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8日，绰号“老马特”的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率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驶入江户湾。他此行的使命是逼迫日本对美国舰船开放港口。彼时的佩里认为日本人是一群愚民，他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日本同他国断绝往来，已经大约有两百年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忌惮外部势力入侵，另一方面又担心传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会让臣民变得难以管束，于是取缔了这一教派。除了将大部分外国人和所有神甫驱逐出境外，还禁止日本人出国。胆敢违令者格杀勿论，且死法一般都极其惨烈，没有人敢以身试法。虽然同中国和朝鲜仍有通商往来，但自17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的西方人仅剩下一小拨百无聊赖的荷兰商人，他们被禁足在长崎市近海的一座人工小岛上。
“黑船事件”是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较量之一。一方是佩里及其麾下四艘“邪恶黑船”，它们停靠在日本岸边，鸣响火炮，隆隆的炮声传递着不祥的讯号。另一方是日本人，站在岸边一字排开，手握刀剑和老式火铳。佩里准将坚持只同日本政府的最高代表打交道，却吃不准此人是谁。天皇虽高高在上，但仍是没有实权的虚君，至于他和将军之间的区别，佩里更是一头雾水。身居京都这一昔日帝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的文化延续性，承担礼仪和精神上的职责；而作为武士大统领的将军则坐镇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主持朝政。自1603年起，历代将军均出自德川一族，他们的政府也因此得名“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
对此一概不知的佩里却坚持要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3]要求日本开埠的信件直接呈给天皇。但即便这封信交到后者手中，也只会令他不知所措。
由于日本的通事只懂荷兰语这一门欧洲语言，与他们的沟通进行得很艰难。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被逐出日本后，更关心赚钱而不是传播信仰的荷兰商人成了唯一获准驻留日本的外国人。尽管日本官员对美国人的坚船利炮充满了好奇心，也很乐意在佩里的旗舰上品饮兑了糖水的白兰地，但他们奉命让这些“花旗洋鬼”走人。他们坚称，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只有长崎。然而，对其火炮威力信心满满的佩里不肯让步。官方指派的美国翻译、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对日语只了解个皮毛，他在日记里写道，“志在四方的扬基民族”前来“打破了（日本）麻木不仁和长期以来的蒙昧状态”。
就在日本人商量对策期间，他们靠虚与委蛇和其他拖延战术镇住了飞扬跋扈的佩里。终于，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佩里被允许上岸。接着，双方开始比试谁的排场更大。佩里大步流星，两侧是他最高大的黑人保镖；日本人则身穿上好的绸布服装。双方互赠礼物：美国人得到的是华美的锦缎、瓷碗、镀漆盒子、折扇等工艺精湛的宝贝；而日本人得到的是一台电报机和一节迷你小火车。日本人叫来了相扑大力士，还邀请佩里在他们肚子上打两拳。酒敬了一轮又一轮，某位日本官员在灌下大量威士忌和香槟后，搂着佩里说道：“日本美利坚，两国一心。”日本男人在喝醉后赞美国际友谊时都是这副德行。
冷静的传教士卫三畏指出，这真是“东西方之间的一次奇妙融合”，“铁路和电报、拳师和受过教育的运动员……削了发的秃顶和睡衣；手持火铳的士兵队列紧凑，进行操练；围着衬裙、穿着木屐、佩戴两把剑的士兵，所有人都乱哄哄的，跟乌合之众一样——所有这样或那样的事物，均凸显出我们的文明和习俗同这个与世隔绝的异教徒民族之间的差别”。日本人赠送的礼物很明显说明他们是“部分开化”的，而美国人的礼物则体现了“科学和更高等文明的进取心所获得的胜利”。
二十年后，许多日本人会秉持相同的看法，似乎“普世”的西方给一个深陷中世纪混沌的国度带来了一线光明。
佩里准将或许打心眼里相信他的使命就是教化劣等人，但是无论是此次访日，还是1854年再度访日，他的当务之急都是扩大美国在日贸易权益。他麾下战舰甲板上的六十一门火炮和日本形同虚设的海防（多数炮台都是障眼法，再说日本当时也没有海军）最终令江户幕府认识到，与其发动一场以卵击石的战争，不如委曲求全。自此，美国舰船获准驶入两个指定的日本港口，装载煤和其他补给。这些东西美国人会花钱购买，算是建立贸易关系的第一步。
