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事是一个时代重要而具有代表性的教育事件，包括重大的教育活动、教育政策法规、教育会议、教育改革、教育教学实验等。教育大事是教育实践活动的高潮，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教育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一部教育史就是一系列教育大事的组合，通晓了这些教育大事，就把握了教育历史的律动和节点。所谓通晓，即认识了教育大事的内在规律，以及大事与大事之间的逻辑关系。
邓小泉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颁发上谕，宣布成立京师大学堂，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从此，中国迈进了新式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走上了新式综合性大学的创办道路。
19世纪末，由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革新。随着新式中小学堂的开设，建议创办新式大学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要求设立京师大学堂，招收年龄在30岁以下的举贡监生入学，以三年为期，教之以“四书”、《通鉴》、小学及各国语言文字、算学、天文学等。这是最早关于建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随后，孙家鼐也上折倡议开办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形势急骤发展，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并允准建立京师大学堂。梁启超接受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委托，拟成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2节。在章程中，规定了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以及办学总纲、课程、入学条件、毕业出身、教员聘用等内容。从此，京师大学堂迈出了可喜却又十分艰难的第一步。
“百日维新”失败后，京师大学堂也因之一度停顿，旋即又以“萌芽早，不得废”而得以保留，并于11月开学，招生近百人。1899年招生近200人，扩大一倍左右。但这种发展是在顽固势力的阴影下进行的。
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仅仅安顿了一年多的京师大学堂又一次陷入了磨难之中，德俄两国士兵占据了京师大学堂，学堂差役人等纷纷逃散，学堂“所有书籍仪器家具案卷等项一概无存，房屋亦被拆毁，情形甚重”，学生均告假回家。学校教习因此奏请撤销大学堂。8月7日，慈禧太后下令停办。
《辛丑条约》签订后，“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清政府认识到具有科学文化知识而又能为君主统治服务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因而下令各省举办学堂，培育人才。1902年2月10日，历经磨难的京师大学堂终于恢复办学，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尽管如此，大学堂仍未能如初创者的愿望。因为，清政府规定大学堂的学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取得举人、进士的出身。所以，每逢科举考试期间，学生纷纷请假赴考，学堂便“人去楼空”。如此状况，岂不令初创者欷歔不已。
统治阶级内部新旧权力之争及社会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导致京师大学堂具有如此艰难的创办历程，这说明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事业，要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京师大学堂是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因而时代的局限性在它身上的表现则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对此求全责备，而应该看到它是那个时代里代表新生事物的一朵鲜花。京师大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宗旨，给时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它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一度是当时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并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对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