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丹虹
“粉丝”与英文中的“fans”发音相近，可谓算是形神兼备的寓意音译了。其实，这个当下流行热词所表达的“追星”现象，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越苑，已蔚然成风。
号称最柔美的越剧，却有着最彪悍的戏迷。央视名嘴白燕升对此深有体会。曾在“越女争锋”赛中担任评委而被戏迷挥舞拳头骂哭的他说：做戏曲主持多年，很多剧种都喜欢，包括越剧，但越迷和其他戏迷不一样，对自己喜爱的演员能达到极致。
这话从著名越剧艺术家口中得到了印证。那天采访毕春芳，当掠过七十年演艺生涯的光景时，令她感动嘘唏的，少不了观众对其热捧的场面：如同现代明星，当时走红了的毕春芳不能随便出门。可有一回休息日，她和搭档戚雅仙跑出去买日用品，不小心被戏迷发现，蜂拥围观的结果造成商场玻璃柜台被挤碎。她的爱人吴佩承笑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越剧的鼎盛时期，我不敢和她一起上街。一次，在南京路被人认出，戏迷们疯狂追逐致使交通阻塞，而我们慌张中逃进人家小店躲避。”
毕春芳回忆：“文革”后传统戏再度辉煌，1980年到宁波演出，剧场门口人山人海。观众为了买到戏票，带着铺盖行李通宵排长队，甚至不得不规定凭户口簿每人限购3张票。
一张红纸海报袁使她与舞台结缘
毕春芳家住上海静安区。按地址找到那幢公寓楼，有门卫上前询问，当我报出几层几座时，他很快笑说：噢，找毕老师。
进门，见客厅墙面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好几幅大尺寸戏照，一下便显示出不同寻常人家之处来。寒暄落座后，才知动作缓慢的毕老师，刚患过小中风，虽然医治及时没留下明显后遗症，却也造成眼下行走不便。出院不久的她原本不便接受采访，但想到是家乡客人，有特别的情谊在。毕老师操着上海口音感叹道：我上次回老家，宁波方面真是搞得隆重啊！
那是2009年春天，宁波市戏剧家协会、江东区文联、鄞州区文联举办了毕春芳从艺70周年庆祝活动。越剧“毕派”艺术研讨会、“毕派”精品折子戏专场演出、毕派艺术“寻根仇毕、感恩家乡”汇报演出，以及毕春芳艺术画册发行等，纪念活动内容丰富，中央电视台跟踪拍摄。她说：“和20世纪八十年代重返舞台到宁波演出时相同，家乡的观众还是这样热情。”
那晚，凤凰百花剧场内座无虚席，毕派艺术“寻根仇毕、感恩家乡”汇报演出在这里举行。为感谢家乡人对“毕派”艺术的热爱，毕春芳率领四代弟子，为娘家人献上了一台精彩的越剧大餐。汇报演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越剧团的毕派门人和戚派弟子。《血手印·花园会》、《王老虎抢亲·戏豹》、《玉蜻蜓·拒子认子》……动听的曲调，精彩的表演，不时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耳听得三更敲”，当83岁高龄的毕春芳亲自登台亮开嗓子唱《卖油郎》时，更是将演出推向了高潮。
据媒体报道，在逸夫剧院举行的越剧“毕派”精品折子戏专场演出，同样受到了广大越剧毕派迷的追捧。来自全国各地越剧团体的“毕派”门人携手“戚派”弟子，为观众献上了《光绪皇帝》、《玉堂春》、《梁祝》等精彩的“毕派”传统经典折子戏。两场演出让大家过足了戏瘾。听说许多戏迷还是专程从湖南、湖北等地赶来，一睹毕派艺术的风采。
毕春芳回忆说：得知四代毕派弟子同台的专场演唱会门票一售而空时，自己是感动得晚上都睡不着觉。此次回到宁波，毕春芳最大的感受就是家乡变化之巨大。她说：“我小时候住的仇毕村，可是破破烂烂的乡下，现在完全变样了。看过去都是高楼大厦，城市化了。家乡的经济也很发达，我参观了现代商城，仇毕村真是今非昔比。”