在美国人看来，这一切颇得他们的心意，而佩里也会因为迫使日本“开国”而名留青史。在他的一生中，这份殊荣总是被挂在嘴边，逢人必吹嘘一番。的确，佩里的黑船以及其他出没在该地区的西方舰船触发了日本朝野的一场政治危机，终结了这个国家闭关锁国的状态。江户幕府的独裁统治维系了两百余年，但与西方优势力量的对峙暴露出了它不堪一击的一面。无独有偶，二战期间，日军也将欧洲帝国的外强中干展现得一览无余。围绕如何应对危机方为上策一事，日本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部分少数派呼吁放外国人进来，打开国门，对外通商；其他人则赞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番夷逐之门外。越来越多心怀不满的地方武士和知识分子预谋推翻不得人心的幕府，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并扶植天皇（以及他们自己）站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与之相对的是一群鲁莽的好战之徒，妄图剪除任何反对将军的势力。造成这番动荡并非佩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的做法无疑激化了局势。
然而，佩里认为日本人乃井底之蛙的想法实则大谬不然。在他抵达江户湾之际，日本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要胜过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尽管相对闭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亚洲人还是更了解西方。他们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学、医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17世纪时，西方科学便已东渐，流入日本。日本人还做过有关俄国军事、英国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不过，鉴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日本人从上述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要比研究本身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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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认为，基督教在日本从未获得过发展壮大的机会，但实际上早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在劝说日本人入教一事上便成绩斐然，特别是精英阶层中皈依者甚众。这使得将军及其谋士深深忌惮这一西方信仰。1638年，日本基督徒惨遭屠戮，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所有被认为有基督教色彩的书籍一概遭到取缔，利玛窦撰写的科学类书籍也赫然在列。更奇怪的是，就连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西塞罗的《论友谊》也被视为禁书。但西学并未因此偃旗息鼓。17世纪初，当局对所谓的基督教宣传品的封杀，以及旅居长崎的荷兰商人，共同促成了“兰学”的滥觞，也就是“荷兰研究”。以这门新型学问为业的人统称为“兰学者”，意即研究荷兰的人。
公众对荷兰人的印象是一群番邦异兽，小解时会像狗那样抬起腿，他们一头红毛，眼珠子蓝得跟鬼畜一样。不过，没过多久，长崎官方指派的通事便发现西医效果显著，而相形之下，中医则不那么管用。这些人说是通事，其实还身兼坐探一职。在没有辞典、不谙语法的情况下，他们学会了荷兰语，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除此之外，长崎和江户的部分医生还勤奋地钻研欧洲医学。官方对与荷兰有关的事物也饶有兴致。每年，荷兰商人都会被传唤至江户，接受将军及其随从的连番提问。为了给后者助兴，荷兰人还被要求唱歌、跳舞、互相亲吻，活脱脱地被当成了马戏团动物。
1720年，对欧洲事务发自内心感兴趣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放松了对西方书籍的禁令。吉宗有着异乎寻常的宽广胸襟，但他同中国帝王一样，是个心系稼穑殷盛的传统主政者。当时正值城市工商业萌芽和乡村暴动频发的时期，为防止出现更多农民起义，吉宗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由于节气对于农耕至关重要，将军便重视起历法来。在听人进谏说欧洲历制比中国历制更精确后，他决意弘扬“兰学”，并表示：“红毛国的人，做事往往靠心理演算，讲究合情合理；他们只会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要是某事不确定的话，他们不会言之凿凿，也不会拿来用……”
吉宗对“兰学”感兴趣，更多是出于实际需要，而非哲学思辨。尽管如此，他的态度同中国皇帝还是大相径庭。在后者的构想中，天朝大国居于天下中心。吉宗的继任者并非个个同他一样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和豁达的心胸，此外，兰学始终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尤其在19世纪初，那时幕府正绞杀异端学说。无论大多数兰学者多么爱国，多么保守，只要他们过度醉心于西洋事物，身上总隐隐笼罩着一层卖国嫌疑。官方以及多数学者的立场是，尽管西方科学在有效治理日本一事上可以成为一件有力工具，但是万万不可让普通人接触到外国思想，生怕人们会“找不着北”，忘了听统治者的话。
