蹑手蹑脚地四处通知，要我们到礼拜堂里去祈祷，因为蒋介石加入了监理会。（基督教在美国南方的一个教派。——译者注）他似乎有点儿吃惊。”
“许多中国人都叫我吃惊，”我嚷了起来，“不论是不是监理会的教徒！一个中国商人在他的资产之外再加上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结合体。信教、微笑、握手，再和商业头脑结合在一起，就成了——”
两个年轻人来打听有关借书的问题。图书管理员立刻合上了我带来请他翻译的那本小册子——书名是《圣约翰福音书》，但是，几页之后，福音书就变成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年轻人走后，管理员又翻开小册子，为我翻译各章标题。这是一本“禁书”，也许是共产党人出版的，但用的名义却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教会出版社。这位图书管理员已经收藏了不少这样的书，全都有一个基督教或儒家经典的书名。
图书管理员是个消息的源泉。他到处收集禁止发布的新闻：从青年会工作人员、官场上的朋友和新闻从业人员口中收集，也从茶楼酒肆的闲言碎语中收集。他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关心人民祸福的青年。政府发行的，只要有点儿价值，他读；共产党人出版的，有益于人民，他也读。
一天，这位图书管理员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杨树浦工厂区去看看工人住宅？明天我可以带你去。许多工人住宅是天主教会的产业。”
我正求之不得。第二天傍晚，我到他家去会他。他的家，是那些损害了上海形象的无数“中西合璧”式房屋中的一座。那是街道干线两侧一排排鳞次栉比的那种弄堂楼房。楼底总是有一间起居室，外带一间又小又黑的厨房和完全不透光、不通风的盥洗室。如果住户是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小职员，就很可能在这里看到一本翻烂了的美国家庭流行歌曲集、一本赞美诗集、一本电影杂志、几幅彩色挂图——印着纽约铁路总站或是一个妙龄女郎坐在泉水边上听一个穿短裤的青年谈话，半空中有个挟弓持箭的丘比特。
上海，丝毫没有北平那种开阔、恢宏、悠闲自在的魅力，也没有那些彩色屋顶、气势雄伟的壮美建筑物。对于多数华人来说，上海是一座寒酸、简陋、贫瘠乏味的城市。
当我在那个傍晚去敲那位图书管理员家的门时，我被楼上窗户里发出拉长了的“嘘——”声吓了一跳。我抬起头，看见了他的脸。几秒钟后，他把门拉开，小心翼翼地领我进去。
他一言不发，带我到楼上，从可以俯视另一排中西式小楼的后窗口看下去。只见一群既有华人也有洋人的警探在摇鼓似的捶打一座楼门。许多面孔在弄堂里所有的窗口出现片刻之后，就都缩回到暗处去了。正对我们的一座门被一个细高身材穿长衫的男人打开了。两名警探向他冲过去，其余的也都跟着涌进大门。随即传来一声女人恐怖的喊叫，我们看见对面楼上房间里有几名警探跟在一个女人后边。她狂乱地跑着，然后把手臂靠在墙上，头埋在臂弯里，紧贴着墙。警探们撕破被褥和枕头，又搜查了其他地方。那间可怜的小房间也确实没有什么可翻找的，几分钟就搜查完毕。这家街门又一次敞开，几名警探带着那细高个男人和那女人出现了，他们都戴上了手铐。女人脸色发灰，男人嘴角有血。他们向远处走去时，布衫下显出了瘦骨嶙峋的轮廓。
图书管理员的嫂子在楼下那间几乎毫无摆设的起居室里激动地惊叫着：“还有几个警探留在房子里等他们的朋友上门，我有个女性朋友常去，可我又不敢去报信让她不要来。我去了会被抓起来的。”
“我去。”我自告奋勇，“他们不能因为看望一个姑娘而把一个美国人抓起来。”
这女人才算松了一口气。我记下了她告诉我的姓名和住址。
“她英语说得很好，”她提醒我，“要是有‘包打听’出来开门，就说是找一个英语教员。等我看看弄堂里有人没有。”
她跑步上楼，过了一阵才向楼下通知我：可以出去了。
我一上大街，就闲逛起来，张望着一家家店铺的橱窗，直到我断定没有人跟踪，才招呼一辆出租汽车坐上去，到市中心一个地方就把它打发走，步行一段之后，再要一辆，然后在离目的地不远处再把这一辆打发走。当我从另一条由中西式小楼构成的弄堂穿过时，我盘算着会不会有警探出来开门。我急促地敲了敲门，心怦怦直跳，没有人应门。但是，有人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我头顶上的一扇窗户。一抬头，我看见一个漂亮姑娘的面孔：大大的黑眼睛，短短的黑头发。
“快下来！”我压低嗓门召唤她。
一阵跑步声，门开了。我跨进门去，向她传送警报。那对闪闪发光的眼睛变得更大了，她瞥了一眼书橱。最温和的社会问题小说都有可能把人送进监狱，有无数这样的青年正在牢房里消磨他们的整个青春。
“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交给我，”我催促她，“通过派我来的朋友就能找到我。”
她立刻跑到书橱前，抽出其中一本高尔基的《母亲》。她又跑上楼去拿来了包成一包的一些杂志。
我回去时，步行穿过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这里的密探和暴徒在搜索一切思想观点不同于官方的男人和女人。半个小时之内，那位姑娘就要搬出住所，把警报传给她所有的朋友。因为家庭、朋友或同志之间的纽带无论多强，都有可能在酷刑折磨下崩溃。有些把革命只看成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冒险的人，有些堕落成为贪财牟利之徒的共产党官员，有时甚至无须酷刑就会出卖同志。有几个重要的共产党叛徒甚至加入了原来叫作“蓝衣社”的国民党秘密组织，当上了特务，专门在茶楼酒肆徘徊，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走动，或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去指认他们先前的同志，还有一些，则以发表“悔过书”来赎买他们的性命。一旦被捕的人中有谁回到了他们以往经常出没的场所，就会被怀疑，这种疑团常常多年难散。
有一次，我对一位共产党人说：“你们似乎只相信那些已经死去的！”
“如果我们会被轻易出卖，中国就完了！”这是他的答复。
“你们的怀疑也有可能造成叛徒。如果你们关上大门，他们最后也许就会跨进蓝衣社的大门。”
“我们会有办法知道一个人是否真是逃出来的。”他的目光越过我凝视着远处，接下去说，“国民党并不相信参加过共产党的任何人，因为他们既已出卖我们，就也有可能出卖他们。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一旦在一个人头脑里生根，就永远也不会被完全铲除干净。”
“一种无可奈何的屈服，是吗？”
“是的。中央政府里有不少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其中总有一些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倒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属于我们，他们需要一种人寿保险。但是特务机关已经杀了不少投降过去的人。在榨净了情报之后，就把他们像挤干的橙子一样消灭掉。”有一位名叫冯达的中国青年，担任我的秘书兼翻译。他帮我阅读和剪贴中文报纸，把新闻译成英语，建立我的文件档案。单是有关中国红军的卷宗就装满了好几箱，但大多是官方报道。在为期六个月的一个阶段结束时，我整理官方的统计数字发现，据说有五十万红军官兵已被消灭，而官方报刊仍然声称，已经只是“残匪”的红军还在追剿下逃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共产党总书记毛泽东已经被击毙十几次，而在他们被“毙”过十几次之后的一个月，又为取得他们的首级宣布了新的赏额。
