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做一些说明。一个是莉丽娅·勃里克是通过什么人和什么途径把信送到斯大林手里的，另一个是斯大林为什么把她的信批转给当时主要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叶若夫并责成他处理信中提出的问题。莉丽娅·勃里克二三十年后回忆了写信和把信呈送上去的过程。她于1968年3月与库兹明的谈话中说，当时她已与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的普里马科夫结婚，住在列宁格勒。她对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受到冷遇心里很难受，常对普里马科夫谈起这件事。普里马科夫非常同情，建议给斯大林写信，并自告奋勇地提出找自己的老朋友、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长马利科夫帮忙，请他把信递交上去。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信写好后普里马科夫把它交给了马利科夫，斯大林当天就收到了，党中央立即给她打电话，叫她马上去莫斯科，等等。1975年勃里克在与所罗门·马尔科夫交谈时也谈了这件事，不过与七年前的说法有一些区别。她说给斯大林写信是她自己的主意，没有说是普里马科夫给她出的，只说普里马科夫去莫斯科时把信带去交给了克里姆林宫警卫长，并且没有具体说明这位警卫长的姓名。
莉丽娅·勃里克的谈话发表后，有人对她的某些说法提出了质疑。学者佳季切夫认为，她把自己的信说成是普里马科夫托克里姆林宫警卫长马利科夫呈交给斯大林的，这完全是编造。佳季切夫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主要根据是：没有材料证明普里马科夫认识马利科夫，而且马利科夫担任克里姆林宫警卫长是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1920年夏天就离开了这个岗位。
根据佳季切夫的分析，建议莉丽娅·勃里克给斯大林写信并把信送到斯大林手里的是阿格拉诺夫。此人二十年代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处副处长，是莉丽娅原来的丈夫奥西普·勃里克的上司，后来当上了副内务人民委员，一度深得斯大林的信任，能经常见到斯大林。他与勃里克一家关系密切，是他们家的沙龙里的常客。通过他们也认识了马雅可夫斯基，并且很看重诗人的才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他曾和诗人的好友们联名发表题为《纪念朋友》的悼词，其中称马雅可夫斯基为“我们当代最大的革命作家之一”。照佳季切夫的说法，阿格拉诺夫听了莉丽娅·勃里克的抱怨后，便建议她给斯大林写信，并答应把信送给斯大林。佳季切夫还指出，斯大林收到信后把它批转给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叶若夫处理，而没有交给负责文化教育的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和担任作家协会责任书记的谢尔巴科夫，这一点也可说明这封信是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渠道递上去的。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的着名学者米哈依洛夫认为，虽然佳季切夫没有提出直接的证据来说明阿格拉诺夫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但是他的说法比较接近于真实。
如果是这样，那么莉丽娅·勃里克为什么要说是普里马科夫托马利科夫送上去的呢？这可能与普里马科夫和阿格拉诺夫后来的遭遇有关。普里马科夫于1936年8月被捕，后来又被控参加图哈切夫斯基阴谋集团，于1937年6月被处死刑。这里要插一句。当时勃里克作为他的妻子可能受到牵连。但是如同上面已提到过的那样，斯大林考虑到她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特别关注有关部门不要动她。1957年2月普里马科夫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传记，作为“杰出人物的生平”丛书的一种。阿格拉诺夫也于1937年被捕，1938年被枪决。1955年苏联军事检察总院重新审查了他的案件，认为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期间“系统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不予平反。这大概是莉丽娅·勃里克避而不谈阿格拉诺夫而把普里马科夫抬出来的原因。
斯大林批示发表后，有关方面立即行动起来。各报刊先后发表肯定和赞扬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各出版社重新制订了出版他的着作的计划。1935年12月17日，莫斯科的凯旋门广场改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此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永久纪念的措施。不久大清洗开始了。上面说过，阿格拉诺夫被捕并判处死刑。叶若夫于1938年11月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1939年3月被捕，1940年初被处死刑。批示中提到的塔尔也于1937年被捕。大概由于这些原因，斯大林的批示的全文已不再有人提起，广泛引用和宣传的只是批示中“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这句话。