德川幕府奉行的意识形态是新儒家，这是儒家思想中特别保守的一脉，创始者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朱熹强调自然秩序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经日本人诠释，成了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儒家士大夫的职责是解释典籍，确保人们加以遵守。他们好比教士，有权阐释上天的法条。19世纪著名自由派教育家福泽谕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传统的局限性：“在吾国，学问意味着统治者的学问，仅仅是治国术的一个分支。”不少儒生——日语里称“儒者”——兼具教师和中医的身份，西学与他们奉为圭臬的部分信条格格不入，对其地位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他们乐见西学倡导者遭到打压。
同洋教师过从甚密或许会以悲剧收场。长崎的荷兰贸易使团里有个十分博学的人，名叫菲利普·弗朗茨·冯·西鲍鲁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是个内科医生，有德国血统，为人少言寡语。痴迷于收藏日本物件的冯·西鲍鲁特帐下有不少敬重他的日本弟子。1826年，在前往江户途中，他同高桥景保交换了礼物。高桥是出色的翻译和天文学家，是荷兰人口中的“格劳比乌斯”（Globius）。“格劳比乌斯”送给冯·西鲍鲁特一份日本地图，自己则获赠一幅世界航海图。消息一经走漏，冯·西鲍鲁特就因间谍罪被捕，继而被驱逐出境，而“格劳比乌斯”于三年后死在狱中，死因或为自杀。
另一位倒霉的学者是青年吉田松阴，他无比渴望见识西方世界，央求佩里让他上船，带他回美国。佩里拒绝了他。吉田因擅自登上美舰被囚禁于牢笼内。他的老师佐久间象山也因为怂恿学生出国游学身陷囹圄。佐久间曾基于自己的西学功底，发展出一套理论，探讨防范外夷入侵的最佳对策。他发表过《省侃录》这部名作。出狱后，因为给坐骑安了西式马鞍，佐久间死在了狂热的反西方分子手中。
彼时钻研西学是要冒风险的。然而，多数兰学家很难算是逆党，哪怕是那些呼吁以妥协退让来应对佩里掀起的风波的人，也一样不是乱臣贼子。许多人或行事谨慎，唯恐被卷入政治，或对此不屑一顾。总之，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赤忱的爱国者，虽对中国中心论的蒙昧主义倾向颇有微词，却仍笃信新儒家的那套君臣之道。同冯·西鲍鲁特交换礼物的“格劳比乌斯”因涉嫌卖国死在狱中，但也同样是他，曾于1825年建言政府将所有外国船只驱离日本海岸。要是有人能将18、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日本思想家分为两派，一派是进步的、信奉自由主义和追求民主的西化论者，另一派是反动的、倡导本土论的威权主义者，这固然很好，可问题是这种区分过去不存在，如今也不成立。积极鼓吹通商和怀柔的人士——他们中有不少兰学家——同时也宣称，有朝一日，待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国家就能再度回退到安稳的锁国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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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钻研“兰学”的人自己浑然不觉，他们的学识对削弱儒教国家的哲学合法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人从中国那里借鉴了一套基于天下原则的治国理念：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要以天下自然秩序为依据，一位仁君务必确保二者之间的和合共生。儒家伦理被认为符合自然原则，“兰学”则引入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要是能对自然原则进行理性分析，而支撑儒教国家的天下观念又可以被证伪的话，那会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严重的挑战。
总而言之，西方科学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要甚于日本，因为其显示出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伦理革命，中国人采取了将中式伦理同西方科学一分为二的做法，就仿佛欧洲思想无关乎伦理。19世纪末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实际上，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西学不可能在不遭到严重歪曲的前提下被剥离到简单的器物层面，而旧有的中国中心论原则也很难同科学探索相调和。因此19世纪以降的中国思想家往往会在立场上呈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先前沉郁的保守主义思想倒向激烈的偶像破坏论：要么就捍卫中国传统——管它应是何种面目——使其免受哪怕一丁点儿外国势力的玷污，要么就打着“赛先生”的旗帜，把传统砸个稀巴烂。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写照。