顺着家乡的话题追根溯源。毕春芳1927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她的父母都系宁波仇毕村人。童年时，因上海局势紧张，毕春芳曾到宁波避难，住在当时鄞县东郊的太婆处，即母亲的外婆家。大约住了将近两年，形势平稳下来后，12岁的她就离开宁波又回到了上海。毕春芳家境清贫。她说：父亲是普通的海员，母亲没有工作，家里经济就依靠父亲一人收入。而海员营生是有风险的，遇上风浪船只搁礁了，而家里却等米下锅，我和娘到码头上去等的情形常会发生。所以，毕春芳说自己从小有忧患意识，觉得要帮大人承担责任。从前都有重男轻女思想，父母想培养哥哥，所以她只读了一两年书。
然而，人生舞台的戏有时候转折出人意料。1940年的某天，家门口弄堂里贴出一张红纸海报：“上海鸿兴舞台”招考女子学员。当时毕春芳的名字还叫毕雅珍，她知道后执意要去报名。但父母及亲戚都不同意，因为在老底子人的传统观念里，唱戏是低人的行当。但毕雅珍哭着坚持要去，父母也就无奈。长相俊俏的她，靠听无线电学唱几句，倒也顺利考过了艺术关。进鸿兴舞台科班后，老师李桂芳给她取了个艺名叫“春芳”，哪知日后真的是春色芳菲令人醉！
但学艺是艰苦的，毕春芳回忆说：初进科班时，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学员，每天清晨五点钟敲过，就要被挥着马鞭子的武工师傅叫起床练功。后来，草台班子走南闯北的演出使不少人都半途而废。毕春芳算很用心，她为了充实自己的底气，不仅仅练好基本功，还悄悄去“偷艺”。即每当客师演出时，她就在舞台旁边的幕布后偷看，暗暗把客师们好的表演艺术吸取过来。当然，毕春芳也有过脆弱的时候。比如当生病时，睡在庙堂潮湿的泥地上，有一回实在抵挡不住时，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说自己在外像失群的孤雁，无人怜惜。母亲接到信赶紧来前来探望，可等她到演出地点时，女儿却已离开。母亲再赶到下一站，而毕春芳刚刚结束演出又奔赴其他地方了。得知剧团过着像流浪儿一样的生活，母亲见到她便紧抱着哭。她要女儿回上海，说家里再苦也有饭吃的。毕春芳虽然也泪流满面，但她摇摇头，没跟母亲回上海。她说不能做回汤豆腐，这样会感到没面子。而且，自己曾与师傅立过关书：不满三年，不准离班。学戏期间，生死由命。她觉得做人要守信用。
当然，坚持留下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毕春芳感到自己爱好舞台艺术。记得最初串红台了，师傅让她扮演《盘夫》中的曾荣，那日在能容纳二百名左右观众的虹口天一茶馆演出，父母很高兴地前来捧场，大姑妈还送来一只花篮。可以说，舞台和鲜花是她内心所向往的。提起这场演出，毕春芳还记忆犹新。她笑说：当时我一出场，刚念完引子“一颗明珠土内藏，不知何日放光芒”时，忽然看到舞台口放着个花篮时，结果一走神，便把下面的台词给忘了。幸亏自己还机灵，立刻接说：“小生曾荣……”场面是给糊弄过去了，但狠狠地挨了师傅一顿训，而且还被罚跪在戏神唐明皇前。
从此后，毕春芳懂得，作为演员在舞台上是要一门心思的。
戚毕联袂五十载袁春韵雅歌传佳话
毕春芳在漫长的舞台生涯中，与不少姐妹共过事。鸿兴舞台满师后，因师傅病故，毕春芳开始到别的剧团去搭班。她先后与邢竹琴、徐天红、王文娟、裘爱花、金艳芳等同台演出。1946年加入“天红剧团”。1947年进东山越艺社，与范瑞娟、傅全香合作。1948年加入“雪声剧团”，张桂凤、丁赛君、吕瑞英、金采凤等，都是这个团的成员。直到1951年春进合作越剧团，毕春芳与戚雅仙成了黄金搭档。
多少年来，戚雅仙与毕春芳的名字是被人们相提并论的，而且看她们的戏，必到瑞金剧场。双方合作缘分不浅，戚雅仙与毕春芳的许多相同也真可谓巧合。她们同年生，同爱越剧，同步学艺，同台演出。两人又都没读过多少书，她们并排坐在瑞金剧场中，听剧团请来的老师上文化课。“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三长载”，而她与戚雅仙共同合作学习竟达五十多年，远比梁祝长得多呢！毕春芳说：我和戚雅仙合作的第一部戏是《彩虹万里》，当时自己身兼二角，先饰演张小武，后又扮吴三桂。没想到这戏当时参加上海春节戏曲竞赛，还得了演出一等奖。接着，我又排演了《龙凤花烛》，结果很受观众欢迎。