我对共产党人或据称是共产党人在各城市被处决的消息做过类似的研究。到1932年为止，中国报纸已发表不少有关集体处决的详情，而且常常配有照片。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的是发自重庆的一则报道：省长为捕获和杀死任何一名共产党人定下五十元的赏额。顿时，大中院校遭到军警袭击，不少学生被枪杀在街头。然后，凶手纷纷报功请赏。一次，我把这类报道的一个摘要交给曾经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直到1927年为止的陈友仁（陈友仁（1878—1944），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出生于特立尼达岛，早年在英国读书，当律师。1912年回国，任北京英文《京报》主笔，曾被段祺瑞逮捕。1924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孙逝世后，在北京编辑英文《民报》。1926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七一五政变后赴欧游历。1931年一度在南京任外交部部长，主张抗战，被迫辞职。1938年后，闲居香港。后被捕强迫迁居上海，1944年病逝。——译者注），他对当时的政府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如果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要设法制止这种恐怖行动。到了1931年，他在广州担任要职，我去看他，请求他不要处决八名以工会组织者身份在广州被捕的海员。他说，这些人明知故犯，他爱莫能助。
我还有过类似的经历。1931年春，我去找外侨青年会的美国干事，请他设法制止把在上海被捕的两名外国工会负责人引渡给中国警方。他拒绝救援，说我从不曾为中国人来找过他，他说他关心的是中国人，中国最贫穷的苦力的权利在他看来和外国人的一样神圣。我接受了他驳斥我的理由。几个月后，我为五个中国人去找他，其中三个是工会组织者。他们已经被捕，很有可能被杀。他回答我：“他们明知故犯，我无能为力。”
像别的外国记者一样，我也必须尽可能多地与各种类型的华人和洋人建立友好联系，以开辟自己的消息来源。我喜欢学者型精神贵族的聪明才智和几位新闻工作人员的观点和胸襟；然而，使我尤为敬佩的，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救国派的和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我看来，他们体现了法国、美国和苏联三大革命的革命家所特有的坚定信念和无畏胆识。
此外，在我和多数外国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障碍，我难得会见我的同行。然而《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约翰·本杰明·鲍威尔（1888—1947），美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后来他从密勒手中买下了该报，从1922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本人逮捕之前，一直主持该报。他在集中营内受尽非刑，以至到1942年日美两国交换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时，只能被人用担架抬上轮船。1947年死于华盛顿。他著有《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一书。——译者注）在我的印象中却是一个颇为正直的人。由于他不喜欢共产党而相信国民党，我们时有分歧。但他是一个美国民主主义者，他一贯维护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和写作的权利。我们都对英国和日本的远东政策感到忧虑和憎恶。日本的入侵使我们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从此，他发表我送去的任何东西。
几年以后，日本人开始暗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鲍威尔先生把他的同事组织起来体面而隆重地安葬他们。直到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他维护中国的无畏行动才不得不告终止。他早就是日本黑名单上的人物，不久，就和另一名美国记者维克多·基恩一道被捕。
我的另外一类朋友，有一位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驾驶员，名叫库特。此人神经过敏，常爱想入非非。我和他保持接触，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可贵的消息来源。每次从内地大城市飞行归来，他总会带来一批他拍的照片和许多新闻。
他一再宣称，生活没有意义。一天下午，他刚从汉口飞行归来，一进我的房间就倒在一把椅子上，他面色苍白，嘴唇抽搐。我给他斟了一杯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等着听他再一次为活得无聊而大发牢骚。他把一包胶卷和印好的照片扔在我的膝上。有几张照片照的是十几名中国共产党人，也就是被说成是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人，在汉口江汉海关大楼前一块空场上被斩首的场景。有几张照的是斩首后横倒在街心的工人尸体。有一张是一个握着手枪的英俊潇洒的中国军官，背后是外国工厂的高墙，脚下躺着许多显然是刚被他杀死的工人。
“所有这些全都是我拍的，只有那张有持枪军官的是一个英国工厂主给我的。”库特说，“集体斩首的照片是我从海关大楼窗口拍的，那十二个人上身一丝不挂，双手绑在背后，脖颈上勒着绳索，有些人嘴角流血。警察和士兵都很起劲，他们把囚徒踢倒，再用绳子把他们的头向前拉，让一个彪悍的刽子手用大刀斩首。喷出来的血有些溅到了伸长脖颈看热闹的中国人身上，他们木然地垂手站在四周。”
“你抗议了吗？”
他不理睬我，继续往下说：“有一个囚徒不等斩首就倒下死去了，有几个用高亢的嗓音唱歌。他们唱的是《国际歌》。全都砍死后，警察用笤帚蘸了血向围观的人群甩去，看热闹的人才像兔子一样逃走。”
他感到恶心，站起来向洗澡间走去。回来时，面无血色。
“看看这个现代化城市，库特，”我开始激动起来，“不论是你或是我，都应该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告诉给人们——把这些照片拿去给他们看看，给那些传教士、商人、新闻记者和青年会的干事们看看。这城市，看看它，看看这座有整齐的街道，有电灯照明，有许多高楼大厦的城市——”
“至于我，我可不打算为一群中国佬去受私刑！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到澳大利亚去。”
“在你看来，中国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是吗？”那天夜晚，他又告诉我，他还带来一些照片，是在空中拍到的。政府禁止，但他还是照了。
“我用这些照片挣到的钱，足够我在澳大利亚活得像个人样，直到我找到新的工作。”他向我解释。
我疑惑地瞪着他，问他：“你们的老板为什么要中国领土的照片？”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你是在干着危害中国的间谍勾当！”
“中国？你怎么会对中国有感情？只消想想我带给你的那些照片！”
“可是这个国家仍然属于中国人民。你在帮助他们的敌人。”
“你是个幻想家！”他这样回答我，然后坐下去，无精打采地凝视着前方。