对于西方思想，日本人有着相似的对策，却不像中国那般疾风骤雨，或者就算是疾风骤雨，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日本的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举西方科学，存日本精华”这一保全颜面的策略，结果一样碰壁。然而，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重要的是，鲜有日本人会幻想地球围绕日本转，他们或许会认为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片得神护佑的土地，但与之争夺神明眷顾的国度还有很多。他们还明白，日本的政治制度乃至其立足的原则都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一旦旧秩序运转不灵，想再师从他国也不会面临什么阻力。
日本与中国的另一大区别在于权力分割。在中国，世俗和政治权力集中在朝廷手里。德川时期的日本，将军以铁腕统御全国，天皇的角色则更近似教皇，经过他的加冕，世俗统治者才被赋予了合法性。这种安排后来有所异化，原因是与天皇同属一朝的将军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帝王相。不过，分权有一大好处：可以起来造政府的反。而要是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且无叛国之嫌时，就更是如此。换成中国，这绝非易事。
西方影响常常是日本剧变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幕府体制开始显露颓势的唯一诱因。早在17世纪，以大阪为主的一些沿海城市就已形成一个日益富裕且成熟的商人阶层。他们买卖日用品，订立自由契约，从事奇货可居的投机生意。商人在官方的尊卑体系中要比农民和匠人低一等，但当他们富起来的同时，名义上处在等级制顶端的武士往往变得无用武之地，到了18、19世纪愈发穷困潦倒。天下太平了，职业武士还有何用？武士的数量太多，没法安排所有人进入官府工作，经商则又显屈尊。三百年后风靡西方的那些记录武士信条和侠义精神的浪漫文字其实反映了他们无所事事的状态。旨在重武抑商的尊卑体系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此外，闭关锁国的国策也阻滞了日本的技术进步。
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传至日本，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不仅说明中国已十分落后，同时也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但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已抱有这样的疑虑。1644年，满族灭明后不久，国势便一落千丈。差不多在胸襟宽广的德川吉宗大力倡导兰学的同时，日本国内还兴起了一股复兴文化传统的热潮。信奉本土论的学者在日本诗歌、神道教之万物有灵论和天皇崇拜中寻找日本优越性的证据（他们确实找到了）。甚至有人表示日本应取代中国，成为真正的中央帝国——至少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跟日本皇室的纯净血脉一对比，中国叛乱频仍、朝代更迭的政局就相形见绌了。日本文学表达含蓄温婉，汉学则被认为过于冰冷和理性。就连日本的亲华派也开始挑战“新儒家思想象征自然秩序”这一命题。而经由“兰学”引进的地理学则清晰地表明中国并非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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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本土论者依然有一种恼人的习惯，他们研究外国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神道教复兴论者牢牢抓住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以此证明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地球当然是围绕太阳转，那么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难道不是日本人的神圣祖先么？日本不是从诞生之初就面朝太阳么？无疑，这种说法在佛教徒和信奉中国中心论的保守派看来不啻为歪理邪说，但同时也恰恰点明了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论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华文化圈里解放出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本土论者对基督教的态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本土学派的重镇设在水户一座别致庭院里的书院（保存至今）。位于江户东北的水户长期以来就是学问之都，佩里准将造访日本时，水户藩藩主态度强硬，反对向外国人作出任何妥协。他鼓吹“尊皇攘夷”的口号。在他的支持下，所谓的水户学派专事日本独特性的理论研究。该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会泽正志斋曾在1825年发表著名的《新论》。会泽宣称，基督教是邪教，西方蛮夷则是一群“野猪饿狼”，他们在日本一靠岸，就应被剿杀殆尽。