应该说，斯大林的这句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马雅可夫斯基如上所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十月革命，热情颂扬新生的苏维埃制度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确实是苏维埃时代的第一号歌手，无人可以匹敌。他在艺术上大胆创新，他的诗作形象鲜明，语言新奇，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就对苏联诗歌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而言，在诗人当中无人能与匹敌。斯大林的批示对他的作品的进一步传播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定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之后他的许多诗篇几乎家喻户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传诵，不少诗句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格言和警句。1997年俄罗斯出版了一本由杜申科编的《现代引语词典》，其中收入了民间广泛流传的、出自各种着名人物的着作的引语。马雅可夫斯基高居首位，词典收入二百一十五条，大大超过只有六十七条的帕斯捷尔纳克。但是应该承认，斯大林的批示中有些话说得过于严厉（例如批示中说“对他和他的作品采取冷漠态度是犯罪行为”），而且把问题交给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叶若夫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这就有强制执行的味道，使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和态度问题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样做容易使人产生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正确评价和对待诗人的创作。斯大林受到批判后，这件事有时被看作是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行树立文学样板的实例。有人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在思想发生变化后的这样一段话：“马雅可夫斯基开始被强行引入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引入马铃薯一样。这会是他的第二次死亡。不过责任不在他。”这些人将其作为至理名言。其实这个比喻是很不恰当的。第一，马雅可夫斯基不是从外面“引入”的，其次，马铃薯引入后成为俄罗斯人的一种重要的食物，如把马雅可夫斯基比作引入的马铃薯，那也只能说明他的作品已成为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不是他的“第二次死亡”。
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掀起第一个“非斯大林化”浪潮时，斯大林遭到批判和否定，但是斯大林树立的马雅可夫斯基这面旗帜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是到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后出现第二个“非斯大林化”浪潮时，情况就不同了。批评家Б.萨尔诺夫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太高大，提出要缩短他的身材。在这之后，他不断遭到贬损，尤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覆灭后，这位苏维埃时代的颂扬者进一步遭到某些人粗暴的否定。这主要是由于历史走了回头路造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终将重新向前迈进。到那时马雅可夫斯基将一如既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并且恢复在文学史上原有的地位，同时也将再次证明斯大林在批示中对他所作评价的正确性。
二
接下来讲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在讲斯大林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时提到过，1924～1925年斯大林可能会见过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三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书信、随笔、回忆录和文章里并未提到此事，只是后来他的恋人伊文斯卡娅说她曾听到诗人讲过，因此很难说斯大林真的会见过他。根据现在见到的材料，二十年代斯大林似乎没有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过关心，而帕斯捷尔纳克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近斯大林。这大概主要是由于斯大林没有开始具体地抓领导文学的工作，而帕斯捷尔纳克还没有完全接受苏维埃时代的现实、思想尚处于矛盾和斗争之中的缘故。
到二十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对现实的态度有所转变，接受了新的生活样式，思想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然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就不同了。1931年他与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格鲁吉亚姑娘涅依高斯到格鲁吉亚旅行。格鲁吉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使他陶醉，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各种传说令他赞叹不已，这就加深了他对这一方沃土培育出来的斯大林的认识和了解，产生了一种敬爱之情。从此斯大林的形象就萦回在他心头。这是一种特殊的爱，他爱的是斯大林这位“基督教以前时代的巨人”及其“超凡脱俗的个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及其革命精神。而斯大林曾写过诗，具有诗人的气质和较高的诗歌鉴赏力，他在某种程度上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看待另一个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完全以政治家和党的领袖的身份来对待他。他赞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才华，对诗人的执拗的性格以及某些不甚适当的言行表示理解和宽容。有人把斯大林的这种态度称为保证帕斯捷尔纳克历经政治风波而安然无恙的“安全证书”。
