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6日 赴晋北前线途中
我们的列车经过两次推迟，终于在今天上午11时离开西安。我们一行人中有两位中国作家——周立波和舒群——以记者的身份和我同行，还有一位护送我们的同志，和我的两名警卫员。因为这趟列车是前往作战地区的，所以即使在三等车厢也不显得拥挤。昨天我看见数千名可怜的难民从西安街头走过。他们显然是农民，随身带着全部家当，肩上背着些大包小包。许多妇女是缠足的，看上去几天都没有洗过脸，她们的头发沾满污垢，纠结成团。
我们前往潼关的旅途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然而对于我的两名警卫员却是一件大事。这是他们第一次乘坐火车旅行。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抵达潼关，经过一道关卡，士兵检查了我们的通行证，又检查我的护照。我要左、右手同时各示一证。负责的军官面带笑容，为打扰我们而表示歉意。
我们又坐了大约20分钟的人力车才到达那座古城。这城的名称本身就表明它是通往西北的一个关隘重镇。在古老的城门口，我们又受到一次检查，然后才获准通行。这城很小，街道两侧是常见的那种铺面敞开的小店。当我们乘车通过时，听到远处传来了歌声。我向后看去，几乎分辨不清数以千计的游行者的轮廓，他们的队伍前头飘扬着一面旗帜。游行队伍里不是军人就是学生。他们游行的同时，不断传来最流行的救亡歌曲声。我们又通过了另一座城门，来到黄河岸边。我们将从这里渡河，在正对岸的风陵渡渡口过夜。我的四川籍警卫员不曾见过黄河，但是我的另一名警卫员——新来的一名，曾经给我的一个朋友当过警卫员的一位红军班长——却在两年前随同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境内。那时，他们行军时唱过一首配上了陕北古老情歌曲调的著名红军歌曲。那首歌一开始唱的是飘浮的云朵遮住了群山之巅，映照在黄河北面，“钢铁红军”渡过了黄河，接下去，又以嘲讽的词句提到了这个省的省主席和所有的卖国贼。现在这首歌的歌词经过了修改。八路军早已未经战斗就渡过了黄河，现在这首歌在歌唱抵抗侵略者的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乘坐一艘大型帆船渡过了这条流动缓慢的黄色大河，当时已是下午近黄昏，太阳已被西边绵延起伏的蓝色山峦上空的浮云遮住。但是不久，我们就忘记了观看景色，因为在我们的船上有两位东北伤兵，他们刚从晋北前线回来。一位年纪较大，另一位有30多岁，全都穿着羊皮袄，表明他们来自寒冷地区。那年纪较轻的听说我们来自八路军，便起劲地和我们攀谈。他说：“如果中国的军队都像八路军，中国早就把敌人打退了。”他对我们谈起八路军所打的几次胜仗。他特别谈到两次大捷——一次是9月25日在长城线上的战略要地平型关，另一次是在平型关西北大约150里的清平城。据他说，清平城大捷中，击毙、击伤、俘虏敌军1万人左右。
他告诉我们，当贺龙的师（先前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前线时，他曾经是东北军派到忻县去欢迎他们的那些人员之一。半夜11点，举行了一个欢迎会，贺龙做了发言。他说，有数千民众前去欢迎贺龙的部队，鼓掌声经久不息。我们问他对贺龙的印象如何，他急忙把头摇了一下说：“太伟大了，不是我所能描绘的。”
他还谈到东北骑兵，这支部队目前在平绥铁路线上，正在保卫通往绥远省会归绥的各条要道。他说，东北军已经改编为6个军，全部配置在前线——在平汉（北平至汉口）铁路线上，在津浦（天津至南京）铁路线上。约2万人的骑兵在平泉地区，他就刚从那里来。他说，这支骑兵损失严重。这时他用阴沉的眼光看着黄河，双唇紧紧地闭了一闭。他们的严重损失是由于日本空军的轰炸。他说，我们一旦到达榆次地区或村镇，就将进入轰炸区内。日本飞机每天都在轰炸这个地区，尤其是后方，他们想要炸垮人民的斗志，并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已经炸毁了不少整座的村落和集镇。
他难过地摇了摇头说：“汉奸太多了。”我们问他汉奸都是些什么人，他说，多半是地痞流氓之类。
他又对我们谈了一些有关东北骑兵的情况。他说，马占山，就是1932年曾经在嫩江地区打过日本人的那位著名的将领，不久将指挥这支骑兵。马占山目前在归化，那支骑兵即将按照游击战的要求加以改编。在我听来，这里面似乎有八路军的影响。
他说，绥远省的百姓在帮助军队方面组织得很好，但是日本人有机械化部队，他们的飞机尤其可怕。而在每场战斗之后，百姓依旧帮助伤员。但是人民群众组织得最好的还要数整个晋北地区，八路军正在那里打击敌人。他还对我们谈到了太原的中央政府军和日本飞机每天对太原的轰炸。“我们也有一些飞机，”他又说了句，“但是不够。”
我们的帆船停靠在风陵渡渡口，脚夫接过了我们的行李，我、周立波和一位八路军同志落在了后面，那位八路军同志是和另外两位一道加入到我们这一行人里来的（我们的兵力在逐渐增强）。我们之所以会落在后面，是因为通到黄河边的一条条泥泞小道上躺满了伤兵。他们就直接躺在泥地上，没有军毯，没有任何照顾。那些帆船要把他们送过河去，再由火车运送到西安或洛阳的医院去。但是往那些船上装的首先是各种各样的箱子，伤兵的重要性似乎只排得上第二位。他们躺在那里，穿着褪了色的蓝色军装，有几个穿的是羊皮袄。有些人伤势非常严重，已经患上坏疽，活不长久了。他们的绷带上满是血迹和污垢。我们和他们谈了话。这个小村里有五六百伤员在等着送往医院。他们是9月末在平型关地区负伤的，全是阎锡山的部下，是由农村的牛车或骡马车从晋北运到晋南去的，经过了大约一个月纵贯全省的旅途颠簸，自9月末以来，从未接受过任何医疗照顾。他们身边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急救人员。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或是由那些用牛车或骡马车运送他们的农民来看护。不知有多少人已经死在途中。