可会泽同其他水户学派人士又都是勤勉的兰学者。会泽总结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盛——这点他一上来就予以肯定——要归功于西方信仰。他认为，作为国教的基督教令欧洲臣民自然地归顺统治者，一神论可以促成国家统一，“政”“教”应当合一。这样说来，日本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国教，由天皇担任大祭司。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应该将神道教这一远古的日本信仰由众神崇拜的自然宗教改造成一门将所有日本人都置于天皇荫庇之下的全民信仰。神圣祖先天照大神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地位堪比基督教里的上帝。令人扼腕的是，政教合一后来成为日本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石之一，借的是古代传统的力，但效仿对象依然是欧洲。
西学学者和水户本土论者都或明确或隐晦地挑战了中国中心论式的旧秩序，因而两派人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不管是兰学者，还是本土论者，都不欢迎佩里舰队这群不速之客，有许多人是彻头彻尾的排外论者。不过，他们承认西方思想的力量，也愿意加深了解，为的是能使日本有朝一日跻身强国之林。撇开围绕远古文献、皇室血脉纯洁性和祖先神祇的那套玄奥话语，从许多方面来看，本土论者和西方人一样现代，尽管西方到了他们这里通常会变得面目全非。此外，他们还将西方世界最坏、最无情的一些东西学了去，并仿而效之。
其中之一便是殖民主义。18世纪末有一位杰出的兰学者，名叫本多利明，是一位贫寒武士之子。本多在仰慕者口中被唤作“日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日本的“富兰克林”和水户派交游甚密，说真的，他的一些想法放在当时来看可谓十分进步。他尝言，政府建立的前提是民众许可，因为“当违背民意而以武力统治国家时，许多人会发自内心地反对强制胁迫，并成为作奸犯科之徒”。他还赞成游历海外，以开阔日本人的眼界。本多将国家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对科学的无知以及卑躬屈膝地因袭中国已然不得人心的做法，他甚至还提议弃用汉字。根据对英国的研究，他总结道，一个面积狭小的海洋国家需与外界通商。他相信，日本有四大亟需：火药、金属、航运和殖民。
本多认为，没有殖民帝国，一个国家便无法成就一番伟业。他对日本殖民帝国的构想同其政治思想一样，既进步，也无情，这一点同他崇尚的楷模英国的殖民方针高度吻合。为了攫取日本致富所需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可以对被殖民国家的原住民进行剥削，也可以砍伐森林。参考日本其后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极具“先见之明”。本多对好的殖民统治的看法也领先于同时代人：“父亲般的统治者有责任引导并教化原住民，好让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庸庸碌碌地混日子。”
这样说来，佩里的翻译、善良的卫三畏牧师根本就没有参透这些日本“原住民”。他们完全不像他认为的那样麻木不仁和愚昧无知。日本人心里的主意多得很，其中不少观念早在卫三畏抵日很久之前就已从西方东渐。问题是，在旧秩序的大厦将倾、一个崭新而现代的国家成型之际，到底哪些观念是行得通的。纵然学者的思想对后世存在影响，但他们并非缔造历史的主体。直到20世纪20年代，本多的学说才完全为世人所理解，他的声望也达到了生前难以企及的高度。不过，那些推翻幕府统治的人除了受到思想的鼓舞外，切身利益也是他们行动的原动力。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排外论者，一部分是朴素自由论者，还有一部分则兼具双重身份。
倘若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百年是以排外、威权主义和战争为标志的话，通往开放、民主局面的道路也并未完全被堵死。1837年前后，所有渗透进日语的外来语当中有个荷兰语词汇，叫vrijheit（经由荷兰人撰写的一部拿破仑传记引入），意为自由。至少有一位日本通事对此念念不忘。他很清楚大声说出这个词会招致危险，因此一直郁郁寡欢。据当时一位见证者所言，他只能靠饮酒来解闷，但“喝醉后，又免不了高喊‘Vrijheit！’”。