之前半年中，毕春芳的演出场子都是在八仙桥的恩派亚戏院。自从《彩虹万里》得奖，以及《龙凤花烛》轰动后，合作越剧团就名声大振。那时，恩派亚戏院已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于是，剧团就移至金都大戏院，公私合营后改名为瑞金剧场。“金都”有一千三百多个座位，比原来的“恩派亚”足足大了一倍。合作剧团能否像从前那样座无虚席呢？开始毕春芳他们心中也没有底。但大家明白，为了要扎根“金都”，拿出品牌戏是关键。当时演出经费都要靠自己筹划的，剧团借来了八千元钱作资本。排演的第一部新戏《锦绣江山》，一炮走红，连演两个月，观众热情不减。趁着大好境况，毕春芳他们连续排演了《白蛇传》《玉堂春》《祝福》《梁祝》《血手印》等传统戏。每部戏连演两三个月，都场场客满。
据说，那时戏迷们为看合作剧团的新戏，得排隔夜队，从“金都”门口一直排到升平街。冬天因寒冷，有些人不得不带着被子来买票。那时，合作剧团拥有了几十万观众，可谓是鼎盛时期。
就在这长期演出实践中，戚、毕两人各自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表演特色。戚雅仙唱腔韵味淳厚，缠绵委婉，善于表现贤淑而多情的古代女性。毕春芳则曲调流畅，音色明亮，扮相潇洒豪放。她们一柔一刚，曾令上海滩成千上万的“戚迷”和“毕迷”为之疯狂。当时，她们两人同住离剧场不远的一幢里弄房子里，每当夜戏散场，戏迷们挤在戏院门口，争睹偶像风采。等戚、毕两人一出来，大家便蜂拥而上。握手、问候、求签名、送献花，有的甚至尾随她们回居住地。其追星的狂热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粉丝”。
回忆流金岁月，有许多温馨而珍贵的片断值得一提。
想当年合作越剧团曾专场为周恩来总理及嘉宾演出《林冲》。《林冲》是一部以小生担纲的“硬戏”，由戚雅仙饰张贞娘，毕春芳饰林冲，丁兆丰、潘笑笑、陈金莲分饰高俅、陆谦、鲁智深。越剧大多以才子佳人戏为主，表现江湖豪杰的“硬戏”极少。所以，1953年底《林冲》上演，便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第二年春，中央文化部有人来到上海，要合作越剧团准备内部专场演出《林冲》。此外，上面还要求修改剧本，演出时间也从原来的三小时压缩到两小时半。剧团按要示加强了鲁智深的和尚戏，删掉了高衙内调戏张贞娘及开封府发配两场。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重新排练，最后才通过了审查。
等到演出这天，只见观众席第一二排已被拆掉，第三排铺上了醒目的黄缎子，前面安放茶几，上面除了茶具，还摆着水果、点心。二楼大厅也用黄缎屏风围成一个休息室。看如此隆重的场面，便知不是寻常演出。果然，观众是凭市政府发出的特别招待票，经过检查才能入场。
晚上8点左右，剧场忽然一阵骚动，原来周恩来总理陪着西藏自治区班禅副主任进来了。演员们顿时明白了部分剧情增删的用意。这时，全场起立，爆发出热烈欢迎的掌声。班禅跟他母亲坐在一起，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客人边上配有专门介绍剧情、翻译唱词的人。看到伤心处，老太太禁不住落泪，频频用手帕拭。演出结束，总理和班禅母子、经师等一行人来到后台与演员见面。当班禅他们发现戏中的男人全由女演员扮演时，感到十分诧异。而总理对越剧十分熟悉。他还对大家提建议：“从前演戏时，乐队都放在台上左侧，观众与演员贴得近。现在搬到台下，设乐池演奏，似乎与观众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而且打击乐声音太响，震耳欲聋，效果不好。”接着总理又笑着表明：“这可不是指示，只不过说说个人意见，提出来一起探讨。”此后，在杭州、北京、上海，周总理又分别观看了越剧《琵琶记》《鬼辩》《王老虎抢亲》等戏，每次都接见剧团演职员。后来看到乐队搬到了台上，总理很满意，称赞剧团：“勇于改革，精神可嘉。”
