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耳朵喜欢门缝、敞开的窗户、高高的草木和稀疏的篱笆。
手。手可以写小品文，奏小提琴，钓鱼，拿东西，领着人，栽花种树，还可以打人……它是小孩进食的手段，对于那些大一点的人来说，则用来区分左右两边。
心。心是爱国主义情绪和其他许多感情的储存器。在女人身上，心是个旅店：心室为军人所占，心房被非军人所占，心尖由丈夫所占。它有一副红爱司红爱司，即扑克牌中通称的“红桃A”。的样子。
腰身。腰身是《摩登时代》杂志女读者的、模特儿的、女缝纫工的、理想主义准尉的阿喀琉斯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远征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所谓“阿喀琉斯的脚后跟”意为“要害”“致命的弱点”。的脚后跟。它还是年轻未婚夫和……出售紧身胸衣的商人最喜欢的女性的部位。在求婚的攻势中，它是第二个进攻点。亲嘴被认为是第一个进攻点。
腹。它不是先天的器官，而是后天的器官。它随着七品文官的官衔升迁而开始变大。没有腹部的五品文官不是真正的五品文官（一语双关？哈哈！）。低于七品的各级官吏的腹部称为肚子。商人的腹腔称为内脏，女商贩的腹腔称为五脏六腑。
下肋。科学界尚未研究透的器官。据看管院子的人的看法，它位于胸腔下面，但据炮兵上士的看法，它在腹部稍上一点的地方。
脚。自从大自然中长出了白桦树的时候起，脚就长出来了。邮差的脚、躲债人的脚、采访记者的脚和流放犯的脚都大有用途。
脚后跟。脚后跟是有过失的丈夫、多嘴多舌的小市民、从战场上开小差的士兵的灵魂的寄托所。
瑞典火柴
（刑侦小说）Ⅰ
一八八五年十月六日早晨，某县二区警察分局局长的办公室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他报告说：他的主人、近卫军骑兵退役少尉马克·伊凡诺维奇·克里亚乌佐夫被害。这个年轻人在报告这一案件时，脸色苍白，十分激动，两手哆哆嗦嗦，眼里充满着恐惧。
“请问您是什么人？”警察分局局长问。
“我叫普塞科夫，农艺师兼机械师，同时又是克里亚乌佐夫的管家。”
警察分局局长带着几个警员同普塞科夫一起来到案发现场。他们了解的情况如下：
克里亚乌佐夫住的厢房附近有一大群围观者。案件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四邻八乡。正巧那天是个节日，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出事地点。到处是说话声，喧闹声。在围观人群中有的人脸色苍白，满面泪痕。克里亚乌佐夫卧室的门原来锁上了，钥匙是从室内插在门上的。
“很显然，案犯是从窗子钻进室内的。”普塞科夫察看房门时说道。
他们一行来到花园里，厢房卧室的窗户正对着花园。窗子看上去阴森可怖，窗上挂着褪了色的绿窗帘。窗帘的一角微微掀起，这就让人可以往卧室里窥望。
“你们中有谁往窗子里瞧过吗？”警察分局局长问。
“绝对没有，大人！”花匠叶弗列姆说。这是个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的小老头儿，还有着一张退役士官的面孔。“大家都吓得两腿直打哆嗦，哪还顾得上去东瞧西望！”
“唉，我说马克·伊凡内奇，马克·伊凡内奇！”警察分局局长望着窗户叹了口气说，“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会不得好死的！我对你这个可怜虫早就说过的呀！可你就是不听！酒色过度，生活放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多亏了叶弗列姆，”普塞科夫说，“要不是他，我们连想都不会想到会出这种事。他头一个想到这事总有些不对头！今天一早他来找我说：‘为什么我们老爷睡这么久都没有醒过来？他整整一个星期没出卧室了！’我听了他说的这两句话，脑袋就像被人打了一棒子……很快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他从上个星期六起就没有露面了，而今天已经是星期天了！整整七天啦，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是呀，真是不幸……”警察分局局长又叹了口气说，“一个挺聪明的人，受过教育，心地善良，在朋友们中间，可以说，他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可就是生活不检点，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吧！这一切我早就预料到了！斯杰潘，”他转身对一个警员说，“你马上去一趟我的办公室，派安德柳什卡去县警察局长那里向他汇报，就说：马克·伊凡内奇被人杀了！你顺路把乡村警察找来。他干吗待在家里优哉游哉的？让他也到这里来！然后你赶快去找刑侦队长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叫他到这儿来！你等一等，我给他写个便条。”