鲁迅
1930年，一个炎热的下午，有一对教书的夫妇（董绍明（即董秋斯）和蔡咏裳。——译者注）来找我，要我帮忙办两件事：一件是为新创刊的一份专门发表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研究论文的杂志《大道》（上海地下党领导出版的刊物，董绍明任该刊编辑。——译者注）写几篇有关印度的文章并捐一笔钱；另一件是租一家外国人开的小餐馆，准备举行招待会和宴会，庆贺鲁迅五十寿辰。鲁迅，伟大的作家，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高尔基”，而我以为，他其实是中国的伏尔泰。
我爽快地答应了第一件事，但是，第二件事却充满危险，因为要邀请上百名代表“危险思想”界的男女出席。我的朋友要我放心，所有的来宾都将以口头通知邀请，而且誓必守口如瓶，在通往餐馆的各条路口，还要设置“岗哨”。
祝寿那天下午（鲁迅生日是阴历八月初三，应为阳历9月25日，这次祝寿是在9月17日。——译者注），我和我的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小餐馆的花园门口。从我们所站的位置可以把客人们必经的那条长街看得一清二楚。我看见前方路口有一个穿长衫的男人，表面上像在等候公共汽车；另一个坐在近旁一家门前的台阶上。
鲁迅，由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陪同，来得很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实际上的初次会见应为1929年12月27日，见《鲁迅日记》：“1929年10月25日上午得史沫特莱女士信，午后复。27日下午史沫特莱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董字秋斯，静海人，史女士为《法兰克福日报》通讯员，索去照相四枚。”——译者注），而他竟成了我在中国那些年月生活中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头上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发像一把刷子。面部轮廓和一般中国人相似，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表情最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不谙英语，却颇能说几句德语。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他的风度、谈吐和举手投足，都散发出绝对完美的人格的和谐与魅力。我突然发觉我像个傻瓜一样笨拙而粗鲁。
宾客的人流几乎随即来到。鲁迅已向花园里面走去。我一再回过头去看他，被他那只以某种姿势举起的瘦削的手深深吸引。
随着客人们的来到，我的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作家、美术家、教授、大学生、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甚至还有两名精神贵族圈内的人物。这两位的来到，并不是因为和鲁迅在信念上志同道合，而是由于敬重他的正直、勇敢和学术上的成就。
这是一次五光十色、令人兴奋的聚会——集合了一群文化革命的各路先锋。一群人衣着寒酸，显然处于半饥饿状态，据他们介绍，是一个新成立的现代艺术剧团的代表（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曾上演田汉译的《莎乐美》和下文提到的《卡门》。——译者注），他们试图在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迈尔夫人的扇子》（当时译为《少奶奶的扇子》。——译者注）之间塞一些社会问题进去；另一群，显得比较阔绰，是洪深（洪深（1894—1955），字浅哉，江苏常州人，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译者注）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学生。他们已经上演过易卜生的几个剧本和那位教授自己写的一两个剧本。这位教授还是中国最早几家电影制片公司之一的导演。第三个戏剧团此处指上海艺术剧社，社长为郑伯奇，其他领导人有夏衍、叶沉（沈西苓）、许幸之等。——译者注是由年轻的左翼演员、作家、翻译家组成，他们演出过罗曼·罗兰、厄普顿·辛克莱、高尔基和雷马克的一些剧本，后来他们上演《卡门》，演过三场就遭到了警察袭击，有些人被捕，戏也被迫停演。观众席中的密探不喜欢唐·何塞刺死卡门的最后一幕，卡门在把指环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所说的台词，使他们想起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
从我在门口所站的位置上，现在看到又有一群人在走过来。有一个颀长、瘦削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走着，不断回头张望，他显然是个大学生。他走过去后，我的朋友低声告诉我，他是《上海报》（《上海报》为上海地区党的刊物，主编李伟森。——译者注）的编辑。《上海报》是共产党的地下报纸，正在这座城市里开展新闻游击战。不久后又来了一个，穿一身满是褶皱的西装，头上是蓬乱的长发。他被关押了几个月，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曾被怀疑为中国济难会（中国济难会，192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成立的革命团体，主要任务为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9年12月，改称中国革命互济会，在各重要省市设有分会。共产党人邓中夏、黄励等先后任总会主任。1933—1934年遭到反动派破坏。出版刊物有《济难》《牺牲》《光明》等。——译者注）的代表。指控属实，但是钱能通神。他家里花了一笔巨款买通了逮捕他的人。
花园已经挤满，客人也已到齐，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仍然守卫在原地。暮色开始降临，有一半客人陆续离去。别人来换哨时，我们才和其他客人一道进入餐厅。
晚宴过后，演说开始，由我的朋友之一替我翻译。餐馆的荷兰老板不懂中国话，所以无须担心。但是几个华人侍者却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满头乱发的那一位报告狱中情况时，我仔细观察着那些仆役的每一点儿动静。继他之后，是《上海报》的那位编辑发言，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红军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的真实报道：那些起义农民在和地主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妇女（冯铿（1907—1931），广东潮州人。青年左翼女作家。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联”，1931年2月7日与李伟森和柔石等人同时被杀害。——译者注）接着谈起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她在结束谈话时，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的保护者和导师。