毕春芳说那时的演员很能吃苦，有的地方条件相当艰苦，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特别是1960年的那次巡回演出，合作越剧团历时半年，行程万余里，遍及南京、武汉、郑州、洛阳、西安、兰州、呼和浩特、北京等8个省、市、自治区。这样的盛举是越剧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不但扩大了越剧在全国的影响，也把合作越剧团推上了新的高峰。
这回巡演，剧团带了《王老虎抢亲》《玉堂春》《血手印》《开天辟地》四个剧目，参加的演职员近百人。由于时间长，大家都把四季的衣物都装上了。每到一处，毕春芳和戚雅仙与员工们一起拉车搬行李；晚上演完戏，集体睡后台；剧团自己开火做饭，有啥吃啥。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一个地方要临时接纳近百来个人，吃饭真成了大问题。东道主尽管盛情招待，也只能拿出西瓜皮面疙瘩汤、卷心菜梗之类的伙食。偶尔吃到掺和玉米的大米饭，已算好的了。虽然这种粗糙的硬饭，难以下咽，而它黄白相间的颜色，看上去很诱惑人，大家便幽默地戏称为“蛋炒饭”。在洛阳，受当地领导厚待，让剧团员工们每天到上海饭店就餐，能吃到白馒头和沾上些许荤腥了，那是最优待遇了。
从5月份出发，11月份到达最后一站北京。当毕春芳在长安大戏院、吉祥戏院和人民剧场演出《王老虎抢亲》《玉堂春》和《血手印》时，正巧遇上日本电视台赠给北京10台彩色电视机和一辆转播车，这在当时可是罕见之物。《玉堂春》有幸列入现场转播剧目，从而成为第一部在彩色荧屏上放映的戏曲。
可惜，世事无常，好景遭毁。1966年“文革”浩劫来临，合作越剧团被解散，所有人员分配到区属单位工作。戚雅仙到中药厂装药丸，毕春芳去豆制品厂做豆腐干……
直到“四人帮”倒台，她们又迎来了艺术生命的第二春。1979年，静安越剧团成立，仍以戚雅仙、毕春芳为正副团长。剧团重又回到瑞金剧场，《白蛇传》《玉堂春》《王老虎抢亲》《三笑》《血手印》等传统保留剧目，纷纷复演。重返舞台后，戚、毕合作的第一场戏是《梁祝——楼台会》。当唱到“十相思”——梁哥哥，我想你……贤妹妹，我想你……时，两人紧紧相抱，几乎泣不成声。借戏诉说十年别离之苦。此刻，瑞金剧场的喝彩声此起彼落，久久不能平息。谢幕时，毕春芳含着热泪向观众频频鞠躬致意。
1985年赴香港参加第13届艺术节，可以说是静安越剧团最辉煌的演出了。当时，静安越剧团仅仅是个区级民营小剧团。香港艺术节之所以垂青于她，是因为香港拥有一大批女性“戚迷”和“毕迷”。她们中不少是上海人，1949年迁到香港定居，有的已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她们不断怂恿艺术节主席邵逸夫邀请静安越剧团，而邵逸夫又是个宁波人，便很快玉成了此事。自从剧团到香港，那些戏迷太太们便自发组织起一个“太太团”，并运用她们的社会关系，发动大家去看戏“捧场”。她们天天送花篮，送水果饮料，每场演出结束请吃夜宵。《光绪皇帝》《玉堂春》《血手印》，以及折子戏《白蛇传》《卖油郎》等，那些日子里，静安越剧团的剧目和演员名字，在香港的报纸杂志上占据了显著位置。当然，街头巷尾议论得最热的便是毕春芳和戚雅仙了。
现在，戚雅仙已经过世多年了，谈到与老搭档能长期和谐相处的体会，毕春芳说得简单，却很实在。她说：大家谦让就好，多为对方考虑。如果双方性格暴躁，或都去争名头，在乎自己的名字排前还是排后，那就合作不成了。
七十年磨一派袁根深叶茂
毕春芳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舞台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谓之“毕派”。自成流派，在毕春芳看来是个很高荣誉。艺术流派应该是博众所长汇流成渠，并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和认可，久流才成派的。