也许卫三畏认为日本人“部分开化”的看法还不至于错得那么离谱，这一评价对世间所有人都通用。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开化的那一半人总会做一番挣扎。只可惜，在日本，挣扎总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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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至1868年这一时期，也就是自佩里的黑船来袭到幕府统治的灭亡，史称“幕末”。“幕末”这个词除了隐含“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轻佻、浪荡意味外，还呈现出一种黑暗而暴虐的面貌。这一点起先在剧情邪恶的歌舞伎作品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很久之后又在不计其数的武侠片里得到了体现。“幕末”临近尾声之际，日本社会波诡云谲，动荡不安，阴谋四起，杀机四伏，兵燹不断，政变频繁。来自西南的藩主们同德川幕府的忠臣明争暗斗，最终导致内战爆发。这一时期，人们狂躁不安，各种“末法”思想[4]层出不穷。暴民啸聚江户在内的大城市，高举神道教画像，去神社拜祭，在大街上衣不蔽体地翩翩起舞，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交媾之事。他们打劫富户，边打劫还边像走火入魔的教徒似的大喊：“这样不好吗？这样不好吗？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同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极端主义者，视暴力为民族救赎之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或许与日本社会在太平时期受到的严密管控有关。
佩里的到来使得“尊皇攘夷”这句口号成了“倒幕”的一纸战斗宣言。江户幕府不仅越来越无力维持时局，还被指责是外敌来犯的祸首。人们既畏惧变革，又反抗传统。革命党既是偶像破坏者，亦是反动势力。年轻的极端主义者往往出身于低级藩士家庭，在旧社会里迷失了自我，于是通过一系列暗杀行为来表现他们排外、尊皇和救国的抱负。这为之后的一个世纪树立了标杆。1858年，一位幕府高官[5]与美国签署条约，赋予美国人在日通商和居留的特权。他晓得自己无从选择。两年后，这位官员在位于江户的将军府外遇袭身亡。一伙来自水户的武士把他从坐轿里揪了出来，当场砍掉了他的脑袋。虽然凶手自认为官员该杀，但怎么说这也是以下犯上。于是，杀手按照武士的惯例，切腹自裁，以死谢罪。
另一位险些得手的刺客是个来自土佐地区（位于日本西南的四国岛）的青年，名叫坂本龙马。他是许多小说、剧本、电视剧和电影的主人公，常被称为日本的“加里波的”（Garibaldi）[6]：一头乱发，放荡不羁，腰挂佩刀。这番打扮在二战后比在战前的专制时期更受人推崇。坂本从政之初是个嗜杀的狂徒，后来获得政治启蒙，这一转变过程折射出同时代人身上共有的幽暗魅力、急智和对不同政治可能性的开放心态。
一想到自己要过那种束手束脚的地方武士生活，坂本便心生厌倦。他退了学，离家出走，告别领主，上了一所剑术学校。满脑子都是水户学派那套民族纯洁和外夷险恶之说的坂本动身前去刺杀卖国贼。他自认为找到了完美的目标：人称“麟太郎”的胜海舟[7]。后者是幕府的海军专家和知名兰学家，曾在长崎同荷兰海军专家共事过一段时间，也作为1859年日本首批派驻美国的公使团成员，亲眼见证了美利坚国力的强大。他总结道，日本要想维持其独立国家地位，唯一的机会便是打开国门。在坂本这种狂热的年轻武士眼里，胜海舟此举不啻为懦夫行径和卖国求荣。
据传当时经过如下：胜海舟在面对前来索命的青年时，镇定自若地说道：“你是来杀我的吧？要是的话，应该先等我把话说完再动手。”这之后，事情出人意料地来了个大转折，但这种转折时而又很符合日本主人公那种鲁莽的性格特点。胜海舟辩称自己和坂本一样爱国，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日本变强大，赶走外夷的最好办法是先学会他们的全部技艺，因此他才提倡门户开放，一开始妥协退让。据传，坂本扔掉了手中的剑，跪倒在地，为自己的“心胸狭隘”赔罪，并恳请胜海舟收他为徒。也许当初情形果真如此。
坂本在胜海舟身边侍奉了数年，后来在长州、萨摩和土佐之间斡旋，促成了它们的结盟。这三个藩是西南几股反幕府势力的中坚力量。萨摩位于九州南部，长州在本州西陲。16、17世纪之交，日本陷入内战，这三个藩的领主吃了败仗，因此一直被排除在德川幕府的核心权力圈之外。萨摩和长州的藩主打算同江户幕府开战，但坂本主张议和，并敦促其盟友说服将军退位。坂本提议，日本应由一个地方大名组成的议事院共同治理，德川将军在其中仍有发言权，但不再担任大统领。1867年，末代将军同意了坂本的提议，但萨摩和长州的武士此时已丧失耐心，唯有一件事能满足他们，那就是幕府的倒台。
坂本把新的活动地点设在长崎，他在那里研习西方政治体制，并对欧洲国家的宪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没读过几年书，坂本想必聪慧异常，因为早在1867年时，他就已设想出后幕府时期一幅高度详备的政府架构蓝图：政治权力必须被交还到天皇手中，但一切政府决策的通过须以两大立法机构，即上下议事院的“全体人员意见为依据”。宪法的起草也势在必行；在物色高官人选一事上，则采取任贤选能的原则，不再看重等级或出身。（有必要记住的是，像坂本这样地位卑微的武士总被要求对上级卑躬屈膝，不管是在本藩还是外藩。）后来，坂本在另一份文件里详细说明了如何遴选贤能以及选举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开展外事，他的意见是“要遵循全体意见通过的恰当规范”。