由于和伤员谈话，我们和我们那一行人走散了。我们从一家泥泞的旅社走到另一家泥泞的旅社，走遍一条条街道寻找。有3个人拦住了我们，我们交谈起来。其中一个是《大公报》的记者，从汉口来，到前线去。我们决定一路同行。他能讲几句英语，是个聪明而活泼的人。他们3个和我们几个分头去找我们那一行人。我、周立波、一位八路军同志和一个刚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挨家挨户找遍了每一座房屋，没有任何收获。于是我们打算到6里多地以外一个新建的火车站去看看他们会不会在那里。这里原有的火车站已被日本人炸毁，所以又修了一个新的。由于我的背伤尚未痊愈，我们便拦了一辆运送伤员的回程大车。车主人让我上了车，过了一小时才到达那个火车站。但是我们的人不在这里。月亮已经升上高空，那是一轮满月，然而有时被飘浮的云朵遮蔽，所以地面上有时明亮，有时阴暗。从车站那边传来救亡歌曲的歌声。那是川军一个团的人在唱——刘湘的四川部队已经开到这个地区。
我们搜索遍了每一节货车厢，每一节客车厢，每一座茅屋，然后往回走，这时，我们遇到了正在寻找我们的一个同志和我的两名警卫员。我们再回到被炸过的车站，发现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行李，全都安然无恙，集中在站台上。他们甚至没有去找一家旅馆。我对知识分子的无能着实挖苦了几句，然后，我们到镇上去找旅馆。那位《大公报》的记者却不是个无能的知识分子，而是十分能干。我们终于住进了——硬塞进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开设的简陋旅馆的两间小屋。在其中的一间，支起了我的行军床，沿墙壁的一条土炕上挤着5个男人。我们接纳了那位《大公报》记者和到前线去做政治工作的另外3名军人。
我睡不着。我是累过度了，而且，脊背还在给我添麻烦。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便服了几片溴剂。我所有的钱只够买一小瓶溴剂。
舒群也不能入睡。他的一只脚受了伤。然而使他难以入睡的却不是那只脚，而是渡河时我们在船上和那位东北骑兵的一番谈话。舒群也是东北人。这一夜，他通宵未眠，思念着他故乡的家园和年迈的双亲。他已经5年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这5年，他也从不给他们写信。他不敢写。他曾经是义勇军的一员，现在是革命的爱国作家。所以他不敢写信给父母。他常彻夜不眠，怀念故乡和双亲。
1937年10月17日
我们今天一早起床，8点钟到车站。我们占用一节上等车厢，一节有座位的车厢，虽然别的一些人却不得不乘坐运货车皮。我们的座位破烂，地面上积垢厚达1英寸（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合0.0254米。——编者注）。，却依旧是一节上等车厢。我们安顿妥当，准备坐两天火车前往太原，车站上的人突然通知我们这节车厢不走，我们必须立刻换乘前面一节。这些人高声喊叫着：“赶紧！赶紧！”我们便赶紧把行李从架子上拽下来，递出去。然后抓起我们所能拿的一切，跑步登上前面一节车厢。这是一节运货车皮，里面已经有一些八路军军人坐在他们的铺盖上。我们各自找了个位置。这时有个八路军女军人加入了我们这一伙。她是我的朋友，在第一师政治部的一个演剧队当队长。她刚生过孩子，已把婴儿托付在西安她的一个亲戚家里，现在是重上前线。顺便说一句，我教了她一些节制生育的方法，因为无论是她或是她的丈夫似乎对这一类事情全都毫无所知。
尽管我们是以冲刺的速度冲进我正坐在这里写日记的这节车厢的，但是列车被调来调去直到10点才缓缓向北开出。通过这闷罐车门，我可以看见黄河两岸雄伟的山脉正由于逐渐远去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轮廓。著名的华山，中国神圣的五岳之一，就在那条山脉西边。我们对面的这座山，高耸云霄，险峰迭起，秀色怡人，确实称得上宏伟壮丽，有些山顶已经积上白雪。
我的警卫员在车厢一端给我把两只箱子摞起来做成一个“写字台”。我就坐在写字台前的一个行李卷上写。周立波坐在我的身边，在为上海一家报纸写一篇有关我们离开不久的那个镇上伤兵情况的报道。车厢里约有25人，几个年岁较大的都有一副我称之为“八路面孔”的典型面孔。那是一些很有觉悟、很有活力、很有智慧的面孔。《大公报》的记者坐在车厢正中，在和几个铁路工人谈话。预计明天夜晚可以抵达太原。
在闷罐车门外掠过的是陕西和山西两省的典型景色，一座座黄土山岭，有时梯田一直盘绕到顶，和我们刚刚离去的黄河南岸雄伟的石山拔地而起的地貌迥然不同。平原上的可耕地都种着棉花和谷子。所有村落的房屋都用黄土筑成，屋顶上覆盖着瓦片。这一带生长着许多树木，阳光灿烂的大地悦目怡神。