1986年，江苏电视台为毕春芳拍摄了3集《春华秋实皆芳菲》电视艺术片。其中所选择的都是毕春芳颇有影响的剧目。该片在海内外播放时得到好评，由此荣膺全国第二届电视剧“长城奖”，并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杯”优秀电视剧戏剧艺术片奖和优秀演出奖。许多精彩的唱段，由中国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和磁带，向国内外发行。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唱片金唱片奖”授奖大会上，毕春芳获得了“金唱片”奖。这些荣誉充分肯定了毕春芳的艺术成就。
毕春芳行腔自然，顿挫有致，吐字清晰，韵味浓厚。她早期唱腔吸收融合了尹桂芳、范瑞娟的音调，后来在实践中不断揣摩不断创新，通过对上百个角色的塑造，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傅骏先生曾把毕春芳的艺术特色，总结为“三轻”，即唱腔的轻快流畅，表演的轻松自如，还有就是擅长轻喜剧。其中首推的是她的轻喜剧，肯定其在这方面异军突起，富有活力，充满生机。当然，毕派的悲剧艺术也很有造诣，越剧本来就是以这类悲伤缠绵题材著称的。《梁祝》《龙凤花烛》等剧目，毕春芳都演得情真意切。而《王老虎抢亲》、《卖油郎》和《三笑》等轻喜剧，则是毕派独树一帜的标志。
其实喜剧难演，这是为业内艺人所共识的。如果板正持重会显得不轻灵，相反表演过分耍弄噱头，就会有庸俗博取剧场笑声之嫌。而毕春芳恰到好处。有评论说：她的表演令观众捧腹，是幽默，不是油滑；是诙谐，不是戏谑；是滑稽，不是恶搞；是风趣，不是胡闹。众所周知，越剧的唱腔多以委婉、舒缓、哀怨见长，而用它来表现喜剧，其制约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毕春芳敢于创新突破，运用多变的唱法来塑造各种不同的音乐形象和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她扮演的周文宾、唐伯虎等人物，诙谐幽默，一改往日剧场悲伤沉重气氛，让观众以笑声代替哭声。喜剧使越剧表演艺术别开生面。
而时间是对艺术作品最好的验证，《王老虎抢亲》演了半个世纪，基本都是按照毕春芳她们的演出样本。据《上海越剧志》记载：该剧当年在全国曾有三十多家越剧团排演。有意思的是，《王老虎抢亲》还曾助香港长城电影公司走出困境。当时长城因专拍严肃题材，上座率一直不佳，已经濒临倒闭状态。因为此剧正风靡当时，公司看中它想拍成越剧电影。长城全班人马到上海拍了三天，戚雅仙、毕春芳她们按上级指示全力配合。长城公司摄像、录音后，拿回去让夏梦、李嫱领衔仿演，唱腔则采用了戚、毕原版原声。结果影片发行后，红遍东南亚，长城公司大赚了一把。当时有句戏言：“王老虎”抢钞票抢遍全国，倒是道出了喜剧大有市场的景况。
除了传统戏，毕春芳还演了不少新编历史剧，如《光绪皇帝》《越王勾践》《林冲》等。另外，在现代戏的创作中她也下过工夫，如《祝福》《女共产党员》《一个平凡的母亲》等等。总之，毕春芳认为一个演员要与时俱进，不同时代不同典型，都要能够塑造。
舞台没有不落的戏。如今，85岁的毕春芳说自己演不动了，并借朋友的话幽默地自嘲：年老了，身上的零件全“坏脱”了！其实，幕后的她也忙碌。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采访中，毕春芳接了四五个电话，有老友从海外打来问候的，有学生汇报演出情况的，她都一一接应。
