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不足：在研究内容上，没有比较俄罗斯等其他转轨国家投资领域政府行为；在研究方法上，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只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深入研究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可以根据这两个不足展开。另外，本书的研究属于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研究，在本书的基础上，可以对这种交叉研究作相关的展望。
正如第2章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产生”这一小节所述，俄罗斯等其他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的背景和任务、转变方向、转变途径和速度等与中国存在明显区别，这种区别使中国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不同于这些国家。如果能加以比较，将加深人们对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的认识，但是本书没有比较俄罗斯等其他转轨国家的政府行为。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经历长达十多年的政局动荡，复杂的局面使人们对俄罗斯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有待深化和检验；二是相关资料难以收集，笔者能查找到的只是零星的资料。随着俄罗斯政局平稳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俄罗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行为规范化会有更深的、能经受历史检验的认识，相关资料也会更多、更全面地被中国学者们所认识和掌握，这方面的比较研究随之可以进一步深入进行。
对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内部关系的分析离不开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这就涉及指标的选择和数据分析方法的选择。在应用统计数据来衡量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之间的关系时，本书选择的指标是财政投资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本书选择的统计分析方法是对这三者作相关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①在国家或地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或经过整理可以得出的数据中，财政投资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基本上能满足反映政府行为关系的需要； ②能反映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统计数据之间是不确定性的数量关系，根据统计学原理，目前适用于不确定性数量关系分析的是相关分析，而回归分析只适用于确定性数量关系分析卢小广。统计学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2005.217—218.，线性回归分析不适用于反映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统计数据分析；③对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但笔者认为，博弈论不适用于统计数据分析。随着统计分析方法的进步，非线性分析方法将更完善、更实用，人们可以运用它来分析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人们也可以运用博弈论来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它将面临缺少统计数据支撑的困境。
在第2章对政府行为下定义时，本书提出“在国家政治制度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决策和执行机制是稳定的，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主要考虑各种政策工具的选择。在一定决策—执行机制下，为实现一定目的，政府选择各种政策工具并加以执行的活动就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可以是单一的政策，也可以是相关多项政策的集合体”，也就是说，本书开展研究的前提是政府体系决策—执行机制是确定的，这种确定的政策—执行机制由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决定，换言之，本书的前提是国家政治制度确定、决策—执行机制确定。这应该是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的前提。
从这种前提进一步说开，我们可以考虑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特别是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只有明确自身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现代公共管理学由传统行政学发展而来，它们都不同于政治学，它们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也就不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在理论界，人们往往把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学科称为政治经济学，借鉴这种说法，人们也可以把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称为“公共管理经济学”。在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前西方国家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不同政治制度相互取代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当前西方国家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是特定政治制度下决策—执行机制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即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议制民主制或直接民主制下的决策—执行机制与经济运行的关系），那么，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对象则是一定政治制度下、一定决策—执行机制下政府行为（选择和执行具体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关系。这是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跟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研究的联系与区别。
随着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和全球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以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共同走市场经济道路现象的持续与深入，“公共管理经济学”很有可能兴起。
§§后记
经过三年全日制攻读，我如愿获得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年7月，我离开暨大校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影响资本市场，并演化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为应对这场危机，2008年底，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计划和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两年多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成功应对了这场21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尽管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政府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产生的一些问题，例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且不规范，地方政府负债增长过快，也同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地方政府成立投融资平台进而干预投资”属于“储蓄转化为投资中的政府行为”，政府四万亿元投资计划造成的问题跟投资领域政府行为不规范有着必然的联系。为深入探讨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我决定抛砖引玉，公开出版经过细微调整的博士论文。由于没有补充最新数据，且我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希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来信交流探讨。
本书的成功出版不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导师们、同学们和家人教导、帮助、鼓励、支持的结果。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出版还获得暨南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陆昂
2011年10月 序序
长期以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投资领域是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主要领域。近几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包括四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使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且不规范，地方政府负债增长过快。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事实上，这些问题与转型时期政府行为不规范有着必然的联系。
本书以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作为研究主题，探讨投资领域政府行为不规范的原因，思考相应的对策。在书中，作者把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大致分为财政投资、储蓄转化为投资中的政府行为、投资宏观调控和改善投资环境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领域政府行为的基本框架，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探讨了导致政府投资行为不规范的根源。在书中，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提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定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利用系统论基本思想来讨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通过政府行为来体现”的观点。
本书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它不仅有助于拓宽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投资领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还能为规范我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因此，当作者请我为该书作序时，我欣然同意，并为自己指导的博士生公开出版专著感到由衷的高兴。
李郁芳
二○一一年十月于暨南花园
为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计划和政策措施（包括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实践证明，中国政府一系列经济计划和政策措施取得显著成绩，使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且不规范，地方政府负债增长过快。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这些问题与转型时期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不规范有着必然联系。
在本书中，作者以投资领域政府行为基本框架为主要参照物，深入研究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的政府行为，探讨其不规范的原因，并思考如何使其规范。本书属于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了解，还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的认识，有助于解决投资领域的一些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