北行途中，我们遇到许多满载着伤兵的列车。我们询问过一个车站的站长和几名铁路工作人员，他们说，这条铁路线上每天要向南运送约1000名伤兵。还有不少伤兵要由大车运送。每天约1000名，一个月大概3万名！这只是来自晋北一地。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括八路军、东北骑兵、绥远部队或在华北作战的其他许多部队的伤兵人数。中国的人力消耗实在浩大。我听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是关于东北军一整个军的，他们在平汉铁路线上战斗到最后一人，但是终于未能挡住日本拥有重炮、飞机、坦克和装甲列车的机械化部队。这是血和肉再加上争取自由的意志在对抗一支用各种现代杀人机器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军队。
我和一个朋友在一个车站步上月台，来到一列装满伤兵的火车。这列火车前面站着一大群城市居民，核心部分是几百名男、女童子军。他们忧伤地望着那些伤兵，那些伤兵回望着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然而这却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最有说服力的景象之一。我的朋友和我，绕过一长队伤兵走进车站。这些伤兵耐心而痛苦地等候。他们等着轮上自己站到候车室内一个临时柜台前去。柜台后边站着一个系着护士围裙的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他正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他身边有一只柳条箱子，箱子里只剩下几卷绷带和很少一点药物。伤兵的眼睛都紧盯着那只宝贵的柳条箱。但不是每一个人的伤口都能得到包扎的。药物不够，绷带不够。那热心工作的年轻小伙子弯下腰去取他那宝贵的绷带时，不住口地低声自言自语。没有到过今天的山西，没有见过那里几千名伤兵，就不会懂得药物和绷带有多么宝贵。我们到处听人在说药物不够，绷带不够，常常是一个医生也没有，有个把护士也只是临时来帮忙的。这位年轻男护士连个助手也没有，而这列火车上的伤兵就有400名左右。
在外边的站台上，大群的学生和市民继续站在那里哀伤地看着那些伤兵。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好几次。我有了这样的印象，那些伤兵由于有了这些学生和市民在身边默默地望着、守候着而得到安慰。但是观望着的人们心里充满痛苦。我们的列车不久就开动了，我从货车厢上看到，拥挤的人群依旧站在那里，望着、守候着。我知道，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伤兵们离去。然后，他们还可能会留在那里，望着他们的卫国战士离去的方向。
昨夜，我被几个人的交谈声吵醒。明亮的月光在车厢敞开的门口泻下一派清辉。光亮使我周围熟睡着的人们浸没在完全的黑暗里。就在那一派光亮中，有3个人在站着交谈。一个是我在车厢里注意观察过的一位军人，他身穿卡其制服，皮肤的颜色几乎和制服相同，面孔消瘦，看上去很聪明。但是他衣着单薄，根本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一条能让他在晚上遮盖身体的军毯。我们请他分食我们的食物，而他总是在以饥饿的眼光看着食物的同时表示拒绝。白天，他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麻袋上，流露出的一副神情淳朴到近乎谦卑。他从不参加交谈。而此刻，他站在月光下，说话的声音在我听来悦耳动人。他说一口华北方言，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有如钟鸣。他的话我能听懂不少。接着是一个语速快的南方口音和他搭话。这军人听不明白，于是那南方人一遍又一遍重复。这种南方话我几乎一个字也分辨不出。那位军人谈的却是8月份的南口战斗，和他本人参加那次战斗的经历。他说他负了伤，就像我们见到的那些伤兵一样从这条铁路线上撤了下来。
我起身参加了他们的月下交谈。我表上的时针指在凌晨2点。紧靠着我们的一条路轨上有另一列满载着伤兵的火车。伤兵们头上的绷带在月光下闪光。几乎是所有的伤兵都坐着，因为那里面根本没有可躺的地方。而且，好像没有一个人在睡。我们和他们交谈了几句。他们是从太原以北抗日前线阎锡山的部队撤下来的。他们说，他们并不把敌人的机关枪和步枪放在心上，但是野炮可怕，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那种武器。他们在太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没有足够的药物和绷带。
我回到我的行军床上，床上还有一个女同志在躺着，但是我已经毫无睡意。满载伤兵的列车向南开去，我们的列车北上，开往前方。穿卡其制服的军人继续站在月光下。和他对话的南方人已回到他的草席上，正在哼着一首抗日歌曲。他似乎在自己安慰自己。我的心中思潮起伏，千头万绪。昨夜晚，车厢里八路军军人全都高唱救亡歌曲，他们唱得庄严而有信念。那位女同志和我唱《国际歌》，她用俄语，我用英语。有一个军人又用中文参加进来。后来我们3个人用3种不同语言合唱《马赛曲》。车厢里其余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接着是我的两名警卫员唱了歌颂钢铁红军横渡黄河的那首著名的红军歌曲，然后是全车厢的人合唱《九一八》。
我对面坐着两个中央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勤务兵，他们是昨夜上车的。他们没有参加唱歌，一个军官还故意和我们保持距离。