分局局长在厢房周围布置警戒，给刑侦队长写好信，然后就到管家那里喝茶去了。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他就坐在了板凳上，一点一点地啃着糖块，一口一口地喝着那滚烫的浓茶了。
“您看看，先生……”他对普塞科夫说，“您看看……一个贵族，富翁……而且是个，就像普希金形容的，是诸神的宠儿，但他的结果怎样呢？一事无成！整天饮酒作乐，放荡不羁，结果……您瞧！被人害了！”
过了两个钟头，刑侦队长尼古拉·叶尔莫拉耶维奇·丘比科夫匆匆赶来了。他是位个头高高的、身材结实的、六十来岁的老人。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全县都知道他是个正直、聪明、精力充沛和敬业爱业的人。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搭档、助手和记录员久科夫斯基，这是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高个子青年。
“真有这么回事吗，先生们？”丘比科夫一跨进普塞科夫的房间就发问，同时匆匆地同在座的人一一握手，“是真的吗？马克·伊凡内奇出事了？是被杀？不，这不可能！绝-不-可-能！”
“这真让人纳闷儿！”警察分局局长叹了口气说。
“我的老天爷呀！上个星期五在塔拉班诺索沃村的集市上我还见过他！我还同他一起，很抱歉，喝过酒哩！”
“真让人纳闷儿！”分局局长又叹了口气。
大家不时地唉声叹气，感到一阵阵惊慌不安。他们喝完最后一大杯热茶后就往厢房去了。
“请让开！”警察向围观的人喊道。
刑侦队长走进厢房，首先检查卧室的门。门是松木做的，涂上了黄色油漆，没有破损的痕迹。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当作物证的线索，只好动手撬门。
“先生们，请闲杂人员离开！”刑侦队长说。可是房门撬了半天还是打不开，只得用斧子砍凿子凿了。
“请无关人员走开！请你们离开，我们好开展工作……警察，不准任何人进来！”
丘比科夫、他的助手和分局局长打开了门，然后有些迟疑地鱼贯进到卧室里。他们的眼前呈现这样一幅景象：室内只有一个窗子，靠窗有一张木头大床，床上铺着一张宽大的羽绒褥子；揉皱了的羽绒褥子上有一床卷成一团的揉皱了的被子；套着印花枕套的枕头掉在地上，也是皱巴巴的；在小床头柜上放着一块银表和一个二十戈比面值的银币；床头柜上还有几根硫黄火柴。除了床、床头柜和唯一一张椅子外，卧室里没有别的家具。分局局长往床下瞧了瞧，看见十几二十个空酒瓶，一顶旧草帽，还有一大瓶伏特加酒；小床头柜下面丢着一只靴子，上面蒙上了一层尘土。刑侦队长扫了一眼房间，双眉紧皱，满脸通红。
“这些个坏蛋！”他低声说，紧握着拳头。
“马克·伊凡内奇究竟在哪儿呢？”久科夫斯基轻声问道。
“请您不要打岔！”丘比科夫粗鲁地对他说，“您把地板检查一下！这是我搞刑侦工作以来发生的第二起这类案子，叶夫格拉弗·库兹米奇，”他压低声音对分局局长说，“一八七〇年我也办过这样一桩案子，您大概还记得……商人波尔特列托夫凶杀案。当时也是这样。坏蛋们把人杀了，然后把尸体从窗子里搬出去……”
丘比科夫走到窗前，把窗帘撩到一边，小心翼翼地推了一下窗子。窗子被打开了。
“窗子开了。这就是说，窗子没有扣上……喏……窗台上留有痕迹，看见了吗？这是膝盖的印痕……有人从窗外爬进去……窗子要好好检查检查。”
“地板上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久科夫斯基说，“没有血迹，也没有划痕。我只找到一根点过了的瑞典火柴。就是这根！我记得马克·伊凡内奇是不抽烟的；他平时总是用硫黄火柴，从不用瑞典火柴即通常使用的安全火柴。硫黄火柴易燃，随处可擦着。这根火柴可以作为犯罪现场的物证……”
“喂……请把嘴闭上好不好！”刑侦队长摆了一下手，“一根火柴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就受不了这种咋咋呼呼的！找什么火柴，您还不如仔细检查一下床铺！”
久科夫斯基检查完床铺后报告说：
“没有血迹，也没有其他污渍……也没有新扯破的口子。枕头上留有牙印。被子上洒过某种液体，是啤酒的气味。从整个床铺来看，可以有理由认为床上发生过一场斗殴……”