鉴于坂本自身的背景以及此类政治模式在日本史上尚属首创这一事实，这份文件的意义不容低估。一年后，其中大段行文被写入明治维新的《五条御誓文》[8]，正式宣告幕府统治的终结。明治，顾名思义就是“开明之治”，被用作天皇的新年号。过不了多久，“明治”二字便会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化进程的代名词，引得那些仍然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纷纷投来敬畏的目光。
这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社会如何经由进步思想洗礼，从封建主义和军事专制迈向自由和启蒙。可惜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毋庸赘言，政治自由主义的种子已经撒下，但其生长进程从一开始便受到其他力量的阻遏，将日本推往另一个方向。一旦天皇和他的廷臣为某个政治目的所用——利用他们的是反抗幕府的叛党，以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为主——一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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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身居京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文化与道德的守护人。对于其政治授信，将军根本不当回事，甚至都懒得与之见上一面，遑论共商国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情况则大为不同。反抗幕府的强硬派人士怂恿孝明天皇反对同美国签订协议，但天皇本不应对这类事发表意见。即便反对幕府的叛党并不真的希望看到天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已拉开了天皇制走向政治化的序幕。
这一进程最终以灾难收场，其结果早在新宪法制定之初的几部草案里就可见端倪。1867年，在同萨摩和土佐方面的代表会晤过后，坂本龙马等制宪者拟了一部草案，其中包含下述条文：“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政刑[9]归于一君乃自然之理。”话虽如此，这番措辞还是给建立世俗政府留有一定余地。天皇依然可以只充当名义上的统治者，将执政之事托付给文官组成的政府。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复古神道”学派的口号“祭政一致”——即祭祀和政事统一——正在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幕府统治的终结并不像坂本料想的那样是个和平的过程。1868—1869年间，拥护幕府的臣子和天皇的军队之间爆发了内战。拥幕派来自东北的几个藩，倒幕派则来自西南。战事进行得很惨烈，那些不幸身处交战双方中间地带的平民只能任凭武士对他们百般欺凌。幕府的最后一道防线设在会津这座水户西北的城邑。三万天皇大军兵临城下，用最新式的西方火炮轰击会津藩藩主的堡垒。在苦苦支撑逾两周后，这座城池被大火吞噬。许许多多拥幕派年轻武士在绝望中切腹自尽。堡垒被攻破了。会津藩藩主损失了三千多名手下，他本有两万多人马，剩余的散兵游勇面对追兵，一路逃亡至北方的苦寒之地，死于饥馑者无数。
天皇迁都江户，并更名为东京，这也是近千年来天皇首次与政府机关同处一座都城。东京市中心建起了名为“靖国”的神社，以缅怀为天皇捐躯的英灵。他们的牌位被供奉在神社内。在后世一系列对外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也将魂归此地。那些效忠幕府的人士则下场凄凉，无人为他们建祠立碑。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依旧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抵触心理，反对者不仅有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敌人，还包括日本国内的基督徒和自由派。
不幸的是，坂本没能活着看到幕府走向覆灭的这一天，亦未能等到他为之呕心沥血的明治维新成为事实。幕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京都成了一片乱世，遍地都是阴谋家、刺客和行走江湖的剑士，人人都在蠢蠢欲动。1867年冬，坂本藏身于一位贩酱油的友人家中。他知道幕府的人在追杀他，但自觉无人身安全之虞，于是差保镖出门买吃的。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商人家的门，说要找坂本龙马。坂本的家仆刚想转身去禀告楼上的主人，来客便闯进屋内，身边还跟着两名剑客，他们拔刀向坂本的头部、身体和四肢砍去。这些刺客是“新选组”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是杀光所有与将军为敌的人。事毕，他们走了，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日本制宪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