今天上午，我们中间又增加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中学教员。我们车厢的现有人数达到了35名左右。这位教员想要参加八路军，是到太原去联系的。他对我谈到津浦铁路沿线的战争。他描绘的是一幅人间浩劫的惨象。日本军队来势汹汹，中国人没有重炮、没有飞机，无法阻挡他们。刻不容缓的工作是把华北的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而现在，他们只能站在路旁，眼看着日本军队占领一座座城镇和村庄。那位教员说：“华北的百姓甚至没有听人说过究竟为什么要和日本人打仗。结果是我们正在失去华北。我以为，抵抗日本人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八路军采取的方法。我打算试一试，并且准备参加八路军。”
我后来知道这位教员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毫无疑问会被八路军接受，有志于抗日的任何人在八路军内都有用武之地。
今天上午我和那位身穿卡其制服，说一口漂亮北方话的军人做了一番交谈。他的名字叫褚凤泰（音），曾经是中央政府第十三军第二十师第四连的一名士兵。以下是他告诉我的一段经历：
“我的家在河北，我是个农民。3年前我参加了第十三军。我的哥哥曾在东北长春工作，日本人来了，他便回到河北，也参加了第十三军。我们参加军队是希望我们能够打日军。但是不久，我们却被派到山西去打红军，而不是去打日军。”
这时，一名军官站了起来，走到车厢门口旁听，那位士兵继续说道：“第十三军里的许多人像我一样，终于明白：共产党人是想要中国富强起来的。这却是我们在军队里从不曾听说过的。”
“你们在第十三军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我问，“你们读书、写字吗？上政治课吗？”
那名军官弯下身来，代士兵回答：“是的，在平时是这样。但是打起仗来就顾不得了。”
士兵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又接着回答我：“不，我们受到的教育仅仅是偶尔听听报告。但是那种报告都很肤浅，只是说，日本人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应该打日本人，而从不曾听人谈过中国本身的情况。”
我请那位士兵谈谈南口战斗。南口是长城线上通往内蒙古的战略要隘。
“大约4个月以前，”他说，“我们军驻在南口。我那一连有9挺机关枪，当然，还有步枪。我是一名机枪手。”他拿过我的铅笔在车厢地板上画了一个草图。“我在这里，”他在南口南面的一角画了一个方框，又接着说道，“在一座高山上。我们知道日本人已经侵占北平。在北平抵抗过日本人的第二十九军的一部分正担任平绥铁路的警卫任务。不久，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也调来参加防守南口。我们曾预料日军会沿铁路线来攻。他们的飞机已经来侦察过我们的阵地。”
“大约两个月以前，我看见大约100名外国兵出现在我们后方，于是我立刻开火，战斗就打响了。不久就有大批的日军加入来犯的敌人队伍，他们的飞机也开始轰炸我们的阵地。”
“那第一仗，我不吃不睡打了整整一天一夜。日本人架起了野炮，但是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炮位。我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支先头部队，并且俘虏了几个人。他们全都是日本学生，有些在15～18岁之间。但是在第一仗之后，我们就完全转入守势，后来就败下来了。我们之所以会被打败，是因为我们完全采取守势，不发动进攻。”
“我坚守阵地20个昼夜。我们常常是除了农民送来的白薯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我们困倦不堪，精疲力竭。打了20天，我们开始和敌人肉搏。有一次，3个日本兵同时向我扑来，我挥动一柄大刀，杀死了两个，赶走了第三个。但是他们在这里砍伤了我的头，在这里，就在踝骨以上，射穿了我的小腿。”他说着向我指出了头上的伤疤。这是两条又长又宽的伤疤，从一侧的太阳穴开始，一直延伸到脑后。
“甚至在受伤之后我还在战斗，后来，我觉得支撑不住了。血像泉水一样流了我一身，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而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阵地。我就顺着山坡滚下去寻找我的战友。在战场上，我们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救护兵。我们得到的仅有农民的帮助。甚至在战斗进行期间，他们也不断给我们送来白薯和水，并且从家里把门板带来把伤员抬走。在得到他们的帮助之前，我们用绑腿包扎伤口。”
“我滚下山坡，看见的只是敌人和他们的装甲车。于是我又爬上山坡，终于遇到了带着门板的两个农民。他们把我抬到后方一个车站，我从那里被运送到后方医院，后来，又被送到了河南开封。”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是上太原去，想要参加八路军。”
这就是那位士兵的经历。