自始至终，鲁迅仔细听着，及时把专注的目光转向每一个新的演说者，一根食指却沿着茶杯的杯口不停地移动。演说全部完毕，他才站起来讲活，神态安详地谈他亲身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动乱的历史——中国从根本上遭受到摧残的历史。
他出生在农村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在辛亥革命前那种早期新思想已经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渗透进去的封建环境中长大。由于太穷，无法到西方国家留学，他只得前往当时同情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日本。他曾经学习现代医学，同时，阅读了托尔斯泰著作的最初一批日文译本。托尔斯泰引导他接触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使他认识到现代文学的力量。
他本来是要回国行医的，但是，像许多西方国家医务人员一样，他很快意识到多数疾患和病痛的根源在于贫困和与贫困相伴随的愚昧。唯独有钱人才治得起病。在俄国古典作家影响下，他转而以文学为武器抨击封建思想，开始写一些俄国古典风格的短篇小说，渐而完全放弃了医务。中国文化复兴时期，他正在新思潮的发祥地北京担任文学教授。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他学习了德语和俄语，翻译了不少俄国的小说和文章。他说，他的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现代社会问题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同时他还搜集西方古典和现代绘画以及版画样品，为年轻美术家们出版了好几种这一类的画册。
他说，现在有人请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那将是幼稚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的生活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
尽管如此，他仍将继续把西方优秀的文学和美术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也就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权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作为导师，他奉劝受过教育的青年要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学习借鉴西方社会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形式。
聚会结束时，一个青年人俯身向我摇摇头，愁眉苦脸地说：“令人失望，不是吗？我是指鲁迅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真叫青年人泄气。”
我终生难改的对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厌恶又油然而生。中国知识分子永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照他们理解，甚至“青年”一词也仅指学生，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所持的是一种优越的、似乎是同情的态度。他们创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到那时为止，显得矫揉造作，不过是俄国小说的拙劣仿制品。
对这位年轻的批评者，我的回答是，我完全赞同鲁迅。
我的生活和鲁迅及其最亲密的同行、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的生活紧密地联结到了一起。我们三人一道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我们一道为西方国家报刊撰写了大多数抗议反动派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稿。茅盾和我常在某一条街的拐角处会合，在对鲁迅居住的那条街仔细观察后，再到他家里去和他一同消磨一个夜晚。我们常从饭店订一桌晚餐，做几个小时的交谈，我们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然而都认为，能够帮助和支持那些为了解放贫苦人民而战斗和牺牲的人们是我们的荣幸。
鲁迅享有自古就受人敬重的身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师表或导师的地位。他们中间存在着许多小集团，每一个小集团都力图把他争取到自己一边或自己的路线上来。但是他态度超然，在他们经常变动的排列组合中拒不为一方或另一方所用。他兼听不同的意见，一视同仁地讨论他们的问题，评论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以鼓励。他在他们所办的各种刊物上总是名列首位。
他常同我谈起要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计划。但是他的国家深陷其中并为之动荡的社会使他无暇顾及。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的暴行深恶痛绝，以至不久就把他的笔专门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使它成了一柄真正的匕首。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一些政论性杂文要译为英语几乎不可能，因为，在不能公开批判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他的这类文章常引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而成了隐喻和典故的镶嵌工艺品，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懂得，他是在把现今的暴政比作古代的暴政。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他把一种又一种文学杂志介绍给公众，却只能眼看着它们逐一遭到查封。这类介绍文章质朴而凝练，像一面面壮丽的旗帜迎风飘扬。他认为，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得以有所成就的要素。他的文风迥然独异，繁多的化名也未能给他以荫蔽，检查官开始把他的文章删削得支离破碎，以致常常删得不知所云。和他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和编辑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他的年龄和声望在保护他免于被捕。有不少年，只有日本的左翼知识界能够出版他未经删削的作品。在日本知识界，他是最享盛名、最受尊敬的中国作家。