毕春芳艺德高尚，对后辈的扶持是有口皆碑的。一次，在温州剧院演出时，弟子杨文蔚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可当时无人能代替她的角色。关键时刻毕春芳顶上了，是年她56岁，且正患腰椎肥大、气管炎病发作的不适期。就这样她连演了7场，但名字还是挂杨文蔚的，而且票价照常。老人家八十大寿时，大家建议为她搞纪念演出，但毕春芳婉言谢绝了。她认为老一辈的辉煌已过去，要紧的是要着眼于未来。于是，她提出为弟子丁小蛙举办个人专场，了却自己扶持新人的心愿。丁小蛙原是浙江乐清的越剧演员，毕春芳见她勤奋好学，戏演得好，人品也好，便引进到静安越剧团。1999年，丁小蛙进上海越剧院。当“春韵轻音吐芬芳——丁小蛙传承毕派艺术演唱会”在上海逸夫舞台举办时，毕春芳不仅担任艺术顾问，还请来自己的艺术老搭档红枫与傅骏两位年逾八旬的著名编剧，为演唱会撰写串连稿。
对于宁波越剧后辈，毕春芳也曾热情地给予提携与关照。早在1986年，她首次在家乡进行了招徒仪式，接收鄞县越剧团毕派小生戚小红为徒。毕春芳、戚雅仙亲自为戚小红、徐洁明这两位宁波的戚毕传人指导排练了《血手印》《玉堂春》大戏。1997年，宁波市中青年折子戏精品汇演，当时已经退休的戚小红、徐洁明再度连手排练《玉堂春》中的折子戏《关王庙》参加会演。期间，毕春芳因事务繁忙无法来甬当面指教，但她在电话中一遍遍地听戚小红唱，并给予示范与指点。演出前一天，毕春芳冒雨前来宁波，观看了中年演员精品折子戏会演。她说，我很高兴看到宁波在建设小百花越剧团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风华正茂的中年一代。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筹建初期，毕春芳就亲临越剧班讲课指导。所以，她对家乡越剧人才的结构是知情的。
根深叶茂，晚年的她虽然不演戏了，但毕派后继有人。杨文蔚、丁莲芳、董蓓芬、王丽珍、戚小红、毕继芳、张锁英、徐文芳、丁小蛙、杨童华、阮建绒、孙建红、王舒雯、李晓旭等等，这些曾经得到过毕春芳指点的弟子，她们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
2006年，时逢越剧百年华诞。为了重振“戚毕”流派艺术，一场名为“雅歌春韵”的越剧演唱会在上海逸夫舞台举行。江、浙、沪等地所有优秀“戚毕”派弟子悉数登场，演唱了两位艺术家的经典保留剧目。
越苑青春风，舞台嘉年华。没有比这更令毕春芳欣慰的事了。
相濡以沫袁伉俪情深一辈子
在毕春芳老师家采访时，除了感佩老艺术家演艺事业成就外，还被她家庭温馨氛围所打动。她的老伴吴佩承满头银发，看上去气质儒雅，不时地帮毕老师接电话，递手机，期间还回答我的一些问题。他语气温和，回忆往事，思路清晰。
说起这位陪她一路走过人生风雨的老伴，毕春芳认为自己的选择比较理智。她说过日子嘛，这家总得有一头着落，如果两人都忙得满天飞，那孩子怎么办啊！所以，我当初没想要找文艺界的人。虽然夫妻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但无论从生活上还是事业上来说，吴佩承真正可谓是毕春芳的知己。言谈间，毕春芳由衷地表示，非常感谢爱人对她事业的支持。
人生如戏，相遇也是有缘分的。1952年，剧团在瑞金剧场上演《千军万马》。当时，吴佩承作为一家工厂的文教干部前来接洽包场事宜，就这样偶然的机会，与毕春芳相识相知，最终结成了姻缘。婚后，吴佩承为了毕春芳的艺术追求，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家庭事务。1956年，毕春芳生了第一个儿子吴越，1960年，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吴春。毕春芳说：我当年在外演出，常常一走就一月半年的，家里的两个孩子都是他照顾的。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每当毕春芳随团到外地演出时，吴佩承的情书必将随之到达。