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这一宗教禁忌给予新的诠释。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多·罗纳德·利奇（EdmundRonaldLeach）说：“人体的排泄物或分泌物普遍的构成严格禁忌的对象，尤其是粪便、尿、精液、经血、剪下的头发、指甲屑、体垢、唾液、母乳等。这是符合这一禁忌理论的。这些物质在最根本的方面是模棱两可的。……既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由此形成的禁忌极为强烈。”“人形化的神灵、圣母、超自然的半人半兽妖怪，这些边缘性的、模棱两可的东西被赋予介乎神人之间的力量。有关他们的禁忌最为强烈，甚至超过了神灵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范畴引起人们给以极大的关注，并抱以最强烈的禁忌情感。”（《语言的人类学：动物范畴和骂人话》，《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英国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也认为凡处于模棱两可状态的动物便是不洁的、禁忌的；属于禁忌范围的物体都是带有两义性的因而无法明确归类的东西。（《〈利未记〉的憎恶》，《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但她在这种“两义性=禁忌”的基础上再向前深入了一步，力图考察人类分类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所禁忌之物并非在于它们本身是污秽的或圣洁的，而在于它们的“位置”。它们是混淆了人类采取分类体系或与之矛盾的结果，也就是说禁忌物是社会分类系统的产物。而分类活动又是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的主要途径，不仅加强了社会实在的结构，而且也加强了道德情感的结构。
任何分类体系都不能将所有的事物涵盖进去，总有一些事物处于边缘的模棱两可的状态。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就人本身而言，比如说，中性人或说阴阳人、同性恋者、心理变态者、艾滋病人、外星人、克隆人等等皆属于分类体系中的另类，他们是人，可又不是完全“正常”的人，是介于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怪人”。尽管这些“怪人”不具有“神”性，由于受宣传和传说的影响，他们也被赋予某种邪异的力量，在许多人的心里产生恐惧之感。故而他们便成为禁忌的对象。
这些禁忌的对象有一共同点，就是都背离了传统的关于“人”的标准和看法。对“怪人”的禁忌，是要努力维护人的正常性。试想，如果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禁忌之人，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些禁忌之人似乎与法律、道德无涉，也就是说，法律和道德并不排斥和诋毁他们的存在，而禁忌的存在，却使人们和他们保持距离，惟恐自己与他们为伍。尽管我们提倡同情与关爱，但禁忌则迫使他们竭力隐瞒自己的身份，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生存的空间。禁忌的力量似乎在维护人类的所谓“纯洁”。
就个人而言，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必经几个生活阶段，出生、成年、婚姻、死亡即为人生的重要关节点。这些关节点与平时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每个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是通过这些关节点不断确立起来的。在这些人生转变的重大关头，禁忌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保障因素，或者说，每个人要顺利通过这些人生旅途的转折点，就必须遵守一些禁忌。
法国早期的民俗学家范根纳普（ArnoldvanGennep）在《通过仪礼》——书中，把人生仪礼分为三个阶段，即分离、过渡、聚合。在最初的分离阶段中，仪式的行为总是象征着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与原先社会地位的脱离；在过渡阶段，作为仪式主体的当事人（如新成员、新郎或新娘）正处于从——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转变的过程中，既不具有原来状态的基本特征，也不具有未来状态的基本特征，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特点；在聚合阶段，转换前的角色转化为转换后的角色。处于这三个阶段的人的社会位置是极不稳定的，关于他们的禁忌自然最为强烈。对此，金泽先生曾有过较为具体的论述：
从胎儿到出生后的一段时间，从参加成年礼到该仪式结束，从姑娘出嫁离开娘家到拜天地入洞房后的若干天之后，从人停止呼吸到丧葬仪式结束，或者是当事人（以及当事人的近亲，如婴儿的父母、死者的儿女等）离开社会群体，到某一神秘之地（如诞生或成年）借助某种仪式度过这段时光，或者在当事人不能离开的情况下周围的人对之举行某种仪式并保持某些宗教禁忌（如婚礼或丧礼）而使之顺利地完成这种转换。（《宗教禁忌研究》）
孕期中的妇女，刚刚出生的婴儿，成年礼的参加者，新婚夫妇，尚未入葬的死者，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都是禁忌的对象，因为他们都具有模棱两可的性质。禁忌的作用在于将他们纳入“另册”，并使之游离于正常的文化秩序之外，和其他正常人的文化行为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