他那些追随者的失踪和处死，像腐蚀性的毒药摧残着鲁迅的身心。他开始生病，有时严重得不能起床。他觉得他有心力衰竭的趋势，因而同意接受上海最好的外国医师的诊治。那位医师做过检查之后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将会死于肺病，只有在凉爽、干燥的气候条件下长期休养才能制止病情恶化。这位医师又加上一句：“但是，他当然不会接受我的劝告。这种古板守旧、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是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鲁迅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倒不是因为古板守旧、愚昧无知。“你们要我在别人战斗和牺牲的时候躺上一年？”他以谴责的口吻发问。我们答复了他的反对意见之后，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的贫穷，但是当我们表示愿意募集所需费用时，他仍然拒绝。高尔基邀请他作为他的客人到苏联去休养一年，但他不愿意。他说国民党会对全中国叫嚣他接受“莫斯科的卢布”。
“不去也会那样说的！”我争辩道。
“他们不敢！”他高声喊道，“谁都知道他们说谎！何况，中国正需要我。我不能走。”
我们恳求而终于无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走了事的，”他说，“总得有人坚持战斗。”
1930年晚些时候，我到菲律宾去休息了一段时间。成行前夕，鲁迅和三名青年作家来看我，一同消磨了一个晚上。有一位是教师出身的柔石，他也许算得上是鲁迅那些学生和朋友中最有才华也最为鲁迅钟爱的一个。1931年3月我返回上海，我的秘书冯达接我时告诉我，有二十四名（现已查明，为二十三名。——译者注）年轻作家、演员、艺术家被捕而且已经被杀害。他们于2月7日被提出监狱，被迫挖好了各自的坟坑之后被枪杀，有些人是被活埋的，其中就有柔石。
我急忙赶到鲁迅的寓所，发现他正在书房里，面色阴沉，没有刮胡须，头发蓬乱，面颊深陷，眼睛里闪射着灼灼逼人的光焰。他的语声充满骇人的仇恨。
“这是我在那天夜里写成的一篇东西，”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份以他那种碑刻似的笔体写成的稿件，“我叫它《写于深夜里》。请译成英语，在国外发表。”
他说明大意之后，我提醒他，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他就性命难保。
“有关系吗？”他愤慨地回答，“总得有人说话吧！”
我离开之前，他和我一同就作家、艺术家惨遭屠杀的事件草拟了一份告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宣言书。（为《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英译文见《新群众》第七卷第一期（1936年6月）。——译者注）我把它带到茅盾处，他修改后帮助我译成英文。其结果是，五十多名美国一流作家发来了第一份外国人谴责杀害中国作家的抗议书。国民党得知西方世界有责难之议，颇为吃惊。
鲁迅的文章《写于深夜里》甚至在国外也未能发表，此刻尚留在我的手里。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一篇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是充满激情的呐喊，写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黑夜里。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所谓“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指的是中国人埋葬死者时为亡灵烧纸的习俗。他接下去写到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画面是一位憔悴的母亲，双手托着一个垂死的婴儿——普通人献给死神的祭礼——他把那婴儿看成是二十四名死者的象征。他继续写道：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彩，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青年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现在看来，以往的帝王准许这样做）（括号内文字与中文原作不同，据译文译出。——译者注），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量放死囚开口……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
然后，他把匕首的锋芒直指自鸣得意的铢堂，此人在林语堂博士编的杂志《宇宙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铢堂发表的文章《不以成败论英雄》，见《宇宙风》第十三期（1936年3月）。——译者注）竟厚颜无耻地声称，对死囚喝彩或同情可能是一种崇高的境界，然而对社会无益。因为这意味着不承认成功的英雄。鲁迅以辛辣的讽刺对此做出回答后，在谈到这次屠杀的残酷时，他写道：
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毙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文章结尾处，他附录了一封来信。这封很可能被认为是《地狱》篇抄袭之作的信件，却出自一名十八岁囚徒之手。他是和另外两名学生一道从上海一所大学里被拖走的，罪名是从事赤化活动，因为他们都属于鲁迅所创办的一个木刻研究团体（囚徒是版画家曹白，团体是：木铃木刻研究社。——译者注）。罪证是一幅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著有不少有关俄国文学、音乐、戏剧的论文，历史剧《奥利维·克伦威尔》、《福马·康帕内拉》和剧本《解放了的唐吉诃德》等。——译者注）的木刻像。根据一种异想天开的离奇推论，木刻被强加上了共产党的印记。政府不敢逮捕鲁迅，就逮捕了他的学生。
这孩子的狱中来信，以“敬爱的先生”开头，叙述了他从被捕那一天起直到他买通一名看守把这封信带给鲁迅那一天为止他的客西马尼故事。（据《圣经》，客西马尼在耶路撒冷附近，耶稣被出卖而遭拘捕的地方。客西马尼的故事意即被出卖和逮捕的经历。——译者注）信中特别提到对一个被指控为红军军长的农民所用的酷刑：他的手指甲下被钉进了钉子，他一声不响地跪着，面色如土，每一只手指都鲜血淋漓。
“我敬爱的先生，当我想到他时，我的心渐渐地冰凉了起来。”这封信在哭诉。
当茅盾和我翻译到这一句时，他停顿片刻，用低沉的语声说道：“这确实是在深夜里写出来的。”
我说：“确实是深夜。”
南方插曲
正当我于1930年炎热的夏季抵达广州时，又一名将军被自己的卫士所杀，只因为一位敌对的将军愿意为此而付出五十元中国银币。这类事情在我听来真如辛辣的讽刺。广东省政府是半独立的，但是处于将军们的掌握之中。他们以暴力占据了自以为是南方战利品中应该属于他们的一份。他们坐在防弹汽车里满城兜风，两侧踏板上站着武装卫士。这就是那些将军和经他们提携上台的官僚们的威风。
我会见过他们所有的人，不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他们给我的待遇称得上豪华，因为外国记者很少——也许可以说从不——在炎热的夏季前往南方，所以我能有一艘政府拨给我专用的汽艇，并有一个官方向导领我参观一座座工厂、整齐的街道、新式供水工程和中山纪念堂。至于要了解真实情况，只能依靠几位中国的大学教授、偶然遇上的记者或编辑、教师、作家、驻广州的德国领事，以及我自己的眼睛、耳朵。