我们在介休稍事休息。有一位空军军官过来和我握手，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把一只手臂搭在我肩上，和我边走边谈。他也是到太原去的。他向我们这一行人打听八路军的情况，并且要去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在下一站，他又一次跑来找到我们，他说他要参加八路军，我们中间有人说，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想要参加八路军似的。
我们在介休休息时，当地的驻军司令向我们报道了北方前线的消息。八路军又打了两个胜仗。他说，在一个地方缴获了120节装满军需物资的日本火车车皮。他说，刘伯承的部队，八路军的一个师，9月底经过这座小城时他曾出席欢迎大会。他领我们去看刷在车站和附近房屋上的标语：“欢迎八路军！”附近还有一些标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拥护杀敌救国的军队！”
“支援军队，解放全国！”
“军民合作，消灭日寇！”
当地军事学校的一些学生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工作和军训情况。他们毕业后全部军官。他们在太原曾听一位八路军代表讲过如何组织和武装民众的课。他们说，这一地区的民众正在武装起来：首先是学生和工人。
我们离开介休以后，到黄昏时分，又在另一站停了下来。西方的天空夕阳如火，东边的山岭映照着落日的余晖。山岭已洒上初雪。寒冬正在临近。
我们看见了中国民众动员起来的含义。从我们后面两节敞篷车皮里走下来大约200名农村青年，他们举着的旗帜上有这样的文字：“抗日先锋”“还我河山”。这些农民在站台上分成大约50人一组列队等候。不久，从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又有几队农民队伍前来会合，直到站台上聚集了三四百名举着旗帜的农民。他们是典型的庄稼汉，背上背着铺盖卷。大多数人光着头，也有一些人头上缠着小块洗脸毛巾，似乎是放下了犁杖、拴好了牲口就来了的。他们排着队走开了，要到军事训练营地去，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军人。他们全都是志愿兵，有自己的带队人。
他们离开后，我们看见站台上有许多大筐，大筐里装着许多中国北方人吃的那种烙饼。近旁放着一些盛满开水的大缸。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给用火车从北线撤下来的800名伤员准备的。这里有一所临时后方医院。800名伤员，只有10名医生，除了自愿帮忙的当地农民就没有一个护士。在车站负责接收伤员的那些人却只有7副担架。他们说，他们只有很少一点药，连应付这一批伤员的一半都不够，更不用说以后送来的了。他们的绷带倒不少。
我们继续北上。现在照亮我们车厢的是由我提供的唯一一支蜡烛。一位中央军军官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个烛台。车厢的一侧，坐着那两名军官和他们的勤务兵，其余的人都围在他们身旁。其中一名军官在讲故事，周围的人都兴致勃勃地倾着身子在听。烛光的照射，使他们的脸时而显得轮廓鲜明，时而陷入一片阴暗。他们有时笑得前仰后合，露出晶亮洁白的牙齿。这位军官讲的是8年前在第十八师当兵时的一段经历。那一师在和红军交战时被解除了武装，师长张辉瓒也被处决。红军的工作人员对当了俘虏的这位军官说，他可以加入红军，也可以拿3块大洋做路费回家去。
“我拿了那3块大洋，”他接着说下去时自己先笑了起来，“但是那些把钱给了我的人说：‘拿上这几块钱吧，不过，下一回再来可要给我们带几支好枪来啊。’”
满车厢的人都哈哈大笑，因为红军常把他们战场上的对手国民党军队叫作“运输大队”。
1937年10月22日
来到太原以后的这几天，我的生活十分充实，一直在忙于工作，忙于研究这里的情况，忙于访问、讨论、发表演说，忙于帮助那数以千计的伤员，以至抽不出时间写作。我们的列车于19日凌晨4点到达太原。我们从静悄悄的街道上走过，来到这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前一个夜晚我们没有一个人睡觉，因为原以为会在半夜以前到达，于是每到一站，我们都要下车，向看见的每一个人询问，也向自己人打听，什么时候能到太原。我们来到办事处时已经十分疲倦，但是当走进分配给我们这一行人的一间大屋子后，我们却收拾起充当床铺的木板，拖出桌椅便工作起来了——主要是写作，因为我们这特殊的一伙都是些作家和战地记者。所以，天终于大亮时，我们全都在埋头写作，而我的条件要比所有的中国人优越，我有一台打字机。米饭和咸菜端来时我们暂时搁笔，早饭后又继续工作。
我们要访问太原的军政要员，了解那里的医院和各种防务机构。有人告诉我们，太原的公务活动几乎完全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每天都有空袭。白天的街道像死一样寂静，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人们才开始工作。然而不少政府和军事机关工作人员是全天上班的。我们也许会遇到麻烦，因为每天有五六次空袭，空袭期间警察是不允许人们在街道上走动的。每逢空袭，人们都要钻到地下室去。这种地下室到处都有，以至太原的公园、花园、住宅庭院和街道全都堆满了小山似的积土，使得有些地方要通行都十分困难。这里的居民已经习惯于夜间生活和一天好几次刺耳的警报声。但是我很快就知道，有不少人根本就不理睬警报。我们到达那天清晨第一次警报拉响，我们全都匆忙抓起大衣奔向办事处的地下室。但是我们发现，这里的大多数人要到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近处才会考虑进入地下室。后来我对大多数的警报也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从那第一次警报以来，我只进过一次地下室，那是在省政府访问阎锡山的时候。当时我和我的两位中国记者朋友正伏案阅读阎锡山刚交给我们的一批日本俘虏的日记、笔记和各种各样的文件，刺耳的警报声就响了，不久又传来了紧急警报，我们便带着那些日本人的文件钻进了地下室。