帕斯捷尔纳克不是“文学活动家”，与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不过他善于利用机会来表达对自己心目中的巨人的感情。1932年11月，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身死。包括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英贝尔、奥列沙等人在内的三十三位作家联名写信向斯大林表示慰问，而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和大家一起签名，而在这封信下面单独写了这样几句话：“我的感情和同志们一样。出事前夕我内心深处不断地想到斯大林；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想，这是第一次。第二天早晨读到了报道。我极为震惊，仿佛就生活在身旁，看到了这一切。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无疑是向斯大林表示，他已开始考虑用艺术形式表达对斯大林的感情的问题。
上面提到过，曼德尔什塔姆曾因写一首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诗而与1934年5月被捕。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替他求情，信中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知道后处于“神经完全错乱”状态。布哈林的话恐怕言过其实，斯大林半信半疑，于是6月下旬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了解情况。事后帕斯捷尔纳克自己没有对谈话内容作文字记录，只讲给家里人和朋友们听，此事流传开来后，出现了关于它的多种“版本”。在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通话时，有两人在场。一是诗人的妻子齐娜伊达，二是他当时的密友维利蒙特。前者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听了头几句交谈就知道说的是曼德尔什塔姆。鲍里亚（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鲍里斯的爱称。——引者）说，他对曼德尔什塔姆的被捕感到惊讶，虽然他们之间并无友谊，但是承认曼德尔什塔姆具有一流作家的品质，一直给以应有的评价。他请求尽可能改善曼德尔什塔姆的遭遇，如果可能就将其释放。而总的说来，他想同斯大林见见面，谈一谈更加严肃的问题——关于生与死。鲍里亚与斯大林谈话比较随便，不看眼色行事，不玩弄花招，非常直率。”而后者也在回忆录里说，斯大林在电话里问帕斯捷尔纳克，您为您的朋友曼德尔什塔姆的事奔走求情吗？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说实在的，我们之间从来未曾有过友谊。不如说正好相反。我感到与他交往是个包袱。但是与您交谈，是我一直向往的事。”于是斯大林说：“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任何时候都不会不认自己的朋友。至于与您谈与事情无关的事，我没有这个必要。”说着就把电话挂了。
两人都亲眼目睹通话时的情景和气氛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情绪，亲自听到了他对斯大林说的话，只有斯大林的话是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他们的，照理说，他们的回忆应该有更多共同之处，可是恰恰相反，无论在通话的内容上以及斯大林的语气和态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大概是因为齐娜伊达作为妻子，偏向丈夫这一边，而后来与帕斯捷尔纳克反目成仇的维利蒙特则偏向了另一边。这就影响了他们的说法的真实性和可信性。阿赫马托娃似乎也曾听帕斯捷尔纳克谈过这件事。有人认为她的回忆比较符合实际。根据她的说法，通话一开始斯大林就说曼德尔什塔姆的问题解决了，责备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没有为此事奔走，说道：“如果我的诗人朋友遭了难，我会发疯似地去救他。”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他不四处求告，斯大林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斯大林停了一会儿说：“要知道他（指曼德尔什塔姆。——引者）是大师，大师，对吗？”帕斯捷尔纳克回答道：“这一点没有什么意义。”还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谈论曼德尔什塔姆和曼德尔什塔姆，我早就想和您交谈交谈。”——“谈什么？”——“谈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斯大林听了这话，把电话挂了。
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大概是为了了解一下他是否为曼德尔什塔姆的被捕而焦急不安，同时也想听一听他对曼德尔什塔姆的评价。前一个目的达到了，后一个目的没有达到，因此很不高兴地挂了电话。不过斯大林大概由于了解诗人独特的个性和待人接物的方式，因而事后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通话的事流传出去后，不明底细的人把它看成是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宠信”的表现，开始对他另眼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