我在一年最热的季节里南行的真实原因，是为了考察一下丝绸业千百万蚕农的命运，这时中国的丝绸业正迅速地把它们的美国市场丧失给日本的丝绸大王。但是我不希望以广州丝绸业同业公会贵宾的身份参观蚕丝之乡，因为这些公会毕竟全都像那袒露着上身、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我终于在教会办的岭南大学找到了一批从事丝绸业研究的教授。正好有一位专家要动身到顺德蚕乡做为期六周的考察旅行，我和他一起去找广州丝绸业同业公会，他同一名放心不下的负责人争辩了一阵而终于得到许可，搭乘公会的汽艇，进入数百万蚕农辛苦劳动的那一地区。南洋的百万富翁们在那一带创办了许多大型缫丝厂，缫丝工全部是年轻妇女。
第二天，我和那位年轻的专家登上一艘内河汽艇。除我们以外，只有公会的二三十名商人。汽艇装上了钢甲和机关枪，以保护商人免遭“强盗”洗劫。那些“强盗”，据我所知，不过是些农民，每年有一部分时间以抢劫为生。
我曾经计算了一下，这些“强盗”如果洗劫这艘汽艇，就可以得到足够整整一村人吃几个月的粮食。开饭时，那些商人弓背耸肩围坐在餐桌旁，吞嚼着丰盛的美食佳肴，把鸡骨头吐在甲板上，他们谈论丝绸、价格、市场和他们的字号亏损的状况。丝绸业确实在为生存而挣扎，但是即便有所亏损，亏损的财富显然一根毫毛也不会来自这些人身上。我不禁思念起杰斯·詹姆士那样的强盗。
我的年轻同伴在这些人面前显得拘谨而有所畏惧，但是谈起蚕农和缫丝女工的语气却流露着敌意和轻蔑。他似乎特别嫌憎那成千上万的纺织女工，经过很大努力我才明白为什么。他告诉我，那些女工是全中国臭名远扬的“同性恋”者。她们拒绝结婚，如果家庭强迫，她们也只是用工资的一部分贿买她们的丈夫，让他们纳妾。这类结了婚的姑娘最大限度所愿做到的，只是生一个儿子；然后回到工厂，不再和丈夫同居。政府刚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妇女以行贿逃避婚姻，但是那些女工置若罔闻。
“她们太有钱——那是问题的根源！”我的年轻同伴这样理解，“她们的工资高达每月十一元。于是就自以为了不起而目空一切。”他又告诉我，她们还用这样的收入养活她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和祖父母。“她们肆意挥霍！”他简直是在喊叫，“我上电影院时，没有一次不看见她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手拉着手。”
直到1927年被取缔为止，缫丝厂里也曾有过共产党组织和工会，据他指控，现在那些下贱的姑娘以成立秘密的“姊妹会”来逃避法律追究。她们居然敢于罢工，以争取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时而因为家庭逼婚而发生两三个女工一道自杀的事情。我和我的同伴在村落之间、市镇之间，步行或乘船，走了好几个星期。在烈日炙烤下，我们的衣服像外科医生的胶皮手套一样紧贴在身上，汗水泡糟了我们的帽带和鞋袜。夜间，我们借宿于饭店，或是在祠堂里支行军床，挂蚊帐。在所有的大路小径上，络绎不绝的半裸的农民在扁担下弯腰挑着装满蚕茧的箩筐。蚕茧的臭气弥漫市镇，成捆的生丝在仓库里堆积到房梁。村村都有数不清的蚕笸箩，由枯槁憔悴、愁眉不展的农民赤裸着脊背走来走去日夜照料着。
起初是出于好奇，后来是发生了兴趣，我的同伴开始在我询问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为我翻译。他们的家都是泥土地面、徒有四壁的茅屋，床是铺陈着破旧被褥的木板，四周用曾经是白色的棉布充当蚊帐围起来，通常还可以看到一只小泥炉、一两件炊具、一条板凳，有时有一张斑痕累累的旧桌子。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说，这就是家。有几户拥有几棵桑树，桑树的棵数是计算财富的单位。但是几乎所有的蚕农都是预先卖出了蚕茧的收成以换取现金或粮食。如果收成不好，他们就要倒霉。无论我们走到何处，情况全都一样：蚕农成了商人掌握中的抵押品而永远摆脱不了债务。
只是在我们走近散发出缫丝厂蚕茧恶臭的较大市镇时，才能见到较好的房舍和较轻的愁容。这类家庭的姑娘们都是缫丝工，这时我才开始懂得，在别处似乎总是坏事的工业经营，对于女工意味着什么。全中国只有这些地方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这里的人家主要靠女儿养家糊口。她们独立自尊的举止和姿态体现着对于本身价值的明确意识。我开始理解攻击她们为“同性恋”者的指责。她们不得不在独立生活的尊严和家庭妇女的卑贱之间做出选择，而她们的独立个性对于官僚们似乎成了人格侮辱。
我们参观缫丝厂时，我的同伴对那些姑娘的憎恶情绪表露得更为突出。身穿漆黑而有光泽的长裤短衫的姑娘们成排坐在沸腾的煮茧锅前，烫得半熟的手指在旋转的细丝之间闪动。不时，一句话在她们之间传过，引得厂房里一阵阵哄堂大笑。我同伴的脸色就会变得发青。
“她们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叫你帝国主义洋鬼子！她们嘲笑你的衣着、头发和眼睛！”他向我这样解释。
一天傍晚，我们俩坐在一幢古老祠堂的大门口，我们罩有蚊帐的行军床就支在这座空荡荡的石砌建筑物内。小河对岸矗立着一家缫丝厂的高大围墙。不久，就有许多黑色衣衫的女工从墙里涌了出来，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铁皮饭盒，脚上都穿着靠一条皮带拦在脚趾上的木屐，走起路来呱嗒作响。她们乌黑油亮的头发往后梳、编成辫子下垂到腰部，在脖颈处用红头绳缠了两三英寸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0.0254米。——编者注）宽的一段，鲜艳而悦目。她们像流水一样越过横跨河渠的小桥时，我觉得，好像从不曾见过世界上还有比她们更漂亮的姑娘。
我怂恿我的同伴为我翻译，但是遭到了拒绝，他说听不懂她们的方言。他显得非常烦躁，以致站起来径自向市镇走去。我随后也走下台阶。一群姑娘围拢来，盯着我瞧。我请她们吃我带来的麦芽糖糖果，接着便出现了牙齿洁白晶亮的闪光和用不连续的方言发出的尖声赞叹。她们接过糖果，咀嚼起来，然后便用手试着摸了摸我的衣裳，仔细打量着我的头发和眼睛，我也学她们的样儿做，不久，我们就相视大笑起来。
有两个姑娘挽起我的臂膀，拽着我沿着大块石条铺砌的街道走去。其余的都跟在背后，兴高采烈地闲谈着。我们来到一个姑娘家里，受到她父母和两个大眼睛兄弟的欢迎。在他们身后的小屋里，已经挤满了姑娘和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一张方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桌旁有几条坐满了人的长条板凳。他们让我坐上座，并且给我端来了表示礼貌的茶水。
然后，一场奇特的交谈开始了。我即使能运用最纯正的官话，也无法听懂这些姑娘的言谈。她们的话和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地方说的完全不相同。我断断续续学过一点儿汉语，在东北、在北平、在上海，我都学过，却都谈不上真正开始学就不得不到新的地方去了，于是先前学会的一点儿也就几乎毫无用场。上海有上海的方言，我在上海学的到北平去说就会引起人们的哄笑，而在南方就更是完全用不上。只有传教士和领事官员才耗费得起整年的时间在华文学校里学习语言。而记者，却不得不东跑西跑，到处跑。
所以，我是做着手势比画着形象和这些姑娘交谈的。“有孩子吗？”她们指着旁边的孩子问我。“没有？也没有结过婚吗？”她们似乎很感兴趣而且觉得意外。在向她们解释时，我拔下自来水笔，拿出笔记本，装出思考的样子，仔细审视她们，再低下头去写。大家都很高兴。
一个站在门旁的男人用北方官话问了一些问题，我能听得懂。他告诉满屋子的人，我是个美国人，是个记者，不错，是个知识分子——但曾经也是个女工。他翻译到这里时，她们似乎难以置信。
一些姑娘挤着坐在条凳上，另一些站着倚在她们背后。凭着我学会的不多几句官话加上大量的手势，我总算知道了她们有些人的月工资是八九元，也有些人是十一元。她们每天工作十小时，而不是像我同伴所说的八小时，她们也曾经工作过十四小时。