导演李卓云曾写过一篇《情书往返三十年》的文章，说的就是毕春芳与吴佩承的佳话：“每到一处演出，第一班送到剧团的诸多信件中，第一封信准是毕春芳收到的航空信壳，有时甚至剧团人马刚到剧场后台，先一天已经有一封毕春芳的信等候在化妆台上了。”“在毕春芳家的卧室中，大衣橱顶上有一个不大不小、三尺见方的纸板箱。她曾搬过家，换过几次家具，可是只有这个纸板箱永远不丢弃。白色的封皮早已变得灰黄陈旧，这是他们俩的宝藏，箱中存放着他们两人的爱情记录，一箱情书。”可惜为避祸，这箱“情书”在“文革”中被销毁掉了。夫妻俩不太愿意谈过去的那段痛苦经历，毕春芳只是说：我被送去干校劳动时，幸亏佩承还可以照顾孩子们。同行中有夫妻都在演艺界的，两人同时倒霉，那更遭殃了。其实，当时吴佩承的压力也够大的。毕春芳被赶下舞台时，他就靠边受审查了。那时，信是万万不能写的了，实在放不下心，他便叫两个孩子带着一瓶咸鱼干去乡下干校看望母亲。其良苦用心，就是怕妻子顶不住压力，寻短轻生。当两个孩子叫“妈妈，早点回来啊！”，毕春芳忍不住泪流满面。
1972年春，长达5年之久的崇明五七干校劳动生活结束后，毕春芳又被分配到上海延安豆制品厂当了六年多工人，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她被调回剧团，吴佩承也得以平反。一家人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经历过十年浩劫，毕春芳深深地感到，有个温暖的家才是最幸福的。如果说毕春芳艺术成就有吴佩承的一半功劳，那是不为过的。
他不但在生活上关心她，在艺术上对她帮助也不小。从前，毕春芳每回拿到剧本，吴佩承总是先睹为快。然后，逐字逐句地讲解给妻子听。毕春芳在人物塑造上有了设想，首先也是同吴佩承磋商。虽然，丈夫不是行家，但耳濡目染，且凭着他的学识和经验，总能提出他独到的看法。再说吴佩承与毕春芳三十年如一日的通信，从根本目的来说是为了互诉心声、叙述家事，但无形中也操练了各自的笔头，提高了彼此的文化思想认识及语言表达水平。
吴佩承是个有心人，平日凡是报刊上见到有关妻子的文章，他都会将它们剪下来，贴在集子中，为毕春芳建立了个人的艺术档案。1989年印制的《毕春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的纪念画刊，上面有不少资料都是吴佩承提供的。据说吴佩承爱好摄影，毕春芳的许多艺术照也都是他拍的。2004年，吴佩承还策划了一本毕春芳《舞台·人生》的家庭纪念册。其中，全家福的照片尤为令人关注。毕春芳边指点边一一介绍着，脸上呈现出祥和的笑容。大儿子吴越很早就去加拿大读书，博士毕业，定居在那里。小儿子吴春，大学毕业后也留学日本，后在加拿大工作。两个儿子为了事业，同父母亲一样，很晚才结婚。
现在两个儿子在加拿大事业有成，现在又都被派遣在国内工作，他们分别育有一儿一女。毕春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过美国演出。后来儿孙们在加拿大，夫妇俩就去那边，如果长住三年后就可移民，但两老还是喜欢在上海。就这样，夫妇俩第一次去住了五个月，第二次去住了两个月，第三次去了不到三个礼拜，接剧团电话说要去香港演出，便赶紧打道回府。说到底，她还是因为爱戏太深。毕春芳坦诚地说：我不唱什么爱国高调，确实是生活不习惯。在那里，人都成了傻子，听不懂又勿会得讲。说到这里，她又来了个毕派式的幽默：哈哈，谁还叫你毕老师啊！
这时，学生的电话又来了。
我看见她手机上坠挂着好几个可爱的饰物，忍不住好奇地凑上前去细瞧。毕老师开心地笑说：这只兔子是老伴给我编织的，我的属相。见兔子是用很细的塑料丝绳编织的，通体洁白晶莹，两颗红宝石似的眼睛点缀其中，看上去造型逼真，摸在手里织品质感柔软。毕春芳夸老伴心细手巧，一旁的吴佩承笑说：闲来没事做着玩的，老年人动动脑动动手有好处。在爷爷的影响下，孙子孙女也编织挂件送奶奶：那个苹果是祝福健康的，那个桃子是祝福长寿的……
天伦之乐，这应该是晚年最美好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