省府衙门的防空地下室是真正的地下陵墓。我们和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正在建造一座新楼的建筑工人，以及各种级别的军人一道，向地下走了又走，绕了又绕，然后再走下几级台阶，然后又绕了几绕，才来到听不见外界一点声响的很深一层。我和我的两位朋友，还有阎锡山的两位秘书，便坐在水泥地上，在我们中间点上一支蜡烛，开始阅读和翻译日本俘虏的日记。我抱着一本学过英语的一名日本军官的日记。他抄了不少美国流行歌曲如《蓝色的夏威夷》，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新歌。他还记录了上海和横滨一些日本妓女和外国妓女的住址，并对每一个妓女都有所评论。
使我的朋友立波全神贯注的是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日本下级军官的日记。此人写到了中国人民的贫困。有一段写的是一支日本小部队进入一个村落的经过。他进过一些农民的家里，这些农家的存粮不超过一把，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吃的东西。在谈过他们一贫如洗的困境之后，他写道：“成为亡国奴确实可怕。”
一个旅的团长的日记写道：
“红军使我头痛。我们日本军人只能在白天作战，红军却能在任何时候作战。9月29日：我知道，在我们目前驻扎的地方，共产党的影响很深。共产党的影响是反日思想的基础。我们的大约150辆卡车已全部被红军摧毁，我们五六十名军人已被打死，其中包括我们的一名连长。在这一地带，连中国妇女都参加作战，投掷手榴弹。我已经接到上司的命令：这地方的每一个活人都必须通统杀光。”
立波读到这样的段落，愤慨得喊出声来。从另一本日记，大概是一名较低级别军官写的，他又读到：
“我非常疲倦，在这样的时刻，在我们全都非常疲倦的时刻，身为军官的我们是无法指挥部队的。我们部队有些人把他们的东西堆在马背上，甚至包括一些非必需品。他们也抛弃了许多东西。他们不愿意挖掘战壕，所以我们的防御工事不够坚固。我们常常只能喝浑浊的泥浆。中国大饼是一种最方便的食品，而我们的食物并不宜充作军用。我们在前方是需要火柴和蜡烛的，这些东西都不够用，每到夜晚，我们都必须小心做好安排，因为我们问中国人任何事情，他们总是对我们说谎。中国军人即使受了伤也不离开前线。他们等我们的人接近了就用刺刀刺杀我们。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手枪里留下一发子弹，以备自杀之用。尽管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是伟大的人。”
立波在高声朗读，地下室里的人现在都聚拢在我们周围。他们蹲下身子，视线越过立波的肩头。我向上瞥了一眼，只见十几张脸就在我们头的上方，在烛光中，显得庄重、严肃，流露出为他们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动的神色。
另一名高级军官的日记写道：
“皇军官兵曾朝思暮想着占领保定。菩萨保佑，我们终于占领了保定。我们现在正向石家庄挺进。有些人以为，我们占领保定之后战争就会结束。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把中国军队赶过黄河，然后才能完成对中国的惩罚。皇军的弱点就在于一部分人小有成绩就感到满足。易热、易冷是日本人的通病。我们必须加以矫正。我们战争当前的目标是黄河——黄河！”
这本日记的另一段写道：
“今天我们的石垣连队押送行李通过一个小村庄。我们一向是让中国苦力搬运行李的，但在这个村子，遇到了反抗。他们没有武器，但是从我们士兵手上夺去了一些步枪，攻打我们。他们不懂得怎样使用步枪，于是便把步枪当作棍棒打我们。我们有3个士兵几乎被活活打死。”
“有时我们看到一些报警的记号，那是画在墙上、树上、石头上的一种‘十’字形记号。每当见到这样的记号，我们就知道，这一地区隐藏着中国大炮。”
日本飞机轰炸着地面上的城市，我们在地下读着一本又一本日本俘虏的日记。有一份由于最高军事当局正在加以研究而未能为我们读到的日军文件，含有日军进攻和占领太原的准确计划。这项计划表明，日本人想要在国际联盟开会讨论中国问题之前占领山西全省，他们打算袭用满洲故技，也想让世界面对既成事实，然后说：“你们看该怎么办？”