我的语言不够用了，我就在笔记本上画些粗略的图画作为补充。她们是怎样赢得了十小时工作日的？我画了一座缫丝厂，有个胖子站在厂房顶上大笑；然后又画第二张，是同一座缫丝厂，而胖子在哭，因为有一排姑娘手拉手站在厂房四周。她们看着，叽叽咕咕议论着，然后一个姑娘喊出了两个字，所有的姑娘就表演出罢工的样子。她们交叉双臂，似乎是拒绝工作，有些人双肘搁在桌上，低下头去，似乎是拒绝离开。她们大笑，开始把手挽在一起，并且把我也拉进这个圈子。我们都站起来，一边笑着一边手挽手连成了一条不断的线。是的，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十小时工作日的！
我们还在站着，一个姑娘突然以甜美的高音唱了起来。她的歌声突然停住，全屋子都唱着回答她。一遍又一遍，她唱出一个问题，大家便唱着回答她。而我，傻站着，十分激动，却为了一句也听不懂而急得要命。
那支奇特的歌结束了，她们开始向我要求点儿什么，她们要我唱一支歌！我想起了《马赛曲》，我唱过了，她们叫嚷着再唱一支。我试着唱了唱《国际歌》，同时仔细观察她们的反应。她们完全不知道这支歌。于是我暗自思忖，说这些姑娘中间有共产党组织是不真实的！
室内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我看见门口一个男人拿出一根竹笛。他把笛子紧贴唇边，吹出了低沉圆润的笛音。随着笛音升高，那位女歌手甜美的高音唱了起来。她停止后笛音继续上升，一个男声接着唱了下去。他是在叙述某个故事。他停下时那位姑娘又以自己的歌声回应。这一定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谣，因为其中含有民间音乐的普遍特性。
我就这样和一群不能以语言相通的人们度过了一晚上。我返回我寄宿的祠堂时，有许多人送我，用一个晃来晃去的灯笼为我们照路。我穿过石板墁地的庭院，回到我的房间、我的床上。村里整夜都有守夜人敲锣打更。那锣声总是由远而近，经过祠堂院墙，又逐渐远去，向全世界报道：平安无事。
我躺在床上，想起一些古老的问题……想到共同的人性，全世界普通人民的善良和一致性。
上海游击战
1931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我展开一份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发现在一个版面的正中位置上有一篇攻击我的双栏文章。作者是英国侨民协会的主席、最反动的英国笔杆子之一伍德海先生。（伍德海（1883—1959），自1902年来华，从事新闻工作约四十年，著有多部与中国有关的著作。——译者注）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趣，并不是因为牵涉到我，而是因为这是“上海才子”绝妙的代表作。甚至在人们即使只是提到像人权这类温和的概念都会遭到残忍的反动势力无情蹂躏的城市和国家，它也算得上是下流报纸的无耻杰作：既攻击我的政治信念，又攻击我的个人生活。
我原可置之不理，如果不是由于官方的查询和攻击已使我陷于困境。几个月以前，我曾被广州的中国警方拘捕过一次，他们采取行动的依据是上海英国警方发去的一份密件。密件指控我是使用伪造美国护照旅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他们用我一句也不懂的俄语与我谈话，然后没收了我的护照。德国总领事出面干预时，警察局局长出示过那份密件。美国总领事也看见过那份密件。但是当我问起，他却支吾其词。在我等候华盛顿就我的国籍问题做出答复期间，美国总领事要我把认识的每一个中国人列出名单交给他。我回答他，这样做是有违新闻道德的，而且，我认为一个领事官员像警察局的密探一样行事也不道德。他勃然大怒。
我被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带枪的宪兵随意出入我的寓所。如果我出门，他们就跟在后面，同时，还有一群窃窃私语的人尾随着，显然是想等着瞧我出丑。等到华盛顿证实了我的国籍，我也病倒了。我的那位爱尔兰船长朋友救了我，他把我带回上海。在我准备好重新战斗以前，我不得不在菲律宾休整了三个月。
这起广州事件正是伍德海向我发动攻击的真实背景。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翻出了中国有一家的十二口被共产党人杀害后埋在院子里的案件，据说是为了报复他们的家长，因为他曾是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是顾顺章，1931年4月在汉口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做过保卫党中央安全的特科具体工作负责人，叛变后勾结敌人把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虽然落空，但是恽代英由于他的指认遇害，邓演达因他拘捕而被杀，党在汉口的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第二集团军驻汉办事处，都由于他的出卖而被全部破获，捕去的十余人遇害。到南京后，他继续出卖中共和苏维埃政府革命团体组织情况及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的五个地址，并且派他的亲戚和家人在上海侦察中共负责人。苏维埃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曾于1931年12月1日下令通缉他。顾顺章加入蓝衣社后，由于闹派别，拉山头，结果被特务头子陈立夫枪毙了。——译者注），在投靠蓝衣社后出卖了数十名先前的同志。
在我看来这种故事毫无意义。谋杀，在当时的中国是正常秩序。任何人都有可能由于刺客为了一笔赏金而被杀。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就由于这类勾当而聚敛了大笔家产，更不必说鸦片交易和华人商家所付的“保护费”。杜先生是上海的鸦片大王和法租界内一霸。他和另外两个帮会头子（指黄金荣和王晓籁。——译者注）是盟兄弟，人称“三大亨”。青帮常绑架不顺从的富有华人以勒索赎金。和这个帮会有勾结的公共租界华人“包打听们”都发了财。有一次，他们在宴席上用毒药毒害法国官员，有几个因而死去，报纸上说是出了天花。
对我个人私生活的攻击，我也毫不介意。英国的巡捕头目多年来就和一家只接待付得起“五十块钱一炮”的白人嫖客的高级妓院鸨母姘居。他们曾合拍一张照片，周围簇拥着英国巡捕房的全体英国巡捕。顺便提一句，那位老鸨有个女儿正在加利福尼亚一家专收上流社会大家闺秀的精修学校上学，为进入社交界而接受专门教育。
我还记得玛格丽特·山额夫人访问上海时，在一家茶社她那一头金棕色的美发曾使得一位衣着高雅的女人走近她身边，问她是否愿意挣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外加一件皮大衣和其他一些精致漂亮的服装。玛格丽特装作颇感兴趣。那位高雅的女人便告诉她，英国舰队就要靠岸了，她这样的女人正配得上舰队司令。
我的罪过可能不小，但我既不是青帮分子，也不是上海巡捕房巡捕，更不曾为英国舰队效劳。我拒绝回答除我的朋友以外任何人提出的有关我个人生活的任何问题。我只用我对伍德海的攻击所做的政治性答复为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辩护。对我的另一起恶毒攻击迫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军官提出了抗议，那家报纸才宣布争论到此结束。
几天以后，我的秘书冯达给我带来一个神秘的警告，大意是，有个名叫卡尔·斯特劳斯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要来拜访我。此人和英法两国的巡捕以及白俄分子都有联系。他自称是总部设在柏林的一个共产党劳工防卫组织的国际红色济难会所派的代表。据他说还带来了负责人威利·门曾贝尔格的两封信。我连济难会的会员都不是，更不必说是它的职员，对于两封信的说法我是深感怀疑。许多人都知道卡尔·斯特劳斯是个国际间谍，而这样的伎俩又显得过于幼稚。