“您不说我也知道发生过打斗！谁也没有问您他们打过架没有。与其找什么斗殴的痕迹，您还不如去……”
“这儿有一只靴子，另一只没找到。”
“啊，那又怎么样？”
“很显然，他在脱靴子时被人闷死了。他还没来得及脱下另一只靴子就……”
“瞎扯！您根据什么知道他是被人闷死的？”
“枕头上有牙齿印。枕头揉皱得很厉害，而且甩到了离床两俄尺半远的地方。”
“他真会瞎扯，乱弹琴！我们还是去花园里吧！与其在这里瞎折腾，您还不如去花园里查看查看……这件事您不插手我也能干得了。”
他们来到了花园里。侦察人员先查看了草地。窗下的草被人踩得东倒西歪。窗下靠墙边的一丛牛蒡也被踩倒了。久科夫斯基在牛蒡上面找到了几根被折断了的枝子和一小团棉絮。在牛蒡顶端的花序上还找到了几根细细的深蓝色纤维。
“他最近一次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久科夫斯基问普塞科夫。
“黄色的，帆布做的。”
“好极了，这就是说，那些作案的人是穿深蓝色的衣服。”
刑侦人员从牛蒡上取下几根纤维，仔细用纸包上。这个时候，县警察局长阿尔崔巴耶夫-斯维斯塔科夫斯基和法医玖玖耶夫来了。局长同大家打过招呼后就马上问东问西，怀着好奇心详细打听。法医是个高个子，瘦得出奇，眼睛深陷，高鼻梁，尖下巴。他跟谁也不打招呼，也不问什么，就一屁股坐到树墩上，叹了口气就说：
“塞尔维亚人又惶惶不安了！我真闹不明白，他们需要什么。哎呀呀，奥地利呀奥地利！关你们什么事啊！”1877-1878年俄国-土耳其战争中俄国取得胜利，使塞尔维亚人能够摆脱土耳其的压迫而独立。但19世纪80年代，奥匈帝国又使塞尔维亚在经济政治上从属于它。作者这里借法医之口说的是这一史实。
从外面查看窗子也毫无结果，但对草地和窗子附近灌木的检查却给侦查工作提出了许多颇能说明问题的物证。比如说，久科夫斯基在草地上追踪查出一条又长又黑的痕迹，上面有点点血迹，这条痕迹从窗下一直延伸到花园深处，足有几俄丈长。它的末端正好在一棵丁香树下，树下有一大摊深褐色的污渍。就在这棵树下还找到一只靴子，它与卧室里找到的那只正好是一对。
“这摊血迹有些时间了！”久科夫斯基查勘污迹时说。
法医一听到“血迹”两字就站起身来，懒懒地匆匆扫了一眼那些污迹。
“是的，是血迹。”他轻声说。
“既然有血，这就说明他不是被闷死的！”丘比科夫说，很不满意地瞟了久科夫斯基一眼。
“他是在卧室里被人闷死的。他们把他拖到花园里以后担心他还活着，于是又用一种尖的东西打他。树丛下面的血点表明，他躺在那里的时间相当长，因为凶手们当时正在想用什么办法把他抬出花园。”
“就算是这样，那这只靴子呢？”
“这只靴子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他是在睡觉前脱靴子时被杀的。他先脱下一只靴子，另一只靴子——就是这只，刚脱到一半。他被抬走时身子上下颠簸，然后又把尸体丢在地上，这脱了一半的靴子就自己脱了下来……”
“你们听，多了不起的推理！”丘比科夫冷冷一笑，“说得天花乱坠！好一副伶牙俐齿！您什么时候才能抛掉你那种夸夸其谈的毛病？您还不如拿些带血迹的青草去化验一下，总比那夸夸其谈瞎推理要好吧！”
经过检查和绘制案发现场平面图以后，侦破小组一行就到管家的房间里写调查记录和用早餐。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又谈开了。
“手表、钱，还有其他东西，原封未动，”丘比科夫首先开口，“凶杀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这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有知识的人干出来的。”久科夫斯基插嘴说。
“您根据什么做出这个结论？”
“瑞典火柴可帮了我大忙啦！当地农民不知道使用这种火柴。只有地主才使用这类火柴，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地主都用它。顺便说一句，图谋杀害他的不是一个人，至少有三个人：两个人按住他身子，一个人压住他的头。克里亚乌佐夫力气很大，凶手肯定知道这点。”
“假定说他已经睡着了，那他的力气还有什么用？”
“凶手见到他时他正在脱靴子，既然是在脱靴子这就说明他还没有睡。”
“别胡思乱想了！您最好还是吃点东西填填自己的肚子吧！”
“依我看，大人，”花匠叶弗列姆说，同时把茶炊放到桌上，“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不会是别人，我看一定是尼科拉什卡。”
“很有可能是他。”普塞科夫说。
“这个尼科拉什卡是什么人？”