我的记述已经超越了事情发展的顺序。现在再让我回到八路军办事处：我和我的两位朋友不顾警报的威胁一同来到省府衙门拜会阎锡山和军医处主任薄医生，讨论更加妥善地看护伤员的问题。我们和阎锡山只做了简短的谈话，之后就和薄医生交换意见。阎锡山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依旧很忙。我们问他，他将怎样保卫太原。他说，他还不十分清楚，但是中国人会战斗到底。他们作战并不单是为了山西或太原，而是为了全中国。然而，当我们问到华北战线的局势时，他的回答引用了缴获的日军日记，而日记则暴露了日本军队的情绪。围桌而坐的许多军官也都谈论那些日记，我们简直无法和他们讨论别的任何问题。两天以后，我见到因绥远保卫战而声名卓著的傅作义。我又问到华北战线的局势，问他中国人能否打退敌人。傅作义像阎锡山及其僚属一样，回答时引用了缴获的日军日记。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也许是不可靠的印象：这些将领都在期待日本士兵起来革命，制止战争。傅作义谈到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而且似乎非常看重这种情绪。我反对这种思想，我告诉他，尽管日本士兵厌战，日本人民反战，但是不说明任何问题。日本士兵是奴隶，他们服从军阀，而日本的报刊充斥着谎言，致使日本人民无从了解有关中国的真相。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一样，听到的是中国人在屠杀日本人。除此以外，他们对中国人所知甚少。
有一次，我和中国共产党最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谈话。我在太原见到不少人，他显然是其中最有现实主义精神、最有才华、最能干的一位。他仪表堂堂，英俊潇洒，知识丰富，很有修养。他，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共产党其他许多领袖一样，是中国最有才干的人之一。他向我问到了一切。当我对他叙述我和阎锡山、傅作义有关日记的谈话和我根据印象认为他们是期待着日本军队内部爆发革命时，他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我告诉他，尽管我也许错了，但是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幻想，类似于5年前认为国联或列强会把被占领的土地归还给中国的那种信念。周恩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我们是在阎锡山的衙门里和薄医生交谈的，他是西北各军的医务主任。他谈到山西伤兵的可怕处境：医生、护士或其他医务工作者，在数量上不足所需的一半；药物短缺一半；绷带也短缺一半；没有X射线机，缺少许多最基本的外科手术器械。他告诉我们，沿华北前线100里长的距离上，只有7辆卡车运输伤兵。剩下的伤兵要在农民找到他们时用铺板抬到某个远处的医务站所，所谓远处可以远到太原，然后才能得到治疗。他说，山西省共有医院18所，设计床位是6000张，现在却收容了大约15000名伤兵。他给我开了一张单子，列举了急需的各种药物和医疗器械，后来我把这张单子分寄给各方人士，吁请他们援助。
承蒙薄医生的好意，我们被带去参观一所后方医院。这是太原5所后方医院中的一所，称作第十后方医院，这时正收留着太原全市7000名伤员中的1300名。单这一所医院上个月就医治了5000名伤兵，这个月是7000名。陪同我们参观的那几位医生谈到他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每一名医师——这样大一所医院只有20名，作为帮手的护士只有80名——要做12个人的工作，而且，缺少适当的设备。输血的设备就没有，以致大批伤兵因失血过多而死去。他们根本没有抗破伤风血清，所以破伤风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我们参观到一间重伤员病房，我的血液突然凝滞。一个年轻的士兵坐在床上，指着他自己的面孔不停地哭叫。他的面孔下部缠裹着厚厚的绷带，而我可以很准确地想象出那绷带下的伤口。由于这里的医院都没有止痛药，这人，也就只能像其他人一样，无休无尽地忍受疼痛的折磨。他指着自己的面孔向我们和医生们哭叫，他不能说话。别的士兵躺在床上，不住声地发出重伤病员低沉的呻吟，眼睛死死盯着远方。我们抚摸着他们时，他们既没有看见，也没有感觉。然而他们并非失去知觉，只是疼痛抑制了他们的神经反应。我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伤兵，听着他们的呻吟、哭叫和模糊不清的低声呢喃。我憎恨日本军阀，是他们引起了这种后果，是他们在指挥侵略中国、残害和屠杀中国人民。
天黑了，我们从医院往外走，碰到了八路军的一个战地服务团，他们正在各医院为各种军队的伤员演戏和唱革命歌曲。女作家丁玲是这个服务团的团长。他们的演出台周围聚集着大约几百名能够出来活动的伤员。伤员们都被演出深深吸引。而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近旁两张面孔，其中一张一看便知是个农民，年纪也许是30出头。和他站在一起的一个年轻士兵大约18岁。那年长的一个正在说话，就像一个大哥哥在对小弟弟谈心。
“这些演员都是八路军的人。”他认真地说，“你知道，八路军就是原先的红军。他们军队里有许多俱乐部、演剧队和学习班。”
那年轻的一个，对着舞台，转动着眼睛，惊奇地看着一切，什么也没有说。但是那年长的一个，好像非要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不可，又一次开了口：
“八路军是全中国组织得最好的军队。我的机枪连曾经在贵州和朱德、贺龙部下的红军打过仗。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战士，我们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第二天我到太原一家教会医院去医治我的脊背。由于成千上万中国伤员已经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便问那位给我治病的女医生，这家医院里是否也有伤兵。她回答我，有，只有20个。