然而几天以后，斯特劳斯果真登门来访。他矮而瘦，三十五六岁，头发红里带黄，蓝灰色的眼睛像蛇眼一样冷酷阴森。他递给我两封信，大意是委托他募集济难基金，名义是救济水灾——十分幼稚。（史沫特莱在这里使用“十分幼稚”这一评语，是因为济难会的任务与救济水灾之类无关。——译者注）我立即告诉他，我和济难会或门曾贝尔格毫无关系。斯特劳斯说：“请把我介绍给你在知识界的朋友，听说你认识不少，他们能对我们的运动有所帮助。”
在斯特劳斯的身后，靠墙放着一根外包皮革、一端灌铅的手杖，这是我这一时期带着防身用的武器。我并不回答，朝手杖走去。他一转身看见了那件东西，二话不说就一阵风似的溜了。我一边跑着追赶，一边叫骂。他在一小团落叶和灰尘中消失了。
那天夜晚，我注意到我房前那盏不小的路灯灭了，有一个男人，显然是个外国人站在路灯杆下，我发现，和我所在这条马路直接相通的一幢大楼底层，新开了一家“美术商店”，有几个白俄人在几堆画纸、颜料、画笔的旁边懒洋洋地闲待着。后来我还看见，两个中国人在我的住房前走来走去。我凭经验能够认出，他们是青帮中的人物。尽管在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所有的中国大人小孩面貌相同”，但是中国的各色人等当然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各有特征。中国的职业杀手属于特征非常鲜明的一类。
一天早晨，我的仆人从厨房跑来叫我：“小姐！有个中国巡捕在厨房里。他要你的信件，说要把我们关进监牢。”
我大步跨进厨房，这是三家共用的一间厨房。我发现所有的中国仆人都站在那里，有一个穿西服的一见我进来就不说话了。我命令他出去。他僵硬、冷酷的面部表情一成不变，但他还是转过身走出去了。我的仆人提出辞工后就立刻离开了。一连两个星期，我有两个朋友——两个男的，轮流住在我的寓所，没有他们两人或一人的陪伴，我绝不出门。青帮流氓总是慢步尾随着我们，而从不在乎我们去的方向。
当我开始明白那些白俄人和青帮流氓要在这里久留下去，我就到美国法院（当时的正式汉语名称是：大美国按察使衙门。——译者注）去把情况告诉了特区检察官乔治·塞勒特博士。谈到卡尔·斯特劳斯时，他笑得浑身发颤。他告诉我，上海警察当局曾经三次试图逮捕我而未能成功。由于我住在法租界，他建议我把有关青帮流氓和密探的情况写封信给法国总领事。
我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第二天一早，一个可爱的家伙找上门来了。他一身雪白，金色的胡髭涂了蜡，手里握着一杆精致的手杖。他用唱歌的高腔自我介绍，说他代表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这天仙似的宝贝往椅背上一靠，唱道：
“女士，我专程来访是要奉告，对于您称之为密探和流氓的那些人，我们一无所知！我要推荐一位干练的法国侦探给您，无论您前往何处都可以陪伴左右。我们所希望的只是您的舒适和安全。”
“我不需要靠你们的侦探来防避你们的特务和刺客！”我发火了，“请恢复我房前路灯的照明，请叫你们的狗都走开。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的丑事，让这个法租界臭得比现在更加臭不可闻！”
“女士！那些人与我们无关，法租界也并非臭不可闻！”
“先生！那些人是你们的人，法租界里流氓、鸦片、卖淫及白俄刺客、妓女就是臭气熏天！”
这奇特的怪物用后腿站起身来，鞠躬施礼，高声道别：“再见！小姐，再见！”
他一只手按在屁股上，一摇一摆，翩翩然走了。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路灯当晚就亮了，“美术商店”从此关张，那些流氓也不再露面。我又一次明白了，作为一个美国人，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儿保障，而中国人却仍然是一点儿也得不到。
过了一阵，上海的日文报纸《日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有关我的文章。真是惊人奇文。据说，我出生在密歇根州，在安阿伯受过教育，精通多种语言，包括日语、汉语、俄语。我是一名“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的前身。——译者注）”分子，专门和军人睡觉，以刺探机密情报。文章说，这并不难做到，因为我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我在新加坡刺探英国人，在爪哇刺探荷兰人，在菲律宾刺探美国人，目前在上海刺探所有各种各样的人！
不几天，汪精卫的英文宣传刊物《民国论坛》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爱撒谎！他们所引的证据是，我在自传中就提到，我五岁时挨过妈妈一顿打，原因是我告诉她，风的背上驮着许许多多故事，我们家樱桃树上的红羽毛小鸟也讲故事给我听。
这些故事墨迹未干，一个名叫伯纳德的德国小密探，显然是感到缺钱花了，竟伏案杜撰，编造了一份“日记”，说他曾经到江西苏维埃区走了一遭，并且出席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天津一家外国报纸开始加以连载。据其中的一则“揭露”，我曾和一群中国学生同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我随身带了一整箱威士忌，到了苏维埃的首都，便和那些学生同住在一起，夜夜狂饮到酩酊大醉。接下去，这“日记”竟然放肆地说，代表大会开幕时，我一丝不挂地站在主席台上，只戴一顶小红帽，大唱《国际歌》。
诸如此类，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里的人们可能是难以置信的，但在中国，却司空见惯，而且为中国和外国的“合法当局”所认可。有些报纸为了存活下去的生财之道是，掌握一批有关高级官员私生活的材料，然后扬言，如果有关人士不愿出钱贿买，就要公布于众。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如数照付。
中国的法律在字面上倒也冠冕堂皇，其价值不过是索贿的砝码。对于不名一文的中国人，毫无公道可言。上海充满了寻求外国法律保护的中国人，然而那种法律所保护的也只是少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外国法律曾经保护过新闻自由，自从蓝衣社在公共租界设置了新闻检查机构，连那样一点点保护也荡然无存。
许多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为在中国实行法治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其中包括林语堂（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福建龙溪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曾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后来成为帮闲文人。著有《吾国与吾民》和《瞬息京华》等；语言学上的成就是1972年编成的《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病逝于香港。——译者注）博士和胡适博士。虽然胡博士和我常常意见相左，但我始终承认，他是竭力主张把人权的概念引进中国的第一批中国带头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