21日夜晚，我工作了一个通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上前方去。周恩来终于抽空接见了我一次。我们从午夜略过1点开始，大约谈了两个小时。这一夜余下的时间，我是在工作中度过的。
第二天一早8点，我去看傅作义。我们的卡车要在10点出发。傅作义从其他的会晤中腾出身子时已经是9点了，于是我们只能谈半个小时。他说，归化已经被日军占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守住那座城。日本人使用了野炮和坦克，中国军队对他们无可奈何，尤其是因为他们还有轰炸机在空中配合行动。包头，绥远铁路的终点站，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失守，两团中国部队正向西撤。傅作义曾有3个旅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旅。他目前是华北前线3位主要指挥官之一。
傅作义是一位令人喜爱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质朴而率直，是西北军事将领中思想最进步的一位，也是最有现代头脑和开明思想的将领之一。他爱国，而且有才干。前一天他派他的英文秘书来向我借阅上海寄来的最近的外文报纸时，我曾感到意外。他的秘书和我谈到从北线和东线撤退的可能，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话反映了谁的想法。不管代表谁，他连撤退的路线全都勾画出来了，却唯独没有提到一条向敌人发动攻势的路线。我问这位秘书，为什么他只谈撤退，为什么不能从红军的经验中学点东西！红军在江西打了10年，不仅能够自卫，而且扩大了苏维埃的领域，和强于自己10倍的敌人对抗而守住了自己的战线。秘书说，那时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敌人是日本，日本有机械化部队。我回答他，这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南京政府曾经使用飞机、野炮、卡车和坦克对付除了步枪、机枪就一无所有的红军。
但是傅作义本人并没有提起撤退的问题。在我们简短的交谈中，他提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反战精神。他对谈论国际形势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也确实告诉我，中国部队缴获了一批日本秘密指令和文件。其中的一件，是日本军官板垣于10月4日签发的有关攻占太原的指令。他还告诉我，日本人是怎样在消灭我们整个村落、整个市镇的，其中包括一个拥有2000名居民的大镇，甚至不让一个婴儿活下来。日本军官的日记记述了屠杀全部居民的经过，后来八路军找到了劫后遗址。
傅作义谈到中国的外国朋友。他作为中国人，为能得到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而感到自豪。他说，全中国人民会欢迎外国的援助，尤其是技术性援助。
我回办事处时，路上遇到又一次预告空袭的警报。这使我们耽搁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空袭进行期间还是设法把对傅作义的访问记从邮局寄了出去。这次空袭可算得上是严重的一次。4架巨型日本轰炸机，蓝色钢铁机身上隐约闪现着太阳标志，发出震慑人心的嗡嗡声飞临太原上空。我们从屋檐下眼看着他们向这个城市投下炸弹。炸弹的爆炸声从城市中心商业区传来。飞机朝着我们飞来，一路卸下携带着死亡和破坏的投掷物，这时人们要求我们全部钻进地下室。我们满腔怒火，望着天空中传播死亡的机器，慢步走去。我又一次感到那种足以使我失去理智的憎恨，就像在医院里感到过的那种憎恨，有人不断推我走下防空洞的台阶。但是在洞口有一群人站着，像我一样愤怒。我们不想到地下室去，于是又重新走了出来。我们站在外边的树荫下，仰视着空中的杀人凶手把死亡播撒在这美丽的古城。市中心区的许多地方升起了浓烟。我们回去又埋头工作，过了一段时间，高射炮的轰鸣和机关枪的嗒嗒声方告终止。飞机已经离去。天空中飘浮着高射炮弹爆炸后留下的一团团白云似的硝烟，但是没有击落一架敌机。这一天，全部中国飞机都在前线作战，日本人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
这次空袭，是日本人为了报复他们的一次失败。3天前的夜晚，八路军的两个连在忻口敌军防线后方，对阳明堡外5英里处的日本飞机场发动奇袭。那里共有24架飞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两个连冲下山来摧毁了其中的21架，日本人才从梦中惊醒。
今天，日本人的回答是，从远在东边河北省的保定派出4架飞机来轰炸太原。
空袭结束，我把傅作义访问记投邮后，我们便带着行李登车，向着北方前线出发。事实是日本阵线背后还有一大片广阔的土地处于八路军的控制之下，八路军的总司令部也就在那片土地的某处，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